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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关外伤科药方的中西融通

以上所谈,大多牵涉中医外伤科在方法论和实作上的情况,在用药方面可以看出,中医大多还是仰赖自身的药物。那么,这些药物的使用在这段时期有无一些转变?探究这些著作上所叙述的创新,很有意义,但也必须说明。例如王鼎钧回忆抗战时西迁过程中,一般伤口之消毒仅有大蒜和食盐。而对付“抗战病”疥疮,使用的竟是水银,后来有位老师,用蟾酥、马齿苋、铁锈、明矾等药物为学生治疗疥疮。 以上显示这些外科偏方、经验方可能有效或无效,大量存在于当时的社会中,一般人不知其详,一个人所拥有的方药,可能是他人无法知晓的,而且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而且在社会上研究外科者既无医名,又无利益,在此背景下,当然导致整体学术无法进步。所以要改进外科,必须先导正外科比内科较为低等的社会刻板印象,而且对特殊学说及方药的探求、搜集,可能比内科方药更需加以注意,采取精华并公布配置之方法, 皆为当时常见之呼吁。

若以倒叙法来观察,战后由西医为主体之中华医学会于1948年编辑《战伤外科论集》,讨论战后外科之进步。作者李涛曾撰《医学史纲》,在编后感言中提及中西医外科的问题,指出:“我读了这几篇大著以后,忽然想到中国古代外科学的几种概念,与最近的颇多吻合,我特提出如下,唤起同道注意:1. 抗生剂中如青徽素,应用于战期外科,收效颇大。它的主要功用是抑制体内细菌的繁殖,此点与中国外科中所说的‘内消法’目的极近相似。2. 外伤性休克,因输血术的充分利用,已经救治了无数病人,这一点也是第二次大战宝贵的经验。疡医《准绳》载元太祖曾剖牛腹,纳入流血甚多的大将布智儿于牛肚中,据说这是以血补血,可见古人已有输血的意像了。3. 最后注射蛋白质营养法也是大战中使死亡率减低的原因。中国古时很喜欢用生肌的药,他们用的药能否生肌,是另一问题。但是这种概念是对的,现在现代外科中自然没有生肌药,注射蛋白法与生肌已有关系,将来也许再进一步能制出生肌药来。我以上所说,是指出新发明往往来自旧的观念,绝不是牵强附会的来提倡旧医学。古人说温故知新,也正是本刊发刊《战伤外科论集》的意思。” 可见在战后,作为一种研究和省思,西医也发现不少中医外伤科的优点,而这些战时的讨论,在药方部分,有哪些值得论述呢?

在战前,路登云已指出:他曾见有一位洛阳城的农民,有世代家传的接骨法,名震乡里,人人都夸赞有神效,可惜他从来不谈方法,对外严守秘密。所以路氏指出,要能将这些民间效方尽量公布,才能进一步研究; 何况,一般乡村人罹患外科疾病,是完全无法辨识与治疗的,新的药物疗法要透过很缓慢的过程才可能逐渐扩展至农村。 总结就是外伤科药方及其学说必须先行公开、整理并研究其理论,中药之药理才能被厘清,造福更多病人,这些呼吁都因战争的开始而施行。战争开始后,聂克勤指出抗日战争之伤害:“敌机肆虐,滥施轰炸,每投一弹,受伤军民,当不在少数。除直接中弹,肢体解散,血肉横飞,脑迸血干,胸洞腹破,登时气绝,无法救治外,其有仅被破片击伤,木石飞撞压打,以致筋肉破烂,骨断骨伤,血流如注,疼痛不堪,人事昏沉,或已无甚知觉者。证状难危,若能急救得法,未尝不可起死回生。”所以国医救护队应该准备一些急救药品来因应急救工作,施以药物之后,再送至医院,应该比较容易救治。 故备妥各式必需药物,还是中医之急务。因应战争伤害疗治之需求,战时出现不少介绍国医急救创伤方药的文章。这样的状况,补足了外伤科医书少于内科方书、药方方书的刊刻不广之缺失,是因应实际需求而产生的现象。

在知识生产方面,传统的外伤科知识很多是靠口传或师承,方书的作用只占一部分而已。但药方的传承还是必须靠文字记录,在代代师承而又秘密传授的情况下,好的药方,特别是外伤科方药,无法被挖掘、应用与研究,这些在战时都有了些微的转变。颜德馨于1941年指出,他随其父颜亦鲁出诊,他深信中医外科是一种“富有神奥性的学术”。他回忆小时候附近小镇上有一位很有名的中医外科医生,每日车马盈门,其实他的处方只有三张成方,他把病人分为发散、已溃、收口三个阶段。很有意思的是,用这样简单的分法与治疗,病患几乎都能被治愈。所以颜氏自述,把中医外科各种已知、未知的方子拿来研究,一定会有很好的发现。颜氏认为,因应战争,国民政府曾令国人迅速贡献有效的外科效方,他认为这是一个中医外科进取的好时机,可以跳出过去没落的深渊。因此颜氏也贡献他所知道的效方于报刊上,他介绍可以止血的“铁扇散”,说明该药可以冷却、收缩血管,并于后面提出一治疗头颅外伤破裂的案例:一般西医不敢治疗,须至大医院处理,但他却用该药方成功帮病患止血,让许多西医感到惊讶,他希望刊载于报刊上,抛砖引玉。 当时许多中医贡献出自己所拥有的秘方给中央国医馆, 或是径自刊载药方于报刊之上, 个别中医也介绍、公开自己有关续筋接骨、折断、消肿等的各式药方, 张术仁则已注意到,一谈到医院,就是西医的天下,中医有实效,却无法发挥所长,故呼吁医界贡献出枪弹伤的各种方剂,促成公开。 他们都意识到要准备救治战争中受伤的军民。 沈仲圭曾编辑《中医经验处方集》,当时是奉中央赈济委员之令编纂,战时只能在期刊上分期刊载,1946年正式刊行。可见中央与当时的中医或也意识到需要整理合于今用、实用的方书。

重庆中医邓炳煃于1938年因响应焦易堂发明国防中药之建议,故贡献治疗发炎、化脓、生蛆的方药,获得奖状。该药先交由国防中医研究会加以研究,再交由中国制药厂来制造,然后转给中医医院应用。 被公布的药方中也有从作者友人处得来之伤科救命丹,外用与内服皆可,并言西医接骨虽有妙法,但收费昂贵,一般人无法使用,所以将此药物的用法刊出,而用“发明”一语来撰写其说明书。 当时非常多的接骨药方被公布,甚至可以不用器具,仅靠敷贴就能接骨,或用“秘术公开”的字眼来刊载方药之组成。 但这种古方传递之新方式还是有问题,因为多数药方被公布时没有药理之解说,仍是一大问题。 当然,这其中也用很另类的方式来实验者,例如一位名为姚梦石的作者,就曾将一只鸡的腿骨折断,然后用他公布在刊物上的药方为其接骨,鸡只竟能康复如初。

因此,笔者观察并重视当时中医怎么分析这些药方,还有旁及的制药技术等层次的问题。比较让医史学者眼睛一亮的,主要就是用西医、西法的转型、创新与变革部分。战争开始后,中医已逐渐吸取西医消炎、消毒、灭菌、止血等理论,并用以解释中医的药理。曾任陪都中医院合办中医高级研究班讲师的中医李汝鹏曾举例说明:中医外科用方蟾酥丸是“灭菌、制腐镇痛剂”,内服药如败毒汤则是“消炎解毒剂”。 杨钦仁也贡献自己的验方给中央国医馆,“又以跌打损伤骨折,肿痛难忍,盖神经、筋络、血管、淋巴同受伤损,凝滞阻塞故也。用血竭、姜黄、乳香、没药、松香、白芷、当归,散瘀镇痛;五加皮、骨碎补、合欢皮、川续断,乃坚韧之植物,皆能续筋接骨;桂枝、黄糖能通畅血行;自然铜金属以坚骨强筋;衫木炭有消毒止痛,能使患处稳固也”。 战争加速各种伤科、骨科验方的刊布, 而且能用西医的理论来说明。在止血止痛方面,聂克勤则指出:“人体血液,为营养全身之宝物,外流过多,营养无资,身体必成虚脱而死。如见有血流出多的,在手脚急宜以预备棉线绳带,紧扎其伤口上端,近心脏处一部,使血液不多流出,血流较少,即当以余与吴全安、谢全安、吕仲国、唐阳春、邓炳煃、安自强研究,共同拟定之止血定痛丹,撒布包扎,决能血止痛减,再送医院,或按他法施治。” 此止血法就运用了西医的紧缚止血技巧和中医的药物;期刊上也刊载中医药中的各种止血药物,并一一分析其机转,包括刺激血管收缩、增强血液凝固力、使局部筋肉缩紧等,这些皆以西药的原理来解释中药的机转。

在方药上,中医也愈来愈重视与西药的对照,特别是在战争后,外用药的分析更多。例如焦拯民就以“新解”来谈“消风散”“桃花散”等外科用药,这是一种“整理”旧药方的模式,该药是中医治疗痒性皮肤病的专药。焦氏先分析每味中药的化学成分与疗效之关系,例如“广丹”为硝酸钠和氧化铅,“铜绿”则为碳酸铜,具有消炎、杀菌、防腐、制腐的功效,文中还介绍中药与西药共享、混用,例如混入磺胺类西药,来增强治疗皮肤溃疡、化脓之效果。 中医部分运用某些西药来进行外科治疗的例子,还有叶回春刊载的一则医案。一位王姓患者罹患大腿疮疡,红肿疼痛,就诊时已经化脓,疼痛难耐。中医以当时信谊药厂出品之“奴佛克肾上腺液”注射后,清除疮疡,并说“施开刀”,再用中医拔毒膏贴敷,嘱咐患者每日服用“外可静片”,是一西医止痛药。当时中医朱仁康也推荐这个药,可见中医的外科治疗也会试用一些西药。最后患者患处经过八日而收口。 但延续上一节所论,中医外科的转型,还是必须依着自身体系来创新,所以融会西医外科理法、药方,并不是让中医完全入于西医。就以用药而言,能够不用外科手术而用内科药物治愈的,绝对以药物为治疗优先,例如1948年吕世琦指出,西医须以外科处理肠痈(盲肠炎),但中医用内科即可治愈;作者谈论时分析可以治疗肠痈的薏苡附子败酱散和大黄牡丹汤的药效,论其消炎、收敛之功能,并分析其化学药理,此即作者所言用科学道理来解释疗效,赶上时代潮流,但总体而言还是以中医内服药来治疗西医可能必须动手术才能处理之疾病。

最后一个例子就是中医外伤科用药的剂型转变,其实明清的外科用方已具备简便易得和易于操作等特性。 民国之后,受西药成药制造之技术影响,加上战争的因素,开始有人提出中药代用西药的问题,邓炳煃在重庆《国医月刊》上刊载《西药制法及其代用品之研究》,说明西药药品名称与制成方法,于其表格之中说明较好的代用品,例如西药“士的年”,就可以用原提炼西药的马钱子酒来代替,只是西药是用酒浸的方式提炼,再沉淀制出白色无色结晶之西药。 这时有不少关于制药化学与中药制剂之间的讨论,这种现象在战前比较少见。杨可伯就指出战争之非常时期必须注重国防化学、国防医学与国防药学,这里面包括了战地医疗、救护、防毒、卫生、看护、解毒等方向。他认为,中国医药已累积很好的基础,可以仿造德国模式,专用生药,投于浸剂煎剂中,颇似中医之“汤剂”;而且中药方剂多属多种化合物,能发挥西方药物单一化合物所不及之功效。应该将每一种药物有效的成分加以化验,这样反过来,可以省去很多化学制药的繁缛,径自运用、研发制造成方便使用的成药。 改良中药剂型,使之便于携带和使用,才能应付战争之需要。 沈仲圭编辑的《前振务委员会中央国医馆设立中医救护医院选制成药一览表》内,就有用硼砂制成的消毒剂“甘硼水”,而且有大量消炎、收口生肌的“软膏”成药,方便应用,这是中医第一次制作如此多种类的软膏供战争使用。 而为因应战争,所以改进中药材须熬煮的费时旧方法,改为日本汉药单位药的作风,制造具有明确、独特效用的粉末。 本章着重中医外伤科转型可能之方向,若干成药制造的成果与成品,不在此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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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的医疗和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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