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关系1.0，更随意、流动性更强的多角关系
在狩猎采集时代，两性关系的基础是基因选择和避免近亲繁殖而非浪漫主义和长期的情感依恋。
250万年前，随着人类祖先的出现，关系、爱情乃至婚姻的故事拉开了序幕。在当时，生存所需除了食物和住所，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繁衍后代。没错，人类能够生生不息地世代繁衍至今，要归功于祖先们的“浪漫史”。然而，这种关系的本质是什么？男人和女人是如何产生联系的？性的意义是什么？当然，我们要讨论的最关键的问题是，科技是如何影响这一切的？
今天，当听到“科技”这个词时，大多数人可能会想到计算机或者其他电子产品，但这些只是人类发明和使用的最新科技产品。“technology”（科技）这个词实际上是由两个希腊语单词“τέχνη”（techne）和“λογία”（logia）组成的，大致可以翻译为“工艺的科学”，更准确的解释是，科技是通过对人类所掌握的知识的实际应用，产出商品、工具和非人工服务。因此，旧石器时代用来捕猎动物的长矛和今天用来打扫房屋的扫地机器人本质上都是科技产品，只不过来自两个天差地别的时代。
本章主要讲述了科技对史前社会发展趋势的总体影响，以及与较晚一 些时期的文化相比，史前社会对关系的态度。 一般来讲，若想理解科技如何在未来几年影响关系，深入了解关系的演变以及科技如何从根本上影响其进程似乎很有必要。
人类通过语言开创了“文化”
狩猎采集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时代，大约始于250万年前，一直持续到约1.5万年前。在这一时期，人类能够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石头、长矛、绳子，以及后来出现的火）生存下去并繁荣发展。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工具来辅助打猎、采集和捕鱼。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史前的初级发展与之后的农业发展、现代食品的制造、罐头的发明可以相提并论。
狩猎采集时代保存下来并在考古发掘中被发现的工具大都是由石头制成的，因此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为“石器时代”。现在我们知道，除了石头，其实也有由其他材料制成的工具，例如狩猎采集者使用了很多年的木制工具，早期的斧子和投矛器就是典型代表。虽然我们尚不清楚狩猎在当时的具体盛行程度，但大多数研究人员都认为，人类在整个石器时代都使用这些工具来捕猎动物。
相比狩猎，采集更为简单。我们的祖先用双手和初级工具采集果实和野菜。对当时的人类来说，“储存食物”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因为有效保存食物的技术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因此，当时的人类主要依赖于居住地的既有食物。即便在那个时代，人们也采用晾晒、风吹，以及后来出现的烟熏等原始的方法让食物变干，以便存下一部分食物供日后食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方便进食，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加工食物的工具，例如用来研磨植物的研钵和臼，以及用来切割动物皮肉、从动物的骨头上剔下可食用的肉的燧石刀和骨刀。通过使用这些简单的技术，人类改善了饮食，在生态链上更上了一级。
在这一时期末期，即大约15万年前，直立人学会了使用和控制火。火为人类带来了温暖、安全和光明，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种新的食物处理方式——烤。经过火烤后，食物中不易消化的纤维素被分解，从而减少了人体器官处理食物所需的工作量，人类摄入的热量得以增加。随着人类所摄入热量的增加，大脑这个消耗了所摄入能量20%的器官变大了，而消化系统变短了。
此时，人类的另一项关键发展出现了：脑容量的增加促进了语言的发展，这对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获得成功至关重要。与他人交谈的能力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推动着人类向前发展。火能够烹熟食物，而语言能帮助人类在打猎、采集和对抗入侵者时相互协作。从那时起，人类开始协调组织大规模的狩猎之旅。对于猛犸象这样的大型动物，一个人是不可能杀死它的，但一群人合作则可以很快杀死一头。于是，人们有了更多的肉吃，大脑也发育得越来越好。
语言还使社会交往变得更加容易，并将人们维系在了一起。同时，人们也可以更容易地表达个人需求，增加对彼此的依恋，并在必要的时候照顾他人。通过语言，早期人类逐渐学会了唱歌、讲故事，并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知的“文化”。
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语言使人类可以更容易地互相传授技能、传递知识。无论是总结出捕猎羚羊的最佳地点和时间的猎人，还是弄清楚了哪些植物具有药用价值的采集者，他们都能够通过语言将这些有用的信息传递给家人。这些有助于改善人类的健康和安全状况，以及保障食物安全的信息循环往复地在人与人之间传递，人类也随之变得更强壮、更健康。
这些进步使人类的数量不断增加。在200万年前，直立人开始从非洲向亚洲、欧洲及其他地区扩散，此时的人口约为20万，而到了大约1.5万年前，即农业革命开始时，人口增长到了400万。然而，科技发展所影响的不仅仅是人口规模，为了适应科技的发展，社会本身也发生了变化。
平等主义使人成为人
由于缺乏直接证据，我们很难完全了解早期人类社会及其组织架构，但是通过对现代狩猎采集社会的考古发掘和人类学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史前社会的组织模式，至少在某些案例中可以了解到这一点。此外，通过研究人类的灵长类近亲（与50万年前从古人类中脱颖而出的智人关系不太远的灵长类），我们可以推断出群体动力（包括家庭和部落）是如何在狩猎采集社会中形成和发展的。
狩猎、采集和食物加工技术的结合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迫使狩猎者和采集者以当时特有的方式相互联系，而且狩猎采集社会的规模、凝聚力和结构也都是因此形成的。
史前社会中的群体规模都很小，最多只有几十个人，原因之一是当时常见的狩猎技术具有局限性。人类给居住地的生态系统带来的额外压力会导致该地区的动物数量减少，每个部落成员所获得的食物量也会随之减少。因此，如果群体规模过大，依靠狩猎生存就十分困难。在其他物种的群体中，我们也能看到同样的情况。食肉动物和杂食动物在数量上必须保持一种谨慎的平衡，既要有足够的成员来提高捕猎的效率，成员数量又不能太多，以免导致捕猎过度，耗尽食物资源。例如，一个狮群通常由15名成员组成，相比之下，食草动物因为食物充足，不需要消耗大量能量去捕猎，面临的觅食压力较小，所以能够维持较大规模的群体。又如，几千头美洲野牛可以组成一个群体一起生活，因为它们的食物是取之不尽的苜蓿和草。
有效的食物储存技术的缺乏也限制了史前人类群体的规模。当时的人类无法将食物储存起来供长期食用，这导致食物的供应量忽高忽低，非常不稳定。太多的人在同一时间消耗有限的食物资源，时不时就会出现食物短缺的情况，这使得大规模群体的管理变得很困难。相比之下，在小规模的群体中，人类可以更有效地管理食物的消耗。
此外，当时人类的居住条件也是小规模社会群体形成的原因之一。在这一时期末期，狩猎采集者才发明了建筑技术和人造房屋，而在此之前，他们大都将天然的庇护所作为栖身之处，比如洞穴、悬崖突出部分，以及一些具有遮蔽特性、方便进出的开放空间。对人类来说，这些天然的庇护所能够遮风挡雨、抵挡其他恶劣天气，还能抵御捕食者的攻击。然而，在找到合适的天然庇护所并安顿下来之后，周围的环境随时有可能发生变化，一旦环境不再宜居，人们就必须马上搬走。面对这种迁徙不定的生活，只有小规模的群体才能做到灵活应变。如果一个群体的规模过大，他们在寻找新的居住地时很难找到一个洞穴群或者一个巨大的庇护空间。通常来说，一个干燥舒适的洞穴或悬崖突出部分只能容纳几十个人，再多就住不下了。
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小规模群体的形成。然而，受到“狩猎采集科技”影响的远远不止部落的规模。为了避免社会崩溃和饥荒，史前部落不断分裂成更小的部落，部落成员们思想统一、团结一致，集体意识很强。他们形成了有凝聚力的社会结构，成员之间密切合作。
这种集体意识推动狩猎采集社会走向平等主义，狩猎采集社会甚至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平等的社会时期。大多数狩猎采集者生活在无等级制度、平等分配的社会中，这一特征对家庭的形成和夫妻关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后文将详细阐述这一点。
一些研究人员试图计算狩猎采集社会的平均基尼系数，该系数是衡量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一个指标。虽然对史前时代的社会资源分配进行精确的测量是不现实的，但他们通过估量部落成员的体重、狩猎成功率、财产以及社交圈的质量和规模等“财富”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狩猎采集社会的基尼系数约为0.25，与今天的丹麦相似，而丹麦的再分配财富占比甚大。相比之下，美国的基尼系数近年来一直在0.4左右徘徊，这表明美国社会竞争更加激烈、更加不平等。
在现代狩猎采集社会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平等主义的趋势。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James Suzman）花了近30年的时间研究布须曼人的分支之一朱／霍安西部落（Ju/’hoansi）。这是一个独立的部落，一直生活在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直到20世纪末，政府的介入破坏了他们原始的生活方式。在《工作的意义》（ Work ）一书中，苏兹曼介绍了这个狩猎采集部落为消除嫉妒和不平等所采取的公共策略。当部落里的一个猎人成功狩猎归来时，其他部落成员会上前去指责他，这种做法是为了让他不要太过骄傲。一名部落成员提到，大家会说他猎取的肉毫无价值，这是为了“让他冷静下来，使他变得温和”。此外，部落成员认为肉的真正主人并不是猎人，而是制造出杀死猎物的那支箭的人。这些策略使得“老年人、近视者、畸形足者和懒人也有机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虽然有一些例外，但许多现代狩猎采集社会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平等的，人们积存财物是出于个人需求，而不是为了积累财富。在这样的社会中，储存物资的行为很少见，因为存货会成为迁徙时的负担，社会经济的核心依然是肉类、草药、水果和蔬菜等资源的共享和交换。因此，与现今社会不同的是，当时的社会并没有“富”和“穷”、“富人”和“穷人”的概念，拥有过剩的、消耗不完的物资被认为是一种负担，而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事实上，利他主义在这样的社会中相当普遍。在对亚契人（Aché）的研究中，金·希尔（Kim Hill）观察到他们维持着一个游牧狩猎采集社会，以小规模群体的形式生活在巴拉圭东部。希尔指出，亚契人将10%的觅食时间用于利他合作，有时甚至会把超过一半的觅食时间花在利他活动上，例如为部落里的其他成员寻找水果、采集蜂蜜等。
许多狩猎采集社会是以任务为导向建立起来的，个性和承诺没有任何吸引力，人们只看重结果。研究人员指出，在狩猎采集社会中，不同年龄、性别和技能的人会负责特定的任务。例如，最厉害的猎人会带领队伍寻找猛犸象和其他猎物。如此细致的、量身定制的劳动分工提高了工作效率。这是一种以技能为基础的领导环境，它对社会中的性别平等、地位平等和年龄平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有趣的是，虽然黑猩猩是人类的近亲，但是它们的社会远非平等主义社会。黑猩猩社会建立在一个明确的等级制度之上，在这个制度中，雄性领袖支配着其他黑猩猩。这个现象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兴趣，他们开始研究黑猩猩与狩猎采集者在进化上的明显差异，尽管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两者极为相似。进化人类学家给出的解释是，正是这种差异使人类跨入了一种更高级的进化形式，在这种进化形式中，语言、协作和复杂的交流方式推动了人类的发展。狩猎采集社会中平等主义的发展促进了更大范围的协作，人们的工作效率和创新能力都得到了提升，工作成效也更加显著。换句话说，如果狩猎采集社会从一开始就建立起等级制度，那么人类的行为会更接近黑猩猩。
与黑猩猩相比，有一些灵长类动物更崇尚平等。例如，倭黑猩猩社会的等级制度就要弱很多，在它们的社会活动中，支配关系也不那么明显。研究结果十分有趣：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社会主导角色的缺失反而促进了高级社会行为的发展。研究表明，倭黑猩猩懂得如何相互合作，而且与许多哺乳动物不同的是，性行为对它们来说不仅仅是为了繁殖，也是一种社交方式。早期的人类比倭黑猩猩更善于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能够适应环境、不断进化，部分归功于社会中高度的平等主义。
随着人类的语言和文明逐渐发展起来，人类也像许多灵长类近亲一样将等级制度引入了社会。这种相似的社会变化并非巧合，人类从狩猎采集走向农业生产的一个必要因素就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此，我将在第2章中进行详述。
此外，狩猎采集部落的成员会共享食物、工具和各种原材料。由于当时尚未出现货币，人类还没有囤积货币等财物的习惯。所有部落成员共享生活空间，每天大家会共同参与劳作，为整个部落提供生活所需。
育儿的模式亦是如此。通常来说，大家会认为孩子属于整个部落，那些最擅长育儿的人或者空闲时间最充裕的人会承担起养育孩子的责任，而不管孩子的直系血亲是谁。现代狩猎采集社会也具有这个特征。在许多现代狩猎采集社会中，养育孩子仍然依赖于集体的力量，对部落成员来说，这减轻了抚育后代的辛劳。
科技对这种社会环境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在人们以群体为单位进行活动时，狩猎采集技术的应用效率更高。因此，大多数任务都是由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完成的，这意味着部落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参与其中、分工协作，同时还要帮助那些年幼者、弱者和老年人。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人类都是依靠部落的支持而生存下来的。
第二，平等主义盛行是因为狩猎采集技术决定了人们过着游牧生活。这种生活方式要求部落储备最低限度的物资，因为储存的物资会在迁徙时成为负担，储存的东西越少，迁徙路上的负担就越轻。 游牧生活迫使人们轻装上阵，只要找到一个栖身之处就可以生存下去，因此在狩猎采集社会，拥有财产并不是一个人的生活目标，这与当今社会恰恰相反。
第三，居住情况不仅反映了群体的规模，也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模式。当时的人类还没有建造住所的能力，寻找庇护所对部落来说是一个集体任务，而不是以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为单位来处理的事情。在现今的住房文化中，每个家庭通常拥有自己的房子，这在我们的祖先看来是很可笑的。
鉴于以上这些因素，“隐私”这个词在史前时代简直是天方夜谭。今天的人们非常重视隐私，在富裕国家，每个孩子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房间，房间里有自己的床、自己的衣橱，甚至还有属于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此外，养育孩子是新手父母自己的事情，孩子的祖父母或保姆只是偶尔协助。然而，当几十个人一起住在一个洞穴里，隐私根本不存在，也是没有必要的。在当时的社会，两个人之间长久的、脱离了部落的关系根本不存在。当一男一女有了孩子，他们不会从部落中独立出来，而是将孩子带到集体中去。
跨部落通婚与控制生育并存
史前科技对人类的种种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最直接的影响也许是小规模部落出现了跨部落繁殖的需求。在史前时代，一个部落的成员必须与部落之外的人“联姻”，以获得更多的潜在伴侣，从而使基因库更加多样化。从这个意义来说，史前社会并不是以“夫妻”为中心，而是以集体为中心，人们更重视生存而不是情感。换句话说，对原始部落的成员来说，生存优先于情感依恋。
小规模部落形成之后，部落成员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生育者不足带来的挑战。一夫多妻制（一男多女）或一妻多夫制（一女多男）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实际上，非一夫一妻制的关系在狩猎采集社会中并不少见，我将在后文中阐述这一点。
由于缺乏遗传多样性，小规模部落还面临着第二个问题，即灭绝的风险。对哺乳动物繁殖模式的统计分析表明，一个由几十个个体组成的部落一定会出现近亲繁殖。因此，如果没有来自部落之外的基因，一个部落注定会灭绝，最多持续几个世纪。这可能就是历史上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都禁止近亲结婚的原因。
早期人类存活下来的唯一途径就是进行跨部落繁殖，即部落之间交换适合生育的成员，男性和女性都有。研究人员认为，早期人类的这种行为与灵长类动物中有生育能力的成员从自己的族群迁徙到另一个族群的行为相似，这也是动物世界中的一种常见策略，有利于提高繁殖能力。跨部落繁殖扩大了基因库，避免了近亲繁殖带来的有害性状。因此，不同的部落之间交换适育成员对保持部落成员健康至关重要。
根据人类学理论，跨部落繁殖不仅增加了遗传多样性，还使得部落之间结成了联盟。通过这种“联姻”方式，不同部落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对彼此的敌意也减少了。因此，我们的祖先在部落之间迁徙，实际上增加了部落和他们自己的生存机会。
有趣的是，最初参与“联姻”的原始人究竟是女性还是男性，目前尚不清楚。不同的动物跨族群繁殖的方式不同，有些动物族群中的适育成员的流动性更强。就黑猩猩而言，在族群之间迁徙的是雌性黑猩猩。雌性黑猩猩对本族群那些和自己一起长大的雄性黑猩猩的性吸引力较小，而对其他族群的陌生雄性黑猩猩的性吸引力较大。因此，雌性黑猩猩会在这些陌生的雄性黑猩猩附近游荡，然后加入它们的族群。对其他灵长类动物来说，在族群之间迁徙的往往是雄性。例如，雌性环尾狐猴会拒绝与本族群的近亲雄性个体交配，于是这些雄性环尾狐猴只得离开它们的原生族群，雌性通过社会排斥这种方式迫使雄性离开。
对现代人来说，“熟悉”是一段良好关系的标志之一，但通过研究人类的灵长类近亲，我们发现早期人类的关系可能存在另一种运作模式：过于“熟悉”实际上是需要离开的信号，毕竟我们祖先的繁衍模式的核心是生存。
为了进一步了解生存问题对早期人类种种关系的影响有多深，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的社会在人口控制方面做了哪些事情。我们知道，如果一男一女生育两个孩子，那么下一代部落成员的数量就能基本保持稳定。事实却是，一名年龄达到50岁的史前女性可能会生12个孩子，这个数量远远超过了保持人口平衡所需的孩子数量。为了控制人口的无节制增长，缓解人口对有限的生存资源造成的压力，我们的祖先必须采取一些措施。
史前社会的人口问题或许比你想象的要普遍得多，大多数风险因素并不足以限制人口增长。首先，分娩死亡率并没有成为减缓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早期女性分娩时的死亡风险看似很高，但最近来自南非南开普地区的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证据表明，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差不多，女性分娩时面临的风险并不是很高。当然，第一次怀孕的年轻女性除外，研究人员在死于初次怀孕分娩的年轻女性的骨骼中发现，她们在遗传上易患妊娠并发症和分娩并发症。其次，捕食者的攻击和身体疾病等外部风险对控制人口数量几乎没有帮助。当人类从非洲走向世界各地时，他们大都很健康，而且死于捕食者攻击的风险很低。最后，其他一些因素也可能影响人口数量，如战争和性禁忌，但由于非常罕见，所以未能限制史前人口的增长。
随着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史前人类不得不采取措施控制生育，在环境资源不足以支持人口快速增长的地方尤其如此。部落里的成年人在照顾自己的同时，还要利用有限的资源保护、养育大家庭里的所有孩子，生存的压力使得控制人口显得尤为迫切。
杀婴，听起来很残忍，但为了控制人口增长，在当时这是一种为人们所接受的解决方案。杀死婴儿确实很残忍，但婴儿的死亡在史前社会并不像在当今社会中那样悲惨或难以想象。动物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成年雄狮会杀死将来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雄性幼崽；塘鹅只在特定的岩石上交配，以保证在交配季节只有一定数量的“育龄夫妇”可以生育后代。对人类来说，在特别艰难的时期，牺牲孩子是增加部落成员生存机会的一种可行方法。
为了生存，我们的祖先愿意杀死自己的孩子，这种动力也证明了有效的生存机制对他们来说比情感满足更重要。一个部落的成员迁徙到另一个部落以保证基因库的多样性，也是出于生存的考虑。当时的人对有利于生存和遗传多样性的条件如此重视，对现代人所熟悉的关系的建立、家庭结构却几乎没有概念。
一夫一妻制理论面临的挑战
关于史前时代各种形式的关系的争论非常激烈。一些学者认为，一夫一妻制对双方都有益，即便是非长期的连续性一夫一妻制
。一个忠诚的伴侣能够带来稳定，有助于平息激烈的求偶竞争。随着竞争的消除，男人和女人得以和平共享资源，并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有规律的日常活动，比如狩猎、采集、捕鱼、捡食肉类和养育孩子等。
根据同样的理论，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分工是家庭单位形成的必要因素。女人主要负责照顾幼儿，因此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充当了采集者和养育者的角色；男人则会外出打猎，充当了狩猎者的角色。随着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划分，双方相互依赖，这种依赖关系形成了牢固的纽带，使家庭这一单位得以保持稳固。
然而，大多数研究人员对史前时代的一夫一妻制理论持强烈反对态度，至少它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夫一妻制。他们认为，即使史前时代的男女之间存在劳动分工，这也与一夫一妻制无关，因为这种分工是群体层面的，而不是小家庭层面的。换句话说，早期人类所从事的日常工作虽然存在分工，但那是以整个部落为单位的所有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分工，而不是以小家庭为单位的一男一女之间的分工。例如，部落里的所有男性一起去打猎，所有女性则一起抚养孩子，在营地周围寻找果实，并制作部落所需的工具。
另一些研究人员则认为，从男女体型和繁殖模式的角度分析，史前人类也不会是一夫一妻制。在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动物物种中，雄性个体和雌性个体的体型往往相差不大。对于这种现象，最具代表性的解释是，固定的伴侣让这些动物没有求偶竞争的压力，因此雄性和雌性没有进化出不同的体型。鸟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雄鸟和雌鸟通常体型相当，鸟类中一夫一妻制的比例是哺乳动物的10倍。
相反，在一夫多妻（雄性寻找多个雌性伴侣）和一妻多夫（雌性保持多个雄性伴侣）的物种中，雄性和雌性的体型往往不同。这是进化的结果，目的是在求偶竞争中获得优势或者保护后代免受伤害——为了刺激雌性再次进入发情期，雄性会杀死它们的幼崽。平均而言，男性的体型比女性大10%，基于这一事实，大多数进化生物学家得出结论：早期人类可能不是一夫一妻制。
此外，即便一对伴侣生了几个孩子，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住在一起，像今天的核心家庭一样生活。虽然许多灵长类动物也会与同一个性伴侣生育多个后代，但现代人以及近代史上的人与伴侣生育之后会继续住在一起，这样的生活方式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在人类的近亲非洲猿的群体中，我们没有发现雄性留在核心家庭照顾后代或扮演其他类型的父亲角色的证据。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一对伴侣之间的忠诚关系缘自女性在抚养孩子时需要男性提供食物和住所。实际上，人们普遍认为，人类社会是在进化到一夫一妻制之后，亲代抚育
才变得普遍起来。在此之前，育儿任务是由部落大家庭来承担。以两个来自南美洲的现代狩猎采集社会为例，研究人员计算出，每对育有子女的夫妇平均得到大约1.3个其他成年人的帮助，其中大多数是男性。他们据此得出结论：额外的育儿帮助对人类的进化至关重要。
即便有证据显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类似男性女性“配对结合”的情况，研究人员仍然认为，这种结合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婚姻”有着截然不同的目的。在这些案例中，人们允许一男一女跨部落配对结合是为了让他们的后代被部落接受，同时也表明这些孩子的父母来自不同的遗传谱系；另一个目的是保护这些后代免受他人的伤害。此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参与这种配对结合的男性和女性不一定要放弃其他性伴侣。早期原始人之间这种跨部落结合、生育的形式经历了数千年，才发展为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中的浪漫习俗，最后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婚姻制度和家庭生活。
因此，大多数研究人员对人类倾向于一夫一妻制的观点提出了质疑，相较之下，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浪漫关系和核心家庭在狩猎采集时代并不常见，当时的男性和女性建立关系主要是为了获得遗传优势，以及保护后代的福祉。这些社会因素以不同的方式塑造了关系和家庭结构，对此，我将在下文中进行阐述。
多角关系，由社会需求驱动的亲密关系形式
关于史前人类是否以及有多大比例是部分一夫一妻、连续一夫一妻、多角关系、一妻多夫、一夫多妻、非常随意的性关系或者混合了所有这些互动类型的关系，学术界还没有达成一致。我们知道，只有不到10%的哺乳动物是一夫一妻制，即使在灵长类动物中，这一比例也仅仅在30%左右。鉴于此，行为生态学家、进化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提出了两个问题：史前人类是否与这些动物不同？当追求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可以拥有更多后代时，史前人类是否会满足于只有一个伴侣？
观察近代的狩猎采集社会也许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可靠方法之一。可供研究的案例非常多，在18世纪，全世界仍有大约5 000万个狩猎采集社会群体；到了今天，这样的社会群体仍然多达1万个。这些社会群体很可能保持着与古代狩猎采集社会相似的社会结构，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路易斯·摩尔根（Lewis Morgan）是美国人类学先驱，逝世于1881年。他以易洛魁人（Iroquois）的民族志研究而闻名，探索了易洛魁人社会中类似于狩猎采集社会的亲属关系和社会结构。摩尔根在《古代社会》（ Ancient Society ）一书中指出，易洛魁人是美国原住民，分布在纽约州北部，他们生活在以多角关系制为基础的大家庭中，过着狩猎采集生活。多角关系制即男性和女性都与不止一个伴侣建立关系，有助于部落成员建立强大的人际网络，也可以促使成员们分担部落的各种任务、照顾大家庭的孩子。
《亚当夏娃在拂晓》（ Sex at Dawn ）一书中提到，动物社会也存在类似的关系。例如，倭黑猩猩是一种多角关系动物，雄性和雌性都会有规律地与多个伴侣进行交配。倭黑猩猩通过这种性互动来加强彼此的联系和信任，促进互惠互利。尽管《亚当夏娃在拂晓》中的观点备受争议，但进行这种比较的人并不是只有该书作者，另外几位研究人员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凯瑟琳·斯塔克韦瑟（Katherine Starkweather）和雷蒙德·黑姆斯（Raymond Hames）分别来自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和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的人类学系，他们展示了一妻多夫制的证据。他们调查了喜马拉雅地区和马克萨斯群岛以外的53个社会，观察到这些社会允许女性与多名男性保持浪漫关系。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早期人类历史上存在多种形式的一妻多夫制，而且可能比人们之前认为的要多得多。他们解释说，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劳动分工导致男性经常外出且死亡率高，因此女性会与多名男性保持性关系。
在另一项研究中，密苏里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组成了一个团队，调查了南美洲的128个低地社会。该研究表明，这些社会中普遍存在“可分割父权”（partible paternity）的理念，即人们相信胎儿的形成是一名女性与多名男性发生性关系的结果，因此他们认为一个孩子有多位父亲。基于这种理念，人们认可非排他性的关系，各种各样的“共享父亲”习俗也随之形成并延续下来。该案例也支持了上文提到的观点：在狩猎采集社会，庞大的关系网络有助于满足抚养孩子的需求。这种关系网络不局限于亲生父母，还包括亲戚，甚至没有血缘关系的个体，这可能是人类在生物学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础。
近期的一项研究对史前遗骸进行了基因分析，分析结果也支持了“狩猎采集社会大都是一夫多妻制”的观点。研究人员追踪了Y染色体的分布，发现“在史前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一夫多妻制是普遍现象，而不是个例”。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在史前时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男性的数量比女性要少，从而导致潜在适育者的缺乏。因此，与当今社会中以一夫一妻为典型的家庭生活不同，生育方面的考虑使得史前人类大都选择一夫多妻制。
研究人员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人类最终采用一夫一妻制是由社会需求和社会规范决定的，因此也可以将这种制度定义为“社会性一夫一妻制”。他们给出了两种主要理论来解释在人类历史后期发生的这种转变，两者都比较有代表性。第一种理论是，这种转变的发生是因为性伴侣不固定导致女性经常孤身一人，而男性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争夺与多名女性生育后代的权利。第二种理论是，人类采用社会性一夫一妻制是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杀婴风险，这种风险导致母亲们急于严密地保护自己的后代。
讨论到这里，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出现了：在今天看来，这两种解释似乎都已经过时了，那未来会发生什么呢？在当今社会，除父母之外，法律和执法机制也会保护儿童，现代生殖技术也已经发展到不需要发生性关系、不需要性伴侣就可以实现生育的程度。在未来，我们是否会看到社会性一夫一妻制迅速崩塌，人类回到各种类型的性关系混合的关系？或者，这种转变已经开始了？我们将在后文中深入讨论这些问题。
两性关系的基础：基因选择和避免近亲繁殖
为了将前文所讨论的内容联系起来，我们现在回到本章的焦点问题：科技如何影响狩猎采集社会中的亲密关系的建立？在了解了狩猎、采集、捕鱼、捡食肉类、建造住所等所使用的技术之后，只要找到这些技术之间的联系，我们就能理解科技对史前人类建立关系的根本影响。
关系的进化 以生存为核心的关系
所有史前科技相结合，共同影响了狩猎采集社会的发展，促进了小规模部落的形成和平等主义的盛行，而这又使集体利益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与当今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盛行的情况不同），因为这种社会结构有助于高效地寻找食物和住所。在狩猎采集社会，养育孩子的责任通常由母亲和祖母而不是家庭或夫妻承担，她们在育儿时会互相帮助。在其他情况下，育儿责任由部落大家庭承担。狩猎采集部落对小规模的坚持和以生存需求为本的追求也表明，当时的两性关系的基础是基因选择和避免近亲繁殖，而非浪漫主义和长期的情感依恋。
因此，群体内部的配对结合和不同群体之间的“联姻”变得越来越自由，男人和女人都可以随意选择伴侣。由于生存需求是核心，关系1.0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生育安全，以及满足一些社交需求、实现群体间的联结。此外，由于当时没有人会脱离部落独立生活，伴侣之间也不存在隐私和边界。就这样，基本的社会结构由人们寻找食物和住所所使用的科技手段所驱动，这种社会结构又影响了人际关系的本质。这里的关系是指一夫一妻、随意的性关系、一妻多夫或多角关系。
当然，这并不是说科技手段和关系的建立之间有着直接的、排他的联系，而是科技手段推动了一系列社会环境的形成，这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配对结合的某些倾向。换句话说，在社会1.0中，关系是在广阔的社交网络和有限的科技手段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由于缺乏文字证据，我们对狩猎采集社会的了解十分有限。在大约5 500年前的农业时代中期，人类才发明了文字，所以我们只能对史前时代的家庭生活做出一些合理的假设。此外，从早期的狩猎采集社会到后来更接近农业社会的时代，史前社会在各个地点和时间点上都具有广泛的多样性，这也给溯源增加了难度。
尽管如此，我们目前所掌握的知识也足以让我们一窥这个古老的时代。在考古遗迹、基因检测、对现代狩猎采集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以及对与人类的基因相似度极高的物种（如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行为研究中发现的线索表明，史前关系的流动性很强，而科技发展对此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人类发展的后期阶段反复出现，我将在后续章节中展开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