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医救护队之成立
就当时报刊舆论来看，中西医各抒己见，似无先后之差异。救护队一事，民初中医或有参加救护队之举措，
多为防疫而设。
但为了战争，由中医团体主动发起的例子，过去极少，在1931年后逐渐增多。西医救护队，一开始也多是因应战争而临时设置，例如国立上海医学院（前中央大学医学院），在日军侵略热河后，由院长颜福庆北上筹划救护，与华北医界要人和卫生署署长共同发起“华北救护委员会”，主持华北救护。医护人员不够分配，颜氏还调集全体学生和外科医师多人支持，于当年3月18日在北平组织后方医院，专收容重伤官兵，共有一千床。
西医的救护队很容易和现代化医院结合，中医的部分则会比较特殊。战前，镇江医师公会提出的《拟请各地医师公会组织救护队以应事变服务地方案》，主要指出扶伤救治乃卫生人员的职责，一旦发生战争，只凭公家单位救治，恐力有未逮，所以应该以各地医师公会为主，邀集当地公立医院、开业医生、护士、药房等人员组织救护队。其组织大纲为：（1）救护队设队长一人，队员若干人。（2）救护队分宣传组、防毒组、担架组、治疗组四部分。（3）应用药械由各地医师公会征集。而这些救护队成立后即为永久性，临时又可加开演习并服务地方。
这算是见诸报刊，战前西医提出的较有组织性的救护方案。
中医的情况则不完全相同。较早设立的救护队，如广东中医药学校附设有“救护队”，其简章指出，设立目的为救护人群、尽心治疗，这种常设的救护队似乎不只是为了战争，也有在平日出任务之需求。
到九一八后，整个抗日气氛弥漫全国，日本并无撤兵之意，战事若一触即发，则战地救护队之组织尤不可不备，这种组织就与传统慈善的救护队不同。一般战地救护队已相当缺乏，国医之救护队更少。一位署名“觉非少年”的作者指出：组织国医救护队一方面可以稍尽医界爱国之责任，也是展现国医学术精良的好时机。他说：“我国医乃中华民国之国医；所以对于我中华民国亲爱的同胞，应负其保护之责任。”如果此时不能展现国医精良的技术，让社会人士刮目相看，那么欲求国人对国医之信仰，又如何能得到？
以组成国医救护队来尽到社会责任，提升社会形象，是一重要的考虑。地方的行动还可以从提案中看出。譬如广东新会县国医支馆馆长黄焯南、副馆长李铣如呈文广东省国医分馆，言其遵照指示，召开第三次职员与董事联席会议，议决遵照组织章程第八条设立治疗所和救护队，“以便利病者治疗及负社会救伤之责。至于施药，先从职馆员及各董事捐助药剂，俟办有成绩、扩充医院，再向热心慈善捐助”。这时地方中医团体已陆续有行动，但还是偏于慈善救助。
新会县国医就有救护队，在战争开始前，救伤的对象是普及于一般民众的，并以红卍字臂章作为徽号。
透过对民国报刊的整体检索，发现广东省的中医团体反应最快，上海也有行动，但要到全面抗战爆发后，才产生更为全面的中医药团体救护队。例如上海市中医药界整体的救护团至1937年8月2日才举办第一次董事会。总体看来上海的组织较为整体且庞大，加入救护团的中医非常多，主席丁仲英，下设十多个组，例如秘书组主任为蒋文芳、贺芸生，药物组主任为程迪仁、宋辅臣，防毒组主任为朱松、虞翔麟等等，但有关训练救护的进行案，却仍在讨论与规划中，略有缓不济急之感。
其他各地情况不一。曾被戴笠推荐给蒋介石治病的伤科名医虞翔麟
曾说：“以为国民救国当前之急务，莫如组织救护队，盖现代战争，上有腾空之袭击，远有越山之大炮，破坏都市、毁伤住民，其暴力无与伦比，若国民无广大组织之救护队，则束手待毙。”这是成立救护队刻不容缓之因。
而全国救护团队之设置与成立，大概到了全面抗战前一两年更加兴盛起来，其实中医成立具有现代性的救护团并不容易，因为还要带入现代的救伤技术。我们来看看几个例子：在北方，1935年，北平中国医学院就增设救护班，特别教授急救、看护知识；
北平国医学院第一届救护班也于1937年初考试完毕，及格共20人。
而中央国医馆副馆长施今墨主持的华北国医学院，因应绥远抗战，也派出当届毕业生中精通中西医内外科的孙魁卿等数十人赴绥远主持一中医临时救护医院，药费和旅费都由施氏提供。该服务团至华北后，不分伤兵平民，一律救治，送医送药，不收分文。
北京国医研究会，则鉴于国难日益严重，前方救护已有组织，后方救济与巡回诊疗之工作却没有人做，所以也展开组织后方救护队。
至于处于华中核心地带的两湖地区，知名中医冉雪峰在1936年8月在汉口培心小学内成立湖北国医救护训练班并担任班主任。
他在两年后出版的医书《新定伤科药方新释》（原名《新定方药注释》），已累积不少具现代性的观念，如消毒、止血、止痛等外科、伤科知识。
成立之公文称此举为国医天职，应于平日研究现代救护学，才能在战时负起救伤之责。该救护班先有筹备委员会，并上呈公文至湖北省国医分馆，由主管单位核准备案。报道指出：武汉西医于前一个月已成立救护队，西医公会会员也分派工作，国医公会皆有报道。湖北国医救护训练班还附有《湖北国医救护训练班组织大纲》和《湖北国医救护训练班简章》，该班“以养成战地救护工作人才共赴国难为宗旨”，经费由武汉医药团体乐捐，不收学费也不向外界募捐。教员聘请中西医学术经验丰富者担任，其学科包括创伤、药物、看护、绷带、担架、救急、消毒防毒、红十字会条约、军医战时服务规则等等。受训完毕，学员均有“开赴战地救护及后方医院治疗之义务”。
湖南国医专科学校在卢沟桥事变后刊出一则演习的实地摄影照片，有集合出发和施放烟幕弹的情形。
可见当时国医院校的教育，融合了现代医学的救伤技术和知识理解，并有军事化的训练和灌输，全面地将医药与军事进行结合。此外就是演习时也以先进的技术教导中医。上海市神州国医学会曾举办“防毒救护展览会”，会场上挂了许多图画，多由该社药学主任朱松所绘制，
新式防毒知识已成为中医上课、演习的重要教导事项。
再以湖南国医专科学校的例子来说明。因为防毒、防空、救护知识皆为过去中医知识所无，故需聘请新的师资来教导，当时该校聘请日本千叶医学士陈致远医师担任救护学教授。为因应空袭，长沙市第一次防空演习时，该校全体学生担任防毒救护工作；于当年训练完毕，该校继续实地演习，组织“战时防毒救护演习团”，再聘请陈致远，以及甘峰（第六陆军医院医官）、谭汝镇（军事教官）、魏健宏（省会警察局卫生科长）等人为指导员，除演习外，还呈报湖南防空协会备案。至于防毒演习当天之情况，在发现毒气后，全体“继救护组赴毒区救护受遭毒伤人员，抬出毒区后，分别施以绷带或人工呼吸法，然后送入临时医院诊治，各防毒消毒人员，工作时均有面具，分别在毒区撒布漂白粉，及用水枪喷射消毒药水，救护组备有担架、药箱，并设有临时医院，设备齐全，表演均极逼真”
。可见国医学院除了教导西医救护学，也请教官实施军事相关训练，行动一律军队化。当时还以西医的湖南公医院作为救护实习的地点，都由该院内科主任陈致远负责筹划，使中医有了操作西医技术的场域。
其实当时有些具有慈善性质的医院兼具中西医特质，例如广州的城西方便医院，原以中医为主，但也开办救护班。
至1937年，地方还有兴建首都国医院之倡议，而且地方的中医公会已开始乐捐，当时中央国医馆同样发动“一日所得捐”的公函，希望获得支持，
这个提案后来在抗战后得以实现。类似的训练是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学生的救护演习，就当时的照片看来，国医学院的学生穿着军装，救护演习就是担架操演，包括抬送伤兵至船上或火车上等训练；
训练他们的并非医师，而是军训教官，还会教导一些战场上的军事通信旗语。
南方大概还可以举杭州市中国医药学社的例子。最早于1936年11月，《中医科学》杂志即报道：杭州市中国医药学社召开讨论会，决议筹组“国医军事救护团”。该社曾出版各类书籍，当时是推董志仁、杜志成起草组织办法，社员每人应出50元，当时有会员20多人，并推施稷香、王一仁为救护团正、副主任。
当时由董志仁撰写的《国医军阵伤科学概要》及教本，
即救护团教材。
来年该社创立正式救护班，名为“中国医药学社国医救护班”（简称“国医救护班”）。其宗旨为“应付非常时期需要，阐发国医学术，推广各种急救常识，以作自助助人之准备”。当时修习之科目有：日常应用救护术与非常时期急救术，后者共分有：生理概要、诊断常识、手术治疗、急救药品及方剂、绷带担架术、毒气救护及防毒，以及晕厥、触电、窒息、水火烫伤、人工呼吸等急救常识。当时任教的教师有该社社友周子叙、董志仁、杜志成、陆清洁、王一仁、王心原、阮其煜等。像阮其煜，本身为西医，但对中医有兴趣，除担任教师外，也帮忙校阅《国医军阵伤科学概要》。
甚至同时代的一些外科讲义，也会加入西医的外科知识。
该班授课时间为每晚7点到8点，一个月为一期，训练完毕还颁发“国医救护班证书”一张。
救护班第一期于1937年1月15日毕业，学员共26人，杜志成指出：“欲使中医的救护术，遍传全国而普及世界。”杭州市中医代表蔡松岩致辞时指出：很多中医询问学习“救护”的意义，是为了谋生还是为国家出力，蔡认为后者的意义较大，因为救护不过是“浅近的手术与医理”，若不进一步研究，只是一时的，不能谋职业。他认为只靠一个月训练，只能达到浅近的救护学医理，必须再进修才能长久。
该救护班第二期结业后还举办正式的结业典礼，并嘱咐学员“继续研究，以期完成一专门救护人才”。还有中央国医馆浙省分馆王君毅及蔡松岩等致辞。
若再举苏州的妇女救护班为例，其班主任还曾由女性国医王志纯代理。或许在当时这种“救护班”的设置中，中西医的界线并不那么僵硬而不可变通。
据其他零星的报道，绥远战事一起，其实各地都有训练救护队之举。太仓县于当年11月开办救护班训练，当时原本希望在第一期公民训练毕业学员中抽调60名训练，但有“青年国医”盛养真、包斗如、唐济生、金仰山等近10人，鉴于中医对防空、防毒知识之缺乏，主动加入训练班，希望将来有需要时不致落于人后。
1936年时，有些中医期刊也意识到战地救护的重要。如浙江嵊县的《国医周刊》编辑部丁少侯，就组织“战地救护常识专号”，取材以急救、看护、卫生、防毒四大项。
救护团之整体发展，至卢沟桥事变后更为普遍。湖南国医界包括国医学会、国医专科学校和长沙市国医工会等团体都致电前方慰劳，并表示愿意援助；各团体发起组织“湖南青年战地救护团”及“长沙市国医界北上抗敌救护团”，准备北上工作，并指出：“凡国医界同志或具有现代医学知识，愿牺牲个人自由，能刻苦耐劳，为阵伤将士服务，而年在十八至二十八岁者，不分性别，均可加入，以示为国服务。”
救护团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渐成常态，各地的救护团队更加蓬勃发展。总体而言，抗战前的国医救护队只能算是起了一个头而已，但“国医救护”的契机，已给了中医不少创新之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