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
若将近代中国医疗史放大来看，中医现代化的进程缓慢且仍方兴未艾，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一个大的、具有历史的中医传统怎么转型，实非一朝一夕可以克竟全功，必定汇集涓涓细流，才能成就大江大海；积累各种转型契机，才能有大方向的改变。本章所论，仅以外伤科一隅来检视中医的转型，大体牵涉战争开始前、开始后与延续之改变。整体而言，因为着重在战争的影响，所以治疗的疾病也与战争密切相关。
整体而言，中医对其在外伤科、接骨之技术，仍有一定的肯定，只是碍于中国医学，特别于外伤科的知识，多需要公开研究、实地操作的特质，所以本章所论，多只达公开发表而已，但实际的效用和真正的实验，未有专门之场域可供训练，许多仍停留在文字讨论中，“对于正骨科，未实地经验”，是当时最大的问题；
很多效方公布后，还未达整理的地步。若仅是公布而未整理，知识还是无法成形、流传与应用。但因战争之故，这种讨论已经开始，而且也有不少令人惊讶的外伤科医案和成效被刊载出来，在战场或大后方，或许仍有不少故事等待史家去挖掘。在转型的部分，中医从战前一直到战后，经历最明显的转型就是消毒、清洁伤口的观念和绷带包扎、止血等技术的吸收，这些知识从50年代开始已成为准则，渗入中医的知识系统中，中医外伤科逐渐摆脱不卫生、落后的刻板印象，在采用、混用西药和改良中药剂型等方面，也获取部分成果，这些突破多因战争过程而变得可能。这些改良中，笔者认为还多是“外缘”因素。一个观察就是，中医很少有改良接骨术、手术知识的呼吁，而仅着眼于过程中的消毒和清洁卫生观念，也就是说，中医外伤科知识论的“本体”并未有太大的改变，中医之外伤科治疗不能忽略内科技术，或许当时中医之药方真有可取之处，而加上大量的锯割伤兵肢体的故事，加深了人们对西医外科的恐惧，故中医能用知识体系内之药物内服和外敷来加以处理的疾病，则尽量不考虑施行手术，显现了当时中医转型的底线与局限。换句话说，中医不可能致力于发展出如西医般的切割手术。
而当日之转型，中医在枪伤取弹、炸伤、灼伤、急救、麻醉药等方面之应用，虽有部分讨论，但可以看出在实际应用上仍是弱项。总结论述及数据分布，读者也可轻易看出在战争时期的相关讨论与推展是比较多的，但战争结束后的1945—1949年，至少在中医学界的讨论是显然减少的，此部分或碍于数据，仍有待进一步考察，但中医外科的发展显然没有主要且公认的倡导者和持续性改进的力量，很多言论和改变可以说是被战争逼出来的，它们对中医在50年代之后的改革，有没有任何影响，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有关中西麻醉药的讨论已被关注，
而40年代前后之发展显然是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如果影响之答案是正向的，那它很值得医史学者再从中找寻新的意义，历史的启示可能在每一个时代上演着无声的文字故事，默默地影响下一个时代。反过来说，即便中医后来没能在这些项目上改良进步，也只能说走在中医前端的改革者忽略了战争与中医关系的启发，是一件相当可惜的事；但总是历史的意义终究不曾消灭，只待人们来挖掘论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