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凌霜梅几树
护节竹千竿
我这个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也可以说是难得的优点：见不得弱小被欺侮，更不畏惧仗势欺人的强势。这种爱憎分明黑白自择的性格，给我带来了许多赞誉，也平添了无数烦恼和危险。
在我替人代理诉讼或鸣冤叫屈中，还有几件事不得不提。
1981年，开始重视法制建设了。北京有一个“中华律师函授中心”开始招生。得讯后，我立即报了名参试——当时全县只有我和化龙桥乡一个广播员牛佳禄被录取了。后来听他说，他之所以去读这个培训班，是想把泥饭碗改成铁饭碗，而我之所以参培，则是性格使然，想学点本领，好为自己，有时也为别人打抱不平。从1983年到1994年，这十一年间，我先后为七十一人辩护或代诉，全为义务代诉对簿公堂，除为妻的姨爹代诉败诉之外，其余为胜诉。姨爹那场官司，我多次喻之以理，劝其息讼，若讼必输，但姨爹不仅执意要打这场官司，而且一审败诉，还打了二审，结果二审也以败诉告终。
在这些社会活动中，至今仍令我不忘怀的有三次。
第一次发生在拨乱反正岁月。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我下了早自习正准备吃早饭。一个身材魁梧、黑红脸膛、花白头发的庄稼汉，一走进我办公室，就自我介绍：“纪老师，我是红星五队的管隆泽，听说你热心为人打抱不平，所以今天特地登门求助来了。”接着，他就诉说开了：事情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那时农村正在成立互助组，党开始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这赢得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管家村当然也汇入了这热潮中。
一天晚上，身为互助组组长的管隆泽与同院子的黄复生、龙泽惠三人一起歃鸡血为盟——俗称喝生鸡血酒，立下雄心壮志，要把自己所在小组搞成全县最棒的互助组。谁知此事被同院子与管隆泽有隙的王兴伍知道了，于是当晚上就去乡政府诬告他们歃血为誓，是要组织反革命暴乱。当晚，乡里的胡来当即派基干民兵前来抓捕管隆泽三人。民兵当场查获到盛鸡血酒碗三只，于是连夜把他们三人五花大绑关押到乡政府，第二天就被送进了县看守所。在公安干警的“耐心教育”下，龙、黄两个从犯很快地就“幡然悔悟，认罪伏法”了，被判处交地方政府管制生产五年并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而管隆泽这个首犯，死不悔改，拒不认罪，从重量刑，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就这样，他在不断的上诉中，服完十八年刑期，葬送了自己青壮年时期，出狱时，他已是两鬓染秋、年奔古稀的孱弱老叟了。更让他蒙羞的是，眼下还戴着一顶“劳改释放犯”的帽子。
我一边听他声泪俱下地讲述他的过去，一边认真地记录，在记录中几次欲出言劝慰，但终于没法开口，因为一个蒙冤近二十余年的老人，什么劝慰话都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任其发泄可能是最佳的安慰剂。老人家哭诉完了，睁着一双泪汪汪的、充满着疑惧与期待的大眼睛盯着我问道：“纪老师，你看我这个案子能翻过来吗？”
“老人家，若你讲的全是实话，还你们清白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党和政府是讲实事求是的。”我一边“口出狂言”安慰着老人，一边心里打着鼓问自己：真的能行吗？
送走了老人家，我就马不停蹄地忙开了。我先去找大队管支书汇报，管支书说：“冤案是冤案，但整得转来不，纪老师可得想好啦！弄不好，你还得背上个替反革命分子翻案的壳壳啊！”接着管支书就把当年他听闻的冤情讲了一遍，末了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当时村上的干部也知道这是冤案，可是谁也没胆子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因为管隆泽家庭成分是富裕中农，他父亲又当了几年保长，再加上当时乡里的胡来是个老地下党员，又凶又恶，他定了的反革命案，谁敢说个不字。眼下胡来不是还在当一把手吗？我看你纪老师再能干也翻不了这个盘。”
“那可不一定，眼下不正在拨乱反正吗？”我也有几分担心地说道。当天晚上，我一回到学校就把管支书的讲话整理好了。第二天下午一放学，我又跑到红星五队走访当年告发管隆泽的王兴伍。王兴伍已去世两三年了，只好找他的妻子调查，王妻是个老实巴交不识字的农妇。她一听我说明来意，气呼呼地说：“我家那个死鬼子因为跟管老表争屋后几窝竹子没有争赢，就记下仇了，那天夜里，他听到隔壁管老表他们喝生鸡血酒，就要跑到乡政府去告状，整一整管老表出出气，哪晓得这下子一整就整得人家劳改了一二十年呢。
“管老表他们几个只是在摆啷个把庄稼种好，哪里讲了啥子其他的嘛！我家那死鬼子想报私仇哇，就去冤枉整人。”
我把她的话一字一字地记了下来，因她不识字，只好念给她听了一遍，然后让她盖上指纹。
一回到学校，我连夜替管隆泽写好申诉书。第二天一早，我派了个学生，把管隆泽找来，把申诉书念给他听了，请他盖上指纹。当天下午我就把这封浸满着三个农民泪水的申诉信寄给省里负责拨乱反正的领导。第二天又依样抄了一封寄往省检察院。
信寄出五个月后，终于收到了县法院平反的通知。
管隆泽收到平反昭雪通知的当天下午，他提着一大块腊肉、一大瓶酒、一小筐鸡蛋来向我致谢。我说什么都不收，可他说什么也要送。这样拧了很久，最后，他流着泪要跟我跪下，这下子可把我弄得不知所措，只好收下了他的致谢礼。
帮管隆泽写申诉状使其沉冤昭雪后，许多求助事儿便接踵而至了，甚至乡外、区外、县外的遇有不平事都来找我。那时民事纠纷闹得最多的便是房屋产权问题，仅1983—1984年两年间，我就为大家代理了大大小小二十来起民事纠纷案。
大家之所以愿意找我，一是我纯尽义务，甚至个别贫困户的住宿费、车船费也是我给他们垫付的；二是我从不乱接案子，大凡我在听完当事人的陈述后，觉得诉求于法理人情不通不顺的，我一律拒绝，所以我每讼必胜。
由于我是纯义工，这不仅加重了我的工作负担，也使本就拮据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可是深受《水浒传》影响的我，却乐此不疲。这也就为我日后的夫妻反目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在这些仗义使气的行为中，常常会出现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儿。令我挂怀至今的，是帮红星大队三生产队王昌利要回仓房那件事儿。
记得那是1982年麦收时节的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火辣辣的太阳已给室外的气温加热到了三十多摄氏度了，可在办公室批改作文的我倒还不觉得很热。突然，门外走进来一个头戴草帽、赤脚、瘦小身材、黝黑小脸，三十来岁的男人。
“纪老师，我叫王昌利，是红星三队的。想请你帮忙，要回我的木仓！”来人个子不大，说话声音既大又快。我听他噼噼啪啪地说了好大一阵，好像还没有“刹车”的迹象，忍不住打岔道：“别说了，我已经听明白了，也就是说，你家是富农成分，土地改革时，政府给你家留下两间瓦房一间茅草房，茅草房中有一间木仓。可是木仓被副业大队长王自才长期占有不归还给你，是吗？”
“是！”这下他回答得一点也不啰唆。
“那你有文书凭证吗？”
“当然有啰……”
他又要长篇大论了，我忙截住他的话头说：“拿出来我看看！”
他解开外衣，从内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包裹着的小包，他解开牛皮纸取出一张发黄的烂纸片，纸片烂糟糟的，幸好字还看得清楚。土改时，政府颁发给他家的房契上，确实明明白白地写着一间木仓房。
于是，我没等他再啰唆，便给他写一封信，要他自己去找领导反映情况。
大约一个月以后，王昌利又跑来找我。一见面，他就嚷道：“纪老师，你看，你看，这是哪来的道理嘛，真是官官相护哟。”
“你吼了半天，不知你要说个啥？”我问他。
“上头昨天派了章文书来解决我那间仓房的事，叫王自才赔我八十元钱了事。你说气人不气人？”他愤愤不平地嚷道，“纪老师，你是读书人，见多识广，再帮我出个点子吧！”
“这需要出点子吗？你让他叫王自才用桉树棒棒修间仓房还你不就行了吗？”我说完又补了一句，“你在领导面前千万不要说是我给你出的主意哟！”后来王昌利没再来找我了。听人说，王自才赔了王昌利两百元钱并达成了永不反悔的协议。
这年冬天的一天晚上，飞机修理厂又放电影，我和一群学生端着凳子刚一安好座位，章文书就走到我身边说：“纪老师，电影结束后，请你到大队办公室来一下，我有点小事找你。”当时我也没在意。因为章与我叔岳父是老朋友，所以我们一直很熟，我一直叫他章叔叔。
说起这个章叔叔倒是一个十分圆滑有趣的人，他从政后一直当文书，后来当了乡长，不论是开会还是向上级汇报工作，只要讲到成绩，他就会把前三皇后五帝的叠加起来汇报，让你觉得他工作的成绩是“大大的”，此为圆滑的有趣之一。他自称酒海，其实他好酒，酒量有限但技法高超。每当喝酒至酣，他就如厕，以中指探喉引吐，如是再三。故任你酒鬼酒仙酒魔王，没有不成为他手下败将的，此为有趣之二。他饮酒，总要设下圈套，请人入瓮，把一至两个人灌得烂醉如泥，令其丑态百出，并以此为乐。许多人在“洞悉其奸”之后多有预防，上其当的人日益稀少了，于是他就骗其妻子上当，甚至有次将其七岁少子诳醉后，抱起少子，百般哄抚，使其入睡，此为三趣。
电影一完，我就只身前往公路旁的大队办公室。我刚走出飞机修配厂放电影的操场不远处，就见章叔叔站在那里等着我。他一见着我劈头就问：“小纪，你崽儿咋这么不落教呢？”
“咋啦？我哪点不落教？”我满头雾水，惊诧地应道。
“你落教吗？你表兄当党委书记，你不给他摆烂，我当个小文书，到红星大队处理点小事，你就给我放烂药，弄得我理不顺，摆不平……”他这么一说，我一下子全明白了，一定是那个王昌利说漏嘴了。
“你也太不公道了嘛！一间仓房才值八十元吗？”我硬着头皮顶道。
他被我呛得一时无语，过了一会儿，他才说道：“你我老关系了，我想你总不会跟我过不去吧！”这下子轮到我无话可说了。
我们一起走进大队办公室，一看，嚯！好家伙，满满的两大桌菜，满满的四锑盆酒，满满的两大桌人。他们一见我们到了，有的忙着招呼寒暄，有的一边舀酒一边喊道：“人到齐了，开干啰！”
一上酒桌，我才知道，副支书所在的红星四队今天下午打鱼，请各位领导喝酒吃鱼。那时喝酒，是十分“野蛮”的，谁都不用小杯小盏，而是大汤瓢舀酒，以碗为盏。
酒过三巡，章文书就开始寻找今晚收拾的对象了。他拿起汤勺，从酒盆里舀了满满的一勺酒，少说也有一两，对着大家说道：“各位兄弟，纪老师，嗬，不对，该叫纪教授才对。纪教授在你们红星大队教了这么几年书了，培养了不少农家子弟，他算得上你们红星的人吗？”
“算！”大家吼道。
“那我建议他代表你们红星大队与我们领导喊三拳，三打二胜，三拳就这么一瓢儿酒，你们看如何？”
“要得，要得。”大家一齐吼道。
“要得！我起头吧。”表兄郑兵当时已担任大兴党委书记，因为在我出任红星大队民办初中教师时，他做了手脚，所以我对他心存芥蒂，但碍于在十年务农生涯中，他对我多有照顾，秉性率直的我，也未曾与他撕破过脸。就这样，我就稀里糊涂地当了一圈庄。
这一轮与五个人吆五喝六地猜拳下来，半斤酒已下肚了。可是章文书还不放我过关，又站起来说：“刚才纪教授是代表红星大队给我们几个人喊的拳。但是，红星初中是戴帽初中班，纪教授每月十一元补贴是我们公社发的啊，他的任命也是直接由我们下的哟。所以他应该代表我们与大队生产队的每个人喊三拳吧，你们说好不好？”
“我赞成！”
“我拥护！”
“好！”
这下整个场面沸腾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地嚷开了。我再三推辞，反而被人诬为“纪教授骄傲！”
也有人劝道：“你海量，怕啥呀！”万般无奈，我只好又与大队生产队九个人每个人喊了三拳。这一轮下来，两斤多六十度的高粱白酒下肚，可什么菜也没吃哦。接着他们又乱纷纷地闹着敬酒，我也被敬了好几杯。
夜深了，人们也歪歪倒倒地走了，我们走到公路上，表兄就追了上来对我说：“纪元初，有个事我早就想找你聊聊了，一直没找到机会。”
“啥事？你说吧！”我应道。
“为啥我每次通知开会，你都会醉醺醺地跑到会议室来捣乱？”表兄叹了一口气，悠悠地说道。
我听了，先是一愣，接着便说道：“没有的事，我根本不知道你们要开会。”于是我便把自表兄任职以来，我多次和章文书喝酒之事回忆了一遍。原来没细想过，经他这一问，才觉得有些蹊跷。
“好吧，我送你一程，路上慢慢地把事情的原委聊聊吧！”
其实这一两年我到大兴去喝酒，十有八九都是章文书骑着永久牌自行车来接的我。当然，喝酒吃饭的钱也是他付的。每次章文书总得找几个一般工作人员或他的朋友来一起喝。20世纪80年代，尽管烟酒还是凭票证供应，但供应量大多了，在自由市场也能买到烟票酒票。
所以我们每次喝酒，他们不醉不归，我却是烂醉如泥也不归的主。每次醉了，总要东游游，西逛逛。在逛时见到陌生人，我倒是循规蹈矩，醉眼蒙眬地小心翼翼地从陌生人面前溜走，不知怕惹别人，还是怕别人惹我，直到今天我也没闹明白。可是一当遇到熟人或亲近的人，我的自控能力就会陡然下降。每到这时，我就会前三皇后五帝地骂个不休，甚至还闹着要别人打酒来喝。这种劣习被章文书知道后，他就常常拿酒后的我当枪使。
所以，每次表兄这个党委书记通知要召开党委会研究某项工作时，他得到通知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骑车到红星小学接我去大兴喝酒，在我喝醉时，他总要撩拨两句：“你纪教授不是人家让你，你能教初中吗？”我本该在村上教小学的，就是因为某人背后作祟，我才会落得被人嘲讽的地步，这一直是隐在我心灵深处的“病”。所以每当酒后被人一撩拨，这“病”就会急性发作，我就会借着一股酒后的冲劲和蛮不讲理的剽悍劲，跑到会议室去指桑骂槐、胡搅蛮缠。
事后，表兄责备章文书，章却回应道：“书记，你老表的个性你不是不知道的，他挂在口头上不是平生唯好诗和酒吗？再说我与他老丈人是好友，他来找我喝酒，我能不干吗？你还不知道，这一两年内，我垫的钱，至少也有五六百元了哟。”
我和表哥一路走一路聊。一聊，什么都明白了。于是我向表兄说：“一个文书敢这样做，他背后一定有人，有谁呢？我想一定有的。原因无外乎两个：他背后的人或者他想当大兴这只小船的舵手，而不愿当水手，此其一；因为他们瞧不起你，认为你一个年轻人，凭县委书记与你爸的铁关系，从一个民办小学教师连升三级，所以在他们的心里充满嫉妒和愤恨……他们给你设套子使绊子就成了不正常的正常了。”
表兄则说：“我认为当今之势，三十六计，你走为上计，……申请调走为好……”在醉意中，我俩边走边侃，不知不觉已到大兴政府门口了，此时已是深夜一点半了，表兄一再挽留我与他同宿，我却坚辞不肯。口里说明天要上早自习，从这里赶回去已经很晚了，实际上是不想蹚这潭浑水。
说来也怪，我转身没走几步，月明星稀的空中霎时夜云密布，天地间顿时浓雾弥漫。我手里没有任何照明工具，但幸好走在大丰公路上，路面较宽且无大坑大凼，何况这几年夜行这条路应有上百次了。我估摸着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
这样稀里糊涂，分不清东西南北地走了好大阵，我估摸应该快到岔道口，该分路去学校了。如一味地向前走，万一走到四区去了咋办？身上一分钱没带，住不了旅馆，明天还得走一两个小时才能回校，想到这里，我心里一下子着急了起来。在我的意识里，我应该走到管家店了，该分路了，分路后再走二三十米的田埂小道，就到学校了。
于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急着找岔道口，本应向路东边路沿找分岔口，可是酒精的作用使我偏往西边找岔道口。最要命的是一脚踏空，砰的一声响，我仰面摔在人家猪圈后的污水沟里了。猪吓得尖叫起来。这时屋里的男人也大声吼了起来：“有人偷猪！抓偷猪贼。”门吱呀一声打开了。而我因穿的长棉大衣仰面躺在污水沟里，何况酒醉中手脚无力的，心里急着翻身爬起来，可就是浑身软软地不给力。
电筒光一亮，射得我睁不开眼，我醉眼蒙眬中认出了来人是绰号叫“鸡公”的管隆根，他是二生产队的会计，同时间他也认出了我，“哎呀，纪老师你咋摔进这阴沟里了？”说着，他急忙把我拉出水沟，又叫随他出来的子女找来扫帚，洗扫我棉大衣和裤脚鞋子上的污泥。待把大块的污泥去掉后，他又找来一大块塑料薄膜披在背后，冒着刺鼻的臭味把我背回学校。
更可笑的是第二天上午，廖洪辉等一行客人来时，我还蜷缩在厨房的烂稻草堆里。真是洋相出不尽，逢酒便发生呢！
另一次作为法律代理人参与诉讼是1983年初春，我家所在的红锋村四社远房表兄来找我，说他姐家土改所分三间瓦房，1958年成立人民公共食堂时被征用了一间，公共食堂解散后，这一间大瓦房就一直被大队干部占用不还。尽管他姐夫是志愿军军官，后转业到珙县劳改监狱任干部。这个干部多次回家找地方政府理论，谁知强龙斗不过地头蛇，房不仅没要回来，大队干部反而写控告信，盖上公章，污蔑他姐夫回到地方横行乡里，欲强占他人祖业。他姐夫房子没要回来，反倒受了领导批评。他咽不下这口气，决心把这事诉诸法律，于是托他内弟——我远房表兄找到了我。
这场官司没花多大力气。我接手这个案件后，就找出了房子要不回来的症结之所在——远房表姐夫拿不出房产证来，房产证后来交出去了，这是原因之一；那个大队干部1958年就开始任职，任职已经二十多年，人缘好路子宽，是原因之二。因此我就从土改时的老乡亲、老干部入手，查找人证，找到了土改时的贫协主席、民兵队长，他们都证实了我远房表姐夫之言不虚。
有热心的老领导给我出主意，叫我们去县里查，更难能可贵的是老人家愿意步行几十里，亲自和远房表姐一起去查土地证的存根。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天后老领导他们终于查找到了土改时房产的相关证据。但那个大队干部还是不愿意退还房产，于是，他们决定请我作为代理人，与那个小小的“当权派”对簿公堂。1983年，正值拨乱反正之时，所以这个案子一审便得到了公正判决。我远房表姐夫专程请假回大丰一趟，置酒谢我这个业余且尽义务的“律师”。酒席间，他家两个亲戚——我学生家长，一再夸我教良心书，做良心事，不仅书教得好，人做得更棒。
还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远房表姐夫回单位一吹，他们单位一把手立即拍板：“嗬，这人还行哇！请到我们这里子弟校来任教。三年后，老子保证把他转为公办教师。我给你三天公假，你回大丰一趟，把这件事办好！”这个一把手也是个转业军官，为人率直得很。
远房表姐夫回来找我一说，我倒是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回家与妻子一说，她更是连声叫好！可一到上面汇报请示，得到的答复都是五个字：“坚决不同意。”我把碰壁的事给来人如实讲了，他立即电报请示他的“一把手”。“一把手”立即答复，先来人后办迁移手续也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