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主义的心理发生机制

在这一章的结尾，我们不想放弃让心理主义与它自己作对的机会，把心理主义作为反对它自己的武器，用它自己的武器打败它自己。我们通过对心理主义的发生机制（即动机）的研究，掉转矛头，将心理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应用于其自身。我们自问：心理主义隐藏的基本态度是什么，它的秘密倾向是什么？答案是：一种贬低心理行为的精神内容的倾向。出于这种贬低的倾向，它不断地想揭开面具，总是急于揭露，总是在寻找不真实的（即神经质的）动机。它通过 从内容领域逃进行动领域 的方式，回避了所有关于有效性的问题——例如在宗教或艺术领域，以及在科学领域——因此，心理主义最终是在逃避大量的认知性事件和决策性任务，是在逃避存在的现实和可能性。

在任何地方，心理主义看到的都是面具；然而，在面具背后，它只愿意承认神经质动机的有效性。在它看来，一切都是假的、不真实的。它想让我们相信，艺术“最终不过是”对生活或爱情的逃避；宗教“不过是”原始人对宇宙强力的恐惧。伟大的精神创造者都是神经症患者或精神病患者。经过这番心理主义的“揭秘”，人们松了一口气，他们终于认识到，像歌德这样的人“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神经病患者。这个学派根本没有看到任何真实的东西。某种东西在某些时候是一个面具，或者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它就应该永远只是一个面具，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吗？真的没有什么直接的、真实的、原初的东西存在吗？个体心理学宣扬勇气，但似乎忘记了谦恭——面对这个世界上的精神造物、面对独立精神世界的谦恭。它们的本质和价值不能简单地、自上而下地投射到心理学层面。谦恭如果是真实的，至少和勇气一样，是一种内在力量的标志。

“揭开”心理治疗的面纱，它归根结底不是一种判断，而是一种判决。如果我们让它在自己的光芒中看到自己，如果我们像照蛇妖一样对着它举起一面镜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心理治疗——像所有的心理主义一样——回避了世界观和科学领域的有效性问题。

因此，心理主义可以被理解为带有贬低倾向的手段。这样一来，由它主导的研究方向就不再是致力于对某种事物的认知。然而，在我们看来，心理主义是一个更全面的现象的一部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完全扭曲了人的形象，人被认为是处在诸如生物学层面、心理学层面或者社会学层面的多重束缚之中，面对这些束缚，他无能为力。真正的人的自由，是摆脱所有束缚的自由，是精神相对于自然的自由——这才是人的本质，却被忽略了。除了心理主义，还有生物学主义和社会学主义， ^[1] 它们都在同等程度上建构了一个扭曲的人的形象。难怪在思想史上出现了对这种自然主义观点的反应，呼吁关注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人类在自然束缚面前的自由。难怪“负责任”的原初事实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另一个原初事实，即“有意识”，至少不能被心理主义否认。存在主义哲学的功劳在于强调人的存在是一种自成一体的存在形式。因此，雅斯贝尔斯称人类的存在是一种“决定性”的存在，它本身并不“是”，而是在每一种情况下决定“它是什么”。

这一事实即使并不总是被承认，却早已被普遍理解，随着这一事实被澄清，对人类行为进行伦理评估才有了可能。因为只有在对抗自然束缚时，人才不再受制于或盲从于生物学（种族）、社会学（阶级）或心理学（性格类型）——也就是在这时他才开始进行道德判断。诸如功劳和罪过等日常概念的意义，在于我们认识到人类的实际能力，而不是将一切束缚简单地当作命运来接受——一味放弃，一味屈服于命运和生活的重压。隶属于特定的民族，从来都不是一种功绩或者罪责。罪责只有在这个民族的特殊天赋没有得到促进或民族文化价值被忽视时才会产生；而功绩的产生则在于这个民族的某些性格弱点被其成员通过有意识的自我教育克服。 很多人都会犯这样的错误，把民族性格弱点作为个人性格弱点的借口。有一则关于小仲马的逸事是这么说的：有一天，一位上流社会的女士对他说：“你父亲这么不守规矩，让你很恼火吧。”年轻的小仲马回答说：“哦，不，殿下；他即使没有成为我的榜样，也足以成为我的借口。”如果儿子将父亲的例子作为对自己的警告，那就无可厚非。还有很多人犯了这样的错误，只是为自己的民族性格感到骄傲，却没有通过个人修养取得个人功绩。无法为之负责的东西，对一个人来说既不能算作功劳，也不能当作罪过。这种观点毕竟是自古有之，在基督教出现以后更是如此。它与异教思想形成了严格而自觉的对比，它主张，只有在人们能自由决定和负责任地行动时才开始进行道德判断，在他不能这样做时就要停止。

我们首先试图从理论上推导出意义疗法的必要性，然后在实践的基础上证明“精神角度的心理治疗”的必要性。前者证明了，从狭义上理解的心理治疗在范畴上是不充分的，而后者证明了，它对所有精神方面的东西都无能为力，或者说它必定沦为心理主义的牺牲品。在下文中我们将证明意义疗法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精神角度的心理治疗”的实际可行性，以最终证明其理论上的可能性，也就是回答我们已经触及的问题：是否可以从根本上避免世界观的影响？对于“精神角度的心理治疗”技术的可行性问题，从迄今所讲的内容中可以看出一些重要的提示。因为事实已经反复表明，回归到人类存在的本质，回到作为人类存在基础的“负责任”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也将理解，围绕着意义治疗的关键点，心理治疗必须转向存在主义分析， ^[2] 从责任的角度分析人类状况。

注释：

[1] 所有这些理念的谱系如下：心理主义、生物学主义和社会学主义的源头是自然主义。

然而，从生物学主义与社会学主义的近亲关系中诞生了一个集体生物学主义的怪胎。我们在所谓的种族主义中可以发现这种所谓的集体生物学主义。

[2] 参见V.E.Frankl，“Zur geistigen Problematik der Psychotherapie”， Zentralblatt für Psychotherapie （1938）；“Zur Grundlegung einer Existenzanalyse”， Schweizerische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 （1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