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21世纪的医学史学家曾把希波克拉底的说法：“战争是外科医师的唯一合适的学校”，视为研究战争与医学关系的指针。许多西方学者也因此认识到，战争与医学之间有着悠久而复杂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医学进步既是由战争所带动的，而战争下的医疗经验，又为和平重建时期的医疗保健以及创新提供发展基础。英国军事医学史专家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的《医学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军事医学》，就分析了不同战区的英国军事医学，以展示其为现代印度民间医学作出了哪些贡献。
相较于中国学者对于战争与医疗研究的不足，不论是针对轴心国的医学发展，抑或是同盟国的军事医疗分析，西方学界都有不少值得参考的作品。举例来看，德国学者西尔维亚·贝格·齐奥丁（Silvia Berger Ziauddin），在专著《战争与和平中的细菌：德国医学细菌学的历史》中提到，德国医学如何为纳粹的统治提供了生物学和医学上的说辞，更进而分析了战争期间的医学发展和医疗经验累积，为二战之后的德国甚至是全球医学开创了新的临床治疗思维与体制。
此外，在美国的史学研究中，菲利普·威尔逊（Philip K.Wilson）的史学史评论中针对美国南北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医学史的研究更已确立了卓著的声誉。
有鉴于西方学界对于“战争与医学”这一研究课题高涨的兴趣，英国著名的医学史期刊《医学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于2019年1月出版一期专题特刊，以凸显该研究主题在学术上的丰富性，并体现当下研究的未竟之处。
虽然中国军事医学史的研究在历史学中能见度不高，但就抗战时期的医学史研究来看，尽管数量不多，还是有些具有参考价值的成果，部分观点也能与西方相关研究观点作呼应。2012年，由卜丽萍、达尔文·史泰普顿（Darwin H. Stapleton）、叶嘉炽编著之《科学、公共卫生与现代亚洲国家》，即有专章论述战时经验与国家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特别聚焦于现代公共卫生机构。
但是很可惜，该书着重于现代医学知识的传播，而不是将战争对医学观念的影响作为其论点。严格来说，有关抗战医学的西方专著，迄今只有两部作品针对战时中国社会与医学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历史性的叙述与分析。华璋（John R. Watt）在2013年出版的论著《悬壶济乱世：医疗改革者如何于战乱与疫情中建立起中国现代医疗卫生体系（1928—1945）》，着重于美国以医药援助中国抗战，以及改善大后方公共卫生及医疗的贡献。华璋根据美国医药助华会（ABMAC）档案，采取精英主义叙事路线，将刘瑞恒、金宝善、陈志潜等人定义为“中国的医疗改革者”，初步展示了其在建立战时医疗救护体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战时中国的医疗经验不仅在引进现代卫生与医疗体系上很重要，在影响战时政治和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上也很重要。正如医学史家韩嵩（Marta E.Hanson）的书评所言：“华璋很可惜未能将中国重要的战时史料纳入他的论述中，也忽略了中国医学界与战时社会对于这场战争的看法。”
华璋关于抗战时期军事医学发展的叙述弱点，就方法上而言可以通过提供更丰富的史料证据和进一步深入的分析予以弥补，而这正是本书筹划写作的首要目标之一。
妮科尔·伊丽莎白·巴恩斯（Nicole Elizabeth Barnes）则将研究视角转向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她利用大量中国本土档案数据并围绕“战争”“救护”“国家”与“性别”等概念展开。
她屡获殊荣的专著《亲密小区：战时医疗保健与现代中国的诞生，1937—1945年》详尽叙述了战时大后方的医疗、护理与助产医学，却对战争下的主体——军事医学着墨不多。妮科尔着眼于重庆一地，探索战时护士对中国民族意识塑造的贡献。她通过对现代中国性别和民族情感的批判性视角，写下了战时中国医疗保健史的一个片段。通过对档案材料、信件、小说、回忆录和演讲的详尽分析，妮科尔强调女性医学专业人员在塑造战时医疗保健方面的核心地位。她们的经历得到的社会支持，被许多不同的情境要素所激化，包括强烈的民族情感、战时突发事件，乃至于战时政治的破坏。根据孙世伦（Wayne Soon）的评论，该书的主要优点是妮科尔能够从性别史的角度，说明妇女如何在医院、家庭、医疗培训中心和战场上建立新的专业团体，将战时医疗动员的论点带入了跨国框架，从而阐明了战时中国医疗与卫生的现代性。
妮科尔的分析为抗战史家如何处理战地医生和护士的培训和教育，平民和士兵的医疗保健的效率和管理，甚至是在最重的压力下的医患关系等问题提供丰富的启示，但她在论述中仍未具体阐明战争、军队或战时教育和社会的多层面互动结构。
总的来说，前述的几本西方抗战医学史研究专著，均将焦点放在抗日战争对公共卫生体系所产生的影响上，
此部分议题仍可深入研究。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西方或受西方学术影响甚深的海外学者，多半还是将搜集史料的重点放在海外，或是从外部观点解读中国的抗战医疗经验，以至于对于中国医学史的历史叙述存在单向性。
这类资料的偏向性不仅导致了中国20世纪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史书写内容的相似性，更凸显了系统挖掘和整理中国大陆所藏档案史料，以及中国学者自主史观与分析的必要性。
随着过去数年间抗战史的备受关注，部分战时医学与卫生议题也有所进展。例如，根据黄茂与曾瑞炎的研究，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烽火战事迅速燃遍整个华北和华东地区。南京沦陷后不久，国民政府大举西迁，不仅将东部沿岸的工业重镇移往西南大后方，同时也促成华北和华东地区的高等教育转进原本落后的西南地区。其中，医学与医疗团队紧随高级教育单位西迁，也为已然艰困的中国军事与后方医疗提供必要的援助。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负责高校的迁建工作。根据该项指示，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着手规划医学类高校的内迁。除协助华北、华东医学类高校西迁外，也积极就地筹备国立武昌医学院和国立贵阳医学院等校；此举既为收容战区学校做准备，也有厚植本地医疗人才的意思。随着抗日战事的发展，先后有12所医学类高校迁入四川，形成了成都医学区和重庆医学区。
他们的结论与前述哈里森的结论相仿，文中的讯息对于理解抗战时期医学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颇有帮助，可惜对于大后方医疗实践的情况则涉猎仍属浅薄。
与欧洲和美洲历史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学界对于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战争与医学之间关系的研究，一直都很少接触。实际上对于军事医学史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增进学者对现代中国的了解，更有助于重新定义抗战如何形塑中国人的医疗历史记忆。而在漫长的抗日战争期间，关于“战争与医学”的深入研究可能会有多层面的价值：从浴火重生的中医、在华国际医疗的思想与实践斗争，乃至于战火下现代军事医学的发展，都是1939年至1945年间抗战形势下特殊的历史经验，也是建构今日中国医疗面貌的基石。立足于现有的成果之上，本书一方面将前述既有的研究统整于叙事之中，另一方面则针对过去比较少关注的三大部分：抗战时期的中医活动、国际医药援华事业，乃至于中国军医体系之建立加以详论与分析。如此的安排，期待既能彰显当前研究之价值，亦得收到拾遗补阙的效果。
抗战时期的医学发展研究，根据当时特殊的时空经历，基本上可从两个历史脉络入手。首先延续与移转战前医疗资源于西南大后方，或是移转民间作为军事医疗之用；其次则是因应战争需要所发展或改进之新式军事医学。而就具体的个案来看，有关现代医疗资源与相关高教机构的西迁，是过去比较多学者有所涉猎的部分，但相对于多数研究聚焦于西医的现况，皮国立执笔之中医救护队则鲜有人提及。过去有关近代中医的研究多半至于中西医冲突、国族论述两个方面。但从本书的阐述中可见，中医在战争的气氛中不仅依然是国人倚重的医疗资源，甚至中医团体也为因应战时需要及民族情绪高涨，从而发展出战时特殊救护制度与应急手法。中医战时的角色遭到长期忽视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即延续战前有关中医的争议及其民间辅助性医疗的功能。如中医虽然是民间甚至是战场士兵最熟习、了解，也是易于取得的医药资源，但在现代战争指挥与后勤系统中，如何按照战争需要编入中医，而非只是从传统跌打损伤的角度纳入中医，在炮火硝烟之中显然确实无法顾及。然而，这无损于中医团体一心报国、救治民间伤员的努力。从下文的阐述中，读者可以发现一些战后中医进一步发展的蛛丝马迹，而中医又如何在现代军事医学的挤压中，坚持民间与前线救死扶伤的任务，也为理解现代军事中的医学埋下伏笔。
国际医疗援华的到来既是临阵军士久旱后的甘霖，哪怕只是杯水车薪，也为已到最后关头的中国军队带来坚持的信心。同样的，饱受战火煎熬的西南大后方民间社会，在一车车呼啸而过、挂着红十字会会旗的运输车上看到久违的希望，华北解放区的人民则在洋医生和国际医院的招牌前，重新燃起战斗的勇气。只是这些国际医疗援助，早已成为尘封的历史记忆。时至今日，中国台湾研究军事史的学者涉及美国医疗援华的研究较少，而中国大陆战史研究者虽仍耳闻“西班牙医生”一词，却未能对其出现与所属的国际医疗援华团作深入探究。刘士永针对抗战时期国际医疗援华作一梳理，条陈当时主要的两股势力及其中之权力纠葛。
现代中国军医体系及其教育制度的建立，无疑是研究抗战时期医学发展最不容忽视的主题。尽管中国现代军医与养成的出现，至少可以上溯到清末的袁世凯小站练兵，但抗战的炮火是中国军医浴血的试炼，也是直接承受西方现代军事医学洗礼的关键时刻。本书作者之一杨善尧挖掘两岸所藏关键史料，勾勒出中国现代军医制度如何在烽火中茁壮与转型，并为抗战时期中国军医如何汲取国际援助，内化为自身发展基础提供必要的说明。但不可讳言，现代军医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除学习范式有着日德与美式医学的冲突外，内部也存在着中央军医学校、陆军卫生勤务训练所两大派系间的矛盾。抗战时期中国军医发展不纯粹是制度的延续与开展，也是活生生的军事体系内部矛盾及中美冲突的写照。就此而言，抗战军医史研究的不仅仅是战争的医学，更是炮火下的医疗政治、冲突中的人性。
借鉴西方战争医学的研究观点，本书针对抗战时期医疗活动的三大课题与书写方式，基本上应和了学界多年对于中国卫生现代性的研究呼声。从早期冯客（Volker H. Schmidt）对于东亚现代性的关注，并据之呼吁修正当前所谓现代化与现代性论述中隐藏之西方中心史观，
乃至于当前罗芙芸（Ruth Rogaski）、梁其姿特别针对中国卫生现代性所作的一系列研究，都不难感受到战争对于促进医疗与卫生现代性的巨大作用。虽然历史学者在2009年前后已开始从多课题入手解析，但本书所叙述的三大课题则显然尚未见到深入的涉猎。就此而言，本书除展现抗战时期中国医疗与军事医学历史脉络外，在论述上，试图将复杂的时空背景纳入，并与上述诸位史学大家的关怀形成学术的对话。凭借如此的安排，三位作者希望能在史料的坚实基础上，以中国的抗战医疗经验响应并挑战著名殖民医学史家沃威克·安德森（Warwick Anderson）的重要论点：要理解东亚的医疗或卫生现代性，就必须找到具有独特历史经验的个案，厘清史实脉络，将当中特异的部分凸现出来。
相较于日本保存了比较多完整的军事医学及战时医疗史料，中国经验虽然更应该是最重要的研究个案，但非常可惜的是，在过去的十年间，因为史料散佚与研究者不多，以至于无法发挥应有的力量，而让日本的战争医学经验成为东亚之代表。
对于本书的联合执笔过程，三位作者深感合作研究的乐趣，虽然经常为史料与现有研究成果不足而喟叹，但更期待能为当前的抗战研究略尽绵薄之力。透过这份抛砖引玉的努力与心意，期待有更多的史学同道针对抗战时期的医疗与卫生经验，发掘新史料、新研究方法，进而提出新观点，凸现当前部分西方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局限，以及这段时间之中，中国军民在战时医学和卫生健康上特有的经验。本书写作方向的设定，医学和战争主题的深入思考，可以更好地阐明中国社会在寻求医疗与卫生现代性的独特性和共同特征方面的特殊经历。对执笔者来说，研究中国在战争、公共卫生和军事医学等方面之课题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些课题中，不仅体现当前东亚学界这方面历史研究的不足，更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