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

近代中国医疗史给人的印象，特别是中医，似乎多与国难和战争无关。即便论中医与政治的关系，也往往建立在抗议及争取各种利权的历史之上。 本章初步揭露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七七事变前的医界，特别是中医界之反应，来说明医者涉入国家政治、战争之另一种角色，为医疗史研究开创新的视角。

中医参与到战争之中，其可能性还在于陈志潜所言：中央卫生署登记全国医师，办了三四年，到当时还不知道全国究竟有多少医师。中华医学会成立将近二十年，到当时还不能代表全国的医界，政府更没有组织医师团体的计划，从何谈起医师的“社会责任”？陈认为还是要由这次国难来思考，现代的国家必须要有整套的现代组织来规划医药之发展，符合社会需求。 其实，多数西医心知肚明，当时中国的西医中可以支持战争的人数实在太少，故虽有人抨击中医，却没有看到西医攻击“中医救护队”的言论；甚至在中日开战后，还出现鼓励性政策：“军政部通令，如合法颁有医师证明书之医生，可暂准缓役”，“凡国医界，宜知取得合法证明书”。当然，也适用于红十字会等相关机构的合格救护员。中医周复生也谈道：“凡我国医同人，宜急参加救护队，实行救护。” 可以说战争的危机，给了中医另一个发展的空间与可能性。中医救护队的诞生，给了中医参与军政事务的可能，也说明中医在思索他们过往的理论发展和可能的未来。不过，也有人批评，当时很多人轰轰烈烈地成立救护团，虽蔚然成风，但多未见实际执行，只能算是一时热血冲动， 看数据时必须想到后面现实之因素。不过，本章并非着意检讨救护队的成效，反而是将这样的脉络放在传统中医的发展中来看。中医学习了过去从未接触过的知识，包括军事、救护、创伤、绷带、防毒等相关知识，这即是一种创新之可能；并且在1939年，促成了教育部公布之“中医专科学校暂行课目时数分配表”中，将传统骨、伤科纳入现代中医教育体制内“外科”的领域，还需兼习西医的手术，即与应对战争的思维有关。 而到底当时中医外科和伤科的技术发展为何，遇到何种困境？还可以再加以梳理，但已可知道当时中医一方面肯定传统中医内科与用药之长处，也呼吁要发展外科和伤科的知识，当然还是以药物为多，而非真正发展实际之手术；当日的思维本来就是“中国医药由整理而进步”， 是从传统中求创新，故可说比较多的还是在恢复古代传统技术的期待中来论述。今后必须更注意医师的社会性组织、团体与战争、救护的可能互动，才能开拓医疗史研究之新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