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浮利虚名轻似土
良知道义重如金
时光老人的脚步很快跨进了1978年秋季开学的门槛。此时的我，绝非吴下阿蒙了，开学工作早已轻车熟路，故在此无须赘述。但有两件大事值得一提：一是评选县劳模，二是知青大返城。
刚一开学，中心校的校长就已走马换将了，郑校长调走，从迎祥镇新调来一位李校长。
李校长五短身材，瘦削脸，酒糟鼻。他掌校后不久就与我、咸大光、程晨云结成了“四人组”，凡是教育教学上的重大事务，均由我们四人暗中商定后，再由李校长在教师大会上宣布实施。
中秋节一过，又下了两场透雨，天气渐凉。一天下午，中心校那边有人给我捎来口信：校长请你晚上跟他一起去吕福家喝酒。
这吕福，倒有几分来历。他是高中毕业生——那时可是农村中的高学历啊——又能说会道。他知道我与李校长交好，所以他请李校长也顺便把我也捎上了。
我十分不情愿地跟随校长来到吕家，那时乡下没电，所以既没空调也没电风扇。但那天晚上，皓月当空，凉风习习，于是吕家将桌子搬到了院坝里一棵大树下。开席了，校长非要拉我和他一起坐上席，我坚辞不就座，因为张兴老师不仅是唯一能掏心掏肺地指导我工作的人，而且他还是我妻子的干爹。我妻子是在他叔岳父家长大的，叔岳父家离中心校有十二里路，每到下雨天，乡间小道泥泞难行，那时农民穷，没钱买雨靴，她只好挽起裤腿，赤着脚一步三滑地来到学校，在学校操场旁的水田边洗干净脚，再从书包里掏出布鞋穿上。夏秋两季倒还好，但一入冬，至初春，田水冷刺肌骨，孩子稚嫩的双脚在冰冷的水里一洗，冻得像紫芽姜似的。
后来，每到这时，张兴老师总是烧上两大脚盆热水，让学生洗脚。家长们对这位如慈母般的男教师抱有十二万分的感激，于是妻子的祖母便与张老师结下了这门干亲。你想他老人家在此，我哪敢僭居上位呢？于是打横坐于左侧。
那晚酒席是当时少有的丰盛，有鸡有鱼有猪肉，更有六十度的高粱白酒。笑谈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校长带着几分酒意，笑嘻嘻地说：“眼镜儿，明年春天，县里要召开群英会，眼下就要评选劳模，我们区教育口分了一个名额，其他几个地方推选的都是公办教师，老子偏要推荐你这个民办教师参评……”
没等他说完，我就接上了腔：“喂，评我恰当吗？我参加工作一年多一点点，连教师的饭碗都还没端稳，评啥劳模哇！对明年的升学考试，我连底气都没有。万一考差了，还评上劳模，那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了吗？”
“少扯淡，我定了的事就定了！”
“我告诉你，无功不受禄是我一生的信条！”
“放屁！我一校之长，难道你一个民办教师，老子也安排不动吗？”
“放你的狗臭屁！评劳模也得由你安排？民办教师咋啦，难道老子人格比你低？”火气加酒气汇成了怒气，我猛地站起来，“老子民办教师就是不买你的账！”我话到手掌到，啪啪两声，左右开弓，两个耳光结结实实地落在校长干瘦的脸上。校长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向我扑来。这时张老师已站起来抱住了我，吕老师抱住了校长，他们两人好不容易才把我二人拉开。
骂骂咧咧一肚子怒火的我，独步回到红星小学后，写了一篇日记，在日记中，我借用了两句古语：“竹可焚，不可毁其节；玉可碎，不可污其白。”以此来表达我的“志向”。
接下来，我照常地上课下课，吃饭睡觉，时间不觉又溜走了三四天，其间李校长托人捎信叫我去中心校。我心想，干啥？横竖那个劳模是不能去参评的，评不上倒还好，若一旦评上了而中考一塌糊涂，那就真是莫大的讽刺——丢人，丢死先人了。
谁知一天下午，李校长竟然骑自行车到学校来找我，他说：“哎呀，你娃儿还记仇嗦！那天晚上我也是喝了酒，口无遮拦伤了你，其实，我内心是十分佩服你的。选劳模，你哪一条都比他们……强！”其实现在想起来，我那时的表现还真是“外强中干”，内心脆弱——总怕别人瞧不起自己这个低学历，于是常常把别人的好心当成驴肝肺，造成诸多误会。
听了李校长的一番话，我既没点头，也没摇头。李校长讨了个没趣，只好悻悻而去。李校长走后，我心里顿时涌起了一股内疚，觉得自己做得太过了。人家是领导，我咋可以如此呢？这件事过后，我内心对李校长的尊重倒一天天地增加了。
一天，上头发来一个通知说，第二天领导要前来听课，叫我做好准备。通知下方，还附一段话，大意是希望我认真准备，这是领导对你的信任，应该珍惜……
云里雾里的我，正不知如何是好时，李校长来了。他告诉我，推荐上去后就撤不下来了。区里一听说推荐的是你，几个领导都说选对了人。他一再说明，他并不是想让我出乖露丑，而是一片好心，他说万一有转正名额下来，也为我攒一点政治资本。
我苦笑着说：“老兄啊，你可害苦我了，我才教了几天书哟，听说仲局长可是个学者型的领导啊，让我在仲局长眼皮底下上课，吓都吓死我了。”
他一再鼓励我：“不用怕，平时怎么教的你明天就怎么教吧。”
“你说得轻巧，像拿根灯草。课讲得不好，评不上什么劳模倒不打紧，让大家笑话，那可是不堪承受之压啊！”
李校长走了，我心里可就翻江倒海似的不能平静了。这时我真像神话小说中的“多宝道人”，从脑海中掏出一件又一件法宝想到如何使用，可一会儿又否定了，又想用另一法宝，总之是无法让自己心如止水。直到凌晨一点，我才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待醒来时，已是黎明时分，似乎是醒着糊涂，梦中明白。一觉醒来，我反而觉得什么压力也没有了，今天听课不就是选县劳模吗？既然我不在乎当不当劳模，那课讲好讲差又有什么呢？就是课没讲好，毫无疑问，那帮人会乘机掀起“讥讽潮”，但这又何足畏惧呢？因为好歹还有人推荐我嘛，还有三级领导亲临听课，你有吗？想清楚了这些，紧张劲儿一扫而光。我全身心顿时轻松无比，脑壳也灵光了许多。
说两句题外话，那时没有集体磨课之说。集体磨课是叫协作呢，还是集体作秀呢？眼下的赛课总像做满汉全席，给人一种好看不好吃的感觉。
上午八点半左右，仲、杨、黄、李一行四位领导推着自行车来到学校。主任教师咸大光和我上前握手问好之后，请领导到办公室入座。那时的办公室很小，容不下这么多人，李校长急中生智，便招呼把凳子端到土操场上，他说：“外面空气好些。”——这其实是阿Q现代版。坐下，敬烟、献茶后，“今天该讲哪一课呢？”仲局长满脸慈祥地微笑着问。
“《愚公移山》。”
“该不是炒冷饭吧！”黄社长打趣我说——我俩是酒友，常乱开玩笑。
“我是像你那样惯于弄虚作假的人吗？”我寸步不让地回敬道。
不知不觉，上课钟就敲响了。
几个领导挤在后面靠墙一排。实在没办法让李校长坐进教室，只好在教室外边安了张木凳让李校长坐。因为我班上当时连过道也被插班生“强行霸占”了。
按照往日的习惯，我讲古文是不带教材和备课本进教室的，所以在导入课文、板书课题后，我叫学生翻开书，然后就抑扬顿挫地背诵开了。背诵完毕，我正准备进行下一个环节时，坐在第一排的管班长在本子上大大地写了几个字：“亡”读错了，不读“王”，读“无”。我一看，惊出了一身冷汗，这可出洋相了！我心一横，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干脆自曝丑闻。于是，我清了清嗓门，大声问道：“同学们，今天老师为什么把通假字‘无’读成了死亡的‘亡’呢？”
“老师是在考查我们认真听课没有！”这是我讲课时考查学生注意力是否集中时惯用的招数，同学们也就按常规答了出来。
“不是，今天是因为老师心理素质不好，看见后排坐了那么多领导，就慌神了。心一慌就会出错，老师这个教训你们可要吸取啊！你们要记住：每临大事要有静气哈！”
好不容易把这堂课讲完了。下课后李校长陪着仲局长来到我办公室。
“你是哪所师范院校毕业的？”仲局长问。
“我只上了三个月初中，师范院校是啥样儿，我都没见过。”我率直地回答道。
“你在开玩笑吧！”
“我咋敢跟您开玩笑。我是实话实说。”
“喂，李校长，你跟杨委员他们说一声，叫他们先回去吧。我要在纪老师这里摆摆龙门阵。”
李校长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忙着给仲局长倒开水泡茶。而仲局长却和我聊开了，我告诉他：“我只读了三个月初中，但我很喜欢读书，读了很多书，特别爱读历史、小说、散文、诗词，甚至杂文……”
“我还以为是哪所师范大学毕业的，原来你是自学的。我还真不敢相信！你的古文功底还真不错，你引经据典地对‘社’的本义、引申义、比喻义一一解读出来，真像个老学究。我这两年听了许多初中、高中老师的古文课，还没一个古文功底能超出你的……”
“但我连字都念错了！”我很不好意思地说了一句。
“你忙中出错，是为小疵，何况你应变能力超常，难能可贵的是你勇于认错，并以此示警教化于学生，这就更精彩了……”
其实，我出此洋相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根本不认识汉语拼音，直到今天也是如此。每说到此，没人会相信，他们都睁圆双眼问：“这不可能吧！你那近三十年的语文咋教得那么好呢？”其实这就是祸福所倚。由于我不会汉语拼音，但又不能让学生知其究竟，于是就独创一法，每课生字均由学生干部代教，这类作业及试卷也由学生干部代批代改。后来发现，每当考试，这类题，我班上学生的失分率最低。就这样，我找到了一个秘诀，那就是凡是学生能做好的，老师切记不要包办代替。
我教书四十七年，没一个学生发觉我不懂汉语拼音。
握手告别时，仲局长一再叮嘱我说：“小纪，好好干，你在教育战线一定会闯出一番天地来的。”接着，他又补了一句：“有啥困难可以到局里来找我。”
送走几位领导，我又忙着去上课。领导来校这两个多小时，学校的几个老师包括我的搭档，除了领导们来时，他们出来迎接寒暄了几句外，就没再露面了。当然，他们一个理由是忙于上课，其实，他们各有想法，此处不宜一一道出。
这件事过去后，谁也没再提起，似乎生活之河里从没有过那朵小浪花似的。不过，似乎我的宿命就是不能有较长时期的平静。领导来听课一事发生一个多月后，传来一个好消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公室——又叫知青办，正在登记知青相关信息，了解知青返城意愿，起初我以为是谣传，但没几天，章文书就来通知我去区里知青办填表了。
当天下午，我喜滋滋、乐颠颠地来到区知青办。出面接待我的是一个叫汪海西的中年干部，他原是一个橡胶厂的劳资科长，现借调到双江市知青办公室。他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便叫出一个女职员，给我拿出表来。不一会儿，我就把表填好交给了汪组长，他仔细地看了看说：“好吧！你回去静候佳音吧！”
大丰县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一有点啥风吹草动，要不了半个时辰就会传遍全县，我去区里填表这事早就被一些难兄难弟知道了。
我从区里往回赶，走到大兴时已是夕阳落山、乌鹊归巢时分了。
一走到街口，餐饮店的厨师曾长奇就跑过来，握着我的手说：“喂，听说你崽儿要回省城了，今天哥子我做个东，请老弟你醉一台，赏脸吗？”
“曾兄，八字还没一撇呢，只不过填了一张表而已。”
“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长奇兄读过初中，自小爱好文学，尽管是个厨师，可要论文学功底，绝不输当时的大学专科生，更是强于当今大学本科生。
“咳！不管咋说，能不能回省城不重要，今晚会须一饮三百杯更要紧。”他笑着使劲把我推进了餐馆，接着又找来一本《收获》杂志，笑吟吟地说：“老弟，我知道只要有这些玩意儿，你就坐得住了！”说完他就下厨去了。长奇兄出身书香世家，初中一毕业，就被招工进了餐馆——当时这可是一等一的好职业——有吃有喝，饿不着。曾长奇排行老三，大人小孩都叫他曾三哥，身材不高，略高过于我，大概一米六三，白净脸，一字黑胡须，头发蓬松往右梳，在当时看来有点潮。人矮帅矮帅的，为人豪爽，有时口无遮拦，尤其对当官的无好感，此人也好读书，所以与我这个草芥之人交厚。
不一会儿，他就从厨房出来喊道：“兄弟，喝酒了。”说完又扯开喉咙对外喊道：“犬娃子喊他们过来陪纪老师喝酒了哟。”他话音一落，曾三嫂唐家学就开始上菜了。菜还没上齐，“犬娃子”几个就围了一桌子，七嘴八舌地一个劲儿地喊：“纪老师，快来把上位斗起啊！”
我虽不是生于高阳，却是酒徒。那天晚上，一则是因为高兴，再则因为他们热情满溢，这个劝我三杯，那个又劝我两盏，不知不觉之中，从金乌西坠喝到玉兔东升方才罢休。可玉兔东升没多久，乌云就涌了起来，一会儿就下起了小雨。这时我早已喝得酩酊大醉了。
醉得稀里糊涂的我，坚拒曾三哥留宿，冒着雨，摸黑东倒西歪地往红星小学走。当我昏昏然地走到离学校三四十米的时候，一阵阵哭泣声，穿过雨幕，钻进了我的耳鼓。我不由得驻足细听，好像是一群人在哭哩。“哎，哪些人神经病发了哦，在人静更深的雨夜，哭啥？”我暗暗骂道。
我走到学校操场边了，使劲地咳了一声，哭声戛然而止，继而是嘈杂的喊声：
“老师，你回来了啊！”
“老师摔跟头没有？”
“快去点灯！”
“快去扶老师一把。”
“喝醉没有？”
“淋湿了吗？”
一听，我就知道是陶文芳、隆华、常本英、黄国瑛、牛玉学……
“哎呀，你们这些小家伙，哭啥子嘛，我又没死！死了你们一定不会哭的，对吗？你们一定会高兴地狂呼‘这个爱发脾气爱打人的纪眼镜，死得好，死得妙，来来来，我们大喊又大笑’。”我几句颇顺口的话把他们逗乐了。
他们说说笑笑地簇拥着我，走进我办公室兼厨房的屋子，这三十多个男女学生一下子挤了一大屋子，有的找来毛巾给我擦干拧得出水的头发，有的给我脱去沾满稀泥的解放鞋，有的给我找来外套，要给我换衣服。更让我感动不已的是常本英从锅里打来热水，拧好毛巾，让我洗脸，接着又打来热水让我洗脚。隆华、黄国英、牛玉学几个又忙前忙后到厨房为我张罗饭菜……
“哎，别瞎忙了，我酒醉饭饱了，咋吃得下？”
“老师，你就吃一口，这是我们的心意。听说你在食店喝酒，我们就商量了一下，给你熬了你最爱吃的绿豆粥。”口齿伶俐、白胖、圆脸、一笑腮边就露出两个酒窝的牛玉学一边为我捶背一边劝道。盛情难却，于是我端起碗喝了半碗稀饭。
衣换了，脚也洗了，饭也吃了，我估摸好戏该开场了。果然，大家如唱诗班唱诗似的一齐说道：“老师，你不回省城嘛，把我们教毕业了你再回去吧！”他们先是喊，见我不搭腔，声音小了下去，但仍在坚持一遍又一遍地念叨，大有不获全胜不鸣金收兵的样子。
我闭上眼睛，不敢看他们。因为我害怕这些满脸稚气纯真的孩子，那饱含着真情，饱含着乞求的目光，会把我欲回省城的那钢铁般的意志熔化。一边是紧闭着眼，像死人般安详的我；一边是一直如唱安魂曲似的念叨不停的学生。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这样僵持着——我终于崩溃了，钢铁般的意志被孩子们的真情之火焰熔化了！我睁开眼猛地站起来，手一挥，吼道：“莫念紧箍咒了！老子不走了！”
“真的不走了？”
“太好了，纪老师太好了！”……我背过脸去，因为我脸上也淌满了热泪。
这泪是高兴，辛酸，伤心，还是感动，时至今日我也说不清楚。
其实在闭着眼不理他们的十分钟里，我脑海里翻江倒海想了很多！首先浮出的是我初一只念了三四个月，学校因政策调整，强行解散，我不得不辍学时，全班六十名同学那满脸的沮丧、无奈、无助的情景……接着浮现出来的是背着书流浪，露宿厕所檐前偷光夜读的惨景……当然，我若不返城的未来，会是什么样？一幕又一幕地浮现了出来……但是，我坚信流浪那种惨状绝不会再现了。
“同学们，去睡了吧！我真的不走了。明天我就进城去把填好的表收回来，当着你们的面撕掉。”我的声音一下子变得柔柔的、轻轻的了。这是莽撞的我一生中少有的温柔。他们乖乖地睡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真的赶到城里，找到汪海西组长，把表翻出来说：“汪组长，我决定不回省城了。”
他愣住了：“你干啥？你干啥？”
“不想回省城了！”
“不回了！为啥？”
“不为啥！为自己，也为别人！”做出这种抉择是艰难的、痛苦的，但我当时真的就是这么做的。
我害怕自己会改主意，于是一回到学校，跨进教室，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咔嚓、咔嚓”两下，把那张返城知青安置表撕成了四小片。
现在回忆起来，这是唯一的选择，更是必需的选择，也是十分正确的抉择。
没过多久就放寒假了，我照样义务补课到腊月二十八才放假。1976年10月，政策有些许松动，农民日子好过多了，所以1978年农村春节的民俗开始恢复了元气。总之有白米饭吃，有肉吃，有酒喝了。那年除夕和春节这十几天里，鞭炮声不绝于耳。
欢愉恨时短。吃得好玩得好的春节一晃就过去了。过了新年初五，我就又开学给学生补课，这段时间过得十分平淡且平静。
可是1979年2月21日下午，我突然接到通知，叫我2月12日上午八时到县招待所报到，参加县群英会——劳模会。
这离评选已经三四个月了，繁忙的教学事务之潮早把这评什么劳模啊先进啊冲得一干二净了。猛然间来这么个通知，我还真的有几分诧异且带着惊喜。因为整个区近百所学校，几百名教师，被推荐出来的，除了我还有田明珍等八人。平心而论，不论资历、学历，还是人脉，我都远远落后于他人，为何花落我家？我想那时评选优秀，还真比眼下的网络投票公正、公平得多，当然，公开度不及网投。
我按时报到入住县招待所——这是我从出生以来正式入住过的最高档的宾馆。十四号上午，依惯例是开幕式，领导颁奖做报告，当时报告的最主要内容就是思想大转弯、大解放——反对派性，增强团结，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中午吃饭的时候，在县水电局任局长的幺舅舅甄川，他也被评为先进，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快吃完饭的时候，他走到我桌前说：“今天开会，我和你们仲局长坐在一起，他叫我转告你，你是个教书的料，叫你千万别回省城，明年他想办法给你转成公办教师。”我点了点头，又加上了一句：“转不转公办无所谓。”“你娃子咋这么说呢，人家仲局长瞧得起你嘛，你咋狗坐箢箕不识抬举呢？”
这次会议开得乏善可陈，十四号下午讨论，十五号上午讨论，下午又听报告。报告会快结束时，一个领导的声音从主席台上传来：“明天凌晨×时，我国将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这件事绝对机密，保密到明天早上。”到了第二天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果然广播了我军在中越边界开始发动自卫反击战这一重磅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