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 导论

Ⅰ.一条鞭法以前明代的赋法与役法

所谓赋役：赋为对田地的税，役为对人口或人户之税。明代在一条鞭法前的田赋制度，是沿袭唐宋以来两税法之旧。明代所谓两税，就是夏税与秋粮。凡在夏季开始征收的叫做夏税，在秋季开征的叫做秋粮。夏秋两税的征收，各地各有详细的定期，违限者有罚。两税的课税方法，是根据土地的面积，再参以土地的等级为标准。土地的分类，除了田地山塘等的自然区分外，普通主要的分类是依于土地占有关系而分为官、民两大类。官田，是公家占有的田地。起初的来源，为自宋元时已经没入于官的田地。其后又有还官田（即拨赐公侯宗室诸项田地之因事故归还于官者），没官田（民间及公侯宗室犯法没收归公的田地），断入官田（因争讼不明或户口断绝而归官的田地），及屯田、皇庄、庄田、牧马草场、百官职田等，名目甚多，皆属于公家，通称曰官田。屯田及庄田的额数甚巨，但皆为特殊的官田，与一般的官田不同。其管理方法及税法与后者亦异，故应另述。一般的官田，是指直接属于官，而分佃于民人耕种的田地。民田，则为人民私有的田地，得自由买卖者。普通说来，官田比民田的税率为重。官田和民田，通常又各按地土的肥瘠，有等则（如五等、九等或三等九则）之分。税率亦随之高低。往往一县的田地的税率，有多至百数十则者。缴纳的物品，夏税以小麦为主体，秋粮以米为主体，米麦通称“本色”。但得行“改折”，即得以他物如丝、绢、钱、钞或银等物替代米麦，谓之“折色”。以上本折各项的名称，亦颇为纷歧繁杂。如米一项，有白熟粳米、白熟糯米、本色米种种的分别；绢一项有农桑丝折绢、丝绵折绢、税丝折绢、人丁丝折绢、本色绢的分别；布一项有苎布、绵布、阔白绵布种种的区别。在一条鞭法通行以前，缴纳田赋是以米麦为标准物品，其他物品多半是折合米麦的价值而缴纳的。及一条鞭法通行以后，银子逐渐取得米麦的地位，变为最主要的支付的手段。但不是在一条鞭法以前，以银子缴纳的事例并没有过，其实以银折纳米麦的事件已发生过不少次数，但只限于某一时间及某几处地方，尚未十分普遍罢了。田赋正项是与各杂项钱粮一同解运的。各项钱粮，皆有其指定的输送地点，又大概皆有指定的用途。明代仓库，遍设于南北两直隶及十三布政使司（即现今的“省”）以至边镇卫所诸处。某项税粮应送某仓库，皆有规定。这些仓库有所谓轻重之分：送纳轻仓口的税粮，多为距离较近者，实际所出（正项加耗合计）较少；送纳重仓口的税粮，多为距离较远者，所出较重。又因用途的缓急，以定田赋起解的先后。大约急项税粮尽先起运，缓项依次起解。征收解运事宜皆由民间自行办理，如粮长、里长即为管理此项事务的人。以上为赋法的主要的规定。但我们讨论赋法，不能撇去役法不谈。

对户口所课的役，大约可分为三种：一、里甲；二、均徭；三、杂泛。明代的户，按照它们的职业的区分，主要的计有三种，即：民户、军户、匠户是。军户应兵役，匠户应工役，以上两者皆为特殊的役。至于一般的役，即里甲、均徭等，则以民户为主体去应当。户通常分为三等（上中下）九则（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亦有分三则或五则者。因户则的高下，以定役的轻重。丁，按照年龄可分为两种：男子初生时即登记其姓名于户口册籍内，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始有役，至六十岁便免役。丁亦分等则，随户则而定，如上上户的丁为上上丁，余类推。从应役的客体观察，以户计的名曰“里甲”；以丁计的名曰“均徭” ；其他一切公家差遣不以时者，统叫作“杂泛”或“杂役”。所谓“里甲”，是半官式的人民自治的行政组织，和供应赋役的单位，这是一切役法中的主干。其法以地域相邻接的一百一十户为一“里”，一里之中，推丁及资产（资产多亦简称为“粮”，粮即指所纳的钱粮）最多者十户为长，名曰“里长”。其余一百户分为十甲，每甲十户，每十户之内，各有长一人，名曰“甲首”。每年由里长一名、甲首一名率领一甲应役。这样，每十年之中每里长、甲首与每甲皆轮流应役一次，当年者名曰现役，轮当者名曰排年。十年以后，查算各户的丁粮的消长重新编审里甲，仍各以丁粮多寡为先后，如前循环挨次应役。此所谓“十年一周，周而复始”是也。里甲之役，在管领和应办一里一甲的事务，如督催税粮，追摄公事（其后凡朝会、燕享、养贤、畜孤诸项大典大礼之费用亦皆出于此）。凡里甲人户，皆开载于赋役黄册内（详后），每里编为一册。遇有差役，凭册佥定。但鳏寡孤独，及无田产不任役者带管于一百一十户之外，而列于册后，名曰畸零。由此可见里甲之役，并非纯粹对户所课的役，因为凡无田产不任役的人是不必应此役的。“均徭”为服务于官府的有经常性的杂役的统称。凡自里甲粮长 等正役之外，其他执役于官府者，通通叫作均徭。如自京师以下至省府州县衙门里的皂隶等杂色差役或其代价，均是从均徭项下支应。故均徭大别可分为两类：一、力差；二、银差。凡以身亲充役者，叫做力差（但其后亦得由人户自行雇募，以代亲当）；入银于官，由官招募他人应役者，叫做银差。力差多输于近地，银差则多输远地。银力两差内的项目，名称繁多，各地不同。最常见的力差项目，如皂隶、狱卒、书手、库子、门子、斗级、长夫、殷实、祗候、马夫、巡拦、铺司兵、驿馆夫等，俱用人应役。银差内常见的名目，如牌坊、岁贡、盘缠、马匹、草料、工食、富户、柴薪、表笺、日历及富户、斋夫、膳夫等项的代价，俱征银解给公家。以上银力各差，皆按项按款派征，丝分缕析，后来发生流弊，遂大为民扰。各差负担的轻重，亦不一致。普通说来，力差较银差为重。而力差中如库子、斗级两役，在各州县里都颇重，巡拦、狱卒等役则较轻。均徭的编佥，以人户的丁田为根据；大都依照在里甲里所编定的户则，通融佥派。户则高者派重差，低者派轻差。故力差多派归富户，银差则多派下户。例如力差中的库子、斗级，其职务在掌管税粮，故必以殷实大户充之，所以防在税粮短少亏空时，易于追究；若银差则不必定以大户充当。均徭编审的期间，各地不同，在许多地方（如浙江、福建等地），都是十年编审一次，与里甲同时编定。人户每十年内，应役均徭一次，于里甲正役歇后五年充当，所以如此规定者，其用意在使民力得稍有休息。此外五年编审一次的亦甚多，亦有每年每二年或三年或若干年一编的。均徭以外，一切非经常的杂役，均名杂泛。这些都是因事临时编佥的，每年有损益，其范围与重要均远不如里甲与均徭两项。杂泛的名目，例如斫薪、抬柴、修河、修仓、运料、接递、站铺、闸浅夫之类是。

除了上述的对于户口所课的一般的役以外，还有两种特殊的役，应当附带说明：其一为驿传，其二为民壮。驿传的职务，在备办各驿站的舟车夫马，专司传递军机重务以至大小公文诸项事宜。此外又迎送过境有关符的使客，及供办使客与其仆从人等的食宿等项。明代自京师达于四方，设有驿传。在京曰会同馆，在外曰水驿、马驿并递运所。马驿设置马驴不等，以马驿夫领之；水驿设船不等，以水夫领之；递运所设置船只或车辆不等，以水夫、人夫等领之。皆所以便公差人员之往来。其间有军情重务，必给符验以防诈伪。至于公文递送，又置铺舍，以免稽迟。驿传佥编的方法，各时各地微有不同，然皆以丁粮多的户充之。初制，各地或随粮佥充夫役（如选民户纳粮数及百石者为马户，出夫应役）；或随田编派马匹、车辆、船只（如令占田四十顷以上者出上马一匹）。

明代兵制，于州县设有民壮，亦名曰“民兵”，各有定额，所以补卫所官军之不足。民壮的组成，系以乡民为之。其初洪武时是由官府简选，其后正统时改为招募，弘治时又改为按里佥点，随一州县内所包括之里数之多寡，以定每里各出若干名，州县之里数愈多者，所出人数愈多；里数愈少者，出人愈少。十年编审一次。例皆由一里内丁多田多家道殷实之户内佥选，或由此种人户负责总其出办之事宜。

以上里甲、均徭、驿传、民壮四者，合名曰“四差” 。除里甲为“正役”外，其他三者，亦皆叫做“杂役”。

我们应当注意：各种差役的佥编，皆以一户内之丁及资产的总数为根据；纯粹以丁或户为课税的对象者是绝少见的。但在当时农业经济社会的时期里，田地一项当然占去了资产中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各役中实际上有一部分是田地之赋。

由上所述，可知明代赋役之法，甚为复杂繁重。施行起来，非有详尽正确的纪录作根据不可。是的，明代这方面的设置，确是完备得很。我们说到明代的赋役制度，定不会忘记那最著名的黄册与鱼鳞图册。黄册亦名赋役册，这是一种最重要的册籍，人民以此定其籍贯，官府按此科派赋役的。其编制以一里为单位，每里一百一十户编为一册，凡一里内各户的丁（男）口（女）老幼及其所有资产（如田地、山塘、房屋、车船、牲畜等）之数，皆详载无遗。每户赋役的等则与额数，即附载于上开人丁资产各项之下。因为里甲之役，十年一周，故黄册亦每十年一大造。有司根据十年内各户的丁口资产的增耗，而为户口赋役等则上之升降，重新造报。一呈户部，其余省、府、州县各存一本。故黄册除里册以外，尚有四本。鱼鳞图册就是土地的登记图册，凡田形之方圆形状，均绘图以表出之，至于丈尺四至及业户之姓名与其或官或民，以及土地之性质如山荡、原陂、下隰、沃瘠、沙碱种种的分别，亦一一登记下来。黄册所重在户，以人为经，以田（即资产的一部分）为纬，田各归其领业之户，一切户口内的新旧变迁，离居析爨的情形，皆具载册内，遇赋役之征，则取以稽考。故黄册所载，是与人为转移的。鱼鳞图所重在田，以田为经，以人为纬，田各归其本区（鱼鳞册以“都”或“鄙”为区的单位），区内田土的形状各项，各以邻界挨次造成图册，遇有土地上的争讼，以是为据。故鱼鳞图册所载是不与人为转移的 。明代开国之初，对于以上两种的图籍，便已经过一番努力的擘画，规制甚为详尽。所以明代的田赋制度亦比较前代为详备。

Ⅱ.赋役制度的崩溃

但其后因为种种原因，特别是因为攒造图册的里长、甲首、粮长，与州县衙门里誊写图册的书手、算手，及督造图册的官吏人等串同作弊，将黄册与鱼鳞图册洗抹涂改，甚至故意毁灭，以致与人户田地的实际情形毫不相符，于是百弊丛生，或则诡寄田地而飞洒税粮，或则隐瞒丁口而脱免差役，或者改变户籍而挪移人户应役的次序，亦有于开写过割田产时索取赃物者。黄册至此，只成具文，有司征税编役，往往自为一册，名曰“白册”，赋役情形便不可问了。

里甲吏胥变乱图籍的行为，又多半是受了仕宦豪强之家的贿赂与请托而发生的。强家剥削农民最酷烈的方式，为侵夺田地，及直接榨取劳动力，如虐使农民工作等等。至关于对国家赋役的负担，他们又得转移于农民的身上。他们向里胥行使贿赂，以求逃免或减轻赋役的负担，所缺的赋役之额，即由增加贫民下户的负担以补足之。此外他们又常滥用享有的特权，如优免赋役的权利，去破坏赋役制度的完整，以致旧日赋役制度，一败而不可收拾。总起来说，豪强大族的暴虐奸诈，里甲吏胥的贪婪舞弊，是败坏赋役制度的最直接的因子。这两种恶势力的勾结，更加速破坏的进程。除此以外，如社会经济上的变迁，使里甲十年一编的制度根本无法维持，又如国际贸易的发达种种，以及整个政治的黑暗，以致人民经济上的破产，财政上负担的加重，则为一条鞭法发生的远因。

当时赋役混乱的情形，先说赋一方面：例如关于田土的分类，官田与民田，起初是划然区分，不相混乱的。但在后来，一方面因为宗室、王公、大臣、内官、军士与豪强等对于民田的侵占，一方面因为田土的买卖，如贵族及军士等因事故（如贵族不愿自己经营耕种，军士生计困苦，无法营种等等）自动的将田土转让与民户，或民田卖与官军等户，更加以里甲、书算手、官吏人等，与豪强宦族互相勾结，变乱图册，以致官田与民田的区分，后来竟弄至无可究诘。或则民田亦得享受官田的特别待遇（如优免赋役等），或则官田的佃户亦得将田地转相典卖，与民田无异。兼以“投献”、“花分”、“诡寄”和“寄庄”诸弊盛行 ，使田籍更无法清理，田额亦亏耗不堪，税率当亦更为不均了。

故如官田税率，本比民田税率为重，但或则以官田而出民田较轻的税；或则以民田而出官田较重的税。甚至有有田而无赋的，有无田而有赋的。赋的负担既不公平，赋额亦亏耗不堪。又如田产买卖之际，卖者欲求卖价之高，往往卖田而留税，于是产去税存；买者亦利于赋额不由自己负担，于是宁愿多出较高的代价，以求有田而无税。凡此种种，使田赋的科则更加淆乱。加以各地科则繁多，有一县多至千则以上者。又如税物的缴纳，在用米麦时则多收耗折，在用折色时则任意提高折价，如在平时法定以银一两折纳米二石五斗，但遇米的市价昂贵时，则又规定仍收米本色，可是又限定还以银折算去缴纳。此外管守仓库的吏役与负责征收解运的粮长里甲人等又复上下其手，额外多索馈赠等项或手续耗折搬运等费。且折色物品太繁，有时多至数十种。彼此间折纳的比率，更极复杂之能事，即问吏胥等辈亦不知之，但由彼辈任意索取。小民无知，一任其欺。至于各项税粮之为缓为急，及其应输仓口之或远或近或重或轻，在初年本皆有详尽的规定，但因豪富与官吏粮里人等的交结，或则缓急轻重移置，急者怠愆不前，而缓者反先收解。或则贫民之应派近仓轻粮者，今则派以远仓重粮，而富者反得近仓轻粮之利，使贫人的负担反重于富人 。再则征收期限纷出，小民迄无宁日，又或趱前挪后，移新补旧。或行带征的办法，并追旧欠于新粮；或立预借的名义，今年就预征了明年的税（以上偏重于官方征收上的弊病而言，至于负责直接向粮户征收，以解运之于官府的粮里长的弊害，我们留在后面详细的说）。所以到了嘉靖年间，田赋不但是负担不均，弊窦诸多，而且每年积逋之数，动以百数十万计，连财政的目的都达不到。至于农民租税负担的苦痛，那又是问题的另一面。我们但观于农民户口逃亡之惨，便可知了。

关于役法方面：其淆乱的情形比之赋法有过而无不及。其实一条鞭法之产生，它的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因为要改革役法。一条鞭法施行后的结果，变动最剧者是役法而不是赋法。役法比赋法更易混乱，原因有二：赋法是对田地科征的，田地位置有定，荒熟可稽，吏胥作弊，尚有所顾忌。至役之轻重，则纯视户则的高下而定，户则的高下虽说以财产为根据，但编派某户为某则之权，则完全操之于官吏里胥辈手中。各人户间的负担公平与否，彼此谁都不甚相知。故自易于作弊。再则每县的赋额有定数，税率亦不能任意提高，官吏里胥辈只能借耗折转运或手续等项名目多收，但终竟有些限制。非若差役的人数及其工食费用等项，都可多可少。况且役法往往因事编派，临时可以增加，限制既不容易，侵吞剥削的机会与程度，当亦要来得比较深广得多了。例如，里甲之役，我们在前面已说过，是由黄册编定。户则的高下，与应役的次序，皆以每户丁口资产的多寡为根据。但在后来，弊端百出，如黄册的书算手人等，多系里长的户丁并奸民豪户营充，通同官吏里长作弊。其间有隐瞒丁口而脱免差徭的，有将里甲挪前移后应当的，有遣放大户而勾取贫难下户以应役的，更有擅改户籍，捏甲作乙，以有为无，以无为有，以军户作民户，以民户作军户的，其结果贫者负担愈重，富者反轻。贫户支持不住，乃举家逃窜，以避徭役。但役额是有一定的（指经常额而言）。贫户逃亡之后，甲虽不及十户，但役额仍由剩余之三四五六或七八九户分摊，或则由里长甲首代为补足。差役愈重，贫民愈不能堪，则整个甲的逃亡，其在里中空下的役额便由剩余的九甲均摊补足。九甲益不支，则又相率逃亡，只由剩余之四五六七八甲摊认。到后来一里之中，十甲人户与甲首以至里长无不逃亡净尽。演成了空前的“逃亡”历史。再则里甲之役，其初本古人“庶民往役”之意，自催办粮差及勾摄公事之外，本无他事。其后官府不加体恤，凡祭祀、宴飨、造作、馈送、夫马一切公私所须，及各种供应，如岁办物料等，皆责令里长营办，虽或给值，亦仅为里长所出的百之一二，甚至毫无所给。里长坐派于甲首，甲首又坐派人户，于是里甲人户都疲累不堪。其间里长、甲首亦有从中取利，以一科十者，人户受害更大。

又如均徭，止凭州县旧册任意审编，官无定例，吏缘为奸。有应编差役而故行遗漏者；有不应编而妄行增添者；故如银差力差各项，有合用银数多而编少，又从银色加征者；有合用银少而编多，任从官吏浪费者；有同一事而银数有加减者；有同一差而名数有多寡者；有擅加编派银两者；有冒佥差役者；有差役本已革去，但其工食费用仍然存在者；又有假借文移，虚称互换，以重役换轻役者。官吏里胥肆为侵渔，但无法防范，贫难下户阴受祸害，亦不自知。故均徭亦败坏不堪。至于杂泛，乃是临时编佥，完全由于官府的意旨为增减，既无定制，亦无定额，弊窦之多，那更是不用说的了。

关于驿传与民壮之弊：驿传之设，本以报军机重务，及供命使之往来。但兵部滥发勘合，致有有发出而无缴入之叹。又士绅递相假借，一纸而洗补再四。兼以中官人等，每以常事泛滥给驿，又妄作威福，鱼肉驿夫。以致驿传疲累不能支。又如民壮之设，初意本在征守。但后来民壮与守御全无关系，只在官府供迎送小差遣，及勾摄公事与投递文移等。老吏黠胥，相缘为奸，乃或派之私衙，以为领薪水之役，亦有一人而包当数役者，无非志在中饱。甚至如军户随田附籍者，亦复编为民壮，是既当军役，又充民壮，即为服两重的兵役了。总之驿传与民壮，至后来都已失去设立的本意，且又征收繁重，民不能堪。

Ⅲ.赋役的改革

上节里所说的赋役制度的混乱情形，到了明代中叶正德年间（1506—1521）愈发来得严重。原来的赋役制度的致命伤，就是过于复杂琐碎。因为执行不得其人，同时纳赋役的小民的监督权力过于微弱，所以法律愈定得细密，舞弊的机会亦愈多。因此进行改革的人们，多从赋役制度的简单化下手。

比如关于田地的分类及其税率，在起初或者尚与实际的情形相符——如官田所出确是比民田为重，上则田又确是比下则田重。但经过种种的破坏，原定的田地分类与税则便与实际毫不发生关系了——如以民田而反出官田之赋，上则田暗改为下则田。要整顿这些积弊，最善的方法，莫过于彻底清查，如举行清丈，重新攒造赋役册与鱼鳞图册等。但这些措置，所需费用甚大，时间亦长，兼以议行清丈，则有豪强世族的反对与阻挠，及至履亩踏勘，编造图册，县官又势难亲与其役，即使亲与其役，亦往往为吏胥里书人等所欺骗而不知。谈到中国过去的政治，我们不能忽视这两种恶势力：地方上的豪强和衙门里的胥吏。这两种势力的联合，即使有贤明的行政长官，欲行任何改革，亦无能为力的。所以谋改革者势不能不迁就事实，承认现象。一条鞭法以前的改革，甚至一条鞭法，莫不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产生的。它们并不要求去改正一向造下来的赋役的不平均，它们只要求从现在起赋役的状况不要更坏下去。所以都趋向于制度的简单化，从防止舞弊的办法上设置。

由于这种简单化的要求，在各地普遍地发生了两种一致的现象。其一，赋役内各项的合并运动；其二，赋役各项皆用银折纳。先说田赋内的合并趋势：第一，就是田地的种类及科则上的区分，逐渐合并，化繁为简。如当时各州县所行的“均粮”或“均则”运动，便是最好的例证。所谓“均粮”，就是将田地的种类及其科则简单化，换言之，即合并起来。如往日一县内的田地，既有官民肥劣等等种类上之分，复有税粮科则上之别。今乃将这些的分别或弛缓或取销之，或将科则减少，由百数十则减为两三则；或简直了当的将所有各种田地总归为一类，即所有税率通均为一则，但按同一的面积征收同一的税率。这样一来，但凭册籍上所载，向现存的田地，按亩均摊额赋，则向来官吏里书之抑贫右富，以官田作民田，以上则作下则，以有作无，以少报多等等弊病，皆可为之少减。比较的公平，亦可达到。更有实行一次清丈，然后均粮者，其法更精，流弊亦更少。均粮运动，在正德间便风行各地，直至万历年间仍继续的在进行之中，与一条鞭法为共同的发展。事实上行一条鞭法的无不先行均粮，均粮就是条鞭法中的主要办法的一种。关于各地的均粮的历史，这里为篇幅所限，不能细述。

第二，田赋内各税项的合并。如在有些地方，夏税起初是混入秋粮内带征；其后便只存秋粮一项名目，连夏税的名目亦根本取销。此外还有田赋以外的正杂课税亦归并到田赋里去，如各地的农桑丝、绵、绢、马草等项，本来都是独立的税项，与田赋无关，但至正德嘉靖年间，它们亦多数随田额或随粮数摊派，归入于夏税与秋粮中，变成田赋的一部分。且亦与田赋同时征收。

关于合并的趋势，在役法上亦是如此。例如里甲、均徭等役，大体上虽皆以人户的丁及资产为编役的根据，可是它们的性质与编佥的方法及其期间都各有不同。但至嘉庆万历间有好些地方，里甲亦并入均徭内编派。又如杂役是与均徭有分别的，但在后来它们亦多编入均徭。再如均徭项下原分为银差力差两大类。银差与力差的分别，我们在前面已说过，是根据种种原则而定的。如力差以殷实大户充之，银差则可以不必。又力差是输于当地或近地的役，银差则输于远地。但嘉靖以后，银力差的区别已逐渐消灭，力差内各项纷纷归并于银差之内，一律改为银差，两差于是不分。由上可见役法亦是在化繁为简之中。

不但如此，役与赋在一条鞭法前亦已有合并为一的趋势。比如驿传、民壮本皆为对里甲人户的特殊课役，但正德嘉靖以后，各地多将它们改为随粮带征。如驿传一役，有些地方定为凡缴纳民米一石，即抽四斗五升以入驿站支应。民壮在正嘉以后，多亦派入粮中。其他如均徭、杂役等项亦是这样。

除了赋役的合并的趋势，我们还应当指出赋役各项都用银缴纳的趋势。我们在前面已说过，折纳上最困难的问题：第一，各项折纳的物品过于繁杂；第二，折纳的比率变动无定。但至后来，各项税物差不多都规定了以银折纳，且又有了法定的折合的银价（如每农桑折绢一匹，以银一两折纳）。于是折纳的问题亦简单得多。而且银的折价，经过了法律的制定，在长期间内变动亦甚少。所以经过了一段相当的时间，政府和纳税者都很逻辑地将折纳的本意容易地忘掉，于是但照依法定的银数征收或缴纳，此时银价也许与实际的交换比率根本不发生关系，于是纳税者事实上是以银子去缴纳而非折纳了。除去田赋内各项正杂税粮普遍地用银缴纳或折纳以外，在役一方面大势所趋亦是如此。在前面已说过，力差各项，逐渐一一变为银差。此外如里甲、驿传、民壮等正杂役，至嘉靖以后，亦皆先后编银。劳动力的提供，至是最大部分是以货币的方式出之。至若其他赋税收入，如盐课、茶课、鱼课、商税种种，以及一般支出如官俸、兵饷、宗藩禄米等等，以至民间的买卖，自宣德（1426—1435）、正统（1436—1449）以来亦莫不先后征银或折银。总之，自正德嘉靖以后，无论政府或社会上的用银事例都甚普遍了。

以上所述的两种的趋势，——即各项赋役的合并与用银折纳，皆以简单化为出发点，互相维系的在同时进展。在一条鞭法以前的各种赋役改革，差不多都是带有这两种趋势的，虽然有程度上深浅的不同——如有些是赋役合并了，但尚未折银；又有些只合并了一部分，但未全部合并。这些改革虽不以一条鞭的名称出现，事实上就是一条鞭的办法。我们或者可以这样的说，一条鞭就是要集合这些趋势的大成，将它们更为深刻化与普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