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医界反思
1931年9月18日，日侵东北，激起了当时整个中国国民团结对外、同仇敌忾之心。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写下了这些感想：
此次事件（指九一八事变）可以试验我国是否能全国一致，发挥爱国精神，以御外侮。记得日本人有一本书，书名《满洲问题之重大化》，其间大略述及中国人散漫不关心国事，如甲午、庚子战役，战争之地以外之中国人民，好似不关痛痒，北方有事，南人旁观而不关切；南方有事，北方人民亦不感觉。书中之大意如此，所以日本敢于公然侵略，实在已视我国民如无物，深可痛心……惟国家当重大事变发生时，国民之精神固不可消沉散漫，行动上尤切忌轻浮，力量从组织而生，必须动作一致，步骤一致，守严整之纪律，服从统一之指挥，一德一心，作必死之奋斗，而后始能发生效力。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身为国家一份子的医者，当有何言论与行动？令人好奇。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难”已成政治社会中讨论的重点，试图建构过去中国衰弱之史实、日本侵略之迹象，以作为当前国难发生的溯源，并迅速凝结全国共识。
上海市医师公会就指出医药界在国难时期应为之举措，第一就是以抵制日货为终生信条，并提倡国货。其次，还包括了训练救护队与看护队，并搜集相关的卫生材料与器械，研究并抵制毒气与细菌战争等事宜。另外，主张用抽签法来动员医师担任前方之工作。
那么，中医的角色在哪里？虽然这则提案中并没有谈及，但其中也无排斥中医之想法。当时上海举行民众大会，蒋介石认为要订定一些口号与标语，例如：学校组织义勇军、加紧军事体操、抗日要锻炼身体、学习军事、团结精神；但谈到学生、商人和工人，就是没有提到医者。
但基本已带出时代之氛围，本章目的就是梳理医界之言论与行动。
当时中医的举措，一开始大体以努力集款赈灾，减轻政府负担为主。郭受天认为国医界应电请政府努力化解派系歧见，巩固国内统一，一致对外，并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等等，并言此属于“国民自决之范围”。据其所言，南京国医界已集合资金，“购买上等国货原料，分散京市各灾区”，并将资金交予各地慈善单位。这时的思维是先救受战争影响的灾民，而非规划对全面战争之应对。郭在文后还附有“国产良药与仇产劣货对照表”，“仇产”“仇货”意指日产、日货，甚至引申至韩货、洋货及台产之药物，呼吁大家要自觉抵制，其他如大学眼药、仁丹、胃活和高丽参等，皆属知名“仇货”，必须加以抵制。
王云鹏则指出，与日本情况相比，中国就像是一个全身肌肉萎缩的患者，与前述蒋介石担忧的心理不团结、行动不一致是相同的。他认为医药界若要振作，首先就是医药与医材要有能力自己制造，要尽量试办，不要依靠外国进口。而医师也必须尽量用国货，不要借“洋化”来炫耀自己的技巧。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医界言论则如蒋文芳所指：上海中国医学院已组织义勇军；国药公会捐助药品；国医学会筹募犒赏将士之资金；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则出发外地从事爱国演讲。蒋倡议更要积极组织“救护队”前往工作，在枪弹之疾上或有未精，但治疗各种疫疠之疾、饥饿劳役之伤，却是中医的专长，
对于战地情势也是有帮助的。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是中西医论争最激烈的时代，“废医案”的冲击刚过，
中央国医馆又刚成立，
不到几个月就发生九一八事变，这几个史事，往往不是孤立的，中西医论争顺着九一八乃至之后的“一·二八”事变，余波依旧持续荡漾。蒋文芳指出：现代中国可悲的地位和被西医打击的惨况，就像是当时中医的处境；被侵略的中国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跟中医被西医打击的情形是一样的。如何来振奋国医，恢复固有地位，值得思考。蒋提到“三一七”事件的教训，指出当日原议决大家捐出一天诊金来作为抗争费用，会议上人人赞成，但真正实行时捐助的人却不多，中医界如一盘散沙。他认为中医不能只喊其技术是神妙、高尚的，西医真压迫上来，没有真诚的团结和“开诚布公的联络”，那便无济于抵抗侵略。
国难似乎更加提醒中医属于一个特定团体，必须团结以对抗外在改变。
西医则仍在国难时期质疑中医之存续问题。有西医提出：国难当前，各国都在强调卫生、优生，此时更不能再信中医，说：“国家多难之秋，欲谋民族之自存，万不能以毫无科学意味之旧医，与日新月进之科学医较长短。帆船不能与汽轮赛快慢、刀剑不能与枪炮较利钝，昭然若揭。奈何辄以科学救国相标榜之现政府，偏囿于固有、外来之成见，既一方提倡新医而设卫生署，一方复鼓吹旧医而设国医馆，使科学与非科学，同床异梦，模棱两可，障碍医政之设施，影响学术之推进。”
“一·二八”事变之后，战争氛围加重，仍有西医指出：“一般古董家往往把日本怎样尊崇汉医的种种故事，拿来用以抨击国内爱好新医的人们，以为日本富强，仍然是重视旧医，全不想日本的富强岂有一丝一毫泥古守旧的功业呢？去年许多国府要人苦心孤诣的立了一个国医馆，遂了他们尊崇国故的心，这也算是一点建设的事业。但是现在日本的飞机大炮已经打到我们的头上来了，这又岂是尊崇国故所能抵御的呢？”
天津《大公报》则批评：“现代战争中的利器绝不是太极、八卦等国术所能抵御的，至少也得用机枪、炸弹”；“不知尊崇国医的人们，听了上海的炮声，心中作何感想！”
也就是说，要打一个现代战争，就必须完全依靠以西医为主的医疗体系，中医已不合时宜。
当然，也有采折中论述的，认为医学应不分中西，都是国家的医学。由于日本打的不只是枪炮，更打全体战，包括国民知识、经济、民生；反观中国，事事无法取得团结一致，医药界也是支离破碎。例如国医与新医、东医（指日本）与西医，西医更还有德医与英美医的界限，互相攻讦，搅得医界乌烟瘴气。
这些言论以折中态度，不反对国医，但希望中国能重视真正的科学，赶紧增设药厂、医院，不要依靠外人，强调要从科学上下功夫，中医也可以进化。
时任上海卫生局局长的李廷安（1898—1948），则以西医的观点来检讨当时的军医制度，他认为：近日前方作战将士受伤者数以千计，因医药缺乏救济不周，演成目前一种使人非常痛心的惨况。北方舆论界为唤醒社会人士起见，建议政府应当急速下全国医师总动员令。可惜，日本的军医非常受尊重，而且是高阶学术人员，而中国的军医呢？他说：“回看我们军医的情形，真令人不寒而栗。”军医在军队中居于军佐的地位，生活困苦不堪，有医术的医师都不愿成为军医。他们大多不在乎薪水的多少，平时军队驻于内地，就靠贩卖毒品以得额外收入，一旦内战发生就侵吞药费，虚报名目，贪赃枉法；战事未起，就吃购药费，战事一起，便侵吞病人伙食费，战事一毕，又盗卖药品器具，“这是近二十年来南北军医的惯技”。陈志潜进一步指出日侵热河，据传当地总司令部竟只有纱布数卷、棉花数磅，其他药品器具一无所有；某年定县驻军有军医数人，但军中连止血钳都找不出一把，他认为这样腐败的军医根本无法应付目前的问题。
因训练和执业方式皆不同，军医之发展，
或许不能与中西医等同观之，但从中可以看出，处在战争前线的医疗卫生问题之严峻，
这也构成当时中西医的着力点。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西医言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他们大多呼吁抛弃医师个人利益，为国家生存来尽力。
捐款救助之外，就是集中整理药品，上海市医师公会指出：“爰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就医药范围，尽心筹划，倡议募捐，购储械药。加消毒、止痛、退热、强心诸品，以及刀针之属为救护上必不可少之物，而国货所不能代庖者，储之以备不时之需。”该公会认为所谓的“国难储药捐”是刻不容缓的，要加以重视。
后来该会又有“国难医药捐”，大体以捐钱为主；
或请中央立刻设立战时制药厂，制造所需药品及救护材料。
而以西医言论为主的《社会医报》刊载：现在已到了非抵抗不足以雪耻、非武力不足以图存之时刻，医药界的责任，就是准备救护工作，既可增加武力，又可壮大前方将士的胆量，可以“集中军阵外科同志”，随时可胜任国家调遣，是医药界救国之天职。
李廷安则于1933年至东南医学院演讲“公共卫生与国难”，指出国难时更要重视卫生工作和预防传染病，让衰弱的中国变强。
以上大体以西医之长，如公共卫生、预防传染病和集合外科人才力量为主。在七七事变爆发前一年，《广西卫生旬刊》又指出，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而中国科学不如人，战端一旦爆发，敌军会用毒弹轰炸扫射中国军队，要预先准备防毒药物和用具比较好，费用应该由地方政府辅助加上私人捐输。若战争一旦爆发，医师也应该舍弃私人营业，集中于国防重地，组织救护队，“以赞助政府之不及，以尽国民一份职责”。
这些言论提到防止毒气和组织救护队的问题，这些面向，当时中医也都有注意到。
对中医而言，有几个新发展值得注意，特别是1936年前后，相关言论更多，大体集中在药品和救护队上面。吕丽屏在《国难期间国医药界应如何准备》一文中指出，战争一开始，战区范围一定很大。对于救护工作，若无足够人力和大量的药品，一定会遇到很大的困境。所以第一步就是要集中大量药品，自己也要能配制救急药方，不能仰赖外国药品，乃中西医界之共识。延续上述，没有药物，救护队再完善也没有用。国医药界必须要积极宣传救急药方，并组织宣传队下乡宣传或出版刊物，倡导何种药方可治疗何病，若救护队力量不及之地，也可以自救。
中医徐心亘则指出，西医同胞颇能身体力行，而不是坐而言不愿起而行，这一点必须给予肯定。中医界也应该奋力共赴国难，当时《中医条例》已通过，中医已取得一些合法权益，当然也应该尽一些义务，特别要注意防毒和救护的工作，
需尽快训练，以免落于西医之后。
1936年发生七七事变前最重要的战事——绥远战役。
当时傅作义已大声疾呼前线需要医药援助，当时已恐未来战争会蔓延全国。
12月时，华北国医学院毕业生董德懋（1912—2002）指出：
绥警频传，举国震惊，北平国医学院已有救护医院之组织，将赴绥工作。他认为国医因手术之落伍，故少有服务社会国家之成绩，“致见辱于西医，见轻于政府”。当时各界人士都对国医救护缺乏了解，但他指出：目前西医人力不足，西药又多仰赖进口，伤病将士恐将坐以待毙。
浙省国医分馆则提出，晋绥战事纷起，“已通知本省各地医药团体，转知国医药界同人，将一日所得径汇浙省救国输捐一日运动委员会，以尽国民之天职”。
捐款救助之外，不少人指出中医在手术上的缺点并关注药品供应等层面。当时中西医其实都很注意药品的供应问题，《广济医刊》一篇文章指出：中国医药落后，所用药品多来自欧美与日本，西医不用说，连中医也使用不少舶来药品，让经济损失严重。虽然不少人认为要抵制日货，但几乎历来所有抵制外货的运动都失败，因为愈抵制民众就愈有预期心理，反而导致舶来药品大卖。其实，根源不在外国商品，而在于地道国药太少。
故作者呼吁：“当此严重时期，要救国应从提倡国药，挽回利权做起！西药中的大黄制剂、麻黄素，和当归精Ephedrine Eumeuol许多的药物，都采自我国，有的或从我国固有的药物，加以研究改良，就巧立名目，销售于我国了。”
所以医药界应该研究国产药物，集资开设药厂，制造国药，收回医药发展的自主权。
而战争即将全面爆发的压力，加重了人们对药品短缺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之忧心。至于发展救护工作，就西医来说没有问题，但对中医而言就是全新的事业，以下另起一节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