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争开始后的转变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医个人与团体很快地投入各式救护队，协助救伤疗病。还有中医学会办理中医之救护训练班训练救护技术，大多是西医的技术。 以重庆为例，该市国学会（重庆市国医学术研究会）于1938年组成国医救护队，原归防空部防护团救护大队建制，编制一中队、三分队，后因空袭紧急，中医纷纷请求加入，拟扩大组织，改编为一大队、三中队、11个分队，每分队连分队长附组长、队员共22名。一度遇上救护队无人统制，有陷于停顿的危机，有赖中医谢全安、蓝炯荣等人热心维持。该救护队服装药品材料，皆为自备，并编写职员、队员编制名册，呈请重庆市政府，归由市长统制指挥，并加给委任臂章标志，于1940年改隶中国医学会，可见是一自发的民间中医组织。除训练现代救伤技术外，也成立急救队，拯救受伤军民；到1944年时，该救护队已设有13分队共175位中医。 举例说明他们的工作。1939年日机轰炸市区后，接到朝天门嘉陵码头有不少人受伤的消息，救护队即携带担架药物并率队前往，救治被炸伤的市民53人，给予药品并包扎伤处，其中有重伤4名，则抬送三圣殿“中医救护医院”医治，登记有姓名籍贯症治一览表，并呈送市府防空部、中央国医馆等鉴核备案。 该队日常的应用物品，从购置的项目可以看出，包括大批纱布棉花、止血止痛丹、救急丹、清热解毒膏等，各队员携带于身上，以便遇有空袭时，可直接前往战争区域，实行救护工作。 可以发现，中医在参与这些救护队时，采用了西医急救中的包扎术，也运用纱布，但基本上其准备的药品都是中药。重庆市也有不少中医组成后方征属与患病官兵医疗服务队，由中医张简斋担任总队长，全市共有15分队，每一分队设一诊疗所，并备有各分队考核制度， 这个机缘也提供了中医诊治许多因战争而导致的疾病的机会。

另举一北地的例子。当时洛阳中医师公会有各种附属机关，都曾投入中医救护的工作，包括“行都国医公会救护队”“行都国医院医疗队”“洛阳县中医诊疗所”“洛阳中医公会义诊所”“河南中医院施诊所”等等，这些团体当时都发挥救护伤兵、难民之功能，报刊上还刊出他们于1938年拍摄的相关照片。团队领导人张少云，他是内政部注册中医，也是行都国医公会主席兼救护总队长。 救护队的出现，让中医更多地走出诊间，接触战伤病患，这些经验在过去非常难得，因为中医并没有好机会在适当的场合，大量地操作外伤科技术。并且，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中央国医馆中医救护医院成立， 1938年再随政府迁至汉口，再至四川。许多中医也从繁华的江浙一带一同迁至四川，原籍浙江的中医沈仲圭，抗战后入川担任赈济委员会北碚中医院院长。 他观察四川“中医救护医院” 每日都要诊治四五百人，而且该院还有附属的中国制药厂，可在医院系统中考虑中药的运用。 此外，1939年，中央国医馆还接到政府命令筹组后方医院，当时四川中医唐阳春为筹备主任，后来当地中医邓炳煃、李文彬、向铭心等人也筹组“宏济医院”，较类似慈善医疗。 重庆市政府还补助中医设立临时诊疗所。 至1944年，还有“陪都中医医院”之成立。这些因战争的关系而产生的刺激，都使得中医的外伤科方剂、技术，得以在更大的程度上被更新与检讨。 又如某些中医，可能有着类似军医的经历，也接触到新式的疾患。例如四川骨科医师何仁甫（1895—1969），中学时曾入基督教青年会学习英文，而后于1916—1920年被该会推荐至华西协和医院（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学习西医。因家族所传，何氏本身就有中医骨伤科的底子，在西医院特别专注于人体解剖学和骨科课程。1936—1938年，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慕名礼聘何仁甫担任军队之国术教官和军医顾问，而后在成都继续开业。这类例子，都促使中医可以接触新形态的外伤科疾病。

战争开始后，军民难免受到各种伤害，本章既针对中医外科、伤科转型而言，当然必须多举这类例子。谈战争影响，不能忽略大量被提出的接骨、伤科知识。有一位受伤的伤兵王鸿儒，时年约30岁，任职于军委会别动队，他谈及受伤士兵锯割四肢和接骨的问题。他认为，对抗战而言这些似乎不是太紧要之事，但对骨断、肢体被锯割而导致残废的士兵而言，极其残酷。 他认为虽然国家表示会照顾残废军人，但所有生活、心理上的痛苦，只有残废者才能理解。战场上常见受伤导致筋骨折断之将士，面对自己将成残废，会央求同伴将自己当场打死，或直接用武器自杀，皆为其亲眼所见，可见外科、骨伤科技术之重要。 对战争下的伤兵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减少手术折磨，能令其尽速返回前方。伤兵较平民更难治疗，时间一拖长，就容易“产生微生物气体与葡萄球及链球菌传染”，所以迅速清洗伤口，切除坏死组织和进行预防治疗（例如注射破伤风或坏疽抗毒素），就成了首要工作。可惜，难免要进行某部分的手术，甚至切除肢体。更不论西医有“在创伤为深染至内部以前之潜伏期内，可施行切除术以预防传染，必要时可缝合伤口”之建议，截肢，是为了保命。 中医邓炳煃在战时指出，他遇到枪弹打伤，穿透腹部、肢体，或是汽车压断骨骼，皆听凭病家抉择送至西医治疗，自己不敢尝试。西医言伤处必重防腐消毒，否则发炎化脓、发臭长蛆、发烧神昏，则为不可治之症，所以为避免走到这一步，通常西医只有先行采取截肢一途。而若患者被枪弹打穿肢体，发炎、发烧、疼痛、恶臭，二日后即会死亡，西医除服药水、打针外，极少治法，只能坐以待毙或送回家中等死。

这些惨痛经历，恐怕要走过战场一回才能体验。王鸿儒在战争开始不久后，于《国粹医药特刊》“伤科接骨专号”内陈述：古代中医有许多接骨、止血、生肌的药物，应好好提倡。自言于1927年参加北伐时，同事营长宋鸣岐小腿曾被子弹贯穿而导致骨折，住院半年仍无法下床；宋氏的父亲改请中医来治疗，仅数个礼拜筋骨就接合。这位父亲写信给王鸿儒，王自言其受过科学训练，当下总是不信，索性跑到武汉去看战友，没想到仅一个月，战友宋氏已可下床，后来竟然痊愈。此事一直烙印在他的脑海中，直到1937年8月对日作战，他的腿也被炮弹炸伤，筋断骨折，在四川宽仁医院治疗，照了X光后只说伤处太接近臀部，锯无可锯，可能有生命危险；后来又换了一家仁爱堂医院检查，也无办法。其间西医已治疗20余天，也于大腿内侧开刀取出弹片三块，“全腿青黑，膨肿难堪，弹创进口与开刀处，脓水淋漓，臭不可闻” ，已成险症。后来王氏想起中医，其部队长安自强也介绍四川名医张乐天发明之接骨丹予其服用，所以他毅然决然前往重庆大梁子“国粹医院”接受治疗。王氏服用接骨丹数日后即消炎止痛，伤口自动流出破弹片及大小碎骨120余块（另一说是20余块，是用拔除，而非流出），后来即完全康复， 该专号中还刊载了碎骨照片和X光片验证。 故他呼吁政府应该立刻成立一大规模的中医伤科医院，并应反对锯割，提倡接骨。 王氏在治疗过程中还因伤感染，记载为“因伤感冒名破伤风高热险症”，当时也为中药加减白虎汤所治愈，其过程都被一一记录下来，脉案中还有体温、大小便、脉象之记载，已融入西医的诊断资料。当时除持续外敷接骨丹“消炎化毒”、拔脓生肌外，也内服救命丹治疗。在1937年9月3日的病案中显示：“检查创口脓水忽然停留，甚感胀痛，即用探针插入伤口探查觉有碎骨多块在伤口梗塞，立用接骨膏和消毒棉花塞入伤口，登时将碎骨连同药膏拔出碎骨大小七粒，全腿膨肿觉渐收紧，伤处破断筋骨愈觉接合稳当。” 治疗过程皆有使用消毒棉花纱布等等，但外敷和内服都运用中药，成功治好其枪弹、骨折伤。

此外，战时外科必定与一般外科不同。 随着各种战争武器日益精进，毒气弹、细菌弹、燃烧弹，各种外科的手术治疗，都需要不断精进，处于进化时代，中医外科科学化意义重大。一位作者指出：全国医护人员应该立刻投入发展与准备之行列，才能成功，不然若给予中医此项重任，而连止血、消毒、绷带之技术都不会，等于是束手待毙。 亦即战时外科特重消毒、包扎、急救，这种要快速训练的模式，使得当时中医的外科知识从这些地方开始转型。像是重庆的“国医外科讲习所”，就有训练西医注射和手术，以实用为原则。 但我们在史料中可以发现，很多中医在实际治疗时所仰赖的药品仍是中药，治疗必须从既有的体系出发，才能进一步思考实际运用之可能。许子香在报刊上刊载中医药与军事疗伤有关之方剂，他认为只有用药取弹法，还需要实验，其他取出弹片至康复，中药都可以因应。因枪弹有时会打断筋骨或造成瘀血，所以大部分的方剂也治疗这些症状，还有缓解疼痛、帮助愈合的方剂。

其实，中医在民间早有取弹之记载。《金门县志》内即载：“林秋香，庵前乡人，善医，尤精外科。有临阵中枪铅子入要害垂毙，秋香为割开其势，出铅丸，傅以药，应手愈。又有腹生异疮，名缠腹蛇，为剖腹，条条抽出、大如臂，病者不知痛苦，寻傅以药，立痊。” 很多中医也发现，枪弹伤是中医第一要面对的棘手问题，战前已有文章刊出针对取子弹的五种草药方，谓靠敷药子弹即可自出。若子弹卡在体内过久，伤口会变窄小，此时用生田螺和生黄豆两味药捣烂敷于伤口，伤口流出清水后，其伤口自开、子弹自出。但作者没有谈到如何发现这些药物，或何来实验？作者陈述说若子弹卡在骨内则此法即不通，但未研究怎么处理这类问题。 战争全面爆发后，梁溪医隐（笔名）发表《外科新论（续）：创伤溃疡篇》于刊物上，介绍枪伤的特质与外观。 中医顾渭臣则在《药箭伤并枪弹伤》内则写道：“又有枪弹或铁珠入肉，敷碣铁散，或先用针刺患处，外敷杨花散，俟觉麻木，再用刀割开皮肉，用笔管扑之，扑则珠入管内而出。又有铅弹入肉，以水银灌入伤口，其铅溶化，随水银流出，用麻油洗净，盖玉红膏收功。” 这是少数见到用中药麻药开刀取出子弹的医案，弥足珍贵，在抗战的档案中不可能见到。麻药的使用，史料所见还有宁波的陆银华（1895—1967），他的先祖陆士逵就已经自制“麻药水”“麻醉剂”减轻患者在手术时的痛苦，当时已有“浙东第一伤科”的美誉。陆银华承其家传，在1937年时因躲避战争而至上海四明医院行医，曾于1943年治好浙江省第六区行署督察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俞济民的伤势，当时其因从马上坠下而手臂骨折。 在战争中发生的跌扑、骨折伤等外伤科疾病，中医则非常有把握，这是中医可以担负起救护的可能性之一。

战争开始后，许多中医针对骨伤外科的主题发表议论，并采用一种中西医对照的说明，这在战争前是比较少见的现象。重庆的《国医月刊》就刊载抗战时一位军需处处长，在四川从车上跳下，结果右手肘骨折断，经西医治疗40多天，仍然痛苦未愈，而且极可能终身残废。结果中医李闳君陈述治疗过程：先请病患把西医吊在手上的石膏和吊在脖子上的绳结一起褪去，先外敷中药“立马消肿丹”，内服“续筋接骨万全丹”等汤药，结果服药两星期就告痊愈。在抗日战争中期，西医可能才有钢钉接骨法，可以大幅缩短愈合和康复之速度， 但此之前，许多骨折的患者很难痊愈，中医的骨伤科手术，在当时或有可取之处。而当时中医对手术的理解，即“先将跌伤患处按部位顺好，以薄龟板（或竹片）扎紧，而后再服药水” 。其实与西医的石膏固定颇类似，但中医能够选择的药物更多。同期刊上还有几则医案，这些医案故事的特色多是西医治不好，有残废之虞，但中医可以治好。 李氏也介绍自己的得意方剂“续筋接骨万全丹”，他说这是“得自师友秘传”，并言自己学得的秘方有数十种之多。此方除了一般伤科疾病，他特别点出还可以治疗枪弹伤、炸弹伤，并言现于报刊上刊出，欢迎民众制作送人，救治抗战受伤军民，而且他也将“立马消肿丹”等方药的组成于报刊上一并公开。

另一位曾于抗战初期贡献自己秘方，还受过政府表扬的中医邓炳煃说，曾有一商人名李德仁遭汽车压断左下腿骨，结果西医用止血带绑住，导致筋肉血络崩坏，伤口发臭、疼痛还长蛆，用西药硼酸水或碳酸水洗，可以洗下一整碗蛆。这位商人出院等死，请他的儿子买安眠药吃，以求速死。商人的儿子找上邓，邓为其诊疗，见病人失血过多，先用大剂补气血、扶真阳之药“近效补血汤”给病患服用，再用“益气活血汤”调养，没想到患者饮食倍进，伤口上的蛆都消失了。因此邓认为，西医外用升汞、碳酸、硼酸等外用消毒药洗伤口，蛆虫却屡屡复生，没想到用中医补气血法，竟让病人元阳回复，蛆虫自然消灭。后面病人身体状况渐渐回稳后，再让病人服用“内托生肌散”，外面伤口撒上“化腐生肌散”，即慢慢痊愈。最后他还是提醒，要依据伤寒、温病的学派的辨证法来审症，因为不是所有的外伤都如此，需要对症施治。他还点出了内科理法之位置，而且与西医疗法对照，毫不逊色。在他医案中的大多是西医束手的病人，或是一见发炎化脓，就将被截肢的病患；邓氏的信心来自：号称科学化的西医认为不治，竟然被他治好了，故现在因应全面抗战，伤骨损筋、折断、发炎化脓等病症，当不在少数，邓氏自言其“发明”可以好好研究和推广，造福病患。

至于炮弹炸伤、毒气等医疗，中医可能不一定有把握，但这时也有一些讨论，但总体而言不算太多。四川中医向铭心指出，敌机轰炸后碎片木石击中身体筋肉骨骼，与筋骨损伤不同，还伴有惊恐症状、破伤风的可能和硝黄铁铅之毒质。向氏指出，若受伤后七窍出血，不省人事，须急用通关散吹鼻开窍，再行人工呼吸，此法即融合中西。其他像是出血过多后的症状、感染发烧之抽搐、接骨等法，都有所描述。他说他已治好一百多位伤员，希望公开药方让大家研究，以救治受伤军民。 聂克勤则认为空袭炸伤算是“新病”，他提出来一些方法供读者参考，但正不正确，还是希望同道可以评论。他用清热解毒来形容他的疗法，他说：“若系炸片灼伤、烟熏铁触，色黑而硝黄气臭者，急宜仿汤火伤治法，用余与谢、吴、邓合意拟成之清热解毒膏涂敷，去瘀清热，解毒生肌，若系铅弹入内则以水银倾入伤孔，化铅自出，或酒醋调药，化解铅毒。” 此法用水银来化铅，前面也有谈到。可惜的是，并没有更多数据显示中医在实际上用了这样的方法，对取弹有重大突破，但清热解毒的思路，当时的确有人附议，例如谢全安就指出中药清热解毒膏可以治疗“汤火烫伤、炸弹灼伤”。 邓炳煃则呼吁，若抗战将士受到炮弹炸裂击伤，除止血止痛外，也应依照古法，分辨阴阳、寒热、表里、虚实，运用适当的内服药，就可以康复。意思即审查外科不能全看外科的方书，因为治疗外、伤科的技术，很多是从内科演变出来的。 战争帮助中医思考自身的理论和知识，也促使他们去思考新的应对战争伤害之方式，政府也希望例如重庆市国医学术研究会（国学会）能够“加紧研究国防医药，以科学整理国医药”。 比较可惜的是，我们看到的多是见解，没有查询到真正中医治疗炸伤的史料。

战争结束后，中医并没有中断与西医外伤科之对比和取经的行动，金宝荪就指出中医今后应该努力采用西医技术的方向。包括了中医外科的“不清洁”，应该采西法之消毒与药品，他说：

盖疮面之消毒洗涤实为重要，而考之古籍则独付阙，如若须应用，则祗有求之西药，惟医者以治病为目的，切不可自抱成见，而划分鸿沟也。他人之长，应与采用，故若最普通，如酒精、碘酒、红嗅汞、双氧水、雷沙而、硼酸水等，不妨酌量采取。更如消毒棉、纱布、绷带等，尤为必需品。而器械之选择，亦可酌量，又如古传之响铜刀、银刀等，亦有应用之价值，惟于用时最好放于沸水中煮十、廿分钟，或以酒精揩拭后置酒精灯上烧三、四分钟，务使应用之器械，不再有传染他种病毒之可能。

这些消毒的概念，从战前一直延续到战后，可以视为近代中医外伤科转型的一大特色。另一位名中医张赞臣则指：医者不要故步自封，要能借助他山之力来改进中医外科之缺点，太过坚持中西医之区分，是中医“进化缓慢”的一大原因。他认为，若能用药物能够治好的疾病，尽量不以外科来处理，但若药物技穷，还是要用西医的手术，这是不得已的举措。他认为，中医的外科至少有几个长处值得说明：第一就是中医的外科医书中累积了大量的经验，对于身体上各方面的外科病症之机转，都有准确的诊断。他举例一位南京的妇人罹患“对口疽”，西医认为不容易治疗，但中医外科专家则认为可以用药治疗21天康复，后来果然如中医所言。另外一个中医外科的疗法就是针灸，还有中医外科施治的手法多元，不光依靠手术。最后一个优势就是可供运用的药物多，不输给血清、抗毒素和磺胺类制剂。 福州的中医报刊《医铎》在战后则刊出言论指陈：中医伤科与正骨本有重大疗效，应该公开研究，打破“秘密陋习”外，也指出在治疗上最应该好好比较中西医之间的差异。 1934年，余无言出版了他的《实用混合外科学总论》，已在中医科学化和中西会通的主旨下，进行中西外科学的整合。再经过战争到20世纪40年代的洗礼，他经过修改增补后于1954年再版，基本上将上述的讨论全部纳入，着重中西会通，并以西医学理解释中医学， 已可见这段时期讨论汇集之成果。

最后，必须指出，战争促使中医思考外科的知识，也促使中医去学习西医的一些长处，但是并不代表中医外科要完全转型为西医的外科。如同战后一般认为中医外科亟待改进的事项：“外科需重清洁，更应消毒严密，故患部之溃与未溃，首宜保持消毒清洁，而动手术时之器械，更须有精密之消毒，勿使有传染他种病毒之机会。今反顾中医之处理外科，用锈迹斑斑之甲刀，以划开创面，更以破纸败棉直接接触创面以揩脓液，宜乎其日趋式微，以致一般病者，有外科西医为长之见，故身为中医者，应急趋直上，舍短取长，以正一般之视听也。” 中医外科要改进的，似乎不是学习西医的手术，而是清洁、消毒的技术与习惯，但治疗方面，当时中医有自身坚持的办法。中医沈伯超（1900—1958），战时避居西安，于1942年集资创办西安秦岭中医补习学校，并担任校长。他指出一位病人从马上坠下，随后头晕、便溏、食欲不佳，并罹患扁桃腺炎。结果到西医院诊察，用手术切除扁桃腺后，余症皆无法治疗，而后用中医的疗法而治愈。同样的，四川中医李闳君指出，他精通内科，他认为外伤科疾病，都可以用内科方法治愈。他临床上观察西医外科不能治愈之病，用内科的方法都能治好。 可见中医常关注自身内科理论，而非以西医手术来思考，乃至治疗外伤科疾病。此外，沈伯超常用西医学理搭配中医的生理学来解释外伤症状。他认为治病必须有一个身体整体的观点，不能强分外科之表象，还是需要学习内科理论。 他认为，即使伤口好了、脓血清干净了，身体内的毒还是会产生变症，故不能只看表象，妄行西医之刀割。 例如受外伤后的感染，还必须内科来处理，此时中医还是用传统的外感热病、痧症理论来加以解释。聂克勤就说：“受伤必感寒，盖因受伤血出气虚，风寒侵袭，变症多端，或邪气内结而成痧疫，或元气外散而成暴脱。急宜用救命丹、红灵丹、开关散等，对开水灌下。解除寒邪痧疫，免成闭脱死症。” 采用之方剂仍为内科的药方。所以经过战争洗礼后的中医外伤科学，其实是一种以中医本体为主，参酌西医消毒、包扎、部分药品的技术和生理学而融通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