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中医学术改进之讨论
顺着上一节救护队的议题，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伴随中医知识的任何转变？目前从既有近代中医外、伤科的医书论述中，看不到太多新意，但揆诸报刊资料，或许会有新发现。
虽然论者有谓“责任”乃创新之重要因素，但过去很少有人谈论国家责任和接下来要讲述的中医创新。
江苏省政府在1936年计划训练全省中医消毒、防毒、外伤、野战救护等技术，35岁以下的中医都必须接受训练，
这些课程是过去中医极少重视的。面对国难，西医同样有捐助善款和组织医药救护队，区别在于：西医单位多以训练护士为主，医师较无短期训练急救、外伤知识之需求；
而中医过往的知识，无法帮助他们面对战争的救护问题。所以当时有些中医教材，有加入急救法、人工呼吸、枪伤、创伤等知识，
而且聘请西医来教导外科技术，已成常例。例如苏州国医学校一则新闻指出：
本校为造就青年国医之机关，自觉责任所在，义不容辞，于是特设战地救护训练一科，以为青年他日服务国家之准备。万事贵在实行，计划既经决定，我们便开始征求战地救护训练的人才。但本校的教师都是文质彬彬的书生，对于战地救护的经验和学识，大都是没有的。总务主任王慎轩先生，对于学术，素来不抱人我之见，觉得此科教授之职，非请富有学识经验之西医担任不可。于是经过数度磋商，就聘请苏州名西医施毅轩先生为战地救护术教授。施先生毕业于北平协和医科大学，内外各科无所不精，且历任政府军队之正式军医官，对于军事救护，具有丰富之学识与经验，本校有此教师亦可谓得人矣。
施毅轩具军医身份，对战地救护知识更加理解。而在七七事变前夕，一位作者署名为“登云”者，在另一篇相同稿件中则署名“路登云”。
他自言其为中医，也曾任军医，他说：中医理应在战场上为国努力，但学术是否健全呢？对止血法、人工呼吸、外科手术、创伤、毒气、绷带等技术，实际操作上皆成问题。中医既无专科学校，也没有课本可读，其术皆来自古书。中医外科虽集数千年的经验，但所记载的方法已失去时代性；
中医从军者非常少，对西方卫生材料和医疗器械皆感陌生，结果在实际临床时，反不如一个目不识丁的医兵或看护兵。但他认为，西医手术并不困难，其治疗创伤习惯寻求一个规律，按部就班即能痊愈，一般军医不用理解什么大道理；外科技术，经历多了自然熟悉。中医若要在前线服务，必须先经过短期训练，再于伤兵医院实习，才能真正投入战场。
而精于伤科的虞翔麟则指出：“国医参加军阵医疗之工作者，已数千年，其续筋接骨、止血护伤之验方与验药，指不胜屈，迄乃国医之伤外科，犹能博国人广大之信仰，徒以政府不与提倡而日就衰息。”虞呼吁要重视伤科和外科之发展。
当然，中医精内科之论，自不待言。董德懋还说：国医疗病法多被西医采用，如外科方面之“内消法”、内科之“脏器疗法”、方剂学之“混合剂”等，国医的诊断治疗是整体性的，“我国前线战士，在此天寒地冻，薄衣粗食之不良环境中，虽外伤患者，亦多伴有内科疾患，至于普通兼患感冒之外伤患者，更应不少，国医疗之，定有特效”
。此为就内科而加以补充中医在战争中可能发挥的功能。
当时中医虽为其外科和伤科之发展担忧，但这些论述又常常隐含对西医手术的质疑和对恢复传统中医技术之期待，再不就是学习西医手术之新论，辅以中医外科之疗法，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但路登云也指出，虽然西医各种药品有不少好处，但所谓“手术”者不过是“锯臂锯腿”，是不合理的疗法。西医愈发达，则残废军人愈多。最好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内服整骨麻醉药，外用整骨疗法，于骨折处施以副木，再用绷带缠络固定，则慢慢就可以接合。
又像是蝼蛄、蜣螂、天牛（诸树蠹虫所化）等，都能治疗箭镞入肉，将这些药物研成粉末，撒布于伤口，可用于子弹入肉，“不受痛苦，子弹自出”。此外，活磁石能吸铁，蓖麻子能治铁针入肉，若用于子弹入肉，也有一定效力。
又如急性子、凤仙花根、玉簪花根等，皆能软坚透骨，用于子弹入骨，为不可缺少之药品。他指出这些都是他经历过的，希望中医在战争来临前，可在最短时间内训练人才，改良国药，以达救护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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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非少年则指出：“我国医无新奇之器械，又乏剖割之术，与之言救护何能胜任，无怪其不组织战地救护队也。噫嘻！夫战地救护，本为治标之法矣，何所须于器械，又何用施剖割？”作者指出，若患枪伤，浅者可用手术拔除枪弹，外敷以解毒生肌之药物，而中枪伤深者，“则外敷药以拔出之”。若伤到险要部位如胸胁，则外敷“化码去毒”之药，内服清心退毒之药。而被枪炮所伤之断骨，则可用手法接续，内服生骨之剂，外敷驳骨之药，就能恢复健康，亦即不需手术和器械，用内科之疗法，辅助伤科手法即可。
董德懋则言要从传统的外科技术中寻找新发展，他说：
国医之手术方面，一般必认为不如西医之精妙，然征诸医籍，考诸史载，则于数千年前，已有相当之发明。（如关于华佗疗疾之记载，与相传至今之正骨术，针灸术等）。不过彼时因时代文化之限制，又因医多自密不宣，致多有所失传耳。然国医每有应施手术不用手术，而以内服药或外用药治之，每收异效，如以前《实报》所载：警界某要人谈：用水仙花根可取入体内之弹。又如《斯陶说林》所载之以水银取弹法，又如以威灵仙和糖与酒煎服，可软化卡于喉间之鱼骨。此等单方流传民间，载于典籍，实为不少。倘能努力研究，证其实效，则不但治疗便利，且可免除刀锯之苦。
由此可见中医绝对有能力参加救护工作。他认为中医界同仁必须本历史之明训，再加以科学研究，才能尽国医之责任，国医也能存续。
以上论述，不论从哪个角度出发，都涉及外、伤、内科的各种药物。中医在面对战争医疗时，最基本的还是药品问题。路登云指出，中医治疗外科脓疡和创伤时，多以各种膏药为用品，但其性质太硬，伤口大时无法应用，而且太黏，拉扯之下，伤口反而容易扩大。又，其撒布之药粉，多具有刺激性，以红升丹、白降丹为最甚。而已破坏的组织，再撒上较干燥之中药粉，易引起神经刺激和过敏，反而触动痛觉，这些都是中药剂型的缺点。比较起来，西医的各种软膏既无刺激性，又柔软适宜，显然胜过中医，故中医必须改良药剂。他在文末介绍了一些可利用的外用中药，例如“吴茱萸酒”，可作为碘酒的代用品；“藤黄酒”可用于刀伤，可制成止血棉纱，其性胶黏，可封闭血管之破裂；用黄蜡、胡麻油放在火上加热溶解而成的中药软膏，可以止血镇痛；“五倍子软膏”，则可用于冻疮、溃疡等等。
也有中医师贡献秘传骨科验方，李闳君指出：正骨一科，多有师承和药方传授，一般人很难无师自通。医界熟读《内经》之人，只有纸上知识，却不了解真正的治法，一般医者对骨科多置而不论，“一任其道听途说者流，螃蟹一包、毒药一束，敷衍塞责，难定效力之有无大小”。骨伤科需要的知识很多，兼及内、外科调理，“西医治疗骨断病，先将折骨处纳正，继用挟木挟好，包裹不动，听其胶粘汁泌出，自然速合，经过数月后方愈”。但中医治疗应可更加快速，不待数月即可康复，故希望在此战争时期，专家贡献秘传骨伤治法灵方给国医界研究改良，广制应用，才能救治前后方受伤军民。
他点出了骨伤科的知识传承特性，此时欲整理经验、验方，必须广纳各方经验。虽然战争时期难以为继，但这个基调已成为1949年之后贡献祖传秘方的先声，不无启示作用。
因为要因应战争需求，药品一定要方便携带。路登云也指出在内服药方面，中国药店之产品除丸散膏丹外，以饮片为大宗，用来治疗还需煎服，遇出外时颇感携带困难，所以军队、医院中用西药不过是因为便利。若开战后西药运输受阻，则医者必然束手无措，病人也将坐以待毙。他说：
试看西药之制法，例如植物，能结晶的，即提取其有效成分，如麻黄精、当归素等；不能结晶的，研成粉末，如甘草末、大黄末等药；或压榨其油，如杏仁油、茴香油等；或制成酊，如阿魏酊、芦荟酊等；或制成糖浆，如远志糖浆、陈皮糖浆等；或制成流浸膏，如商陆流浸膏、龙胆流浸膏等。如用散剂，以乳糖或白糖配伍；如用水剂，与糖浆、汽水等混合，用量小、功效大，不但比煎剂便利，且可使患者易于吞服。
可见除伤科、外科技术外，还需要改良国药剂型，使之便于携带和使用，才能应付未来战争之需要，这大抵是因应战争前期中医界改良学术的一些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