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小说
坚持自己的道路，不受蔑视或谴责的影响
本文的标题可以有两种理解方式：女性和她们的小说，或是女性和关于她们的小说。这种模棱两可的措辞是我刻意安排的，因为在探讨女性作家时，我们需要保持足够的灵活性。我们需要留有空间来讨论她们作品之外的因素，因为她们的作品深受社会条件的影响，而这与艺术毫不相关。
对女性写作的初步探索会立即引发许多问题：为什么18世纪之前，女性的写作如此稀少？为什么她们在18世纪又开始像男性一样频繁地写作，并创作出一些英国文学的经典之作？为什么她们当时的艺术，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说，她们的艺术时至今日仍以小说的形式呈现？稍加思索，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从小说（虚构）本身中寻找。
这些答案可能隐藏在旧日记里，尘封在旧抽屉里，或者在老人的记忆中若隐若现。我们甚至也可以从那些无名女性的生活中找到线索——在那些昏暗的历史长廊里，一代又一代，女性的身影却总是模糊不清，只能依稀辨认。因为我们对女性的了解实在太少了。
英国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而不是女性的历史。我们总能了解到一些关于父辈的、与众不同的事迹。他们可能是士兵或水手，担任过某个职位，或者参与制定过某条法律。但是我们的母亲、祖母、曾祖母呢？除了口口相传的逸事，还剩下什么？一个很漂亮，一个是红头发，一个曾被女王亲吻过。除此之外，我们对她们一无所知，只知道她们的名字、结婚日期和子女的数量。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在特定历史时期，女性为何会做某些事情，为何有时她们什么都不写，或者为何有时她们又写出了杰作，就变得非常困难。如果有人能从旧报纸中寻找线索，如果有人能颠覆历史的固有叙事，那么他就能真实地描绘出莎士比亚时代、弥尔顿时代、约翰逊时代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这不仅能创造出一本引人入胜的书，还能为评论家提供他们目前缺乏的有力武器。杰出的女性依赖于平凡的女性。只有当我们了解普通女性的生活条件——她们有多少孩子，是否有自己的收入，是否有自己的房间，是否有人帮助她们赡养家庭，是否有仆人，是否承担了部分家务——只有我们能估计出一位普通女性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经验之时，才能够解释杰出女性作家的成功或失败。
历史长河中，存在着许多奇怪的沉默空间，它们似乎将一个活跃的文化时期与另一个活跃时期隔开。公元前600年，萨福
和一群女性在希腊的一座岛屿上写诗，随后她们的声音便消失了。公元1000年左右，日本的宫廷女房紫式部
写了一部长篇而优美的小说。然而，在16世纪的英国，当剧作家和诗人异常活跃时，女性集体失语。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完全是男性的天下。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我们才看到女性再次开始写作——这一次是在英国——而且她们的创作极其繁荣，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法律和习俗无疑是造成这些奇怪的沉默和言论中断的重要原因。在15世纪，如果一个女人不嫁给父母选择的男人，就会被殴打并关进房间。这样的精神氛围显然不利于艺术创作。而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当她非自愿地嫁给一个男人时，这个男人从此“至少在法律和习俗允许的范围内”成了她的丈夫和主人，那她可能也没有多少时间写作，得不到鼓励。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精神分析的时代，环境和暗示对人的心灵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样，在回忆和文字的帮助下，我们逐渐理解，创作一件艺术品需要付出多么不寻常的努力，以及艺术家的心灵又需要怎样的庇护和支持。济慈、卡莱尔和福楼拜等人的生活和书信，都为我们证实了前述事实。
因此，19世纪初英国小说的蓬勃发展，显然是以法律、习俗和礼仪的诸多细微变化为前导的。19世纪的女性有了一些空闲时间，也接受了一定的教育。中上阶层的女性自由选择丈夫也不再是罕见的事儿。值得注意的是，四位伟大的女小说家——简·奥斯丁、艾米莉·勃朗特
、夏洛蒂·勃朗特
和乔治·艾略特——都没有孩子，其中两位更是终生未婚。
然而，尽管写作的禁令已经解除，女性在小说创作方面，似乎仍然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这四位女性，在天赋和性格上可谓天壤之别。简·奥斯丁和乔治·艾略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乔治·艾略特与艾米莉·勃朗特更是截然相反。然而，她们都在接受过生活的训练后，从事了相同的职业——写作，当她们写作时，又都选择了小说。小说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女性最容易涉足的文学领域。原因不难理解。因为小说是最不讲求专注的艺术形式。相比戏剧或诗歌，创造小说的笔更容易拿起，也更容易放下。乔治·艾略特可以放下工作去照顾父亲，夏洛蒂·勃朗特也可以放下笔去给土豆剜芽。女性总是住在公共客厅里，生活在人人围绕的环境中。女性在此环境下不自觉地去观察和分析周围的人，这使得她们更擅长写小说，而不是诗歌。
即使在19世纪，女性的生活也几乎完全受困于家庭和情感。那些19世纪的优秀小说，都深受一个事实的影响：由于性别原因，创作这些小说的女性被排除在某些人生体验之外。我们不可否认这种经验的缺失对小说的影响是巨大的。例如，如果康拉德没有当过海员，他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就会黯然失色。如果托尔斯泰缺少作为士兵对战争的了解，以及他作为富有青年所受的教育和对生活、社会的理解，《战争与和平》也会变得极其乏味。
然而，《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维莱特》和《米德尔马契》都是由女性创作的，她们被强行剥夺了除中产阶级客厅之外的一切体验。她们不可能亲身体验战争、航海、政治或商业，甚至她们的感情生活，也受到法律和习俗的严格约束。当乔治·艾略特冒险与刘易斯先生同居，却没有正式结婚时，舆论一片哗然。在舆论压力下，她不得不隐居郊外，这不可避免地对她的作品产生了负面影响。她曾写道，除非有人主动来访，否则她从不邀请他人。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边，托尔斯泰过着自由的军人生活，与各阶层的男男女女交往，没有人因此指责他，他的小说也从中汲取了惊人的广度和活力。
而女性小说不只受到作家必然狭窄的生活范围的影响。至少在19世纪，它们还表现出另一种可以追溯到作家性别的特征。在《米德尔马契》和《简·爱》中，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作家的性格（就像我们能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感受到他的性格一样），还能感受到一种女性意识——一种对女性遭受的愤慨，以及为其权利辩护的意识。这为女性的写作带来了一种在男性写作中完全不存在的因素，除非他恰好是一名工人、黑人，或有其他原因而意识到自身处于弱势地位。它引入了一种对现实的扭曲，而且常常是软弱的根源。为某种个人原因辩护，或让角色成为某种个人不满或怨恨的代言人，总是会令人产生不适，就好像读者的注意力突然变为双重，而不是单一的。
简·奥斯丁和艾米莉·勃朗特的天才之处，在于她们能够无视这些要求和恳求，并坚持自己的道路，不受蔑视或谴责的影响。但这需要非常平静或非常强大的心灵，才能抵制愤怒的诱惑。那些施加在从事艺术的女性身上的嘲笑、责难，以及对她们低人一等地进行评判，自然而然地激起了她们的反抗。我们从夏洛蒂·勃朗特的愤慨和乔治·艾略特的顺从中看到了这种影响，在二三流女作家的作品中更是能时时发现这种影响——她们对主题的选择、那些不自然的逞强和不自然的顺从。此外，虚伪几乎是无意识地渗透进来。她们出于对权威的尊重而采取某种态度。这态度要么过于男性化，要么过于女性化，失去了完美的完整性，从而失去了作为艺术作品的最基本品质。
女性写作领域正在悄然发生一场巨变，这似乎是一种态度的转变。女作家不再充满怨恨、不再愤怒，她们的写作不再带有恳求和抗议的意味。我们正接近——或许已经抵达——一个女性写作很少或完全不受外界影响的时代。她们能够专注于自己的愿景，不受外界干扰。曾经只属于天才和独创者的超然态度，现在也属于普通女性。如今，女性的小说创作比一百年前，甚至五十年前，都更加真实，也更加有趣。
但事实上，在女性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写作之前，她们仍然面临许多困难。首先是技术上的困难——表面上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极为棘手——现有的句子形式其实并不适合女性。因为它们是男人创造的；对女性来说，它太松散、太沉重、太浮夸。然而，在涵盖如此广泛的小说中，女性必须找到一种普通而常见的句子形式，让读者能够轻松自然地从头读到尾。而这一点，必须由女性自己去实现，改变和调整当前的句子形式，直到写出一个适合表达她思想的句式，既不会压垮它，也不会扭曲它。
毕竟，这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只有当女性有勇气克服困难并决心忠于自己时，才能最终达到那个目的。毕竟，小说是对上千种不同事物的陈述——关于人类、自然、神，小说试图将它们联系起来。在每一部优秀的小说中，这些不同的元素都被作家的想象力安排妥当。但它们还有另一种秩序，那就是“惯例”强加给它们的秩序。男人是“惯例”的仲裁者，因为他们建立了生活中的那套价值秩序，所以，在以生活为基础的小说中，这些价值观也占有很大比例。
然而，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艺术中，女性的价值观有很大可能与男性的价值观不同。因此，当女人开始写小说时，她会发现自己总是希望改变既定的价值观——让男人认为无关紧要的东西变得严肃，让重要的东西变得微不足道。当然，为此，她会受到批评，因为另一个性别的批评家会对试图改变现行价值观的行为感到真正的困惑和惊讶，并且他不仅会看到观点上的差异，而且会因为这与他的观点全然不同，而认为它们是软弱的、琐碎的或感伤的。
与此同时，女性也开始变得更加独立，尊重自己的价值感受。因此，她们小说的主题也开始发生变化。她们似乎对自己不再那么感兴趣，而是对其他女性更加关注。在19世纪初，女性小说大多是自传式的。促使她们写作的动机之一就是希望揭露自身的痛苦，为自己的事业辩护。现在，这种愿望不再那么强烈，女性开始探索自身的性别，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描写女性。因为直到最近，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是由男性创造的。
这里又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困难。一般来说，女性不仅不像男性那样容易被观察，而且她们的生活也远未受到日常生活的考验和审视。女性的一天往往留不下什么有形的东西。煮好的食物被吃掉，长大的孩子也已各奔东西。小说的重点在哪里？小说家应该抓住哪方面大做文章？这很难说。女性的生活具有一种匿名性，令人难以把握。小说可谓第一次开始探索这片未知的领域。与此同时，女性还必须记录职业开放给她们带来的思想和习惯的变化。她必须观察她们的生活怎样由幕后转到舞台上；她必须发现当她们暴露在外界时，她们身上出现了什么新的色彩和阴影。
如果要概括目前女性小说的特点，我们可以说，它是勇敢的、真诚的，并且与女性的感受紧密相连。它并不苦涩，也不刻意强调自身的女性气质。但与此同时，女性的书写方式与男性有所不同，这种特质比以前更加普遍，甚至赋予了二、三流的作品以真实、真诚的价值，令人感到趣味盎然。
除了这些优点，还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深入探讨。英国女性从一种微弱、摇摆不定、模棱两可的存在，转变为选民、挣工资之人和有责任感的公民，这种转变使她们的生活和艺术都开始趋向非个人化。现在，她们与旁人的关系不仅是情感上的，而且是智力上和政治上的。旧制度迫使女性不得不通过丈夫或兄弟的眼光或利益来旁敲侧击地观察或质疑，而现在，她们为自己行动，为直接和实际利益而采取行动。因此，她们的注意力从过去只关注个人，逐渐变得非个人化，她们的小说自然变得更具有批判性，对个人生活的分析则变得更少。
我们可以预见，迄今为止，一直由男性承担的“国家牛虻”之职，将来也会由女性来负责。她们的作品将涉及社会弊病和应对之策。她们不会仅仅以情感关系来观察男人和女人，而是将他们置于群体、阶级与种族的碰撞和融合之中。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变化。对于那些喜欢蝴蝶胜过牛虻的人——欣赏艺术胜过改革的人来说，还有一个更有趣的变化。女性的生活经历往往更具超然性，而这正是诗意精神得以萌生的土壤。迄今为止，女性小说在诗意表达上仍然较为薄弱。然而，随着女性逐渐摆脱对现实的执着，不再满足于仅仅记录自身所见的琐事，她们的视野将超越个人甚至政治关系，转向更广阔的命题——关于命运，关于人生意义的探索。
当然，诗意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它依赖于闲暇、金钱，以及金钱与闲暇带来的那种超然与冷静的观察力。一旦女性拥有了这些，她们自然会比以往更专注于文学创作的技艺，写作也将变得更加大胆而丰富。
过去，女性写作的魅力常常源自它那种如黑鹂、画眉鸣唱般的自然天成——未经雕琢，直抒胸臆。但与此同时，女性写作也时常流于絮叨、冗长，如同漫无边际的闲谈洒落在纸上，任其挥发成斑斑点点。然而，若是能拥有时间和书籍，以及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文学创作就会像男性一样，成为一种可以精研的艺术。女性的天赋将得到锤炼与增强，小说将不再只是情感宣泄的载体，而会成为真正的艺术作品，其表现手法及局限性都将被深入探索。
从这里出发，女性可以很快进入迄今为止女性很少涉足的复杂艺术领域——散文、评论、历史和传记。这样的发展对小说也将大有裨益，因为除了提高小说本身的质量，它还将帮助那些被小说的“易于接近”吸引的外来者转向他们真正热爱的写作领域，也能让当今那些臃肿不堪的小说摆脱历史和事实的赘生物。
因此，如果我们可以大胆预言，未来的女性将写出更少的小说，但会写出更好的。而且，不仅是小说，还有诗歌、评论和历史。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或许仍然遥远，甚至显得有些虚幻的“黄金时代”——届时，女性将拥有那些长期被剥夺的东西：闲暇、金钱，以及一间自己的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