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改良中医外伤科的言论
在抗日战争开始前，中医已开始在各方面进行“整理学术”的工作，尽管这种速度是缓慢的，但若干言论已纷纷出炉。早在1927年时，就有人士指出：中医当时最缺乏且最需学习的，就是各种剖割、绷带、外伤缝补、浣涤消毒等技术，当时就是从中医担任军医这一点来思考。
曾有一属名“余不平生”的西医，兼通中医并从军，曾在报刊上发文指出：军队军医照例是用西医的，他遵照惯例，但若西药无法治疗的，也不回避使用中药，还将治愈的一些医案例子发表于报刊上；虽不在战争时期，而且主要以内科为主，但这几则案例肯定了中医的疗效，
证实军队中多有采用中医治法者，并非中西截然二分。不过，因为中医在外伤科整理进度和技术进步上相对缓慢，已有不少人指出中医在急救、止血、战争外科上均落后于西医。
30年代后战争氛围日渐浓厚，才促使中医界反思他们在战争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与功能。
早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已有不少中医注意到战伤的治疗。例如1921年，山西“中医改进会”创办山西医学专门学校，1924年第一班学生毕业后，拥有在军政各界充当医官之资格。当时报道王润甫等四人就赴各团营见习军医。
1932年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即呼吁改进外科“手术”，主要是针对痈疽的开洞取脓，并明言要学习西医消毒、灭菌之技术。
可见若干呼吁与研究、转型已然开始，只是进度缓慢且较为零星。沙柱援于中国医学院的毕业论文中书写：介绍外伤出血的急救法，包括“血管收缩法”，先用外用收敛止血散，以棉花和纱布加以包扎，再服用四物或八珍汤以补血扶正；其论述名词及用品皆受西医影响，用的药物却都是中药。他还介绍“高举法”“强屈法”和“压迫法”等西医的止血法；更重要的是“缝合法”，沙氏指出：“用长约二寸之缝针一只、缝线一条（即细丝线或应用药房中所售之羊肠线、蚕肠线等均可）寄于缝针之一端，将针由出血处之一边穿过，再由彼边透出，缝合之。待其伤口之两缘，自行接合后，方可以缝线割除之。此法今人或以为从西医处得来，殊不知中医伤科学中，早已有之，其所以不能普及者，盖因善此术者，大都尚武不文，但能临床应用，未能尽情阐发故也。今将临床上最切于实用之缝术法录于后，以作参考。”作者于文中还介绍了不同伤处的缝合法，其中注意消毒、防止细菌侵扰和用食盐水冲洗伤口等法，显然已受西医之影响。
同样在30年代后，曾有过西医、军医经历的路登云，曾担任《现代中医》在开封的撰述委员，
他在报刊上连续刊载文章介绍各种西医的外科技术。他指出，绷带使用法已成为一种卫生常识，受过小学教育者应该都知道，一般中医却仅知“膏药”而不知“绷带”；他除了在文章中介绍各种绷带包扎、固定法，也认为一般卫生常识课本里都有，青年学子读之，都能熟稔，大多数中医应急起直追，才不会被社会淘汰。
在民间资源方面，中医院校早已有相关现代卫生学课程，民间组织也会开设所谓“伤科急救班”，传授简易实用的伤科知识，而西方的消毒、急救、包扎等等，很快从各种渠道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而中医早在战前就因应战争来临之需求而成立各种救护队组织，例如北平、华北两国医学院的学生，聘请军事救护专家，组织临时性的军事救护速成班，用一个月的时间训练简单的救伤知识，一方面让他们了解西医外科知识及技术，更进一步的影响是，促使更多中医去思考改良传统外伤科知识并投入实际应用。
1936年，战争阴霾已弥漫于中国社会，中日一旦爆发冲突，救护人员根本不足，这引发了一些人的关注，例如中国医事改进社所创办的《医事公论》上就刊载：“补救之道，莫若灌输救护常识于全体民众，尤以对于旧医更应授以科学的军阵外科知识，使之成为有力之工作人员也。”其中，有几个观念是反复被强调的：第一是消毒法与杀菌法，这些文章多会介绍一些当时常用的药品，以及伤口或手术在不同情况下之消毒操作法。第二个重点就是麻醉法，最后则是各种急救法，包括止血、人工呼吸等等。作者还介绍了一些军阵外科中常见的疾病。
江苏省政府则在1936年制定“外科中医训练大纲”，训练全省中医接受科学知识，成为现代化的中医外科医师。由省立医政学院主持办理，院长为陈果夫，于当年8月开学，教导西方现代外科学知识。
而且当时需要受训的人数众多，还拟定兴建新教室的计划，并委派医科教授童志青来担任训练主任，
由吴士绶教授解剖生理学、病理学、外科总论等科目。
由来年5月所制定的“江苏省立医政学院附设外科中医训练班简则”可看出，该班课程包括外科概论与实习、消毒法、急救法及绷带术、解剖学、微生物学和军事训练，为期四个月。
除体弱不堪的中医可改用函授外，其他中医若有逃避训练者，一律取消其执业资格。
虽然在短时间内不可能训练开腹腔、胸腔，但基础的外科小手术，可能是可以进行的。比较可惜的是，战争很快就开始了。
在实际治疗成绩方面，战争伤害最常见的就是枪弹伤和骨折、骨破流血等症，这方面在战前也有不少例子。上海谦益伤科医院的主任张德意，是一位中医，在1927年治好一位军官名叫黄裔敬的战伤。黄氏在北伐战役中被枪弹打伤腿部，骨折筋断，转送西医院治疗，经过50余日，还是要锯腿。结果透过亲戚请张医来治疗，内服丸药后再用手术促使断骨黏合，用药物包裹伤处，每个礼拜复诊一次并换药，最后康复。
这则故事显示，截肢与骨折之外科治疗可能是中西医在战伤中的争执点。传统中医有许多治疗金刃、刀箭伤的方剂与技术，但在“取弹”方面，完全是近代以来的新技术，显然中医对此必须积极寻求新办法，才能因应战争需求。前述路登云的中医好友有《弹伤要药》一篇，发表于1935年。治疗方法即为用南瓜一个捣碎成泥，敷于伤口，过一段时间毒水外流，子弹就会流出，再重新填入瓜泥，伤口就会痊愈。路氏解释，清代王孟英早在《饮食谱》中即言：“枪子入肉，南瓜瓤敷之即出。”又云：“火药伤人，生南瓜捣敷，并治汤火伤。”路言还有一本书《同寿录》记载：“治误被鸟铳所伤，用蜂蜜半斤煎滚，入白干酒一斤，随量热服，取汗安卧，次日铁子自粘被上。”路氏言这些方子何以有用，还需再加以研究，但他为当时不能进行临床实验感到可惜，只有期待军医能够加以研究。
而中医用药物不能达到治愈目的时，也会用手术，路登云举余听鸿《诊余集》的二例外科医案来解说。《诊余集》又名《余听鸿医案》，作者余景和（1847—1907）少时在孟河药店当学徒，自习医书，时为1860年。后被当地名医费兰泉收为弟子，学成返家，后来在常熟治愈危疾，遂医名显著。
这两段故事是这样的：
后汉华元化刮骨疗毒，传为千古绝技。吾孟河马氏之针刀手法，素有家传，余见马日初前辈，治一小童，年十五岁，因割草为土灰蛇咬伤手背，漫肿干瘪，皮皱肉黑，臭不可近，黑色渐近尺译，踵门求治，先生曰：“肌肉已死，治亦尤益，若再延上，黑至肩腋，毒攻入心，必死无疑，不如去之。”先用人参一两，煎汤与服，待半日许，饮以麻药，用红带两条，一扎上白肉处，一扎下黑肉处，俱扎紧，中空一寸，乃黑白交界之处，以锋刃将肉割开，上止血丹，割至露骨寸许，骨亦青黑，即用剉将骨四围锉断，取下其手，以止血生肌药敷之，包以玉红膏，调理一月，其肉长复。此等手法，较之古人，亦无愧色。
同一本医案中还记载上海一妇女阴门溃烂，外敷生肌药结果密合无法生育，外科医者以刀将前阴剖开，再用纸膏塞入，避免闭合，结果治愈该女。
路登云从两则医案认为，中医外科如能如此进行，何尝不是进步的科学化？
可惜，这种古代的经验并无法在当时立刻施行或实验，中医外伤科必须有外在的刺激才能创新。也有报刊响应读者，西医的手术不花三五年不能成事，而且不能像过去中医用学徒制，故短时间中医想学新手术是不可能的，不如考虑在后方服务民众，也是一种报国。
当时中医尚无法进入实验室，没有开发新技术的契机，言谈仿佛一场纸上谈兵的文字游戏。而当时人没有察觉的是，这种实验可能可以透过战争来实行，而战争也随即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