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心理主义

每个心理治疗师都知道，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有关生命意义的问题会被频繁提出。虽然我们知晓一个病人对生命意义的怀疑和对世界的绝望在心理上如何发展，但这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处。我们告诉他自卑感是他的精神痛苦的心理根源，我们相信能够将病人对生活的悲观看法“追溯到”某种情结，并让病人自己相信——事实上，我们跟病人谈论的这一切都跑题了。我们就像一个根本不做心理治疗的医生一样，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只是满足于实行一些身体上的治疗措施，或者忙着开药。与此相比，“心病还须心药医”这句箴言要明智得多。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表明，所有这些医学上的处理方式放在一起，同样意味着在病人面前“跑题”，只是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跑题”可能被赋予种种医学性和科学性的“形象”。

在这里迫切需要的是回答病人的质疑，我们要学会与病人讨论，并用适当的手段，也就是拿起精神武器进行斗争。我们需要的是，或者更确切地说，神经症病人需要的是，对他可能提出的所有世界观的论据进行一种内在批判。我们必须敢于用反论据真诚地与他的论据作斗争，并拒绝诉诸方便舒服的异质性论证，这种论证的理由往往来源于生物学或者社会学领域。这样做的话，就是在回避内在批判，这将意味着离开提出问题的层面，即精神层面，而不是留在那里，敢于用精神武器为某种精神态度而进行精神斗争。出于一种公平的立场，我们更应该用同样的武器斗争。

毋庸置疑，在病人怀疑生命的意义且极度绝望、濒临自杀的情况下，偶尔以急救的方式进行治疗也是可取的。在这种急救的框架下，一系列疑难问题的学术化一再向我们证明：一旦病人意识到困扰他们的东西与当代存在主义哲学的中心主题相吻合，他们的心灵困苦就变成一种可以接受的精神痛苦，他们不再把它作为一种应该感到羞耻的神经症，而是作为一种可以为之自豪的牺牲。是的，有些病人最后发现困扰他们的问题在这本或那本存在主义哲学著作的某一页得到了解答，这让他们松了一口气，通过将这个问题在理性上客观化，他们得以从情感上与这个问题保持距离。

一个有认识论“家庭教育”背景的医生会拒绝只给一个精神绝望的病人开镇静剂。他更多地会尝试使用一种 以精神为导向的心理治疗 ，给病人提供精神上的支持。这很有效，而且尤其适用于所谓的典型神经症世界观。要么病人的世界观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试图通过心理治疗手段来打击它，那就是对病人的不公正，因为一个神经症患者的世界观不允许以“神经症”的理由被拒绝。又或者，病人的世界观不正确，那么从根本上修正他的世界观则需要另外的但不是心理治疗的方法。也可以这么说，当病人的世界观正确的时候，心理治疗就没有必要——我们没有必要去修正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但是，如果病人的世界观不正确，那么心理治疗就是不可能的——我们无法通过心理治疗去修正一个错误的世界观。迄今为止的心理治疗都无法解决精神问题——不仅无法解决，而且也不属于它的范畴。如果心理治疗在前面提到的心理现实的整体面前显得不够充分，那么现在它也在精神现实的自主性面前表现得无能为力。

这种无能不仅表现在对世界观的心理治疗尝试中；它更多地表现在一种被所有心理治疗支持的所谓的“世界观精神病理学”（Psychopathologie）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世界观精神病理学。因为精神创造不可以简化为心理的东西，精神和心理不在同一个层次，无法进行比较。一种世界观的内容永远不可能完全来自人的心理基础。不能因为一个人有心理疾病就判定其作为精神实体的世界观是错误的。实际上，那些有关神经症患者的悲观主义、怀疑主义或者宿命论的心理发生的知识对我们来说没什么用处，对病人来说也没有任何帮助。我们必须驳斥他的世界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绕开对其“思想”“心理成因”的研究，不再从他的个人生活史出发去理解他的思想。根本不存在世界观的精神病理学或者心理治疗，最多只是具体的人的精神病理学或者心理治疗，从他们的头脑中产生特定的世界观。

然而，这种精神病理学从一开始就不允许对世界观的正确性或不正确性做出判断［参见阿勒斯（Allers）］。哲学家们的言论与他们的精神病理无关，他们的言论从根本上说只与哲学家本人的人格相关。“健康-疾病”的范畴只适用于人，而不适用于其作品。因此，关于一个人的精神病理学表述永远无法取代和免除对世界观的正确性或不正确性的哲学检查。一种世界观的承载者的心理是否健康不能证明亦不能反驳这种世界观在精神上的正确或不正确性。 2 × 2=4，即使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也不会答错。 计算错误可以通过验算而不是精神病检查来纠正。我们并不是根据脑软化（Paralyse）的事实推断出计算错误的结果，而是相反，我通过计算错误诊断出脑软化。因此，原则上，对精神内容的评估，与精神内容在心理上如何发生或是不是心理病态过程的产物毫不相干。

这些问题最终涉及的是心理主义的问题。这种伪科学方法试图从一个行为的心理来源推断其精神内容的有效性或无效性。这种企图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客观的精神创造不会受到这种异源之物的影响。精神自身固有的规律性不容忽视。例如，将上帝这一概念的诞生归功于原始人对于无比强大的自然暴力的恐惧，以此来怀疑神性本质的存在，这是完全不允许的。再比如，一位艺术家在罹患精神病的情况下创作了一件作品，我们不能据此来推断他的作品具有艺术价值或毫无价值。有时真正的精神成果或文化现象会被用来为与其本质无关的动机和利益服务，即以某种方式被滥用。但即便如此，精神实体本身的价值也绝不会受到质疑。将艺术创作或宗教体验用于神经症的诊断，而忽视其内在的有效性和原始价值，这无异于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以这种方式做出判断就像那个第一次见到仙鹤的人，他惊讶道：“我还以为没有仙鹤这种东西呢。”就因为仙鹤的形象总是被用在一些众所周知的童话 中，这种鸟就不应该在现实中存在了吗？

当然，所有这些并不是要否认精神实体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心理学因素，进而由生物学和社会学因素决定的；它们在这个意义上“被决定”，而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引发”。韦尔德（Wälder）正确地指出，所有精神实体和文化现象的局限性正代表着“错误的根源”，由此会产生个别的片面性或夸张性，但绝不会对根本性内容、精神性成果作出积极的解释（每一种这样的“解释”都混淆了人格表达与事物表现）。在个人世界观的形成方面，舍勒已经指出，性格差异和人的整体个性只有在影响选择时才会对世界观发生作用，但它们并不影响世界观的内容。因此，舍勒把这些条件性的因素称为“选择性的”而不是“构成性的”。它们只是让我们理解，为什么某人恰恰有这种看待世界的个人方式。它们永远无法“解释”在这种片面但独特的视角中所呈现的饱满的世界。每种视角以及世界观的特殊性，都以世界的客观性为前提。最后，我们都知道错误源头的存在和天文观测的局限性，正如它们出现在众所周知的天文学家的“个人方程式”中一样，但是没有人怀疑——在这种主观性之外——真的有像天狼星之类的星体存在。至少出于启发式的原因，我们必须采取以下立场：心理治疗本身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世界观问题，因为仅凭精神病理学及其对“健康”和“疾病”的分类，在面对一个精神实体的真相内容和有效性问题时是必定会失效的。如果单纯的心理治疗做出这方面的判断，它就会落入心理主义的错误陷阱中。

在哲学史内部，心理主义已经被克服，现在必须通过某种手段克服心理治疗内部的心理主义，这种手段我们称为意义治疗。这样一种意义疗法的任务是我们所说的“精神角度的心理治疗”；它是狭义的心理治疗的补充，填补了我们推论出来的理论空缺，并有待今后的实践验证。只有远离那些心理主义的不恰当批评，真正参与到对病人精神痛苦的客观辩论中时，意义疗法在方法上才是合法的。

意义疗法，就其性质而言，不能也不应该取代心理治疗，而是作为其补充（这也仅仅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事实上，它想要的东西早就反复发生了：或多或少是有意识的，但大部分是无意识的。我们关注的是意义疗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产生价值。为了达到这一澄清的目的，我们必须在方法论的考察中出于启发性的原因区分意义治疗和心理治疗。然而，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从不会忘记，在心理医学的实践中，这两个组成部分是生动地关联在一起的。可以说，它们融合在一个医学统一体中。毕竟，心理治疗或意义治疗的对象是人的心理和精神，二者只能在启发式的意义上相互分离，而在人类整体存在的统一性中，它们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

原则上，精神与心理必须分开。二者代表了两个本质上不同的领域。 ^[1] 而心理主义的错误在于，它武断地从一个层次转换到了另一个层次，忽视了一切精神内在固有的规律性。而这种忽视自然会导向一种概念混淆。 ^[2] 我们要在心理治疗领域避免这种错误，进而在心理治疗内部克服心理主义，这才是我们所推行的意义疗法的愿景和真正关切所在。

注释：

[1] 参见V.E.Frankl， Anthropologische Grundlagen der Psychotherapie ，Bern 1975，S.109 ff。

[2] Metabasis eis allo genos，概念混淆，通过不被允许的方式将概念转换到不属于该主题的领域（Aristoteles， De coel .I 1.268b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