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起来了！

最近的热门话题是“全日本的小熊猫都站起来了”。小熊猫确实招人喜爱，耷拉着前肢直挺挺地站着，看上去活像个小孩子。世上有形形色色直立行走的动物，但像人一样站得笔直的动物恐怕难以寻觅，因此格外可爱。

就连我一位即将退休的上班族朋友也被小熊猫迷住了，“嗯——真可爱！”一天中他要将从周刊上剪下来的小熊猫图片取出来看好几次。我自不必说，不知有多少人因为小熊猫的可爱获得了慰藉。在研究兰兰和康康那样黑白相间的大熊猫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小熊猫比大熊猫更早为世人所知，五十年前它就已被称作“光辉猫”风靡一时了。与大熊猫相比，它因个头小，故被称为“小熊猫”。至于“熊猫”这名字最初是怎么来的，至今尚不清楚。据说小熊猫生长在中国四川和尼泊尔，最早发现它们的尼泊尔人管它们叫“Nigalya－Poniya（吃竹子的家伙）”，这也许就是名字的由来。“Poniya”渐渐演变成“Paniya”，后来又变为“Panya”，最后成了现在英语中的“Panda”，我的调查结果就是这样，绝非开玩笑。换句话说，小熊猫曾经也是吃竹子的。

在中国，现在也管那黑白相间的熊猫叫Panda了，但在三十年前，人们全都叫它们大熊猫。一九七二年秋，听说当时的首相田中角荣为签署《中日联合声明》要访问中国时，我就想过设法与首相取得联系。因为当时正在纽约留学的我从新闻中得知这一年春天的四月里，为纪念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政府向美国赠送了大熊猫。我是一名从孩提时代就开始研究大熊猫的专家，这条新闻没逃过我的眼睛。我便立刻飞往华盛顿（虽然经常这么形容，但事实上我就是飞往了华盛顿）。中国方面赠送给美国的是一岁的雄熊猫兴兴和一岁半的雌熊猫玲玲。一九三一年前后，中国首次发现活着的大熊猫，美国也因此掀起一股狂热的“熊猫旋风”，当时简直一切都和大熊猫扯在了一起。顺带说一下，据说大约一百三十多年前，一张黑白相间的大熊猫毛皮被运往欧洲并制成标本，让全世界大为震惊。最早饲养大熊猫的是纽约的动物园，后来芝加哥和圣路易斯的动物园也饲养过。据报道，尼克松访华后，家家动物园都竭力要求饲养，无奈华盛顿是首都，那边又是国立动物园，政府最终决定由华盛顿动物园负责饲养。

曾经有过一次饲养大熊猫经历的美国，这次人们更是欣喜若狂。华盛顿动物园里天天都排着长蛇般的队伍，每名游客只能在大熊猫馆舍前停留三十秒！一到双休日，动物园一天要接待七万游客。为了能尽量多看一眼熊猫，我对一位男饲养员说：“我是从日本来的大熊猫研究专家。”也不知我是否看起来真像熊猫研究专家，他竟然说：“那好吧，你就在游客观看的那道栅栏前、熊猫玻璃房的旁边看吧。”我感激不尽。当时庭院还没建好，在大玻璃房里，玲玲和兴兴分别待在隔开的两间屋子里。我曾在伦敦见过雌熊猫姬姬和从莫斯科前来与姬姬联姻的雄熊猫安安。伦敦动物园的熊猫们有宽敞的庭院，有各自的木床，还有宽广的草坪，所以我没能近距离观看，但仍然能看出每头大熊猫都个性鲜明，绝不相同。而在华盛顿看到的这两头性格迥异的大熊猫，更是让我惊讶得倒抽凉气。

我想先从兴兴看起，却不见兴兴的身影。“在哪儿呢？”正值午饭时间，兴兴把细竹和其他食物全搬到大木床那边去了，从我这边望去，只能看见木床边那个脑袋后面的一小块白色和耳边的一小片黑色。有趣的是它一边吃一边不时瞟一眼玻璃这边的我们，活脱脱一个躲着偷吃的小孩，可爱极了！兴兴的屋里一点垃圾都没有，干干净净的（这是后来我比较它的屋子与玲玲的才发现的）。屋里有五个种着四五株细竹的桶形花钵，隔着玻璃看去，它们整齐地排列在屋子两侧。接着我走到玲玲的屋子边，不由得喊出声来：“啊，这家伙！”玲玲把竹子全都弄到玻璃旁边来了，它边吃边瞧着我们，一副炫耀的架势，似乎在说“我正吃竹子呢”，实在让人忍俊不禁。饲养员告诉我们：“我们管这家伙叫小丑玲玲。”接着他又说了一段玲玲的趣闻：“今天的早餐是加了维生素、麦片、钙和蜂蜜的大米粥，玲玲最爱吃这个了，它吃得精光，然后将盛粥的盆子扣在脑袋上，在屋里溜达了大半天。”多有趣的小家伙。

看上去，玲玲的房间确实有如它的性格。到处是泥，花钵中的竹子全被拔了出来，扔得满地皆是，空花钵也一个个翻倒在地。后来我明白了这是因为花钵对玲玲很有用，里面的竹子却让它大为不满。就在这时，正伸开两腿显摆似的吃竹子的玲玲忽然啪的一下扔掉竹子，爬上了带梯子的木床，在上面翻起筋斗来。还没长大的玲玲一时翻不过去，滚到了一边，筋斗也就中途告终。接着，它好像表示失败似的，挠着头（其实大熊猫只有在想“是什么来着”或“怎么回事”时，才会像小孩那样挠头），然后回到起点，重新开始翻筋斗。又一次失败。看着它，我感到不可思议，大熊猫为什么知道筋斗怎么翻呢？它们离开父母，由北京动物园送来华盛顿，那么小的熊猫幼仔见过其他大熊猫翻筋斗吗？它们学过翻筋斗吗？玲玲左一个右一个，大约翻了七八回，最后终于翻了一个笔直的筋斗。“啊！翻过来了。”它那表情似乎是轻松认可了自己的成功，随后走到固定席位——游客们的面前，吃起竹子来。

饲养员特意来告诉我：“每当我们给它喂食时，它总是很想跟我们亲近，但我们只能将竹子递给它就立刻退出来。因为它跟饲养员太亲近了，就会把饲养员当作朋友，冷淡隔壁的兴兴，那样就麻烦了。可是这让我们十分痛苦。”是否因为曾在中国发生过这样的事才被警告的？伦敦的姬姬也有过这样的情况。让动物繁殖后代也是动物园的使命。“出于无奈，不能跟大熊猫玩啊。”我不禁怜悯起它们来。

只要小丑玲玲一开始吃竹子，走过熊猫馆舍前的游客们就发出一片“哇哦”、“好可爱”的欢呼，他们又是鼓掌又是挥手，乐不可支。

接下来玲玲干的事情，也许只有像我这样研究熊猫的人才明白其中的真趣，实在没有更让人开心的了。

望着玲玲，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兴兴身上的颜色黑白分明，所以从前中国人曾把大熊猫叫作“花熊”，我也不觉奇怪。而玲玲身上几乎看不到白色，只见茶色，或者说浑身沾满泥巴，呈现一种很难与黑色区分的颜色。为什么会这样？玲玲的行为很快为我解开了谜团。它将吃过的竹子一扔，便朝着种过竹子的桶形花钵爬去。我十分庆幸在这边能看得很清楚。它先把脑袋伸进桶里，然后将两条前腿塞进去。我猜不透它要干什么。紧接着它又开始往里塞后腿。虽然是幼熊，但桶子小，身子不能全部进去。花钵不停地翻滚，玲玲时不时露出脑袋，奋力苦战。最后我终于明白了它要干什么。难道不该吃惊吗？因为它打算把自己弄成一个“纸杯蛋糕”。桶口只能看到那隆起的沾满泥水的后背，成了名副其实的纸杯蛋糕。如果我问玲玲：“你为什么想做一个纸杯蛋糕呀？”它也许会回答：“因为我就是想那么做呗。”虽然我不明所以，但它做了好一会儿纸杯蛋糕。我将那场景拍了下来，三十三年前，光线昏暗还不能使用闪光灯，没法拍成彩色的。黑白照片洗出来一看，“这拍的是什么？”好一阵子，连我自己都觉得怎么拍了这么个毫无意义的桶子。其实那就是玲玲把自己弄成纸杯蛋糕的瞬间。它背上净是泥，基本和桶子的颜色没有区别。无论给谁看，也不会有人相信这是大熊猫将脑袋、四肢和屁股全装进桶子，只露出后背，做成一个纸杯蛋糕的瞬间，哪怕是小王子一定也看不出来。（圣·埃克苏佩里曾在《小王子》中写道，小王子画了一张蟒蛇吞象的画拿给人看，人们都问：“这是帽子？”那幅画也画在了书中。）后来我不知想过多少次，如果圣·埃克苏佩里能画一幅里面藏着大熊猫的纸杯蛋糕，一定绝妙。

过了一会儿，变成纸杯蛋糕的玲玲似乎也感到憋得慌，慢腾腾地从桶里爬出来，脸上身上全是泥，表情却显得十分满足。成了泥猴儿的玲玲又回到放着竹子的固定席位，游客自然欣喜万分。此时此刻，我真羡慕这个来了大熊猫的国家。在那栋熊猫馆的外面，有一个不知是运送玲玲还是兴兴时用过的笼子，上面写着“大熊猫·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革命委员会赠”一行墨迹鲜明的大字。看到那笼子，我不禁一怔。此时此刻，能读懂那些字的东方人似乎只有我一个。我太羡慕美国了。言归正传，田中首相在同一年去中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或许毛泽东主席会说：“送只大熊猫给日本吧。”要是真发生了那样的事，我希望首相能高兴地回答：“是吗？能获得这么珍贵的礼物，真是太感谢了！”

除中国以外，那时候世界上拥有熊猫的还有华盛顿（两只）、莫斯科（一只）、伦敦（一只）、朝鲜（一只），也就这些了。总之我想告诉首相，大熊猫是举世珍宝，是非常可爱的动物。然而政府机关里没有熟人，何况那些官员们也许还会笑话我说：“首相正忙重要工作，哪有工夫听你这些闲事！”于是没去打扰。可后来我到底还是后悔了，“真该告诉首相。”《联合声明》顺利签署，大功告成。报上刊登了其后发生的事，据说毛泽东主席说“我们将向日本赠送一对大熊猫”时，当时的外务大臣、后来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先生问：“啊，大熊猫？是熊和猫生的孩子吗？”我眼前好像浮现出毛泽东主席听到这话时失望的表情。相比之下，知道美国曾饲养过大熊猫并引发“熊猫热”的尼克松，恐怕对此事早有预料。我想他一定说了“啊，太好了！这太让人高兴了。真的行吗？谢谢。美国国民一定无比欣喜”之类的话。然而仅仅过了五个月，日本政府官员中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Panda就是大熊猫”。这类看上去似乎很幼稚的知识在外交上却十分必要。我确实从儿时起，也就是大熊猫来日本三十年前、距今六十多年前就已开始研究大熊猫了，连我都没想到大熊猫会如此受关注，真可谓遗憾至极。

不过，中国方面好像也听说了大熊猫来到日本后，日本掀起了“熊猫热”。然而就在大熊猫备受追捧之时，兰兰却病倒了。全日本的孩子都陷入了悲伤，他们给上野动物园写信说：“兰兰，你可别死啊！”“祝兰兰早日康复！”由于不知道地址，有些信的信封上只写着“上野动物园兰兰收”，但也寄到了兰兰那儿，上野动物园每天都要收到几千封来信。非常遗憾，兰兰在来到日本后的第七年就怀着宝宝离开了这个世界。“兰兰，我很难过。”孩子们又哭着给兰兰写信。记得当时有位中国的高层官员（好像是副总理）恰好访问日本，他说：“得知孩子们如此悲伤，那我们再送一只熊猫给康康做朋友吧。”于是又一只雌熊猫欢欢来到日本。这样的事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后来法国也有一只大熊猫死去，却没有得到替代的熊猫。一向很喜欢兰兰姐姐的康康，每天都郁郁寡欢地透过玻璃望着兰兰空空如也的房间。续弦的妻子欢欢好不容易来了，可不久康康却离开了。孩子们又给康康写信：“康康，你走了？好不容易来了个朋友！”没想到为了宽慰熊猫遗孀，中国方面很快又送来了一只雄熊猫飞飞。后来这两只大熊猫产下了宝宝——童童和悠悠，一家子幸福地生活到现在。

再说说那时候上野动物园的小熊猫（详细内容请参阅《小豆豆动物剧场》里有关小熊猫的章节。一定能让您忍俊不禁），那儿原来有一对小熊猫夫妇。别说像现在的小熊猫那样直立了，它们老是因为闹别扭躺着。由于撰文需要照片，我常去看兰兰和康康，每次都顺便瞧瞧小熊猫。它们似乎很能理解游客的心情，总是耐着性子听那些没能看到兰兰和康康的游客恶语中伤：“什么呀！说是熊猫，可你们算什么熊猫！”甚至还有人喊：“冒牌货！骗子！”这两只小熊猫其实各有一条茶黑相间带条纹的长尾巴。（大熊猫没有像样的尾巴，背上的白色皮毛略微垂下来、看上去有点像尾巴的部分，就算是它的尾巴了。）

小熊猫的眼圈也是白色的。脸上其他部位都掺杂着茶色，只有眼圈和耳朵周围有那么一丁点白色。“咳，别睡了，快演个什么让我们瞧瞧！”人群中有人喊道。康康和兰兰一到院子里就玩轮胎呀翻筋斗呀，所以这啥也不干埋头酣睡的小熊猫先生和仰着身子抄着手靠墙睡大觉的小熊猫太太只能让游客觉得无才无艺了。然而，它们心里说不定在想：“我们比那大熊猫早五十年就当过世界偶像啦！我们才是熊猫的本家呢！我们是祖宗！”孩子们有时甚至用当时流行动漫中的主人公名字来叫它们：“啊，浣熊拉斯卡尔！”

据我观察，最近大熊猫的人气似乎不如从前了，小熊猫却后来居上。这并不是夸张，小熊猫站立起来着实有趣。当然，也许它们原本就会站立，只是有人在报上写文章登照片，才掀起了这股“小熊猫热”。最早在电视里出名的好像是千叶县的小熊猫“风太君”，接着周刊杂志又以“偶像全体起立”为标题，登载了日本各地动物园的小熊猫照片，其中特别受欢迎的是横滨野毛山动物园的“桃太郎”等，它们甚至让我的朋友——即将退休的上班族小父先生热血沸腾。经过一百几十年，“光辉猫”重新逆转乾坤，又一次受到人们的追捧。这一百多年前的人气！这被大熊猫的人气压着卧薪尝胆的三十多年！

如今，小熊猫人气复苏了。这绝非昙花一现。我想起周刊杂志上的照片：一只小熊猫将粗壮的尾巴搁在高高的石头上，似乎在用尾巴保持身体的重心。小熊猫进化了？

不管怎么说，你们绝不是一时出名。因为你们曾经有过那样辉煌的历史，一定要充满自信地站起来！祝你们健康！拜托了！

我的秘密

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秘密，我也有。但这个秘密至今为止没对任何人说起过。但我想除自己之外，其他有秘密的人或许也会想，原来大家都有秘密啊。这么一想，我便下决心将秘密写下来。

我曾经有过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弟弟，他上小学低年级时就离开了人世。据说他死于败血症，如果在今天，只要用药很快就可治愈，而在战争年代物资匮乏，弟弟好像就那样死去了。我用了“好像”二字，因为跟下面我要说的秘密有关。关于这个弟弟，我其实没有任何记忆。《窗边的小豆豆》写的全是我的回忆，我甚至记得好朋友——患小儿麻痹症的泰明膝盖上疮痂的形状，而关于弟弟的记忆却不知究竟去了何方。看着弟弟的照片，我只是想“咦？这就是我弟弟”，却什么也想不起来。我一提起这个弟弟，母亲便说：“那时你们俩不是很要好吗？”“你们不是每天都勾肩搭背一块儿去上学吗？”“你们不是整天在一起吗？”但无论我怎么回忆，还是什么也想不起来。我们俩的照片还有几张，其中一张总让我伤心落泪。照片摄于镰仓的八幡宫，上面我们俩相视而笑。我居然有过一个如此亲密的弟弟！

在波黑地区，我曾多次在孤儿院里见到内战中失去父母亲人的孩子，其中有一个十岁左右、不记得自己名字的孩子。曾经住在哪里，身边曾经发生过什么，父母是怎么死的，所有这一切他都忘了。起初我实在不明白为何会这样，但一次又一次遇见同样情况的孩子，我明白了，如果孩子们经历的事情过于悲伤、过于痛苦，他们就有可能遗忘。当然，无论多么痛苦，仍然有些坚强的孩子能说出自己的名字，记得自己和父母在哪里生死离别。我曾以为能说出来是正常的，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或许说不出来才理所当然。

遇到许许多多的孩子之后，我忽然觉得自己没有关于弟弟的记忆，也许正是因为这对我来说太悲伤，于是渐渐忘却了。就像有什么人用镊子将关于我和弟弟的回忆一个一个夹起，扔到哪儿去了。

“你们不是总在一起吗？”“你们不是老笑个没完吗？”母亲这么对我说。如果我能记得这一切，《窗边的小豆豆》里绝对不会没有他。但关于弟弟，有两件事我还有印象。一件是弟弟躺在家中的床上，也许那是他临死前的一刻，那时候物资供应已十分紧张，但我还是在文具店买到了市面上已很难见到的小小笔记本。那是一个将B5 尺寸的笔记本裁成好几等份、有厚厚黑色封面的小本子，里面的线条歪歪扭扭。我将它放在弟弟的枕边，说“给你”，弟弟好像说了句“谢谢”，记得的仅此而已。弟弟当时究竟有多高兴，我却没有印象了，只记得他很像个大人。还有一件好像发生在弟弟死后。当时是灯火管制时期，黑暗中父亲说“好冷清啊”。母亲抱着出生不久的妹妹，坐在父亲身边哭泣。战争年代，夜里有灯光漏出去，就会成为空袭的目标。为了不漏光，家家户户都在灯罩上围一层黑布，只让灯下有那么一缕光线，这就是灯火管制。这一切我都记得真真切切，而弟弟在世时的事情我却完全想不起来。每当想到这些，我的泪水就像开了闸似的往外涌。

弟弟名叫明儿，和我在同一所小学里待了一阵。一年级刚上不久，他就转到学艺大学附属小学去了。我们俩可以一起坐电车到自由之丘车站，总是勾肩搭背地一块儿出门。

但光说明儿的死，我也许还记得。在那之后，父亲上了战场，东京遭遇了空袭。空袭那天晚上我家倒没事，不过整个天空都映得通红，亮得甚至能在院子里看书。自由之丘一带到平民住宅，现在恐怕也得走一个多小时。那么远的火灾，却亮得能在我家院子里看书，空袭的残酷可想而知。从防空壕里出来，我从背包里掏出书来看，母亲对我说：“都说夜里的火灾看起来近在眼前，这次恐怕是在目黑一带吧。”我大吃一惊，还以为在紧邻的大冈山。

因为空袭，我们很快疏散去了外地。没有既定的疏散地点，母亲只能带着我们在仙台、福岛等地颠沛流离，最后终于在青森落了脚。其间，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恐怖的空袭。因此，与其说我承受了明儿的死带给我的打击，不如说是接踵而来的恐惧使“与明儿死别”这件让我最痛苦最悲伤的事从记忆中消失了。我从照片上认识明儿，知道这孩子就是明儿，如果没有照片，我便不认识我的弟弟。照片上我们俩是那么亲密，如同两只依偎在一起的小狗，一起看着为我们照相的父亲。我知道如今有多难过，那时就有多亲密。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母亲至今仍然念叨着“明儿那孩子，真让人伤心”。作为一个母亲，那是必然的。可我痛心的是自己都不曾因为明儿的死心生悲伤。再想想，世上还有很多比我更加悲哀地经历了生死离别的孩子，而且他们还记得清清楚楚，与他们相比……

明儿只在照片中是我的弟弟，一个幼小的与我相视而笑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