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和《呼啸山庄》

她能用寥寥几笔勾勒出灵魂，使其不再依赖肉身

夏洛蒂·勃朗特，在她诞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依然是无数传说和学术研究的焦点。然而，她短暂的一生只停留在三十九岁。倘若她能拥有更长的生命，我们又将看到怎样的传奇？

或许她会像同时代的文坛名流一样，频繁出入伦敦的社交场所，成为绘画作品和奇闻逸事中的主角，写出一部接一部的小说，甚至可能留下回忆录，以其如日中天的声名，深深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她或许会拥有财富，或许会功成名就。然而，命运弄人。当我们缅怀她时，脑海中浮现的却是一位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孤寂身影。我们仿佛又回到了19世纪50年代，约克郡荒原 上偏僻的牧师住宅。她一直待在那简陋的住所里、那荒凉的土地上，困在贫困与激情交织的孤独中。

这些际遇塑造了她的性格，也必然在她的作品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我们常说，小说家在创作时，难免会使用大量转瞬即逝的素材来搭建故事。这些素材起初赋予作品以真实感，最终却可能沦为多余的叙述。当我们再次翻开《简·爱》时，心中不禁涌起一丝疑虑——她笔下的世界，是否也像荒原上的牧师住宅一样，陈旧、充斥着维多利亚时期的风格、与时代脱节，仅被好奇者探访，仅供虔诚者缅怀？然而，当我们真正翻开《简·爱》，仅仅两页，所有的疑虑便烟消云散。

右侧是猩红色的帷幔，左侧是明净的玻璃窗。玻璃窗阻隔了外界的寒意，却未能将我与阴沉的十一月完全隔绝。我一边翻阅着书页，一边不时地打量着冬日午后的景象：远处，薄雾朦胧，云层黯淡；近处，潮湿的草坪和被暴风雨肆虐过的灌木丛，凄厉而悲凉的狂风裹挟着连绵不断的雨水呼啸而过。

世间万物，莫过于荒原本身更易逝；世间万象，莫过于“凄厉而悲凉的狂风”更受气流支配而变幻不定。而这种令人心潮澎湃的力量并非昙花一现，它驱使我们一口气读完，不容片刻停歇，不容我们的目光从书页上移开。我们全神贯注，即使有人在房间里走动，那声响仿佛并非来自现实，而是遥远的约克郡。作者紧紧牵着我们的手，强迫我们跟随她的脚步，让我们看到她看到的一切，寸步不离，也不容我们有丝毫的遗忘。最终，我们完全沉浸在夏洛蒂·勃朗特的天赋、激情和愤慨之中。那些非凡的面孔，那些轮廓鲜明、棱角分明的人物在眼前一一掠过，但这些都是透过她的眼睛才得以目睹的。一旦放下书本，我们便难以寻觅这些人的踪迹。当我们想起罗切斯特时，我们必然会想到《简·爱》；当我们想起荒原时，同样会想到《简·爱》；甚至再想一想那间客厅——那些“铺着鲜艳的花环的白色地毯”，那“白色的帕罗斯壁炉架”上面摆着的“红宝石色的波希米亚玻璃器皿”，以及那“雪与火交相辉映的景象”——这一切，除了《简·爱》，还能代表什么呢？

然而，成为简·爱也意味着一种局限。一个角色如果永远是一名家庭女教师，永远沉浸在爱情之中，这在一个充满复杂人性的世界里，无疑是一种严重的限制。与简·奥斯丁或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相比，简·爱的人物形象显得单薄。前者笔下的角色拥有无数个侧面，他们通过与众多不同人物的互动展现出自身的复杂性，这些人就像一面面镜子，从各个角度映照出他们的形象。无论他们的创造者是否关注他们，他们都在各自的世界中自由行动，而我们甚至也可以进去自由游历一番。托马斯·哈代 在个性和视野的狭隘性上与夏洛蒂·勃朗特更相似，但他们之间仍然存在巨大差异。当我们阅读《无名的裘德》时，我们不会被匆忙地推向结局；我们会沉思、冥想，并从文本中抽离出来，任由丰富的思绪围绕着人物构建起一种他们自身都未曾察觉的氛围。即使他们只是普通的农民，我们也不由自主地以宏大的命运和终极问题来审视他们，以至于哈代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往往是那些没有名字的角色。但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品中没有任何这种力量，没有任何这种思辨的好奇心。她并不试图解决人类生活中的问题，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她所有的力量——这种力量因为受到限制而更加强大——都倾注于“我爱”“我恨”“我痛苦”。

对于那些以自我为中心、视野狭隘的作家来说，他们常常拥有胸襟博大的作家不具备的力量。他们的想法被牢牢地镌刻在狭窄的藩篱之内，并深深地烙上个人印记。他们脑海中涌现的任何事物，都带有他们自身的印记。他们很少从其他作家那里学习，即使有所借鉴，也无法完全吸收。哈代和夏洛蒂·勃朗特的文风，似乎都建立在一种刻板而拘谨的新闻写作之上。他们的文字显得笨拙而生硬。但他们都通过辛勤的努力和近乎顽固的真诚去反复思考每一个想法，直到文字屈服于思想，为自己锻造出一种完全符合他们精神世界的文字。这种文字拥有一种独特的美感、力量和流畅性。夏洛蒂·勃朗特并没有受过广泛的文学训练。她的写作从未达到职业作家的流畅，也没有掌握他们操控语言的能力。“我永远无法与那些强大、谨慎而高尚的心灵安然交流，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她如此写道，就像任何一家地方报纸的社论作者可能会写的那样。但接着，她又恢复了热情和激情，用自己真实的声音继续写道：“除非我穿过那传统的矜持态度建造的外部防线，跨过自信的门槛，并在他们心灵壁炉旁赢得一席之地。”正是在这个壁炉旁，她在那里落座，她的文字被内心燃烧的火光照亮。

换句话说，我们阅读夏洛蒂·勃朗特，不是为了欣赏她对人物的精妙观察——她笔下的人物充满力量而原始；不是为了观看喜剧——她的幽默感冷峻而粗犷；也不是为了思考她的人生哲学——她的观点依然局限于一位乡村牧师女儿的眼界。我们阅读她的作品，是为了欣赏蕴含其中的诗意。

对于所有像她一样拥有强大个性的作家来说，情况可能都是如此，他们只需打开门就能让人感受到他们的存在。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未驯服的野性，与既定的秩序对抗，这使得他们渴望即时的创造，而不是耐心地观察。正是这种激情摒弃了微妙和其他细碎的障碍，使他们的文字飞越了普通人日常行为的束缚，直指人类最深层、最难以言喻的情感。也正是这种激情，使他们成为诗人——即便他们选择用散文写作，也无法忍受散文的局限。

因此，艾米莉和夏洛蒂总是向大自然求助。她们需要更强有力的象征，以表达人类心灵中那些无法用言语或行动传达的巨大、沉睡的情感。夏洛蒂在她最优秀的小说《维莱特》结尾处，正是以风暴的景象收束：“乌云沉沉，西风呼啸，云层变幻出奇异的形状。”她就这样借助自然来描绘一种无法用其他方式表达的心境。但姐妹俩都没有像多萝西·华兹华斯 那样准确地观察自然，也没有像丁尼生 那样细致地描绘自然。她们抓住的是，大自然中那些与她们自身感受或赋予人物特质最契合的景象。因此，她们作品中的暴风雨、荒原、夏日晴空，并不是用来装饰沉闷的书页或展示作家观察力的装饰——它们延续了情感，并照亮了书的意义。

一本书的真正意义，往往与情节和对话无关，而是在作家笔下不同事物之间产生的独特联系。这种联系往往难以把握，尤其是对像勃朗特姐妹这样的作家而言，这种难以言喻的意义，与语言本身密不可分。它更像是一种情绪，而非某种具体的观察。与《简·爱》相比，《呼啸山庄》更难理解。艾米莉·勃朗特比夏洛蒂更像一位伟大的诗人。夏洛蒂的写作充满华丽和激情。她直接说道：“我爱”“我恨”“我痛苦”。她的感受虽强烈，但仍属于我们可以共鸣的层面。然而，在《呼啸山庄》中，没有“我”，没有家庭女教师，没有雇主。书中有爱，但不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艾米莉的灵感来自某种更宏大的概念，促使她创作的不是自身的痛苦，也不是个人的经历。她眺望着一个破碎而混乱的世界，渴望在书中为它找到某种统一。这种巨大的野心贯穿整部小说，她内心的挣扎被强烈的信念支撑着，并且想要借人物之口呐喊，那不仅仅是“我爱”或“我恨”。她想说的是“我们——全人类”以及“你们——永恒的力量……”但这句话始终没有说完。这并不令人意外。更令人惊讶的是，她竟然能让我们感受到她想表达的一切。这种情感，在凯瑟琳·恩肖未尽的话语中喷薄而出——

如果其他一切都毁灭了，而他仍然存在，我就会继续存在。如果其他一切都存在，而他消灭了，世界将变得完全陌生，我将不再觉得自己是它的一部分。

这种心情在面对死者时再次显现——

我看到一种既不是尘世，也不是地狱所能打破的宁静；我感受到一种永恒的保证——他们已步入无边无际、没有阴影的来世，在那里，生命无限，爱情充盈，欢乐圆满。

正是这种超越人性表象、将个体提升至崇高境界的力量，让这本书在小说世界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但对艾米莉·勃朗特而言，写几首抒情诗，发出一声呐喊，表达一种信条是不够的。她的诗歌，早已一劳永逸地做到了这一点。或许，它们比她的小说更长久。然而，她不仅是诗人，还是小说家。她必须承担更艰难的任务——她要直面现实。她要与外部世界的机制抗衡。她要以具体可见的形态建造农场和房屋，去描绘那些独立于她自身而存在的人们，去记录他们的话语。因此，我们并非通过大声疾呼或狂热幻想抵达情感的巅峰，而是通过见证这样一些细节：

一个少女坐在树枝上，轻声哼唱古老的歌曲，

荒原上的羊群低头啃食青草，

微风掠过草地，发出悠长的叹息。

农场的生活，就这样在我们眼前展开，尽管荒诞，但令人惊叹。我们可以比较《呼啸山庄》与现实中的农场，比较希斯克利夫与真实世界里的人。我们甚至可以质疑：在这样一群与我们认知迥然不同的人身上，怎么可能拥有真理、洞察力，甚至更细腻的情感？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在希斯克利夫身上发现一个只有天才姐妹才能看到的兄弟。我们可以说，他并不符合现实。然而，在文学的世界里，没有哪个少年比他更鲜活。两个凯瑟琳亦是如此。人们或许会说，没有女人会像她们那样去爱、去行动。然而，她们成为英国小说中最令人难忘的人物。就像艾米莉撕碎了我们对人性的既定认知，又在那不合常理、超乎现实的透明灵魂中，注入炽热的生命气息，让它们超越现实本身。她拥有一种极罕见的力量——她能让生命摆脱对事实的依赖。她能用寥寥几笔勾勒出灵魂，使其不再依赖肉身。她能仅凭几句关于荒原的描述，让风起，让雷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