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不畏崎岖道
欢欣在心田
1980年是我比较走运的一年。那一年，民办教师经考试合格可转为公办教师。我语文考了98分，政治考了99分，两科均为全县应考民办教师中的第一名，可是数学却是全县倒数第一——0分。这事当时成了大丰县的头版头条新闻。
语文，除了拼音两分全丢了以外，其余全是满分。这是事后三个月在远川学习时，县教师进修校一个参加阅卷的王老师聊天说出来的：“这次我们改民师的语文卷子，改到一篇作文，他们几个都说人家是抄袭的，我坚持说是这个民办老师自己作的，大家争论得很激烈，最后把我惹火了。我说：抄袭的也要打满分，人家总把原文全背了下来的。这事最后扯到上面去了，还是同意了我的看法——原创，满分。”
“哪个写的啥子嘛，把老师你都征服了？”
“写一个人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学习，没煤油点灯，他在蚊声如雷、月光如水的夜晚……”
我听到这里，禁不住怒火冲天地骂了一句：“我写的真人真事。”
“哇，你娃子作文写得这么霸道，咋数学考0分呢？”
“我初中只读了三个月，文科是自学的。”
“对，理科自学很难的！”
“要是数学能考个2.5分，这次你就考上了……”有人不无惋惜地说。
“躬耕本是英雄事，老死南阳未必非。”我情不自禁地又冒出一股酸水来。
1981年春的一天上午，晓琪又给我捎来卢姐的一封短信，信中说：“今年你去参加民办教师考试吧，做好一击必中的准备，你请人代课，再找个数学教师帮你补习数学，力争今年考上公办。请人补习的钱和找人代课的钱全由我负责！”
收到这封信，我立即回了一信，没有丝毫犹豫地回绝了卢姐。回信意思大致如下：
“亲爱的姐：瑶函收悉。读后涕零不已，字里行间均是吾姐怜弟之深恩。然弟执拗之秉性已定，碍难从命。无他，皆因置八十余无辜者前途不顾，而拼争一己之命运，实非弟之所愿……当今之世，功利气日盛，良心日泯，腹中有点墨者，争抢纷纷，无一不为五斗米者，弟岂可随流俗而自堕也……”
信写好封严即托晓琪兄捎回。
这信一去，就不再见卢姐回信了。这年秋天，卢姐的音讯也随秋风飘散，冻入了冰川之中。春风渐渐融开了严冰，我与卢姐重逢已是二十五年后的事儿了。
那时，我真的爱上了教书这份职业，更深深地怜爱着我班上贫穷但勤奋、命苦而不甘沉沦的山村孩子。若我请人应景式地代课——那时正是恢复高考不久，千军万马抢过高考独木桥，能来代课的是什么料子的人，是可想而知的。于是我横下一条心，参考而不弃教。
我认真备课，认真上课，认真批改作业，也认真见缝插针地挤时间自学初中数学。皇天不负有心人，那年数学由0分增加到4分。对我来说，这是一次伟大的飞跃啊！可是皇榜无情，我又一次名落孙山，此为一悲。然，学生期末考试名列全区三十多个同年级班之首，此为一喜，一败一胜，一悲一喜，“收支平衡”“正负抵消”。心淡定则喜安然，无忧无虑度流年。我全心全意地为了学生而拼命工作，却还遭来抱怨甚至责难。
当时，红星小学设备设施极为简陋，甚至可说得上是原始的。三百来人的一所学校只有一个简易厕所，近三十平方米，上面盖着小青瓦，青砖砌成的单砖墙，如厕时隔墙总能听到一些人说东道西，当然听到的是一些胡吹乱侃的声音。
大约是暮春时节的某个星期天傍晚，我正在厕所方便，忽然听到隔壁传来一阵怨骂声：“看到纪老师都令人心烦，每个星期天，都只上他教的语文、政治，你们看我们哪个星期天上过数理化……”我一听，这是卢琼燕的声音。我顿时惊呆了，气极了！惊，是因为批评我的竟然是一个品学兼优、能力强且为我十分器重的班干部；气，是因为我累死累活地做义工，从未收过一分钱，换来的却是这种近于谩骂似的批评。哼！要不是碍于男女之大防，我真想冲过去给她两个大耳光。我怒火万丈地回到办公室，叫人把卢琼燕找来，恶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她可怜兮兮、泪流满面地走了。
当天晚上，我睡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眠。抱怨我的学生被骂了，我气也出了。但我心里仍难以平静，因为她的话老是在我耳边回响，她的话有道理吗？似乎一点道理也没有啊！我是自学的文科，对理科，那真是扁担吹火，一窍不通。教数理化的老师，不来义务补课，我能奈他何？
可是，一想起我教毕业的1979届学生，升上高中十七人，而高考除一人上重点大学外，其余全都考上了“朝阳沟大学”——回乡修理地球了。他们没一个语文、政治的成绩不好，却与大学无缘，个中致命的原因不就是他们数、理、化成绩太差了吗？我，作为他们的班主任老师，难道只是把他们作为标榜自己成功的道具吗？如果真是这样，我含辛茹苦地工作，有多大意义呢？我的师德岂不有亏吗？
想到这里，我翻身起床，在日记本上写道：“纪元初啊纪元初，难道你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吗？”
卢琼燕在厕所里的几句“臭骂”，促使我从自制的“光环”中挣脱出来，促使我警醒，促使我反思，促使我逐渐形成并完善了班主任负责制这一理念。班主任负责制即班主任对该班学生各科成绩、品德的好坏负责，对科任老师有考核选择监督的权力。当然，这在当时是不被人接受的。
想来想去，我决定改弦更张。于是，在后来的日子里，早、晚自习，星期天补课，我不仅安排了我教的学科，而且还安排了数学、物理、化学，甚至还排上了英语早自习。
星期天，我不仅守着学生完成理科作业，记英语单词，甚至还跑到供销社买来白线，与学生一起做物理实验的左手定则、右手定则。那时，农村学生开始学英语，既不习惯，更感到困难重重。更荒唐的是，我们民办班就靠每个学生交的红星钱来维持两个教师的工资，我们班八十个学生，一个老师一学期只能分一百二十元，即每月二十元，若再增加一个英语教师，每人每月只有十三元三角钱了，咋活得出来呢？于是我“上蹿下跳”地找这个领导反映，我那个领导提意见。校领导对我说：“纪老师啊，你真是个难缠的主啊！”后来，上头派了一个叫王虹的老师到红星初中班上英语，一次上四节课。
上英语课的老师找到了，可是人家每次来上完四节课就溜之乎也，学生不懂问谁？全红星小学没一个会英语的，谁来监督学生背诵、默写？于是我着力培养英语科代表、英语小组长。为了早自习辅导学生，我还向王虹老师学习过英语，当然下了很大的功夫，学习的结果是连小半瓶醋也没达到。总之，为了让学生学点真本事，不像少年辍学的我，我真的是舍得投入全身心的。
卢琼燕在厕所的一番议论不仅改变了我在教育教学中一些模糊的、错误的观点和做法，也改变了后来我教过的学生的前途和命运。说这一番厕所议论奠定我后来三十多年教育教学优秀成绩的基础，一点也不夸张。
1982年8月，咸大光调回他老家——鲁家桥村小。他调离前，一点预兆也没有，来得十分突然，这对于有一定修养的他来说，也是必然的。
在他办完调动手续的第二天，章文书与李校长到红星小学开会，我们才知道这个事儿。章文书一面要李校长和我去劝咸大光回大兴，一面又宣布我接任咸大光的主任教师职务——由民办教师领导公办教师在当时还是极为罕见的。不过我并没有感到受宠若惊，反而还有几丝不舒服闷在心头，因为那时我骨子里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潜滋暗长，我既反感别人管束我，也不愿管束别人。所以当我听到章文书给我下的第一道指令时，我心里就像揣了个刺猬似的痛苦。
我不想干什么主任教师，于是就和校长一起找章文书出面挽留咸大光。章文书说：“只要老咸愿意留下来，一切手续由我姓章的来办好了。”
8月，校长、程晨光和我一行直奔咸家而去。时值盛夏，刚下过大雨，但雨似乎还未下通透，天上乌云密布，空气湿漉漉的，好像捏一下，就可捏出一大碗水来似的。从学校到他家，一路全是砂石公路，小水坑小泥凼东一个西一个的，走在路上，真有点溜冰的味儿，稍不留神，就可能摔个仰面朝天或摔个“狗啃屎”。
好不容易走到咸家。
咸老师一家见到我们去了，十分高兴，忙着杀鸡杀鸭，打酒割肉。除程晨光滴酒不沾外，我、李校长、老咸皆为饭袋酒囊，于是猜子、喊拳，中午喝了晚上闹，直醉得一佛升天二佛出世。
喝醉了的人，有啥话不敢说呢？于是我们这个大兴教育“四人帮”就公事、私事胡侃乱聊起来了。当时正值对民办教师队伍进行整顿之际，于是我们乘着酒性把应辞退的民办教师名单议了又议。李校长提出按指示，整顿必须把那些教学水平低的辞掉，参照民办教师考试成绩、教学水平，特别是政治表现，全面衡量。这最后一个标准还真是关键词，政治表现好与坏，以什么为标尺？谁说了算？这是天知地知而人难知的事儿。
我们四个人中，李、咸是公办教师，程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教学业绩在小学界里绝对是一流的，我学历虽说不高，但不论整顿民师的考试还是教育教学质量都是一流的，更何况与校长、其他领导的关系也过得去，当然不在辞退之列。
议来议去，议定的是：双溪小学谢登峰，红锋小学羊权富，红星小学左冠华，一共三人。其他人我们四人一致同意，唯独对辞退左冠华我坚决反对，理由是：此人学历是大县重高老三届毕业生，在当时的教师队伍中，算是高学历的了，此其一；此人工作勤奋，此其二；特别是此人教我班上化学也算努力，若辞掉他，我班上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此其三。但他们三个都一致同意辞退左冠华。
这事当晚在昏昏然中争论无果，第二天上午又在清醒后争论了一上午也毫无结果。他们三人为一方，坚决要辞掉左冠华，而我则明确表示：“辞掉左冠华，碍难从命。”
吃了中午饭，我们一行四人，冒着酷热又往胜利小学程晨光住处赶去，咸被我们邀请到大兴来玩两天，所以也同行前往。
一路上，我都在暗自盘算，如何出妙招破危局……想着想着，已到红星四队的大堰塘了，我破他们计划的高招也已成竹在胸了。当走到红星小学附近的时候，我对他们三人说：“你们先走一步，我回学校拿件衣服，晚上洗澡时好换。”“眼镜儿，快点哈，我们走着等你哟！”“好的！”我一边应着，一边快步往学校走去。走到了空无一人的学校，我寝室门也没开，就急匆匆地神不知鬼不觉地躲进了女厕所，我在里面一蹲就是十多分钟，不敢出去，因为我预料他们会来学校找我。
“纪老师，快点哟！”这是程晨光在喊。他们三人又一边走一边喊了一嗓子“走了哈！”
我估摸他们走远了，才急忙忙地跑到常本英家里，写了一张纸条，装在信封里对她弟弟常蒯说：“快点，送到左冠华老师手里。”说完我又一路小跑地赶到程晨光家里，和他们一起喝酒。他们一再追问我刚才去哪儿了，“老子在店子上买了一包烟，卖烟的高二娘非要我喝茶吹牛，我听到你们一边走一边喊，懒得理你们。”
第二天，章文书在中心校召开教师大会，宣布了被辞退的民办教师名单，名单里当然没有左冠华的名字。因为头天晚上我给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表哥写了一封信，把他们三人的计划揭露出来，请求他出面干预。学校革命领导小组拟定的人事安排，公布前必须经公社党委审查后下达文件，方才有效。在我的帮助下，左冠华逃脱了被炒鱿鱼的命运。
可这个左冠华是一个以怨报德的主。他不仅在1979年向县招办举报我违反政策，私下为常本英偷改年龄的事——因为那时年满十八岁的学生不能升学。尽管如此，但我仍没与他计较，这不是我大度如海，而是我怕来的老师没有左冠华的学识好，教不好我班上的学生。
后来在他人生的关键节点上我又多次帮他，而他又多次伤害我。他以怨报德，我以德报怨，个中恩怨留待下文细说吧。
我的生活秘籍里有这么一句：宽恕别人的渺小就是成就自己的伟大。这句不知是哪位先人说的，还是我杜撰的。总之，对我自己有时的“助纣为虐”，我很少后悔过。就拿我与咸大光的关系来说吧，在我刚执掌教鞭时，由于我一边倒向左氏阵营，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咸氏联盟的明枪暗箭总向我袭来。后来我觉察到这恶斗的两方所宣示于人的均非“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多因误会导致意气用事所致。于是我几番劝其“罢兵言和”，均无果而终。而“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我，因一次偶发事件，与咸大光之间寒冰消融了十之八九。
那是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们去中心校开完会，刚回到空无一人的学校，突然操场上传来一阵叫骂声：“咸大光，你教书，教你个锤子……出来，赶紧滚出来把门上的字给老子洗干净，老子女儿的名字是可以乱写到门上的吗？你坏了老子女儿的名声……”骂咸老师的家长是当地混混，人称小霸王的管龙长。老咸不知是想息事宁人，还是不愿与此莽夫一般见识，总之，他一声不吭地闷在办公室里。
我听到如此辱骂，深感不平，顿生愤怒，一气之下，冲出办公室，只见管龙长挑着尿桶，正在伸长颈子谩骂。我从门口操起一把锄头，一边举着锄头追了出去，一边高声骂道：
“老师是上了你家香火板板的，你侮辱老师就是侮辱你家先人。有种的跟老子站住，你敢站住，老子就敢两锄挖死你……”那个管龙长被人称为管家大队一霸，对此，我早有耳闻。这个家伙一见我天不怕地不怕穷追不舍的样子，只好拼命地往管婆婆院子跑去。
“站住！站住！有种的跟老子站住！”我一个劲儿吼着追着，几个院子的人都跑出来看热闹，许多人都拍着手笑着喊着：“小霸王遭收拾了！”“该遭！”“该背时！”“该倒霉！”“纪老师给我们出了口恶气！”……
眼看着他就要被我追上了，情急之下，他丢下尿桶，落荒而逃，十分狼狈。好一副“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若漏网之鱼”的窘相。顿时，四下里响起了一阵阵哈哈大笑。
我气喘吁吁地笑盈盈地凯旋。一走进学校，只见咸大光站在操场上，脸上挂着似笑非笑的神情，老半天才说道：“你去理他干吗，管家大队谁不晓得他是不通人性的横吃估霸的畜生？”
“老纪，我能把写了他女儿名字的那个学生交给他吗？把人交给他会闹出什么动静来，鬼才晓得。”听完了老咸一番话，他的形象在我眼前一下子高大了很多。我不由得赞道：“代学生受过，值！”他愣了一下，说：“你咋不怕他呢？”
“怕他？在我的字典还没有‘怕’字出现过！”
“你肯帮我，仗义！我没想到你这么顾大局，识大体。”他一脸严肃地说道。
“这你就把我看扁了。你我之间纵是有啥小疙瘩，也是解得开的呀！难道在你心目中，我是个五阴六阳都分不清的人吗？”
自那以后，我和老咸的隔阂一天天地不知不觉地消逝了，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已经成了历史。和老咸尽释前嫌之后，我在学校的生活也平添些许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