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霜须换得钧陶事
鹤梦招来石席功
新学期开学不久，一些谣言就不胫而走了，这些千奇百怪的谣言，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纪眼镜舍生忘死地干，不外乎是想争表现，好当官嘛！”开会时，一些人又用异样的眼光关注起我来了。不过这次的谣言波及面并不大，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对那些攻击我的言论感到厌倦了，更有一些老师对我的教学态度及才能，由衷地表示了赞许！特别是张老师——这个深具教育情怀的人，在人前人后，都用他特有的方式表达他对我的维护，甚至尊重。比如有人攻击我是时间加汗水的蛮干时，他就会慢条斯理地用江津话说道：“我也想学他那种时间加汗水，可就是舍不得下功夫，课余时间总想玩几盘扑克。”又如有人说我是为了入党才认真教书的，张兴老师就笑着调侃道：“我教了这么多年书，多次想入党，可都没成，看来我还没认真啊！……”
对这些谣言，我先是尽力忍耐，在沉默中忍耐，可是，我越是如此，有些人就越猖狂，甚至有人当面讥讽我：“喂，听说你的入党申请批下来了，是真的吗？”
“谁说纪老师的入党申请才批下来？我听说人家党龄都三四年了。”
不是在沉默中死亡，便是在沉默中爆发！为了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我填了一首词：
定风波·斥佞人
休听狂犬吠声声，只须放胆往前行。流短蜚长真与假，何怕！三尺讲台慰平生。
几度梦中呵斥醒，卑鄙！何必摧眉巧逢迎。回首频年经历处，欣喜！也无风雪也无晴。
写好了，我故意在操场上大声吟诵，事后又用墨汁书写在大纸上，贴在我办公室的门上。
新学期还有一件事叫我窝心透了，那就是理科老师被换了。
当时，恢复了高考制度，真是人心大快、大快人心！消息一公布，全国顿时掀起了报考大学的狂澜，红星小学这山野之地也被此狂澜波及，史老师、郑老师两位教师也先后被大学录取。
郑老师父亲是高中教师，资源丰富，考上大学自在情理之中；而史老师除了家学渊源，为了力求稳妥，则是一番没日没夜的刻苦拼搏，方才修成正果。于此，我仅寥寥几笔，而实际上史老师付出的艰辛，可写成几万字的报告文学，仅厕所里都贴满了高中数学公式，就可见一斑。
郑老师讲课诙谐幽默，数、理、化皆通，学养好，口头表达能力强，美中不足的是上课时爱信马由缰侃大山，扯闲篇。老实说，他的离去，对红星小学初中班的学生真的是惨重损失。
因为继任者温老师言迟口钝，讲课如唱催眠曲，所以一到他讲课，学生往往恹恹欲睡，有时教室里甚至鼾声如雷。他讲课，拖声曳气的，比如他讲几何A角不仅大于B角，而且大于C角时，他就会如是说：A角——不仅——大于——B角，而且——大于——C角。其间每两个字之间间歇时间往往在一两秒以上。不过此公的一手粉笔字却十分了得，他还有一个最让我不能容忍的是私心太重，教育情怀太轻。每天晚来早归，总是争分夺秒回家干农活，一天待在学校的时间就是上正课那三四个小时，什么早自习啊，晚自习啊，他是统统不管的。他上的课，能被称为优质课的为零。
其实，如此把民办教育当副业的岂止他一人，大多数民办教师，谁不如是这般呢？十多元的工资能养活一家老小吗？
温老师来上课两个月，时近初夏了，学生上课睡觉的太多了，有时多达150%，这是一个学生调侃的原话。我说，哪来的150%哟？那个学生笑着答道，有的睡醒了又睡呀！这样的教学质量是可想而知的。
时间一晃，又到了1978年的暑假。这一学期的半期考试和期末考试，我带的班仍是全区第一，尽管数学和物理排名第四和第五，但我教的语文、政治却遥遥领先第二名十分左右，所以综合排名我班仍是第一。尽管如此，我却不敢有半点得意劲儿，因为我自知头重脚轻根底浅，不敢去做嘴尖皮厚腹内空的墙上芦苇。
那个学期我努力工作，一边无偿给学生补课，一边备下学期的课，从8月10日一直到开学，课补完了，我的课也备完了。那个暑假很热，所以，我给学生补课利用的是一早一晚，学生一大早吃了早饭六点到校，上课到十点半，学生回家，帮父母晒谷草，割谷子，甚至也有打谷子的。下午五点到校，学生一直学习到晚上九点半，才回家吃晚饭，洗澡睡觉。这段时间，留在学校住宿的学生极少了。
那时在乡下，电灯可是稀罕之物啊！除了县城有几盏电灯之外，农村可没有这个玩意儿。学生五点钟来校，学到八点过，天黑了，蚊子嗡嗡叫着，满教室飞舞，桌子上点着油灯，它很少来光顾，偏偏往人隐在桌下部分的地方死叮猛咬，往往一个晚自习下来，学生的腿上保准是没有千孔也有百包。这些蚊子叮出的小包又痒又痛，令人难以忍受。后来，我发现蚊子体小怕风，于是就让学生从家里带来一张高凳一张小凳，高凳用来做作业或看书，小凳用来坐，把课堂搬到了操场上。可是困难的是，风既可以吹得蚊子立不住，也可以吹得灯光摇曳不定。
不知是哪个聪明的学生发明了“白打纸”灯罩，即用一小方“白打纸”比着油灯大小折成一个小圆筒罩在灯上，这样虽说透光度略差一点，但解决了一风拂过千灯灭的困窘。一个困难克服了，新问题又出现了，“纸灯罩”太轻了，风小，它能抵御风，但风稍大一点，“白纸灯罩”被风一击，它就自己扑向灯火，忽地一下燃了起来，七十多盏油灯顿时变成了七十多支小火炬，其场景蔚为壮观，可又令人恐惧——万一连凳子甚至连学生的衣物也燃起来了，那可是天塌地陷的事啊！万幸的是，那可怕的一幕没有出现过。
有人会问，为什么8月10日以前不补课呢？那年6月27日至8月9日，区里要组织民办教师集中培训。老实说，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当时民办教师队伍的整体业务水平极差，且由于待遇极差，民办教师社会地位极低，所以绝大多数的民办教师都把教民办当副业，而把主要功夫用到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伟大事业”上去了。
培训的老师中有一个青年教师姚老师，此人有学识，有能力，是个谦逊正直的佼佼者。但来讲课的大多数是才“解放”出来的，如覃老师、刘老师、王老师、付老师。覃、付两位十分低调，而王老师却有些轻视民办教师。客观地说，他们的知识，他们的学养以及他们的教学经验，无一不比民办教师强若干倍。
但是，他们忘掉了一个真理，不管你是权倾朝野的达官，还是学富五车的学者，你还是一个人，而非神，只要你是人，我也是人，那么人格就是平等的。你有什么资格盛气凌人呢？
培训班开课的第二天正是王老师的课，他第一节课讲的是怎样赏析诗歌，并举了柯岩写的《台湾，可爱的宝岛》为例。第二节课他组织我们讨论，当有人提问诗中“八千里雷霆轰不断，九万万同胞要团圆”中的八千里有何深意时，王邢竟然信口雌黄地说：“你们连这个也弄不懂，咋教书啊？八千里是借指反动势力的强大，全句的意思就是像八千里雷霆那样的反动势力也挡不住九亿中国人团圆。”我实在忍不住了，发言问道：“王老师，请问你这样诠释，可有佐证吗？”
“佐证？这需要佐证吗？”他怔了一下，反问道。
“我个人认为是需要佐证的，旁征博引方能服众。比如停车坐爱枫林晚之‘坐’，当‘因为’讲，其佐证可见于《晏子将使楚》：‘……酒酣，吏二缚一人……楚王：何坐？对曰：坐盗。’这坐盗之坐，就作‘因为’解……”
没等我说完，他满脸恼怒地站起来盯着我说：“你念了几天书，懂得什么？”
我也一下站了起来，但又马上坐了下去，好不容易才抑制住愤怒没像火山般地喷发而出。我佯装心情平静地说：“各位教育界的前辈，对这个句子，我有不同的理解，可能是错的，但我还是想说出来供大家批评指正。我认为‘八千里雷霆轰不断’，在修辞法上是比喻和借代，在语法上应该是倒装句，如果我们把它顺为：雷霆轰不断八千里（河山），那么这整个上下句就好理解了。全句意思即为像雷霆那么凶恶的敌人也没法把台湾从祖国八千里的南北版图中分裂出去，我们九亿中国人早晚是要团圆的。这里的‘八千里’从修辞法角度来看，可以看成借代。因为在北宋时代，中国的版图从北到南就是八千里，而北京居北，台湾在祖国地域最南边。岳飞《满江红》一词中不是有‘八千里路云和月……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样的句子吗……”
我还没说完，王老师就气急败坏地骂道：“鬼扯，你这是胡说八道！”在场的大多数人都将赞许的目光投向我，但他们都没敢说什么。只有授课小组成员姚老师一边打圆场，一边讲了他的观点：“好了，吃午饭了。对这个句子的理解，教参书上既没明确结论，也没暗示，我看怎么理解都可以，只要讲得顺讲得通，都行。不过我听了纪老师引经据典的一番话后，我个人认为，似乎他那样理解更好。当然，这个‘八千里’究竟何解还真只有作者才清楚，自古诗无达诂，似乎说的是对古体诗的诠释，我想现代诗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形吧。”他最后的几句话，立即引发了我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把这场争论写出来，寄给人民教育出版社，向作者求解。当天下午我就付诸了行动。
吃中午饭了，我们这一组去时，大家都吃得差不多了。于是我、王老师、张老师、袁老师、付老师、姚老师等八人坐一桌。那时喝酒很少有人用小酒杯的，而是用能装半斤左右的碗盛着，一人一口地轮着喝。这样喝着，酒还未过三巡，菜未过五味，王老师，这个年近六旬的精瘦、大眼、无须的黄脸老者突发奇想，说：“我们都是教书匠，文化人，来点雅趣吧！”
“啥子雅趣啊！喝酒就喝酒哟！”付老师满脸不屑地说。
“我们来限韵联句，接不上或联句的句意未续上的，均得喝两个满杯，押错韵的也喝两个满杯。”
一听他如是说，袁老师几个人纷纷离席而去，张老师也站起来拉了拉我说：“走，我们不会的走开。”
“试试看，大不了喝几杯酒嘛。这不要钱的酒，不喝白不喝，喝了也白喝。”我知道王老师是想让我出洋相，因为可能王老师早已风闻我的“最高学历”了。
这时桌上只剩下王老师、付老师和我三人了。
王老师看也不看付老师一眼，就说：“我们行下平声‘一先’的韵吧。老付你饱读诗书，从你开始。”付老师乜斜着眼睛说：“诗书若能读饱，那我就不劳神费力来教书了。我也不会行什么屁令，不过喝辣拈酸我在先就是了。”话一说完，脖子一仰，喝下一杯酒，夹了一筷子凉菜塞进嘴里。
王老师催道：“莫客气，出句吧！”
“我不是说了喝辣拈酸我在先吗？”
“举杯望月啸青天。”没等付老师话音落地，我就稳稳地接上一句，且平仄合律。王老师一下子愣在那里接不上茬。因为他只想到我没法接上，根本没料到我能联上了且联得还好，所以一时不知所措，忘了接茬。
付老师逼问道：“喂，没接上，喝两杯哟，闷起干啥？”王老师只好极不情愿地喝了两大杯老白干。你还莫小瞧这精瘦老头，两大杯白酒下肚，眉不皱眼不眨的。他一放下酒杯就说：“行平声‘一东’韵。我先来吧。”这老头真是嘴尖皮厚腹中空的主，他竟然出韵把一个伟人的名字用上了。
“一轮红日照寰中。”付老师一口接了下来。
“人民九亿乐无穷。”我又紧接上了。
又该王老师接了，可他一时竟然又没接上。张老师直向他眨眼说：“好了，好了！两圈雅趣下来，你们莫再行啥令了，吃点饭。休息一会儿，下午还有课呢。”
付老师说：“算了吧，没有斩龙剑，你偏要下东海，不是打虎将，偏要上梁山，你刚才胡说了什么啊？”说完把一大半碗酒一下子灌下了肚，对着我说：“小纪老师，喝一碗酒，你敢吗？”
“你瞧吧！”说完，我从大酒壶里倾出一大碗酒——少说也有六七两，咕噜咕噜地灌了下去，站起来一边去盛饭一边念叨：“平时一滴不入口，意气顿使千人惊……”
张老师走到王邢老师身后，轻声地提醒道：“你疯了嗦，咋拿伟人的名字来行酒令啊！你太轻狂了吧！若是有人上纲上线，你可就惨了！”他这一说，王老师的脸顿时变成了死灰色。
第三天，学习的是议论文的讲授方法。讲课的是陈老师。此人身高约一米七，清瘦，谈吐做派儒雅，是个谦谦君子。当他讲怎样找寻文章论点时，举了《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一文为例，该文是节选的文章。陈老师说这篇文章的论点是结尾一段话，而在讨论时，我发言说：“本节选段的标题就是论点，因为它旗帜鲜明地对敌人反对我们一事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用一个肯定加上一个否定说明了敌人反对我们是好事，正文紧紧围绕这一观点加以论证的……”
接下来，大家七嘴八舌争论开了，到后来，大家似乎都倾向于我的看法，但碍于陈老师的面子，谁也不好挑明。他们争论时，陈老师坐在一个很不显眼的位置上，局外人似的，一言不发，一个劲儿地抽烟。就在争论即将停息之际，他悄无声息地站起来，清了清喉咙说：“我认为纪元初老师的意见完全正确，我刚才上课时讲的是错的。希望老师们在钻研教材上向纪元初老师学习，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件事不胫而走，陈老师这种谦虚且实事求是的精神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接下来是现代汉语语法学习，讲授这门课程的牛老师，这个面容白皙、普通话讲得极流利的老师，工作认真得近乎严苛，且自尊心极强。在把字句、被字句的句子成分的划分上，我这个学员与老师的观点又发生了激烈碰撞，发出了极不和谐的声音。比如：
“我们把敌人打倒了。”
“敌人被我们打倒了。”
我的看法是“把敌人”“被我们”这两个介宾短语——当时叫词组，作状语，而牛老师坚持过去语法学术界的观点，这两个句子为双宾句，“敌人”“我们”都是介词“把”“被”的宾语。而我坚持认为在现代汉语中介词的动感性十分微弱，不能带宾语，只能构成介宾结构作定语、状语、补语。在讨论时，我说了以下这番话：“词在句子中，由于它出现的位置不一样，作用也不一样，它的‘身份’也就会发生变化。比如我纪元初，1977年9月1日前，我就是农民；1977年9月1日后，我的工作地点、对象发生了变化，就成了老师。”
在这场争论中，我是少数派，因为牛老师所持的观点是当时吉林师大、东北师大、华东师大《现代汉语语法》教材中的观点。在当时，许多人都宁肯承认过时的有明显瑕疵的观点，也不愿冒风险承认正确的、较先进的观点。趋利避害，人之常态。于是，我斗胆把这种争论也向那时语文界的权威杂志《中国语文》写了信。
也算我运气好，也赖当时的邮政秩序整顿恢复之功，在培训即将结束的前两天，我收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组的复函。复函中明确告之：“来信收悉。我编写组将两种理解告诉了柯岩同志并于当日收到了柯岩同志回复：纪元初同志的理解是正确的。”第二天，《中国语文》杂志编辑部的复函也到了。复函观点鲜明地说：“1957年前一些大学编写的《现代汉语语法》对句子成分的划分完全照搬英式语法，不仅教条味十足，且不合汉语特点。我们认为1977年前后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双江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教研成果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赞成纪元初同志的观点。”
在这次民办教师培训会上的争论中，特别是这两封复函使我收获颇丰：一、相当一部分教师和领导在看到了我的爽直和执着的同时，也看到了我的语文功底——绝不是初中只念了三个月的水平。这就基本上奠定了我在一区初中语文教师的地位——第二年中考，我就被文教干事王乾俊任命为语文阅卷大组长并负责复核作文卷。这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被认同的荣誉，这是许多公办教师求之而难得的信任。二、我收获的另一点是给了那些瞧不起民办教师的人一记清脆而响亮的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