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不等天恩赐
宏图血汗描
这时，上级又派来了一个公办老师：谭老师。谭老师教书颇为认真，打扮合时宜，优点颇多，二十来岁，白皙而胖，天真无邪，但阅历少，爱恶作剧的我常常拿她开玩笑，并给她取个绰号“谭胖墩”。
那时没有个人通信工具，交通也不方便，家长会也开得少，与家长沟通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家访。我班的学生，有跨区来的，有跨村来的，所以我家访常常披着夕阳去，戴着银月归。
有一次，谭老师闹着要和我一起去兴隆战旗大队家访。有美女同行，一路说说笑笑，不孤单不寂寞，我何乐而不为之？
记得那是个深秋的下午，云淡天高。夕阳照到人身上无炎凉之感，唯有明媚之意。一路上，青山绿水鸟鸣啼，偶尔还可看见几枝扭着青春不放的荷花，真是秋光更比春光好。我俩一路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就走到旗坛大队了。旗坛大队有八个学生在我班念书，这八个学生分散于四五个生产队，我们由近而远地一家家访问，第三家还没走访结束，天就快黑了。我们急匆匆地往班长程伦燕家——前面几家要留我们吃晚饭，都被我们以还有几家没走访为由婉言拒绝了。在路上，我恶作剧的想法一下子冒了出来，我神秘兮兮地对谭老师说：“等会儿在学生家吃晚饭你可要尊重民俗哟！”
“啥子民俗哟，我不懂。”
“你不懂，我教你嘛——吃饭时不要坐上席，上席又叫首席，那是老人和有身份的人坐的；也不要坐下席，下席与上席同样尊贵。你一个年轻人坐了，别人会笑话你不懂礼节。”
“那我挨着你坐就行了哇！”
“也不行。农村人很封建，别人会误认为我是你老公呢。”
“真的吗？怕没有这么恐怖吧！”
“那你就试试看吧。”
我们一来到程家，天已黑了。我们向家长汇报了程伦燕在学校的表现，聊了一阵子，程的母亲就来请我们吃饭了，我客套了几句，便走到桌前。他们一家子都一个劲儿地喊：“纪老师坐上席。”
我往侧面的凳子一坐，说道：“这就是上席吧。”说完就坐了下去。我以目示意，让谭老师坐了上首。
程伦燕的父亲非要拉我也坐到上首去，我附在他耳朵上说道：“谭老师讲究男女不同坐的，我咋敢坐上去嘛！”于是谭老师一人独坐上席。
开始敬酒了，当然，他们就先敬我，我客气地说：“我咋敢喝第一杯呢？应先敬坐上席的！”
谭老师也跟着说：“对头，该敬坐上席的。”
于是程伦燕端起酒杯去敬谭老师。谭老师拒绝说：“不对，不对！该先敬上席，该先敬上席……”
程伦燕一家先是大眼瞪小眼，继而大家扑哧一笑，口里饭菜都喷了出来。后来，谭老师才知道被我捉弄了。
那年头，人们不仅物质生活匮乏，精神生活也极度匮乏。当时人们没有什么娱乐消遣事儿干，看场电影也是一件大大的喜事，能听到的外界声音，就是高音喇叭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消息。平民百姓对这些天下大事往往是不很在意的，甚至觉得调门高信息假，不愿听，于是玩扑克便成了人们时尚的娱乐消遣了。玩扑克有无数种玩法，那时最流行就是打百分，打千分。我那时是打千分的高手，堪称“常胜将军”，不过我们那时玩扑克，追求的不是物质刺激而是精神享受：取乐而已。比如输家钻桌子，贴“胡子”。
我现在还记得打牌时上演的两场恶作剧。
有一天晚上，我安排好了晚自习，便邀约去老史家打千分。史老师读大学去了，他干瘦的老婆隆老师是我校的民办教师，会打一手“臭牌”，但三缺一，只好找她来凑个角。
一坐下，小谭她们两个女人一方，我和咸大光一方，坐下来没打多久，娘子军就败得一塌糊涂，她俩耍赖，不贴胡子，说要贴胡子就不玩了。这下可惹火了我和老咸这两个从好人堆里挑出来的人。我附着老咸耳朵上如此这般地一说，老咸笑呵呵地直点头，那两个傻女人还没醒豁过来，我们便开始行动了。
史家独门独院，且家里只有两张床，我和老咸各自睡了一张床。这下子小谭两个人才恍然大悟，惊叫着说：“哎呀，你两个这么睡起，我们咋办啊！起来，起来！”她俩一时跑到东屋叫让床，一时又跑到西屋叫让床。可任她俩人千呼万唤，我俩都僵卧不动，我们回答她们的唯有低低的、轻轻的梦中呓语：“你——去——叫——他——让吧。”接下来便是如雷的鼾声——当然，这一切全是佯装出来的。
她们彻底失望了，只好趴在八仙桌上“坐睡”。这样又耗了一个多小时，眼看要到十点了，我终于沉不住气了，翻身起来走到老咸床前喊道：“伙计，走人吧！睡到明天再走不好，人家老公没在家，一大早从别人家里走出两男两女来，不知会编出多少个版本的花边新闻来！”“好，走吧！让她们摊尸！”
上一场恶作剧的“受害者”是小谭、小隆两个女老师，谁知下一场恶作剧的“受害者”竟是我了。那是初夏放农忙假的一天下午，不知为啥我没补课，他们也没回家。午饭后，我们四人就聚在我办公室“打千分”。娘子军在屡战屡败之后，提出一个组合方式，写上一二三四四个号，抓阄决定打牌的派对，奇数一方，偶数一方。抓阄的结果是：老咸与胖墩一方，剩下的我和小隆一方。开局没多久，我方就打了对方一个倒光，获得六百分，没几个回合，我方就赢满了一千分。第二局老咸他们一方仍然牌运不佳，加上他们缺沉稳之大气，一见连连失分，便在“甩二”时接二连三地失误，所以，又没几个回合，我军便曲奏凯旋，班师回朝。
这时，胖墩便说休战十分钟，去方便后再战。她走后一会儿，老咸也往外走，说他也去方便方便。可这个家伙脚一跨出门，回身就把门拉过去关上，并扣上门扣，还撂下一句话：“你们两个好好地亲热亲热。”
事发突然，顿时把我和“史家太太”吓了个半死！因为这办公室没后门，在墙一米五高地方有“牛肋巴窗”——几根木棍竖起作支撑的窗子。这“牛肋巴”凭手是弄不断的，也就是说，我们出不去了。如果他们不开门，那一对孤男寡女同处一室，就真是百口莫辩了。凭我把门如何咚咚地敲打，外面就是一点回音也没有。
这时一贯胆小如鼠的“史太太”反而十分沉着地说：“你怕啥，怕绯闻吗？你不是常说树直不怕风摇动，身正岂惧月影移么？看他们玩得出什么把戏来，我就不信，他们敢不让我们出去吃晚饭！”听她这么一说，我的心还真的放了下来，我冷静一想，法子就有了。
我爬上靠墙的办公桌，双手抓住“牛肋巴”窗子，向着外面阴阳怪气地吼道：“咸老二，你把我们锁在屋里，你两个好放心大胆地干坏事吗？你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掩饰你的打猫心肠了……”我这样肆无忌惮地乱吼，还真把他们两人吓倒了，因为胖墩终归还是待字闺中的黄花大闺女，所以胖墩最先沉不住气了，屁颠屁颠地过来给我们开了门。
那时我们开玩笑也比较随意，后来常本英给我写了封批评信。这封信很长，千字左右，其中核心的内容就是言传不如身教。一身山野气，素与循规蹈矩无缘的我，对这封规劝信还是十分重视的，我把这封信贴到我办公桌上，每天早中晚看上三遍，这封信对我收敛野性，改变俗气，还真起了巨大作用。
我接任红星小学主任教师时，红星小学一穷二白，校园没电，没旗台，没篮球场……总之，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到处都是，如蚊蝇、鼠蛇、杂草。20世纪60年代流行语：“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些语录对我影响颇深，直到今天也时刻影响着我，所以我从不做指望上级恩赐的“望天派”。
红星小学，当时除了五间青砖墙小青瓦盖牛肋巴窗的教室、一间厨房、三间办公室兼卧室外，余下的就是一个六七百平方米的土坝子——操场，花没一株，树没一棵……于是我便从花钱不多之处着力。
首先，我要改变的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满地泥汤的“操场”。我四处求援，找有砖瓦窑的生产队队长，或求其相送，或花少许的钱意思意思，弄来一堆又一堆的燃煤残渣，俗称“二炭灰”，买了几百公斤生石灰，花了二三十来元钱。接着是发动学生担水把生石灰发透，筛去“冥顽不化”的矸石，把石灰和煤灰掺水搅和均匀，摊好铺平，最后用我在凉山普格学到的那小半瓶醋的泥水工的技术，用“泥掌”将其“抹平”。
当地人把这种混合物叫作三合土。待其开始凝固时，用砖刀或硬长木片再一次将其砍烂，又用打板将地面打平，再用“泥掌”抹平，然后找来鹅卵石在三合土地皮来回地磨，直到把三合土里的水浆磨出来为止。这道工序要反反复复地进行三至五次，其作用是提取三合土中过多的水分，加快其凝固进程，增强其凝固力。最后一道工序时撒上盐卤，这样的三合土经久耐用，坚硬如水泥浇铸的。
我们师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自己建造出了不扬尘的活动场地。接下来就是自力更生砌阶沿、砌旗台了。红星小学两栋小青瓦教室都是生产队投工投钱修建的，所以不仅粗糙，而且简陋，甚至连阶沿石也没砌，这样不仅不美观，而且学生经常在倾斜的泥土阶沿上摔跤。要修阶沿，首先就必须购买石材，可那时民办学校根本就没有办公经费。公办班有点公办经费，不仅少得可怜，而且红星小学只有一个公办班。
天无绝人之路，校外几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废弃的采石场，里面散落着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石块、石条，虽不是很规则，但有些打一打，凿一凿，还是勉强可用的。于是我发动班上年龄大点的学生，如邓仁高、王胜、常蒯等，与我们老师一起去采石场选石头，选好后，小的就抱回来，大的就两人抬，再小点的就用竹筐装好或抬或挑运回来。
石头找得八九不离十了，我就和搭档吕善述老师一起砌阶沿。吕老师是一个堪称老黄牛的共产党员，他一生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在我心目里，他除了口头表达能力差点，管理学生太仁慈之外，似乎还真找不出其他什么缺点来。
借来了手锤、錾子等石工用具，我就和吕老师利用早、中、晚的时间砌起阶沿来了，阶沿没砌几天就完工了。紧接着，我们就开始垒旗台。垒旗台的工作量可就大了。十米长，四米宽，一米多高，四十多立方，可要几万斤石料啊！何况当时正是秋老虎横行无忌之时，天天连眼睛也不眨一下的火辣辣的太阳，一大早就打卡上工，从不懈怠。空气中涌动着热浪，人静坐在屋里，汗水也直往下淌，何况我们还在“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条件下干体力活呢？不过说来也怪，我们心甘情愿地干自己想干的事，再热再苦再累，心里总觉得甜甜蜜蜜的。
我还记得，就在旗台快要完工时，我的手指不小心被石头砸破了，鲜血直流，痛得我牙直咬，泪满眼。但一见到一件“作品”即将由自己亲手完成，顿时觉得疼痛消失了几分。于是我叫吕老师找来一点白酒冲洗了下伤口，伤口沾上酒精，更是痛得我嗷嗷叫。接着我让吕老师从我裤袋里掏出手巾撕下一块，给我把手指包扎起，接着又干了起来。
经过一周的劳累之后，一座以石块、石条、小乱石为材料的旗台就垒成了。我又去找来一根大毛竹，并装上滑轮，套上绳子，于是乎，我们红星小学变成了全县第一个升国旗的乡村学校。
当我站在旗台上，对着台下师生发表国旗下的演讲时，那心中的自豪劲真是难以言表。
土坝子变成了三合土，尘土飞扬的日子成了红星小学的历史，倾斜且凹凸不平的阶沿已变平整了……总之，红星小学的面貌已发生了看得见的变化。
我的下一个目标便是让学校绿起来，香起来，美起来。
1982年的春天来了，我要求我班上每个学生从家里带五株树苗，学生带来的树苗大多数是从山上挖来的柏树、杨槐树。我和他们一起在校园四周的荒地上打窝、栽树、浇水。我要求学生把不落叶的柏树和落叶的槐树一排排地间叉着栽，这样即使是冬天，校园四周也有一片苍绿，也盎然着生气。
但教室窗外栽柏树和槐树显然是不合适的，那时绿化树种还没有登台亮相。正在我一筹莫展时，我想到了坡上雷达站的驻军部队。我找到他们，他们为我校免费送来五十株法国梧桐——云南梧桐。
栽树的事儿已告一段落，但“贪得无厌”的我，又打起种花的主意来了。当我向同事提出我的设想时，他们开玩笑说：“你还想逛‘天上的街市’吗？”我笑了笑说：“尔等拭目以待好嘞。”说干就干，当天下午，我便邀请吕善述老师一起到上云小学去“打千分”。上云小学的王仁炯校长喜欢打牌，但牌技差且爱吹牛，屡战屡败，且总是振振有词地怨天尤人，总之“罪在尔等，功在朕躬”。他的教导主任兼工会主席邹祥闻又是一个既爱喝酒又爱打牌的主，当然弱将手下无强兵。我们每次去上云小学“进行牌事访问”，都会受到东道主的“晚宴”招待，他们妄想先在酒桌上让我们输，好在牌桌上赢。岂知我这个酒鬼的本事特大，一坐上酒桌，三杯酒下肚，就呈醺乎乎之状，一两斤下喉，仍是醺乎乎的样子。可一上牌桌，牌就像醒酒神药，一牌在我手，顿时“神清气爽”，精神倍增。
故每战均能克敌制胜，屡破雄关。当时打千分的规则是打三局，三战二胜为最终胜利者，而我们常常是三战三胜。牌局一完结，马上又重开酒局，大家终是喝得个一塌糊涂。若是往日，我们就会“打道回府”了，可那天晚上，我却一反常态，就在他们校园来来回回地走，一时夸他们这种花美，一时又赞他那种花香……弄得送客的他们云里雾里不知究竟。这么一折腾，半个小时过去了，王仁炯校长一个呵欠接着一个呵欠的，可我还没有要离去的迹象，他实在按捺不住了，摘下眼镜盯住我问：“怎么，你这么喜欢花？搬些回去吧！”
“谢主隆恩！”我模仿川戏的口吻来了一句道白，跳进花园就一阵猛拔猛扯。这下子可把黄、邹二人惊呆了，等他们醒过神来，连声求道：“莫拔了！莫扯了！”吕老师素来是个和事佬，忙打圆场说：“纪老师，不扯了，扯多了，我俩咋个弄得动啊！”
“还扯两株好的就不扯了。”我不停手地回答道。
“你整这么多干吗？”
“美化校园！我这是劫富济贫！”
“算了，算了！你美化校园先讲清楚嘛，我就那么小气吗？”王校长转怒为笑。
“我不管你大气还是小气，反正我给你扯脱了再说。”
那天晚上，我和吕老师两个酒鬼，一身是胆雄赳赳，一身是劲力无穷，扛着两捆花苗，摸黑走了六公里砂石公路，约莫十二点才回到学校，又挑灯夜战，松土、打窝、栽花、浇水，直忙到四点过，雄鸡催早了，才栽完。累得不行的我俩满身是脏泥，不敢上床睡，只好趴在办公桌上眯了一两个小时。
后来，我们又到上云小学去“明抢暗偷”了几回，直到他们有的我都有了，才罢战收兵。
再后来，又听说大溪木江大队有家人育了不少的花，于是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和吕老师又跋山涉水，一路问村翁、牧童才找到那家育花的，买回当时罕见的花种苗，如龙爪菊、夜来香、一串红、海棠、棋盘花、杜鹃、牡丹等十来种。
至此，红星小学有了菱形花圃三个，球形花圃两个，长方形花圃两个，方形花坛一个，半球形花坛两个。花圃花坛里共养有四十一种花。其实，我对种花痴迷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每天教学之余，就是给花施肥浇水、修枝剪叶……
有一天下午，我听说野生月季月月开花，长年不败。于是我立即顶着烈日步行三十多里，好不容易才找到有野生月季花的那家人。可是，只见铁将把门，向邻里打听，这家人全上山干活去了，于是我在他家竹林里找了一块石头坐了下来。
天快黑了，他们下工回来了，我疾步上前说明来意。他家三个青壮男子都不约而同地指了指一个衣着时髦、剪着披肩发、鹅蛋脸、肤色白嫩、杏眼蛾眉的少妇。老实说，这女人要不是扛着一把锄头，说她是农妇，谁也不会相信。
我朝着那少妇再次说明来意，她理也懒得理我就进屋去了。那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轻声地对我说：“花是我幺妈的命根子，看样子你是买不成的。”
“我只买一两株做种苗也不行吗？”
“你不知道，我幺妈读的是二农校，学的是园艺，在校说错了话，差点被打成反革命，好在家庭成分好，她爹又是造反派头目，才幸免于难，被开除回家务农……嫁给我幺爸第二天便开始栽树、种花……”
“哦！”我惊叹了一声，呆想了一阵，还是不甘心空手而归。于是我走进他家堂屋，见那少妇正在捧着一本书看，我瞅了一眼书的封面，是《茶花女》，于是我说了一句：“哟，你看的是大仲马私生子小仲马写的《茶花女》吧？”
她抬起头来，美目瞟了我一眼，又低头看起书来了。显然她对我的敌意消失了那么一点点，于是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说开了：“我是一个民办初中教师，我所在的村小，条件极差，没树没花，我想改变这只丑小鸭的面貌，把它打扮成像你一样美丽的白雪公主……所以四处寻找花种，现在我校已栽上了四十一种花了，听说你这里有月月红，所以就问着来了。我求你看在我一个穷教书匠的面子上卖给我几株吧，不！一株就行了。”
她抬起头，放下书，问：“请问老师贵姓？”
“免贵姓纪。”
“纪老师，卖给你是不行的，我养的花从来不卖的。”我的心一下子坠入了冰窟窿，凉透了。
“不过我可以送你两枝！”
“请问姑娘你贵姓？”
“我姓曾。”
“哦，小曾，我可不是要弄回去插花瓶，而是栽的呀！”
“知道！你随我来吧！”她莞尔一笑，就往外走去，她说话轻声慢语，嘤嘤动听；莞尔一笑更是妩媚摄人心魄。
我紧跟着她来到后山一块山地里。那块地有一亩左右，其他作物一棵也没有，全是花木。她用手锯很快地截下三根月月红的老枝，对我说：“月月红，是民间的俗称。它属月季科，也可以叫它野生月季。它耐暑热抗风霜，再生力强，但抗虫害较弱……”
“你给我这两截老枝咋个栽法？”
“纪老师，你把这花枝用刀截为二十厘米左右的小段，再挖好小坑，填上水田里的稀泥或把旱地里的泥土弄细，加入适量的水，将其弄成稀泥状，然后把月季截段斜插入稀泥中，再在稀泥上盖上干土。五天后，每隔两天浇一次水。这样最多半个月，这截枝下就会长出须根来的，它一长根，就证明一个新的生命体问世了。你这三根树枝，起码可以截二十来截短段，育出二十来株幼苗来的。”临走时，美妇又送了几小株海棠、几小株桃梅给我。
我谢绝了她一家人的再三挽留，坚持连夜赶回学校，按她传授的方法，先扦插好那二十一段月月红——野生月季的截枝，又栽好了海棠和桃梅，已是午夜时分。胡乱地扒完学生给我端来的晚饭，困得脚也懒得洗，就上床呼呼大睡了。
当时的教室，窗户全是小木棍支撑的牛肋巴窗，没有玻璃窗，既不能遮风又不能挡雨，白天还好对付，可一到早自习晚自习，常常是风吹灯尽灭，月去暗无光。
最先带来福音的是开始拉高压线安电灯了，红星大队也准备安装电灯了，可那时是谁安装电灯谁出钱。我们红星小学哪来这么一大笔钱呢？我去找领导，他们众口一词：穷得叮当响，安电灯全是群众按人头凑的，哪来钱给学校安电灯呢？没有一个领导不表示坚决支持，可一说到钱，领导们没一个不是摇头叹息：哎呀，难呀！我们手里也没有钱啊。
可真是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哟！求人不如求己，我决心自己干。粪池费——当时人的粪尿还值钱，学校粪坑里的卖给生产队，学校一年能收入几十元钱，作为学校的办公费不足的补贴。由于红星小学民办初中在百姓心目中是“名牌”，所以有“借读”的，按当时的政策，可以收少许的借读费，总之东拼拼，西凑凑，可凑来凑去，还是差那么一点点。后来得到了上头领导的支持，说高压线我们不出钱，大队给解决了，学校在管隆生院子竹林边接低压线进学校就行了。
电灯安装上，黑夜变成了白天的延续，师生无不欣喜若狂！学生早自习晚自习照煤油灯已变成了历史，学生下了早自习晚自习满脸黑烟的现象永远变成了记忆。
灯，亮了！早晚自习再也看不见风吹灯火尽了。操场改造好了，阶沿砌好了，旗台垒好了，国旗升起来了，树绿了，花香了，电通了！但是“贪婪”的我仍觉得学校似乎还差了些什么。想来想去，原来学校还缺点“响动”，响，音响设备；动，体育设施。
我决定先买一套音响：两个小音箱，一台功放，一台收录兼播放的机器，还有一个留声机，几十张唱片——包括一些川剧唱片。这下子校园可热闹起来了——比当时的大兴中心校还热闹些。没上课时，我就播放歌曲、川戏，周边社员和家长都一个劲儿地夸我能干有本事。
其实，是因为当时我们学校的任课教师没有一个会音乐，无法教学生学习音乐，但我要尽力让学生学会欣赏音乐，除了让学生欣赏音乐之外，这套设备还可以放英语磁带辅导学生学习英语。
接着，我向政府请示给我们红星小学配一副篮球架，否则，我就辞去学校主任教师职务。
乡政府终于答应了我合理的要求。但等篮球架快运到时，中心校新任校长张才信横加阻挠，幸好有分管领导章文书从中协调，篮球架终于运到了红星小学。然而，有了篮球架却没有篮球场。
我又请红星二队队长喝酒，多次找村支部村委会反映，请求把学校后面一块属于红星二队的干田划给我校做篮球场。地终于得到了，干田也推平了碾实了，篮球架竖起来了，可是就是没有体育教师，也没有钱把篮球场打成水泥地皮。于是我又四处找体育教师，四处筹款将篮球场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