六、结论

本章梳理了过往研究中国医药史学者忽略的面向，即中医、中药在战争过程中，到底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透过梳理当时的报刊和书籍，大体可以让读者了解到中医药在战争中可能发挥的效用。而这些言论所显示的可能性，是与战前中医发展史相连的。对于对中医药发展的未来充满乐观的人而言，战争中的中西药并用、合用、替代等作为，让人断言未来将没有中药、西药之分，只有一名称将会行于世，即“中国新药”。 但是，中西医的冲突与论争并没有消失，随着战争全面爆发，更激发中医界的危机感与爱国心，连带使得对传统医药的存亡感较前期更加强烈。原因是西医的压力依旧在，而战争之逼迫，促使西医随战争而进化，若中医少有作为，则离被淘汰之日已不远矣。

中西医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西医在抗战时已展开大规模的防疫，例如国民政府与国联、洛克菲勒基金会合作在西南进行之抗疟计划，但中医还停留在如何设法进入国家医疗体系的挣扎中。 战争全面爆发后，广东潮安国医救护队的一位队员就指出，最初县长质疑他们为什么没有立刻组成国医救护队，他感叹国医界如此沉寂，遂积极倡议组织。但组成后，立刻遇到资金问题，还好县府愿意支持，他希望能更健全， 但我们看不出国家力量长期支持这类临时性的救护队。怎么安置这些救护队使其发挥功能？国民政府似乎没有良好的规划。中医界希望得到国家的支持和援助，有稳定的资源和资金，这些都只能靠“运气”，而非良好的“制度”。通过梳理，我们看到中医不但有建置救护队、救护训练班、救护医院、制药厂、陪都中医院等医疗设施；一些人还努力发表文章，探索中药新用，以因应战争将发生的种种可能状况，并提早应对。中医至少开始有被现代国家和战争“使用”的机会，而在战前的公共卫生事务中几乎没有中医可以发挥的空间，苦思进入防疫体系，却不得其法。在战争中，我们看到一些中医发展的契机，战争促使中医必须搜寻古代的知识，来思索现代战争之应对，这是一种知识的垂直传递，也是中医传统知识积累之模式。更重要的是，中医还接触了救护和防毒等西方知识，达到一种知识的横向链接，这可能造成了中医知识论上的一些改变，战后人们对中医的定义和想象，已离旧时、传统的样态愈来愈远了。

当然，这一切的发展并不是惊天动地的革命，还应指出若干中医在战争中发展的弱项，它们阻碍了中医发展成更为现代的科学医学。首先，“权宜非正常，替代非创新”。中医参加战争医疗，政府只将之视为缺医少药的权宜之策，甚至研发中药，也只是一时“替代”的概念，并没有在中医的体系中思考它的可能性，更难以撼动西医已经科学且规范化的卫生防疫、军事医学体系。其次，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短暂的临时机构没有办法带来永续的科学研究发展，各种训练班、训练所的诞生，其实突显了中医正规教育之缺乏与训练素质之低下，无法因应战争的需求。若中医的国立正规教育无法推展，这一切兴革也只是“暂时”的，无法永续发展。或许我们应该搜索更多资料，来看看战后的状况。但战后国民政府之内政与学术并不稳定，并且很快卷入了内战的漩涡，笔者推估在发展上也不甚乐观， 反而是在解放区或之后成立之新中国，中医在军事医学中或许得到更好的发展。

在制药方面，尽管有不少新的言论与方法出现，但还须注意西药的研制法都有严格的比例与制程，不用寻找验方。但中医各种方剂散见于书中，研发药物的药学专才不够，一般聘用的工人更难以有高阶的制药技术，他们没有能力将古典的方剂用科学法去制成。所以制成方便的药，多是简单的替代品，少有新成药之研发。不仅在制造和开发地方土产新药上，实验室的建置，显然也需要更多时间，甚至还要注意，许多参考书、古典的医书其实在战争时期是没有办法参考的，更没有时间去一一研究， 所以真正的中药“研发”，等于是一个中医药史的全新开始。我们看到了它已发生，必须审慎评估和探索它未来的发展，等待下一个奋起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