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还原论和泛决定论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专家的时代，专家们往往会从特定视角和方面来向我们展示现实。 在研究成果这棵大树面前，研究者根本看不到整体现实这片森林。 很多研究成果不仅是片面的，甚至还相互矛盾，很难将它们整合成统一的世界图像和人类图像。无论如何，发展的车轮无法倒转。在团队合作搞研究的时代，专家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宝贵。 但是，危险不在于研究人员的专业化，而在于专家的普遍化。 我们都知道所谓的 “可怕的简化者”（terribles simplificateurs） 。他们可以加入我所谓的“可怕的一概而论者”（terribles généralisateurs）的行列。这些人把一切都简化了，他们把所有东西都归在同一个框架内，并将他们的研究成果泛化。作为一名神经学家，我认为把计算机视为一个中枢神经系统模型是完全合法的。这里的错误在于，声称人类只不过是一台计算机。没错，人可以被看作一台计算机，但与此同时，他又远远不只是一台计算机。 虚无主义并没有通过空谈虚无揭开自己的面纱，而是通过“不过是”这个短语来伪装自己 。

在这个过程中，在精神分析的影响下被唤起的、被博斯指责的倾向是将心理内部的“权威人格化”。这一过程中充满了诡计和佯攻，以及对它们的揭露。这种苗头已经变成了常态。事实上，这种狂热的分析，正如拉蒙·萨罗（Ramon Sarro）所言，不尊重意义和价值，从根本上威胁和危及心理治疗。美国人将这种情况称为还原论。我可以将这种还原论定义为一种伪科学方法，这种方法把具体的人类现象简化为非人类现象，或从非人类现象来推断人类现象，就像还原论可以被定义为一种 亚人类主义 。在爱的背后，只有所谓的目标抑制本能，良知则只不过是超我（真正的现代精神分析早已不再维持良心和超我之间的同一性，而是承认和接纳了它们之间的区别）。一句话，诸如良知和爱等特有的人类现象变成了单纯的附带现象。精神不过是最高级的神经活动，借用某位著名研究者的著名作品的名称，可以称之为“精神的附带现象学”。

在还原论中产生的学术虚无主义与被解释为存在真空的生活虚无主义形成了对比。还原论将人简化、物化、非人格化的趋势正好有利于存在真空。这听起来好像是一种夸张的表述，但并非如此。让我们听听年轻的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欧文·汤普森（William Irving Thompson）的说法：“人类不是椅子或桌子；他们是活生生的，如果他们发现自己的生活已经沦为仅仅是椅子和桌子的存在时，他们就会自杀。”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确实如此：我有一次在密歇根州安阿伯大学做讲座时，讨论了有关存在真空的问题，过程中，该校的督学说，他每天都会遇到有存在真空问题的学生，他还准备给我一份由于对生命的意义产生怀疑最终自杀的学生名单。

美国的研究者是第一批对所谓的还原论进行自我批评的人，他们要求承认真相，如他们所说，接受事物的“表面价值”。他们加入了欧洲现象学研究的大合唱。这并不是不承认弗洛伊德的成就；哈佛大学的戈登·W.奥尔波特（Gordon W.Allport）可能是当今最重要的美国心理学家了，他认为弗洛伊德是“不按表面价值看待动机的专家”。作为例子，奥尔波特研究了弗洛伊德关于宗教的看法：“对他来说，宗教本质上是个体的神经症，是个人逃避的方案。父亲形象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宗教情绪存在于人格当中，因此，我们不能仅从表面看待宗教情绪。”

奥尔波特同时很公正地指出，这种解释方法实际上已经过时了：“克里斯在给美国精神分析协会的信中指出，把对动机的解释限制在本我方面的尝试只‘代表了旧的方法’。现代人对自我的关注并非仅仅局限于对防御机制的分析。相反，人们对他所说的‘精神层面’给予了更多的尊重。”

所触及的问题不仅有其客观的一面，也有其人性的一面。我们必须自问，在心理治疗的框架下，当病人赖以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不再被接受为真实的东西，这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这样一来，作为一个人，病人不再会被认真对待。我们也可以这样表述：他的信仰不再被相信。或者，用奥尔波特的话说：“个体失去了被信任的权利。”很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还如何建立信任关系。

如果我们支持路德维希·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的证据，那么，弗洛伊德认为哲学“不过是”“被压抑的性欲的最体面的升华形式之一”。一个神经病患者的个人世界观在一个精神分析的追随者看来是多么可疑啊！在这种观点下，哲学不过是变相的神经症的理论化甚至神学化。而反过来，神经症是不是一种错误的哲学的实践，这个问题却被忽略了。

还原论甚至在以下层面上也是不正确的。它做出的遗传和分析性解释，不是基于人的成就，而是局限于对这些成就的干扰和阻碍，例如，还原论认为，一个人失去信仰是由于他的成长经历和环境。它一再声称，在某些具体病例中，上帝形象的扭曲以及对上帝的否定被认为是受到父亲形象的影响。

我的同事们不厌其烦地对24小时内出现的相关病例进行了随机跟踪调查，以了解父亲形象和宗教生活之间可以阐明的相关性。我们在统计调查过程中发现，23人的父亲形象具有彻底的积极特征。而13人的父亲形象则是负面的。奇怪的是，在这23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受访者中，只有16人后来仍然信仰上帝，7人放弃了信仰。但13个在负面父亲形象下长大的受访者中，只有2人无宗教信仰，剩下的11人几乎都过着有信仰的生活。可见，成年后信教的27个受访者并非都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而9个无宗教信仰受访者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负面的父亲形象。即使我们能够在父亲形象和上帝形象之间存在关联的情况下看到教养的结果，我们也不得不假设，在父亲形象和上帝形象不一致的情况下，个人决定起到了作用。一个有决定权的人，能够藐视行为的错误决定因子。而在看似无所不能的种种条件面前唤起自由，不失为心理治疗的一项任务。正是被谩骂为“不过是”“被压抑的性欲的升华”的哲学，可以为病人指明道路，照亮这种自由。如果我们把哲学作为一种药物来使用，这只是遵循康德的建议。一开始就断然拒绝哲学的做法是不允许的。想想吧！在医学的框架内使用化学也被认为是合法的！

健康的决定论无可厚非。但我们必须反对的是我称为“泛决定论”的东西。 当然，人是被决定的，也就是人受制于条件，无论它们是生物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人绝不是自由的。但是在面对所有的条件时，他可以自由地采取 立场 。这种真正的人的可能性，恰恰是被泛决定论完全忽视和遗忘的。谁也不需要提醒我注意人类的局限性——毕竟，我是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这两个学科的专科医生。我非常了解人的生物心理学局限性；但我不仅是一个专科医生，还是经历了四座集中营的幸存者，所以我也知道，人有超越其所有局限性的自由，他们凭借一股力量能够面对最糟糕和最困难的条件和环境。这种力量，我称为精神的反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