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风吹浪打浑不怕
阔步昂头向前行
星期天下午，我刚从家到学校，就接到一个通知，叫我到中心校去一趟。等我来到中心校见到郑定来校长，才知道有人因擅自招生的事告发了我，上级责成中心校调查处理，并要求将处理结果上报。
郑校长笑着对我说：“纪老师啊，明天我来你们红星小学调查，你把中心校下发的录取通知书和你的报名册拿出来，我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别人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
我对此事可能引发的后果早有心理准备，故一点也不惊慌，淡然一笑说：“好吧，明天恭候大驾。”说完转身就走了。
回到学校天色已晚，我草草地做了点饭吃了，就坐在办公桌前思谋起对策来了。“你把中心校下发的录取通知书和你的报名花名册拿出来……”郑校长的话猛然间在耳边回响起来了。我顿时心一狠，把办公桌抽屉里的录取通知书全拿到厨房，一把火烧了个干净。其实这一招是十分愚蠢且鲁莽的，你烧了学生交上来的录取通知书，难道中心校就没有录取花名册的存根了吗？这真是“掩耳盗铃”的现代版。
第二天上午，郑校长果然到红星小学来了，他先找咸大光问了问情况，当然，他们之间谈了什么，我是无从知晓的。
接着郑校长又来到我办公室，没等他开口问话，我就把报名那天发生的事，大致地向郑校长汇报了，最后说：“郑校长，我认为我作为一个教师，对一个可怜兮兮的、哭闹着要读书的孩子，是无理由拒绝的——除非我是冷血动物，更何况我是一个因失学而痛苦了十多年的人呢！”
郑校长听完我愤激的一番话后，满脸凝重，口气沉重地说：“纪老师，对你刚才的话，前部分陈述的事实，我听清楚了，也记下了。”说完，他戴上草帽就大步走了出去。不管此事后果如何，当时，我十分钦佩郑校长坦荡的襟怀和敢担当的勇气。
一晃，时间又过去七八天了。上级领导竟然没再来找我谈话，当然也没见到“棍子”的影子。头几天没什么感觉，十多天后，这种水波不兴的平静，倒令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恐惧。
就在我惶恐不安的一天下午，我突然收到红锋村支部转交的请柬，邀请我第二天回水库工地参加水库竣工暨颁奖庆典。红锋村支部一班人没有忘记我，并在请柬中夹了一封盖了公章的短信。信虽然不长，却写道：“我们大队人民不会忘记你在水库修建中做出的成绩，恳请你一定要拨冗莅临典礼。”读了信，我兴奋至极，断然忘记了前几天引发的风波。当天下午放学后，我安排好第二天学生的课程后就连夜赶回了家。
吃过早饭，我赶到水库工地民兵连连部所在地曾家大院子时，就听说杨书记、陈副书记、何副书记、宋副书记等人早就到了。我到报到处报到，水库工地喻连长一见到我就亲切地说：“纪指挥长，你咋才来？几位书记都问了你好几遍了。快！我领你去！”
喻连长领着我在人堆里穿来钻去，好不容易才在靠近主席台的左侧找到了杨书记他们一大群人。大队支部程书记正在和其他领导有说有笑地谈论着什么。程支书一见我出现，忙从杨书记的身边站起来，把我拉过去，一边硬摁着让我坐到杨书记身边，一边对在场的领导说：“这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位纪眼镜，他干事很有一套，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不信邪；二是不怕苦不怕累；三是不计个人得失。”
“嚯，就是这个家伙啊！怪不得有人告你没有录取通知书的学生，你也敢收呢！”一个身材魁梧、脸色红润的中年男人站起来一边打量着我一边说。
“纪老师，你不认识他吗？”杨书记问我。
“不认识。”
“哦，他是分管教育的区委宣传委员梁方连同志。”
我忙站起来，点了点头说：“梁委员，谢谢您，给您添麻烦了！”
“谢我干啥？你应该谢你们杨书记哟！这次不是他为你硬顶着，你可要倒大霉啦！你这娃儿做事也太胆大了，谁也不请示，就把学生收了。”
“哎呀，这多大个事嘛，我认为纪元初同志做得对，所以我作为书记，就该保护他。”——这就是我们党有担当的基层干部！
听了两位领导的话，我才明白，我这一冲动之举给杨书记惹下多大麻烦，让杨书记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啊！
1977年，开始有了真正的教材，初中一年级语文全册共十七篇课文。所开设的课程也少得可怜，初中只开设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化学、体育；音乐、美术虽设置而不开，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教师。更令人喷饭的是：农村初中学制两年，城镇初中读三年。
面对这样的教育大环境，我既惶恐不安，又彷徨无主，在经过几个不眠之夜后，我下定决心，放手一搏，烧他三把火。
首先，我要求每个学生离家上学时，必须给父母打招呼：“××，我上学去了。”以示告别。放学回家时，必须给家里人打招呼：“××，我回来了。”进校见到老师时必须向老师问好，离校时必须向老师说“再见”，在校外见到老师必须敬礼问好。后来还进一步规定，在校外见到领导也必须敬礼。
这个礼仪教育在红星小学内就遭到众人的非议，认为我是异端。
最值得庆幸的是，坚持礼仪教育，还不到一个月，我班的家长都对我的礼仪教育竖起了大拇指。
我烧的第二把火，那就是利用星期天给全班学生义务补课。那时在小学没学过正规教材，也从未经过考试进入初中的学生，基础知识、基本技能都是十分差劲的，所以我决定采取“时间加汗水”的措施，让他们学到一些知识。这一招更引来了社会的好评。
但是却遭到了我妻子的强烈反对。她骂我：“人家那些教师，谁像你这样傻兮兮的？一个月挣十来元钱，吃粮食吃菜还要从家里拿去，你这哪里是教书的老师哟，完全是我们家吃闲饭的活老人。”她的话听起来十分刺耳，但也合情理，我竟无言驳她。
可是在我看来，如果一个教师置学生的学业不顾，千方百计地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有损师德的，因为这样一来，你哪有时间来改作业备课呢？你置学生的学业和未来于不顾，这就是缺德，就是泯灭天良！
时至今日我也仍在坚守这一条师德底线——绝不误人子弟。所以我不仅没有随波逐流，而且还逆流而行——那就是不但每个星期天都义务为学生补课，就是暑假也义务为学生补课一个月以上，寒假从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初五这七八天时间休息，其余时间都在学校认真为学生补课。
在那个时代，给学生恶补无疑是正确的，可是在今天，谁再这样做，那就应该是千夫所指了。
我烧的第二把火是争议最小的了，但烧的第三把火就争议大了。当时整个西南三省，没有任何一所村级学校的学生住校上早晚自习的——可胆大妄为的我却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一天，我召开了一次班委会，在班委会上，我提出了克服困难上早晚自习的建议，这个建议获得了全体班干部的一致赞成。
紧接着我就布置学生回家征求家长意见，这下可炸锅了。那时，时间就是工分，就是粮食。作为现实主义十分强烈的农民来说，大多数是绝不可能让自己的眼前利益遭到伤害的，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是为医眼前疮，不怕剜心头肉的主。六十八个家长——由于我的第一把火和第二把火的感召，有七个学生转学来了，开学时的六十一人变成六十八人——只有十一个家长赞成学生上早晚自习。
任尔风吹浪打，难阻我昂首阔步。我拿定主意的第二天晚上，便让那十一个家长没意见的学生上晚自习了。一星期过去了，来学校上早晚自习的学生越来越多了，达到四十一个了。
老实说，上早晚自习困难真不少。首先是学生家离学校远近不等，又是土路。学生来上早晚自习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来回路上的照明问题；二是上早晚自习时教室的照明问题；三是上早晚自习的学生的早餐、晚餐问题。那个年代打煤油要票，一个五口之家一个月凭票只能买到一斤煤油，这能用几个早晚？用手电筒吗？买电筒买电池也要工业票，可农民是没有工业票的。由于我教的学生是民办班的学生，没有国拨的茶水费，更没有办公费，所以没法子烧开水给学生喝。
在万般无奈之际，我忽然想到了开家长会。于是当天下午放学时，我把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开家长会的事口头通知了学生，要求他们务必通知家长第二天中午十二点来开会。
第二天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半，东来一个，西来一串，结果也只有二十来个家长到会。我只好硬着头皮擂鼓开场，先讲了讲上早晚自习的重要性，指出了知识改变命运的现实意义：知识可以改变个人的命运，个人的命运好了，可以改变一家人命运；一个国是由许多家组成的，一个又一个的家好起来，国也就强起来了。我侃侃而谈，讲了一个小时。
我没写讲稿，是临开会前拟了一个讲话提纲。记了一下，就把这提纲撕掉扔了。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立威。说直白点，就是要让家长佩服我纪某人的口才和“渊博”的学识。这样让他们在家长中、在群众中去为纪某做广告！
下午两点半，上课铃响了，我只好鸣金收兵。记得第一节课是体育课，由郑杉老师上，所以待家长三三两两散去后，我回办公室。刚一坐下，正准备改作业，这时门口走进一个戴着老花眼镜、面容清癯、精神矍铄的老者，一进门就拱手施礼并口称：“老朽王久清感谢恩师对犬子的不弃之恩！此大恩大德，老朽一家铭记五内，永生难忘！”我赶忙起身，还礼让老者坐下，可办公室只有一张木方凳，他只好转身出去找来一张小凳坐下。
接着老者又开口言道：“今天有幸蒙恩师设座点化，真如醍醐灌顶，使老朽我茅塞顿开。不过乡下人多为文盲，一时难以觉悟，悟化他们，犹须时日，恩师切莫操之过急。今日参会者寡，恩师面有难色。听闻恩师少年困顿，应知当下民生之艰辛。未来与会者，除愚顽难化者外，更有为生计所迫，趁中午之际去自留地背灼烈日劳作者……老夫为恩师献上一策，供恩师参详：可否先至各家访问一番，再定早晚自习之行止。”听完老者一番文绉绉的话，我真是茅塞顿开。
待老者起身拱手辞别时，我也不由自主地拱手相送。并一再真心挽留老人家：“可否再稍坐片刻，再赐教些许，也是好的……”
老者一面往外走去，一再回身打拱道：“恩师留步！恩师留步！”已至土操场边，老先生站定，回身道：“待恩师有闲暇时，老朽备薄酒一杯，诚请恩师光临寒舍，万望赏光不辞为幸。”后来打听，此翁之前曾是远近闻名的私塾先生。
从此，我便与这私塾先生成了莫逆之交。此为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