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爱心为网
韧劲成墙
树绿了，花香了，麻烦事也就来了。学校四面都是农家小院，社员的文化素养和对绿化美化的认知度都很低。在他们眼里这树啊花啊，既不能吃也不能穿，更换不来钱，所以在他们眼里这些树，这些花就是一毛不值的垃圾，更何况当时的农村学校都是没围墙没校门的，根本没法让校产及设施设备不遭到破坏。下面是我记忆中几个片段：
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回到学校第一眼就看见一棵槐树上拴着一条大水牛，槐树的树皮已被牛啃光了，我打听到牛的主人原来是远近闻名的又刁又泼的张效群。这个中年女人身材高挑，能说会道，吵起架来，不仅声音洪亮，而且吵架还可以几天几夜持续作战。一句话，她是方圆几里路没人敢招惹的泼妇。我看到一棵树被白白地糟蹋了，既痛心又气愤。
于是我决心去会一会这个女人。我牵着牛来到管家大院，先向大队支书管重学讲明了情况。管支书听了，轻声说：“纪老师，你可要小心她啊！这女人可不好对付呀！”
我说：“她总得讲道理啊！”
“那也未必哟。”管支书一边说着，一边指了指那扇木门。我明白那是泼妇的家，我牵着牛，走到她门前，大声喊道：“张效群，请你出来一下。”
那女人不知究竟，一边应着：“出来了。”一边出来。一见我牵着她家大水牛，便瞪圆一双死鱼似的眼睛，高声叫道：“纪老师，你牵着我的牛干啥子？”
“你家的牛啃坏了学校的树子，我来找你赔票子。”我理直气壮地说道。
“赔票子，老娘赔你个锤子，牛啃了你的树子，你啃牛不就完了，又不是我喊它啃的。牛听不懂话，懂不起事，看你把它咋个办呢？”她一边骂，一边往院坝走来。
我知道，她是想既不赔钱又从我手里夺回牛去。我灵机一动，拉起牛一边抽打，一边往外面跑，一边喊道：“姓张的，牛啃坏我的树与你无关，那我把牛牵去卖了，我的树钱不是就找回来了吗？剩下的钱，我如实归还你就行了。”
这下子她可慌了神，飞快地跑到我前面拦在路中央央求道：“纪老师，我们红星大队男女老幼没有一个不夸你工作认真，本事大，书也教得好……你看，我这是初犯，就不赔了吧！”在说了一大堆奉承话之后，才道出她不赔钱的诉求。
“不行。不赔钱，牛我就牵走了，饿坏了我可是不负责的哈。”
她见这一招不行，于是便涎下脸来问道：“赔多少钱？”
我说：“初犯少赔点，一元钱吧。”
“赔五角钱吧，我连称盐也没钱呢。”她狡黠地涎着脸微笑着说。
我乜了她一眼，牵起牛就往外走，口里说道：“不行，赔一元钱。”
“赔八角吧。”她央求道。
“好吧！赔八角钱，希望不要有下次了。”我想了想说。
说实在话，叫她赔钱，我不过是想杀这只刁泼之鸡给顽劣之猴看，目的达到了，见好就收吧。若真把她逼急了，她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我反倒下不来台。事后，有人取笑她，问她咋不放刁撒泼收拾我。她说：“老娘识相，这个纪眼镜连小霸王都敢收拾，是个不怕事的主，老娘舍财免灾，不招惹他。”
护花护树第一回合，取得小胜，但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头。那时，能看上一场免费的露天电影可是天大喜事，而机场的飞机修理厂就在三小队地盘上，一个月大约能放两场电影，允许老百姓与军人同乐。所以部队放电影，我也只好不上晚自习，因为即使上晚自习也是没效果的，学生的心早就飞到电影场中去了。
一天下午，又传来修理厂要放电影的消息，恰好我米快吃完了，急需回家一趟，所以上完课，我就匆匆回家去了。第二天一大早，我担着米来到学校。校园里还空无一人，放眼一看，真把我气得半死。棋盘花、月季花……断枝残叶，满地都是。我循着断枝残叶一路走去，在校外去管家店田埂上还有十来截折断的花枝，而花枝的尖都是向着大丰公路，断头却朝着学校方向。
我看完这些初步判断：一、这是一起蓄意破坏事件；二、参与此事件的绝非一人，最少也有两个人。我之所以判断为蓄意破坏，是因为非蓄意的往往只能弄去几朵或三两枝而已，不可能弄掉这么多；非蓄意破坏的，会把折断的花枝带回家去做欣赏品，而不会把断枝残花弄得满地都是，更不会沿路抛丢。这不仅是蓄意的，而且是带着挑衅的行为。我下定决心，哪怕是上天入地、翻江倒海也得把这些人查出来。
接下来几天，我只要有空，就披星戴月、栉风沐雨到管家店、胜利大队沿路各生产队走家串户，逐一寻找毁花嫌疑人，可是访来问去，一个个嫌疑人都变成一个个清白人。是就此偃旗息鼓，还是另辟蹊径呢？我经过利弊权衡，还是决定查下去，并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否则，在挑衅者面前输个一干二净，那今后，学校这些花呀树呀，还能剩下多少呢？如果这样，我这一两年的心血岂不付诸东流了吗？于是我重打锣鼓另开张。通过一番思索，我决定改变寻找突破口的方向，由向外改为向内。
说干就干，当天晚自习，我就要求我班上那天夜里看了电影的逐一登记填表。登记表设计了以下项目：一、看电影你和谁一起去的？又是和谁一起回家的？二、去的时间大致是多少？又是什么时候回家的？三、你回家走的哪条路？证明人是谁？
表交上来后，我先把我已查过了的那些人的表略看了一下，全都与我调查的相吻合。剩下五十多份中，我又挑出了三十多份我认为是品学兼优或诚实可信的人填的表。剩下二十几份表，我决定逐一询问，询问后再作调查。学生去看电影，常常是三三两两呼朋引伴的，同去同归，所以这二十几个学生只有四拨人，于是我把他们分成四拨叫到我办公室一一询问调查，结果是一无所获。四拨人都说他们是同去同归，没有一个人来过学校。
当天晚上，我彻夜难眠。思前想后，又想出了两个办法，那就是：①扩大调查面，由只调查我任班主任的初中班，扩大到红星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全体学生；②改小组调查为“单调”，又准备特别追问同一生产队的不同群体的学生“在电影终场后你们那个队的同学是否一起回家的？”
这一招还真管用。当我逐一盘问三生产队当晚看电影的十四个学生中的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女同学时，她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我们队上的同学在电影完了之后，大多数的都端着凳子随着父母回家了。我和我妈走到最后，看见你们班宗虎、宗伟两兄弟和曹华把凳子交给了他们各自的家长，他们三人就往学校方向走了。
飞机修理厂是建在红星大队三生产队的地盘上的。也就是说，放电影的场地就紧邻三队学生的家门口，而学校离放电影的地方最少也有几百米，那么，我班上这三个学生不回家，却往学校方向走是干啥呢？为什么在第一次询问他们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电影一散场，我们三个同院子的同学就一起回家了，回家后再也没出过门。”他们为什么撒谎？一定是因为心中有鬼。
于是，我立即把宗氏兄弟和曹华叫到办公室来。他们进来后，我没立即盘问，而是叫他们每个人间隔一米，分别站成一排。十分钟过去了，我一句话也没问；二十分钟过去了，我还是一言不发；三十分钟过去了，我仍然一个劲儿地批改作业，默不作声，整个办公室静得掉根针在地上也听得见响声。直到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们心里也紧张到极点，我突然站起来，猛地一拍桌子，吼道：“谁是主谋？”三个人一惊，宗伟、曹华不约而同地指着宗虎说：“他。”
接着我又把他们三人隔离开，分别盘问。原来宗虎有一次没完成数学作业，上数学课打闹，我知道了，狠狠地收拾了他一顿。对此，他一直怀恨在心。那天晚上，他知道我没在学校，便邀他亲弟弟和同院子的曹华前来学校捣乱。他说：“纪眼镜说花草树木是他的心血铸成的，我们今晚上就去把他的心血放了。”
事情查清楚了，可如何处理却大费周章，因为宗氏兄弟的父亲是大队的领导，所以中心校校长（此时吕善治已调走了）坚决不同意我的处理意见。他不同意的理由很直接也很简单，那就是宗氏兄弟之父是红星大队的干部。他开导我说：“不看僧面看佛面……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而我这不谙世事的榆木疙瘩却坚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一个小小村干部家的两个纨绔子弟呢？”
我这个人一旦认定了的事，很少妥协，也从不回头从不反悔。于是不等校长同意，我便对这三个学生做出了处分决定。对曹华、宗伟给予记过纪律处分，赔偿学校损失一元钱；给予宗虎留校察看纪律处分，赔偿学校损失叁元。
处分文件下达后，宗氏兄弟的父母拒不执行赔偿，特别是其母，她以凶悍闻名。在这件事上，更没把我这个小小的民办教师放在眼里，何况他们手握尚方宝剑，校长曾经当面答应过他夫妻俩，除批评教育外，赔偿、处分一切都免了。
这下子可把我逼到进退维谷的境地。退吧，今后学校的纪律制度如何维系？今后学校的设备设施安全如何保护？进吧，“权势”联手，让我一个民办教师——泥饭碗又怎样保全呢？俗话说得好：脚指头无法犟过大腿的。经过再三思谋、权衡利弊，秉性不信邪的我，不仅选择了决不退缩这条险路，而且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措施：首先，通知宗虎、曹华两家家长，限期三天内交清赔偿费，否则我将拒绝学生听我授课；其次，我把事件的经过写成文字材料，绕开中心校，越级上报。
这些招数还真管用，因为我给宗家和曹家的通知发送的第二天，一大早，曹华的家长就到学校来交清了赔偿费，并再三表示歉意，曹华的爸爸曹经说：“纪老师，实在对不起。我家曹华人小不懂事，经不起宗家兄弟的诱惑干了错事，更对不起你的是，你的处分决定送给我们后，宗家两口子背着我找到我老婆，要求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和你对着干，绝对不能交赔偿费……今天我一听说他们这不明事理的做法，火冒三丈，骂了我老婆一通，这不就向你检讨、交钱来了吗？”
我说：“你当家长的，检讨就不必了，学生损坏公物，作为他们的班主任，应该算是我的失败，我也不是非要惩罚他们不可，我是希望通过一定惩处，使学生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任何一个人犯了过失，都必须承担责任，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既不可能成为一个好公民，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家庭成员……”
曹家交清赔偿费的消息不胫而走，第三天天快黑的时候，宗虎之父极不情愿地来学校交清了赔偿费，但道歉的话却只字未提。这件事，在社员群众中造成非常不错的影响，大家都夸我是不拍马屁不奉迎的角色。
这事刚过去不多久，我又遇到了另一件难办的事。
我去县城开了七天的人民代表大会，刚一进校门，左冠华便神神秘秘地对我说：“纪老师，有个事不好搞得很啊！”
“啥子事？”我瞟了他一眼问。听了他的诉说，我才知道，就在我外出开会的当天下午放学时，副班长宗菊的《新华字典》就被人偷走了，家长多次找左冠华，左老师也清查了好几次，都没查出个所以然来，而家长却一再催促老左查个水落石出。
我心里窝着火，但不敢发出来，因为我开会期间，老左可是无偿为我代课的。我淡然而十分自信地说：“知道了，会查出来的。”
他盯着我，眼神里充满着怀疑地说：“七天了，还能查出来？”
“能！”我坚定地答道。
第二天早自习，我把宗菊叫来问了她丢字典的详细情况。她告诉我，当天下午第三节课是语文自习，她在预习新课时有一个字不认识，她就查了查《新华字典》，然后把字典放回课桌下的储书箱靠内壁处——这本八角五分钱的字典在一个农家孩子眼里，可是稀世珍宝啊！第二天上课她要查字典，可找不着了。
“晚自习你没用吗？”我问。
“你没在校，我们都没上早晚自习。”她说。
“那天谁是值日班委？”我问道。
“我。”
“那天放学后，还有哪些人留在教室？”
“我和三个扫地的同学。”
“扫地的是哪三个？”
“左中良、宗良惠、左国金。”
“他们三人一起离开学校吗？”
“不是，宗良惠和左中良负责扫地，左国金负责倒垃圾，左中良和我走到最后，因为我要锁教室门。”
在和宗菊的一问一答中，我对当天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接着，我就把扫地的三个人一一找来，一一询问。在询问中，我首先排除了宗良惠，因为地扫好了，宗菊检查了，宗良惠就先回家了。而宗菊的座位在教室的后半段倒数第三排，归左中良扫，左中良第一遍没扫干净，宗菊要求他扫了第二次。那么，拿走宗菊字典的就是左中良和左国金二人中的一个了。下了早自习，我又把左中良叫到办公室问道：“中良，你扫地时看到宗菊的《新华字典》了吗？”
“老师，我没有看见。”
“真的没见着吗？”我加重语气问道。
“真的——没——看到——她的——字典。”他一下子伤心地哭了起来，哽咽地答道。
这个孩子个子矮小，说话细声细气，在班上属于温顺善良且胆小这个类型的学生。我看见他伤心的样子，实在不忍心再问下去了，于是走到他身边，拍了拍他的头说：“别哭了！老师只是问问罢了，又没说是你偷了字典。莫哭了，我不是常对你们说，男子汉流血不流泪吗？你咋就记不住呢？”
他止住了哭声，但白嫩的脸上还淌着泪珠儿，红着眼睛说：“老师，若是你查出来宗班长的字典是我偷的，你怎么处罚我都行。”“好了，好了，别哭了，老师不是在调查吗？擦干泪，回教室去，快上课了。”
接着，我叫来了左国金询问，他倒还干脆利落，他说：“我没扫地，他们扫地时，我在黑板上练粉笔字，没到任何人的座位去，我咋拿得到宗菊的书呢？书肯定是左中良偷的，他扫地腰一弯不就拿到了吗？”
做课间操时，教室里空无一人，我拿着扫帚，做着扫地偷书的实验，从宗菊课桌储书箱内壁处要准确地找出某一本书来，没一两分钟可不行的。于是，我做出一个判断，这字典可能是左国金偷去的。可他什么时候干的这事呢？失主宗菊不是一直在教室里值日吗？为了弄清这个关键点，我决定再次找宗菊询问。
找来宗菊，我劈头就问：“那天放学后，你一直在教室看着他们搞清洁的吗？”
“嗯。”宗菊点头答道。
“你仔细回忆一下，在左中良扫地离开教室后，你离开过教室吗？”我提醒道。接着我又提醒了一句：“不忙回答，仔细想想。”
她想了好一阵，才说：“想起来了，左中良走后，左国金还在撮垃圾，我去了一趟厕所。”
“有多久？”
“不久，怕就四五分钟吧。”她歪了歪头回答。
“你回教室时，左国金在哪里？”
“去倒垃圾了。”
“多久才回的教室？”
“没多久，可能就是一两分钟吧！”
我没再问什么了，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就朝倒垃圾的地方走去，一去一回，整整用一分半钟。我心中已判定是左国金拿走了那本《新华字典》。放中午学了，我破例地通知各班班主任今天不集中放学，各班自便。于是我把我班上的学生留在教室里，我笑着对他们说：“同学们，在我去县城开会期间，有人拿了宗菊同学的《新华字典》，忘了归还，我已经推测出是谁了。为了让这个同学迷途知返，今天晚上不上晚自习，大家回家吧，拿字典的同学在明天早上六点早自习前，不管你用啥法子，把字典还了就行了，若过了限定时间，我就将公布你的名字，并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我一说完同学们便议论开了。
那时，没有九年义务教育这码事，学校是有权开除违纪学生的。第二天五点五十，我打开教室门。拉亮电灯一看，一本《新华字典》仰面躺在靠牛肋巴窗的地上。我忙走过去捡起字典拿回办公室。上早自习的同学陆续到了，等我重新回到教室，学生已到齐了，做作业的、读语文的、背英语的、背政治的，总之闹哄哄的。我走到讲台上，拿起教鞭敲了敲黑板，台下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了。“大家自习外语第×课。”说完，我径直走到左国金面前。用手指点了点他的小脑袋，又指了指我办公室，转身走了。我前脚一到办公室，左国金后脚就到了。
“站好。”说完，我就没再说一句话了。我一声不吭地改作业，接着又一声不吭地吃饭。时间已过去了一个半小时了。我走到办公桌前，一声断喝：“你什么时候把字典扔进教室的？”
“昨晚半夜。”他嗫嚅着回道。
“把你偷字典的过程全说出来。”我小声而威严地说。
他看了看我说：“那天下午，宗班长上厕所去了，我就走过去，把她字典拿出来，藏进了我书包里……”他交代出来的，与我分析的基本上一样。事后，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但兑现了诺言，没处分他，也没声张，并说服宗菊，让她出面说是自己放在桌下书中间，当时没仔细找，今早上才找出来。
这一页就算翻过去了。我原以为，经过这两次查处疑难事件，那些贪小便宜的应该望而生畏了吧，可谁知没过多久，学校的两张柏木椅子又被盗了。
那一夜又是飞机修理厂放电影，又是我没在校——回家去了。左冠华当天把两张柏木座椅放在教室里，就忙着去看电影而忘记了锁教室门。第二天早上一看，那两张椅子不翼而飞了。于是，我课余时间又忙着走家串户，内查外调，可是我忙活了二十多天，那两张柏木椅子仍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有教师调侃我说：“福尔摩斯也有犯难的时候吗？”也有的语带双关地说：“你们不要慌，不要忙，福尔摩斯有名堂。这两把椅子明天就会被查出来的。”他把明天两字拖得老长老长的，真是意味深长。听到这些，我总是一笑了之，不过暗中思谋着破解之策。那时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八个字还在继续发挥作用。于是，我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在会上我郑重宣布：“凡是能提供那两把被盗椅子线索的，奖十元；能把这两把椅子找出来，送回学校的，奖二十元。”我心想：我们既要依靠群众，也要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眼看过了端午节，离放暑假已不远了。可是那两把椅子仍杳如黄鹤，连影儿也没有，我心里难免有些着急起来，于是我再次利用一早一晚私下走东家问西家。几天走访下来，结果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信息也没捞着。正在我心急火燎时，一天上午，我正在备课，突然，管隆基跑来对我说：“老师，椅子我找到了，在左国金家后檐下稻草堆里。”
“真的吗？”我喜出望外，啪地把笔一扔，站了起来。
“真的！我在他家竹林拾狗粪，看见有大堆谷草把子，我见四下无人，便走过去，挪开上面的谷草一看，下面竟然藏着两张学校的椅子。”小管一本正经地说。
“好，谢谢你！你没露啥痕迹吧？”我担心地问。
“没有，我小心翼翼地把稻草把子重新盖上了，连地上掉下的稻草叶我也收拾干净了。”
我真佩服小管的细心。椅子的踪影发现了，可也把我难倒了。藏在他家屋后的椅子，要找回可十分困难——一个教师，何况还是“民办”的，有权去人家屋里搜东西吗？于是在一番计较之后，我找到了大队支部管书记。管支书是个厚道、正派的农村基层干部，他听完我的汇报，就派人去找来左国金的父亲左发轩。左发轩一进大队办公室就向大家点头问好，沉着冷静得就像没事人一样。这个身材魁梧的农家汉子，以前可是走村串户的手艺人，见过些大世面，所以颇懂礼仪。
他一坐定，管支书就开门见山地请他配合工作，还讲了一番诸如学校是为我们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要爱护学校的一草一木这样的大道理。但是左发轩打定：任你说得天翻地覆，我心中自有不变乾坤，矢口抵赖。管支书与左发轩过招，久战不胜。我在旁暗忖道：对此类泼皮，讲理岂能奏效，非出奇招施怪法不可。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呼地一下站起来，佯装要走，怒火冲天地骂道：“姓左的，亏你还是个手艺人，平时能说会道，到关键时不开窍。管支书，不麻烦您了，我自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红星小学两把椅子丢得起，但是我明天开一个全体师生大会，当众宣布开除左国金。理由嘛，很简单，在胜利小学偷东西，被程晨光老师责罚；读初中偷宗菊的《新华字典》，还偷了……你家不怕娶不到儿媳妇，绝香炉钵钵，我姓纪的怕什么……”说着，我跨出办公室门槛。
“纪老师，留步，留步！”左发轩在我身后叫了起来。
我回身坐下，管支书又批评他：“你左发轩就是犯贱，好说你就是听不进去……”接下来就是左发轩道歉认错，说了一番教子无方，无颜见人之类的话，并再三恳求不要对外公开此事，他一再表示今天晚上十一点前，一定会悄悄地把椅子送到学校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