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出头椽子未必先遭烂
缩颈乌龟难道不受灾
一个人的缺点、弱点一旦发现了，就下决心改正，甚至将其转化为优点，这类人就是贤人、哲人，甚至可称得上伟人；有些人将自己的缺点、弱点视为优点，并将其“发扬光大”，这种人多半是小人，甚至是坏人；有的人对自己的缺点、弱点是知道的，也无数次地下定决心改正，也多方加以克制，可就是改不了或改不彻底，甚至一旦遇到某种氛围，小缺点会变成大错误，这类人就是蠢人、庸人，混得最好的也就是一个常人而已。
而我就是一个知错想改，总改不了的庸人、蠢人。我知道言多必失，我偏口似悬河；我熟知是非只为多开口，祸事偏因强出头，逢事我又常常自不量力地强出头，有时甚至到了执拗的地步。
1980年大丰县在拨乱反正中恢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当年的差额选举中，我一个贫穷潦倒的民办教师竟然高票当选为大兴人大代表，继而又被选为大丰县人大代表，这对落魄异乡、六亲无靠的我来说，那真是喜从天降。人大代表，除了代表选民发言这一崇高地位之外，也还有一点经济收入的，农村和城镇非国营非集体工作人员，开会期间除了食宿国家负责外，还有“误工补贴”费的。
我那时开会，是十分认真履行职责的，听大会报告从不讲话，认真聆听，甚至边听边在报告上勾勾画画，准备讨论会上的发言。一到讨论会上，我真的遵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教导，总是放胆直言，有时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讨论场中只听到我一个人的声音。所以代表团的代表们送了我一个绰号——纪大炮。
我的固执和好胜常常使我忘掉自己的身份，因此干了一些得罪人的事。1982年县人大开会期间，在讨论民生问题时，我情绪激动地批评燃煤涨价。因为我到县城出席人代会的那天上午，几个农民跑到学校来找我：“纪老师，我们选你当代表，你可要帮我们吼几嗓子啊！眼下快过年了，煤炭价却飙起涨，你问那些官老爷还要不要我们这些黄泥巴脚杆活了？”所以在发言时，我绘声绘色地引用农民的原话。这下子可惹得列席我们代表团的喻副部长的不满，于是我便与她唇枪舌剑开来。
“燃煤涨价，农民就少买或不买煤炭，多烧秸秆嘛。”她说。
“化肥不是也涨价了吗？你们不是在大张旗鼓地宣传秸秆还田，少用化肥吗？”我也瞪大眼睛盯着她质问道，接着又补了一句：“请问你们哪一句是真理？不是说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吗？”她脸一下红了，说不出话来了，她愤愤地看了我一眼，走了出去，她的背后响起了一阵掌声。这掌声不知是“欢送”她离场，还是对我的鼓励或奖赏。
当天下午，代表团长向人大主席团汇报了此事。第二天煤炭、化肥均降回了原价。可人代会结束还不到一个月，燃煤和化肥又涨了上去。
1984年，换届选举，我再一次被选举为大丰县人大代表。在这届的第一次大会上，我干了一件十分“雷人”的事儿，至今回忆仍觉又好气又好笑。
那年大丰县长候选人是欧治文，是个从铁道兵部队任团长转业回来的。吃午饭时，同桌的领导张民小声地对我说：“我们大丰是个农业县，弄个什么团长来当县长干吗？”
“那谁当合适呢？选你吗？”我打趣地说道。
“选吴宏中吧，人家是土生土长的大丰人，何况还是二农校毕业的呢！”
接着同桌的其他几个代表也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开了，说的内容与张民大同小异，就是一句话：“选欧治文不合适，选吴宏中任县长才是天经地义的事。”
午饭结束时，张民笑着对我说：“你老弟说得上见多识广，下午讨论时你可要发言啊！”
当天下午讨论候选人名单时，我可真是充当了快炮手。一开会我便连发了一串又一串的炮弹。
“……所以我们不需要什么‘立正稍息’，那是军人的事；也不需要‘车轮滚滚’，那是耿东山的事。因为我们县是农业大县，农业县需要一个懂农业的，能使我们包里多几分钱、肚子里多几口饭的人当县长……”当天下午的主席团会议，我们代表团的团长向大会主席团如实汇报了我的发言。
吃晚饭时，大会秘书处来人给我捎话说：“晚上七点，有领导请你到101房间去一下。”我知道大事不妙，但心一横，心想，不过说了几句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总不能判我死刑吧？
吃了饭，我就往101号房间走去。走到门口，敲了敲门，门一开，我就大声嚷道：“报告，四类分子纪元初前来报到！”我连室内的人也没看，就满腹怨气地喊道。
“小纪同志，请坐，请喝茶。”
我一看，屋里坐着一个人正在看报，说话的人站着，正在一边倒水泡茶，一边侧着身子微笑着招呼我坐下。我尴尬地望着他俩，一时不知说啥才好！这时坐着的那个人放下报纸，抬头望着我说：“纪代表，对于欧治文同志作为县长候选人，这是党组织的安排。你有意见可发表，投票的时候，你可投赞成票，也可投反对票，也可以另选他人。但希望你不要发表鼓动性的言论，更不要到其他代表团去串联，如果那样做就会犯错误的……”
“我发言讲的都是事实，这是我们代表团其他人想说但没敢表达的话，他们私下给我说，让我代其公开表达出来，难道有错吗？我鼓动谁啦？我没到其他任何一个代表团去过，这点原则性我是有的，何况我是外地人，本地人认不了几个，你放心，我没这么大的号召力！”我气不打一处来，噼里啪啦地放了一通炮，当时根本无法冷静地评估这样说的后果。
“纪代表，书记是善意提醒，没有任何恶意，你别发火嘛。”倒水泡茶那个打圆场说。
“谢谢提醒！还有啥事没有？没事我去玩扑克打千分去了！”话没说完，我人已离开了书记的房间。
第二天上午开始选举了，先是宣布选举办法，这道程序很简单，大会秘书处宣布选举办法后，同意的鼓掌通过。因为都是反复讨论过的，所以都会全程鼓掌通过，照相机早已端好，摄影机早已架好，只等啪啪的掌声一起，键按下来就行了。谁知在全场鼓掌时，坐在第三排的我，不仅没鼓掌，反而是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当然，不论照相的还是摄影的，对此他们是有权“忽略不计”的。
接下来是发选票，填选票。我下定决心认真而完全地表达一下我自己的意愿，而不是选民的意愿，因为这时我没法与选民沟通。所以，在选票上的候选人中，除副县长仲朗秋我是真心实意地画了一个圈，其他的我都打了个×，并另提了选票上没有的人名。当然全是大会主席团的成员——我没在人大代表以外去提名，这是我应守的底线。
在公布选票统计结果时，戏剧性一幕发生了。我给时任城东党委书记、大会选举的总监票员江武，在副县长的选票提名栏上写了他的名字。按规定，被选举人无论得票多少，都得向大会代表唱票公布的。这下可难坏这个行伍出身的“二杆子”书记。他尴尬地拿着单子，脸红脖子粗，在主席台左角上对着会议执行主席说：“这个就不公布了吧！你看嘛，哪个干的傻事，给我整了一票！”
“按规定必须公布，你不唱票，就违法了！公布吧，没关系，有一票也不错啦！”大会主席离开座位，走到他身边严肃地说道。
江武无奈地说：“那好嘛！”接着他大声念道：“副县长江武一票。”
全场一阵哄笑。选举结束后，退场时一区代表团的代表纷纷拉着我说：“喂，眼镜，是你老兄干的好事吧！”
“是我又咋的，我错了吗？我违法了吗？”我不屑一顾地望着他们，傲然去了。不一会儿，各代表都知道了，那一张雷人的——只得了一票的就是我的杰作。
我意气用事，常干荒唐事，但是我是有底线的——不跨过法律红线。
在县人大换届时，我又再次被提名并被选上了县人大代表。
在任县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日子里，我深刻地意识到，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在当前乃至于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符合我国的国情的，而绝不能全盘西化，盲目引进什么三权分立那些破玩意儿。若真要引进那些西方的玩意儿，那必祸国殃民不可。
我在1981至1987年这六年中的人大代表履行职责中的表现，从表面上看是率真率直的行为，但实际上是用自诩的豪爽之皮掩盖着自己政治上的幼稚和无知。这种政治上的幼稚与无知是我的死穴，随时都有可能被人暗算。或许在被人暗算至死而不醒悟，甚至在咽气时，我还在为自己的“干云豪气”暗自得意。
但在那时，我这个“狂徒”是没法领悟到这些的，当然，更没有谁来为我指点迷津，正因为如此，后面我仍然当糊涂蛋，干荒唐事。
我们大丰是时代的落伍者。
它的落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基础设施设备极差，基本上没有物理、化学实验室，没有学生宿舍，更没有学生食堂，甚至有的学校连课桌凳也没有木制的。另一方面，教师队伍建设落后。公办教师中相当一部分人是“顶替”父母走上讲台的，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都没受过师范教育，更有的人学历低，又不爱看书学习。而民办教师不仅学历低，工资也低，为了养活一家人，还得见缝插针挤时间回生产队挣工分。这应是十年动荡在原本就落后的教育上增添了新的落后元素。
面对这个现实，党和政府决定先从教师队伍抓起。一是扩大中等师范招生名额，尽快培养出合格的公办教师来；二是年年投放指标，号召民办教师通过考试转为公办教师，去读教师速成班；三是大力举办教师函授班，加快教师的业务成长；四是拿出壮士断腕的精神，对民办教师进行大浪淘沙式的清理整顿。
清理整顿也是人性化的，一是为公民办教师举办补习班，教什么学科补什么课。然后再组织民办教师考试，所教学科考试成绩六十分以下予以辞退。
在清理整顿的考试中，我是很少几个一次性考试过关的一个。不仅如此，我还被聘为教师语文培训班的教师兼班主任。
这些教师培训班都是在暑假举办。我连任了三届培训班的语文教师。在工作期间，有两个有趣的笑话，值得在此一提。
我记得有一天，我给老师们讲修改逻辑病句：有些句子从语法角度去看，它一点毛病也没有，但从逻辑上分析，它却有问题。比如：阵地上的指战员都牺牲了，只有一班长还在坚持战斗。这个句子前后矛盾了。另有一类逻辑病句，它的疾病更隐秘，不通过特殊诊检手段，你是看不出来毛病的。这种病叫作主语概念大于宾语概念，这种病常出现在判断句或表示判断的句子中。听课的大多数老师已经懂了，抽了两个教师现场作业，也完成得很好。
但女教师凡秀秀，她说没听懂，我走到她座位旁，三番五次地给她举例解说。
我说：“贫农是你的父亲”是病句，而“你的父亲是贫农”是正确的。她点头说懂了，等我一回到讲台上，她又说没搞懂。这次我真有点火了，但能发火吗？不能！我灵机一动，唰唰地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字：凡秀秀的丈夫是解放军军官。我问大家对不对。
“对！”全班齐声回答。接着我又唰唰地写下几个大字：解放军军官是凡秀秀的丈夫。然后自问自答：“对吗？不对。因为你丈夫只有一个，而解放军军官是成千上万的。”这时，我走到她身边问她听懂了吗，她红着脸说：“这下懂了！”
“真的懂了吗？”我又问。“真的懂了！”她望了我一眼说，“纪老师，你好坏。”
另一个插曲是发生在我十分熟悉的一个季姓女老师身上。这个女老师个子不高，但很丰满，国字脸很白皙。这个老师教学业务水平很差劲，闹了不少笑话。比如，她讲语文课，解释“笔直”时，她振振有词地说：“笔直，就像笔那么直。”
但这个女人豪爽率真，对民办教师的我从不歧视，甚至很亲近，所以我们之间言行也很随便，她常常在我面前撒娇卖萌。对这一点我不仅不介意，也喜于色乐于心。
正因为这样，在我上课时，她常常装怪，一会儿举手发言，请我讲详细点，一会儿又嬉皮笑脸地举手说：“老师，今天不讲这个问题行不……”总之，她仗着熟人好说话，一个劲儿地给我添乱。
一天上午，天气很热，那时的学校连电扇也没有，讲课的听课的都一样汗水长流。
“报告，纪老师，我要去一号。”季淑秀大声嚷道。
“啥子一号二号的，我不懂，听课！”我近于发火地大声说道。
“一号都不懂，还当我们的老师。一号就是厕所噻。”她进一步调侃道。
“滚出教室去，你是什么学员？纯粹就是一个汤圆。”我的怒火终于如火山般地爆发了。
“发火干吗？开个玩笑都输不起嗦！”她噘起嘴，一边气愤地嘟囔着，一边往外去。
“报告！”一会儿，她就回来了，站在教室门口，大声喊道。我对她的厌烦情绪一下子升到了顶点，理也懒得理她。
“报告！”她更大声地吼道。
唉！真的是个不识趣的家伙。我鄙夷不屑地扭头一看，不看则已，一看禁不住扑哧一下大声地笑了出来，全教室的学员随着我的目光望去，也哈哈大笑了起来：有的笑得直不起腰，有的笑得捧着肚子“哎哟！哎哟！”地直喊。
季淑秀被笑得一头雾水，愣在那里冒出一句：“笑什么？”
“你手反过去摸摸吧！你真是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吗？”我大声说道。
她反手一摸，脸一下子红了，回头就往外跑了，那一天，她再也没回教室了。原来她去方便完了，起身把内裤拉上去，不经意间竟然把裙子的后摆也拉进了三角裤，被花内裤卡住了。于是两瓣大大的、肥肥的屁股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更可笑的是，她从厕所光着半个屁股跑了偌大个操场，居然没发现自己后庭失去了遮挡物。这真是个冒失鬼！
教师暑假短期培训班结束后，接着就是一次民办教师的合格考试。考试合格的就继续留任，不合格的就予以辞退。县文教局一连三年办教师暑假培训班，又连续三年通过民办教师合格考试，淘汰了一大批不合格的民办教师，仅我们大兴就淘汰了八九个。这无疑提升了民办教师队伍的质量。为了弥补师资的不足，又年年通过各种考试招中师班，并允许民办教师报考。我的学生常本英（后改名为常英）1984年就考上了师范。
1985年深秋的一天，我们接到通知去乡中心校开会。这个会很简单，议题就只有一个：工会组织全体公办教师去自贡市看恐龙灯会。民办教师不能去，既然没我们民办教师的戏，那为何又叫我们来开会？真气人，这简直在戏弄人。没等校长季得超宣布散会，我就扬长而去了。
回到学校，我心里波涛翻滚，难以平静。我们民办教师难道就没有人格尊严吗？我马上找来吕善述老师商量对策，因为他是红星小学的“管家”。我和吕老师一商量，决定马上通知红星小学的全体民办教师，准备好行装，明日一大早乘车前往自贡。同时，我还做出了以下决定：一、全乡民办教师若自愿随红星民办教师同去的，补助往返车费的二分之一，食宿费自理；二、红星小学民办教师往返车费、食宿费、门票全部由学校负责；三、红星小学民办教师可带妻子和子女前往，费用自付二分之一。
我是个霹雳火性格，做事从来都是雷厉风行的。我对吕善述老师说：“吕老师，你把我们班收的议价费算一下，看够不够这次开销，若不够，从我日后的工资中扣除，反正不动那个公办班的办公经费和学校粪池费中的一分钱。”
“你放心，这次花不完，就是花完了，我们去的人摊，也不会动用国拨经费的。”
当天傍晚时分，到各村小去的老师都说：各村小的民办老师听了都很感动，但这次不愿意去。有的是忙于农活，有两个是家人生病，脱不开身，也有几个怕校长怪罪，日后受窘。
这事被校长知道了，他叫人捎信给我说，他女儿是民办教师，不好到工会去揩油，想和你们一起去。
第二天一大早，我、我妻子、女儿、左冠华、左的妻子、吕善述、纪顺英、吴应华及校长的女儿一行人，在管家店登上去自贡的长途汽车，一路颠簸到自贡时已是“日落西山红霞飞”了。
下得车来，四处找住宿，自贡城区的旅社宾馆早已人满为患，改革开放之初，大家兜里开始有几文钱了，压抑了许多年的消费欲望开始膨胀了，而那时能提供消费的场所，特别是消遣娱乐类的场所更是少得可怜。这自贡市一下子冒出这么一个“高大上”的娱乐平台，“八方来朝”的景况不出现，那就是咄咄怪事了。
找了很多地方也没找到一个住宿地儿，我们又累又饿。我决定先找一个饭店，把肚子灌胀再说。我们找到了一家卖家常菜的店，胡乱点了几个菜填饱肚子了事。结账时，我问了问收银员：“哪里好找住宿呢？”收银员说：“不好找啊！四面八方的人都朝自贡涌来，一下子哪里有这么多旅馆嘛！”收银员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
“你们到大安区去看看吧，那里是郊区，离灯会景点远些，可能找住宿地容易一些。”坐在我们隔桌的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说道。听口音，老人家是当地人。
出得店来，我们叫了两辆的士，直奔大安区而去。来到大安区，转了两条长街，终于在一个小巷子里找到一家小客栈住了下来。客栈虽小，但洁净且安静。
第二天我们吃过午饭就坐车往灯会景点跑。傍晚时分，我们早早地吃了饭，买好票就进场了。这灯会场中，人山人海，很多地方都是人挤着人走，人抬着人走，我甚至有时移动了一二十米，脚都没在地上走一步，而是被人流裹挟着向前移动的。
这些灯美轮美奂，精彩绝伦，奈何我心实笔拙，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在观赏灯的时候，我撞见我们那些伟大的公办教师同仁。他们见到我们一行，无不惊诧莫名地问：“你们咋来啦？”我笑着说：“谁说我们民办教师就不能观赏灯会呢？有法律禁止还是有政策禁止呢？”我以这种极不友善的话，回应他们那种隐含鄙夷的问话。后来我们碰见了张兴老师夫妇二人。我们一细聊，方才知道，他们也是昨天晚上到的，可运气没我们好，在城区四下找旅社宾馆，处处碰壁，一直找到深夜十二点也没找到一处可容身之地，在一个好心人的指点下，才找到一家电影院，几十个人宅在电影院里连看了四场电影，直到早上六点半；今天白天他们就逗留在公园、茶楼、商场之间。“唉，昨晚哪里是看什么电影，大家只不过是买个座位遮蔽风霜，打个盹而已。”张老师悻悻地说。耿直的苏老师补充说：“早晓得这样子，八抬大轿抬老子也不会来的。”
我听完张老师夫妇的话，心里泛起的是一缕缕的快感和惬意，我为我们找到可以安稳睡觉之地自鸣得意，一路去的同行，特别是小妹纪顺英，一再褒扬我聪明，有本事，而吕老师则夸我遇事果断，雷厉风行。总之，除了我老婆不夸我之外，他们对我此行的一举一动都赞不绝口，我在他们的赞扬声中，情不自禁地有了几分飘飘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