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贫穷岂夺书生气
耻辱难泯斗士心
冒着午后烈日，踏着烧红了铁板似的小径，揣着既欣喜又惶恐的心，我赶了近十里山路，来到中心校。看见三三两两的人，正往靠公路边一间板壁瓦盖的大屋子走去，我估计那里面可能是会场。
走进去一看，果然不出所料，这里正是会场。这是一间教室，里面有几十套旧木桌凳，有的断了胳膊，有的少了腿。这间教室已非“简陋”，实乃“残破”了。靠公路一边的板壁南头开了扇小门，其余的板壁有的还张开了口。靠天井的一面，木板壁已荡然无存。
我找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了下来。这会场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谁也不理我，我也没法去理睬别人。约莫过了半小时，终于见到另几个民办教师来了。谁知他们给我打了个招呼就去与他们的熟人聊天去了，撂下我一个人“独立寒秋”——心里冷飕飕的。
“纪老师，你来多久啦？”正在感伤的我，突然听到这么一声问候，简直不敢相信有人在招呼我。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张兴老师，他身后紧跟着他妻子苏老师。
“你咋一个人呆坐在这里呢？”素以女汉子著称的苏老师微笑着问道。
“这里对着门，有风，凉爽些。”我笑着应道。
人来得差不多了。这时何筱之、陈彬两位领导好像统一了着装似的，都穿着白衬衣、草绿军裤，手摇蒲扇，微笑着走上讲台。朱老师立即搬上两张木凳，并高声喊道：“雅静了，开会了。请吕富组长讲话，大家欢迎。”台下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
这个校领导，背微弓。他面无表情地说：“学校其他工作等会儿再做安排，现在欢迎陈副书记做指示。”两位领导相互谦让了一下，最后还是何副书记讲话，他先讲了一番大道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为了进一步落实上级的指示，让更多的学生学有所成，学以致用，经研究，报批准，决定在双溪大队、红星大队各创办一个民办初中班。现将两个班的民办教师任职名单公布如下：李福同志，任双溪民办初中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曾嘉文同志，任双溪民办初中班数学教师；郑杉同志，任红星民办初中班数学教师。”公布他们三人的任职情况时，教室里波澜不惊，可当念到“纪元初同志，任红星民办初中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时，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有人说：“哎哟，让初中都没毕业的人来教初中！”
“人家正牌的重点高中毕业生，却比不过这个半文盲，真是怪事！”
“看来，文盲也可以教大学了！”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陈副书记铁青着脸，拍了拍讲桌，大声地吼道。喧闹的声音才低了下来。“你们也是知识分子嘛，这样不遵守会场纪律，咋为人师表呢？你们在下面瞎嚷嚷个啥？纪元初同志虽然学历不高，但读的书却不比你们少，读得也并不比你们差。你们到红星五队去问问，就知道他是怎么读书学习的，他1968年就在省党报上发表了文章，你们做得到吗？”停了停，他扫了会场一眼说：“我看不久的将来，他的教学绝不会比你们差，不信大家等着瞧吧！”说完，他拉着何副书记气愤地走出了会场。接下来谁讲了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满脑袋轰轰作响。许久，我才发现会场里已空无一人了。
我气蒙了，稀里糊涂地走出了会场。
我从走进会场到离开会场，也不过一小时，可我似乎是在羞辱和痛苦的煎熬中度过了一个世纪。那些冷嘲热讽毒化了会场气氛之时，我真恨不得地上裂开条缝，一下子钻进去。这种当面被人羞辱的滋味，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品尝到。哪怕是在流浪的几年中，我也未曾遭到过这样冷酷无情的当面羞辱，更何况这种羞辱令人窒息，因为我连回击的对象也找不着……
火红的夕阳已经躲到了山后，一大堆一大堆的乌云挤满了西边天际，一阵阵滚热的气浪又似乎化成一股股火热的飓风，直冲苍冥，把天边的乌云垛推向了天顶。一会儿天顶的乌云崩塌了，压向四面八方。天暗了，地暗了，我的心更暗了。
回到家已是点灯的时候了。我一进屋，就颓然地倒在床上，睁大眼睛死盯着蚊帐顶，一声不吭。“今天晚上想吃啥？未必开会开饱了！”妻子问道。
我一翻身坐了起来，恶狠狠地吼道：“吃饭？老子气都吃饱了！”骂完，又“砰”地倒在枕上，不再吱声了。我向妻子发的哪门子火呢？我也说不清楚。
倒在床上，睁开眼睛又想闭上，一闭上又想睁开。睡不着，更不想起床。沮丧、屈辱、懊悔伴随着痛苦，如同无形的钢牙，分分秒秒都在啃噬着我的心！
我真懊悔去拿那张表——自取其辱。
我真懊悔去开会——送上门去让人羞辱。
陶潜公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光辉形象，陡然又涌入我的脑海。我一次又一次地拷问自己：你不是钦羡陶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而淡定的心境吗？你不是钦羡老先生“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田园雅趣吗？那你今天为一个月十来元的收入，去领受这奇耻大辱，不是自作自受又是什么呢？
时过半夜，我头痛欲裂，却睡意全无。于是干脆起床点灯准备看书，我顺手从书堆里抽出一本书来，一看，正是《阿Q正传》，这本书我不知看过多少遍了，正想扔下，可仔细一想，何不学学阿Q呢？阿Q的“伟大”不就在于他能自我安慰，自我陶醉吗？陶潜公不为五斗米折腰是辞官归隐田园，可民办教师是官吗？不是！陶潜公有菊可采，有南山可望，我有吗？没有！陶潜公有荒秽可理——自家的田园，我有吗？没有！更重要的是，他有钱买酒喝，有饭吃，我有钱有粮吗？没有，连称盐的钱也没有啊！
再说，毛主席不是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吗？那些冷嘲热讽我的人，我为啥不与他们一较高下，斗个输赢呢？如果明天我去向他们说“我受不了你们的羞辱，不愿与你们为伍了”，那么他们不就彻底胜了，因为我永远无法证实自己能教书，且能教好书。想到此，我脑海里的万顷波涛，顿时平如冰湖了。
在阿Q精神的安慰下，会上所受的屈辱不仅烟消云散了，反而与他们一决高下，拼斗到底的万丈豪情腾地一下喷发出来了！
这么一想，没多久便酣然入梦了，醒来已是日上三竿。我匆匆扒了几口早饭，背上妻子给我准备好的洗漱用具和生活必需品，就往学校走去。我家到红星小学十二里山路，走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红星小学在县城通往驿亭铺公路旁边的一个小山包上，学校后山是气象站。一条石板路连接学校与公路，南边有一根田埂连接学校与大队代销店。过去，这是一个供过往客商行人歇脚、打尖、喝茶的小店。后来这里设立了代销店，出售油、盐、火柴、烟、酒等日用品，有时也代收废品甚至竹席等物。
红星小学当时只有四间砖壁瓦盖、夯土地板、木棍做窗的教室，两小间办公室。教室里清一色的石桌石凳，乍一看，还以为自己进入的是花果山水帘洞呢！只要是大队小学，一个班的语文、数学、音乐、美术、体育都是一个人教，叫包班。村上初中也只有两个老师，一个教文科，一个教理科。
公办教师咸大光，兼任红星小学主任教师。听说主任教师一个月多领五元钱。这个人脸白净，瘦高个，长相俊朗，声音清朗，衣着颇讲究；有傲气，但品行端正，人也聪慧；中师毕业——业务以外书籍读得不多，但爱好广泛，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小学全科教师。
民办教师，除了我和郑杉，还有两个：一个是左老师，县重点高中毕业生，与我的表兄是同班同学。此先生身材魁梧笃实，皮肤微黑而宽额大脸，说话嗓门大，教书也还行。
另一个民办教师史朝凯，是县城知青，出身市民家庭，其父为县城师范的职员，其母则为专职主妇。史老师脸黄黑，头发黑而浓密，干瘦身子，长腿。史老师为人小心谨慎，爱动脑筋思考问题。有时别人一句话，他常常琢磨来琢磨去，甚至琢磨得彻夜难眠。他说话总是十分慎重，是个典型的竹叶落下来怕打肿脑袋的主儿。
我的搭档郑杉出身教育世家，也是县城知青，通过一定的人际关系，由代课教师转为民办初中教师，此人乐观，他不仅能说会道，口才极好，而且人也长得英俊潇洒。
红星小学校三个小学班，一个初中班，连我一起共五个成年人。这五个人形成了两个“不共戴天”的小山头，那就是左老师和咸大光。而史、郑二人两边都不得罪。我刚一踏进这个学校，对学校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事前从表兄口中听到一星半点信息：左老师对人和善，正派坦荡，是当地人，许多事儿都能得到大队或生产队支持。
但后来的事实告诉我，并非如此。然而，我耻于做骑墙式的冬瓜，受表兄的影响，先入为主地选择了一边倒，联左反咸。左与咸对垒，常是于无形无声中软拖软抗。而如斗士般的我，喜怒总形于色，赤膊上阵，毫无遮蔽地与人战斗，岂有不中明枪暗箭之理。
不论按明规矩，还是潜规则，新任的教师，不论公办民办，第一天上班必须向村小主任教师报到，由主任教师——点校校长安排住宿、教室和工作。可我却偏不信这个邪，一进校就找到左老师，由他带着我走进寝室、办公室、教室。
当时红星小学只有两间办公室兼做卧室、厨房。外面仅能放一张木桌，一张凳，权且做办公之用，中间用砖砌一道半截墙，里面便是卧室、厨房。我离家十二里多地，又全是山路，独占一间办公室兼卧室，天经地义；咸大光已来多年，离家二十多里，占一间办公室兼卧室也是地义天经之事。其余老师则只有成为“走读师”了。
学校开学的第一天，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给学生报名注册。可就在这一天上午，我就犯下一个藐视领导的大错，如果说犯的第一个错误——不向领导报到，这是不懂规矩的我有意为之的话，那么接下来这个错误则是出于对当时的招生方式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心理反抗，是发自内心对一种不公平的宣战了。
快到中午了，来报名注册的学生都回家了。我一一对照中心校发来的录取学生花名册，全班六十人均已到齐。正在准备“收摊捡卦”回卧室休息之际，教室门口突然出现一个人影，但一闪又不见了。我追出门去一看，一个瘦矮个子，剪着平头，穿一身蓝斜纹布的男孩子，正背靠砖墙面向土操场站着。
“小同学，你站在那里干啥？”他没开腔。我走到他身边，伸手摸了摸他圆圆的小脑袋说：“走，进教室去。你准备储存太阳过冬吗？”我转身进了教室，他也悄悄地跟在我身后进来了。
“小同学，你叫啥名字？”
“王仓生。”
我一边表示疑问，一边重新摊开已收好的录取学生花名册。
“你找我干啥？”
“我想读书。”我看了看录取名册，没有发现王仓生的名字。
“孩子，你没被录取啊？”
他哇的一下大哭大喊起来：“我要读书，我要读书！”
我赶紧掏出手帕，一边给他擦泪，一边安抚他说：“别哭，我找人问问，看是啥原因没录取你，然后我再给你想想办法！”
孩子十分聪明，一听我会去想办法，立即止住了哭，睁开一对水汪汪的眼睛盯着我。那眼神里充满着渴望和企盼。
“你别乱跑，坐下，在教室等我，我一会儿就回来！”他顺从地坐下了。
我快步走出教室，路过咸老师的办公室门口，顿了顿，想进屋向他请教，但不知咋的，又迈步往左老师的教室走去。我走进左老师的教室，左老师也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回家。我把刚才那孩子的事向左老师讲了。左老师一听完，忙站起来压低声音，两手乱摇说道：“纪老师，这事你莫要管，千万莫管这事啊！他因家庭原因，在录取时被上面圈掉了，如果你管这事，轻则你可能被批评，重则可能被批斗，连书也教不成！”
“没这么恐怖吧？”
“那你就试试吧，到时莫怪我没提醒你！”
我从左老师的教室走出来，站在火辣辣的太阳下，仰天长叹道：“小娃娃何罪之有啊！”我在土坝子里呆立了好大一会儿才回到教室，看了看规规矩矩坐着的孩子说：“回去吧，明天自己端张凳子来——上课！”本来我想说“旁听”，但话到嘴边就变成了“上课”。我真的怕伤了孩子稚嫩的心。
送走了孩子，我回到办公室，心里一片自豪，也一片宁静。我认为自己做了一件符合伦理道德的事，纵是被处分了，我也绝不会有半点后悔的。
第二天就发放书本，选举班干部，正式行课了。说实话，我还真的很不适应“教师”这个角色。第一堂课，我就对着全班六十一个学生喊道：“同志们……”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全班学生哈哈大笑起来。他们笑什么，我却浑然不觉，坐在最前排正中的管班长小声地提醒我：“老师，你应该叫我们‘同学们’啊。”哦，我这才恍然大悟，也忍不住笑出声来。“同学们，我从水库工地上来的，称呼‘同志们’习惯了，请不要见怪。”
备课、上课、改作业。除了做饭吃饭之外，我是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工作中去了。在忙碌中，一个星期就匆匆而逝，早把冒昧收生的事给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