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长安到奉先杜甫的成圣之路
天宝十四载（755）的一个冬夜，寒风肆虐，冬天的阴云压在长安大街的天空上。四十三岁的杜甫启程前往奉先县（今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这是他妻儿当时的居处。此前，杜甫已经在长安待了将近十年，怎么这时候突然要离开了呢？再说，好好的一家人，怎么会分居两地呢？
一切都要从杜甫三十三岁那年说起。
天宝四载（745），杜甫结婚已经有几年了，他既要对自己的小家庭负责，也得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于是，他决定和李白道别，结束在东鲁访仙问道的漫游，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即便如此，杜甫在备考的时候，还是时常会想起李白。但他很清楚，李白的那种人生不属于自己。
可杜甫想不到的是，在他来长安的前一年，唐玄宗册立杨氏为贵妃，杨贵妃家族成员纷纷得势，包括臭名昭著的杨国忠。彼时奸相李林甫独揽朝政，整个社会早已在暗中发生了很大变化。
杜甫来长安的第二年，唐玄宗宣布要亲自组织一场特别的制举。这是由皇帝不定期组织的特殊科举考试，科目设置灵活且针对性强，只要通一艺就可以参加，杜甫也参加了。可是李林甫担心有人会在试卷里揭露自己的奸恶，就劝唐玄宗不用亲自主持考试；又在考试中设置障碍，让所有人都落第。最后还恬不知耻地上表祝贺说“野无遗贤”。这个操作实在匪夷所思。更匪夷所思的是，唐玄宗竟然相信了！因为他对这件事压根儿就不关心。这样一来，像杜甫这种普通士子，想通过科举入仕，那就更难了。
杜甫当时应该痛苦过、愤怒过，但最终，也只能像每个普通人面对逆境和灾难那样，选择接受。这是命运给杜甫的一次重创。因为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离世一段时间了。失去经济支援，又无望通过科举入仕，杜甫全家在长安的日子一下子拮据起来。
于是，杜甫只能不断尝试其他入仕途径。为寻求被推荐的机会，他放下自尊，向京城的达官贵人们投诗，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和引荐。于是他混迹在各种场合，非常卑微。但是，三四年过去了也没个结果。
他感到命运对自己的嘲讽，自己本来是一个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志向的青年，现实却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杜甫白天骑着驴去敲富人的门，傍晚追着达官的马，不停转场。而且，自己并不被当作尊贵的客人招待，别人给他的食物只有残羹剩饭。
与此同时，他对社会矛盾的堆积、政治的黑暗感受很深切。他在给达官贵人的自荐信里有过大胆的控诉：“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
直到天宝十载（751），三十九岁的杜甫献上《三大礼赋》，才终于引起唐玄宗的注意，待制集贤院。这是杜甫人生的高光时刻，他以为自己的才能终于被发现了。但其实，杜甫只是获得了一个候选资格而已，他仍然需要原地等待，等待上面给自己一个官职。
这一等，又过去三年。杜甫越来越穷，以往那些达官贵人也逐渐疏远他。两个帮助过杜甫、让他被玄宗注意到的官员，因为一些政治斗争被远贬他乡。杜甫陷入极大的迷茫。
社会关系缺乏的同时，杜甫也承受着病痛带来的痛苦。杜甫得了疟疾，他一病就是三年，病情一度非常严重。当时，有一位叫王倚的朋友来看望病中的杜甫，还带了很多有益身体的食物。王倚自己并不富裕，他带来的东西不是赊的就是向富豪求来的，但总算凑了一顿有酒有肉的饭。王倚的这顿饭，给了杜甫很大的慰藉，杜甫写了一首诗来感念他，说“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常相见”。王倚是杜甫落魄期间少有的愿意前来看望他的朋友。
天宝十三载（754）秋，长安发生水灾，连下六十多天雨。这场大雨持续很长时间，百姓家中跑出了鱼，苔藓也长到床边上。老百姓没有粮食吃，只能去买救济贫民的太仓米。领取救济粮的长队旁边，有几个孩童在水中玩得欢畅。杜甫便感慨“稚子无忧走风雨”，即便面临风雨，孩子们依旧天真。
同年年底，杜甫决定把妻儿安顿到东北边的奉先县。因为灾害、疾病与贫穷，他在长安已经无法养活家人了。他的妻子杨氏，是司农少卿杨怡的女儿，有亲戚在奉先县当官。她与杜甫历经沉浮，感情深厚，两个人始终不离不弃，以至于后来杜甫说起自己的家事时，总会念及自己的妻子。在疾病与贫穷交织的生活里，杜甫看到比他生活更艰难的黎民。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杜甫的诗中出现对普通大众的哀痛。
天宝十四载（755），杜甫的病好多了。不久，吏部的消息也来了，他先被授予一个河西县尉的职务，但他拒绝了；又改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是一个从八品下小官，好处是能待在长安，但这样的官职和一介布衣没有多大区别。
十年的奔忙，经历那么多是非酸楚，最后落得这么个结果。虽然并不如意，杜甫却只能选择接受。他决定，在任职前先去看看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于是，他踏上了通往奉先县的路。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杜甫用十年长安的悲辛经历吟咏出来的长诗，也是杜甫人生与思想的一道分水岭：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jì）与契。居然成濩（huò）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huò）倾太阳，物性固莫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沈饮聊自适，放歌颇愁绝。
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dié niè）。蚩尤塞寒空，蹴蹋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樛嶱（jiūk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散玉质。煖（xuān）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群冰从西下，极目高
（zú）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坼（chè），枝撑声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
，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未登，贫窭（jù）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
洞（hòng tóng）不可掇。
这首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渺小的自己与宏大理想之间的矛盾。杜甫在诗中感叹，自己出身于名门，却落魄一生。他自嘲年纪越大，反而越来越“拙”。但即便困身于不达，杜甫这辈子给自己定的理想和目标，仍然是想要成为稷与契那样的名臣。他痴迷于此，执着于此。可现实是自己头发都白了，还在劳劳碌碌。但只要还没有到盖上棺材的那天，自己的志向就不会改变。诗中所说的“盖棺事则已”是源自《韩诗外传》的典故，孔子说过：“学而不已，阖棺乃止。”借用这个典故，杜甫是在说，自己一年到头都忧虑着百姓，心急如焚。一个小小的书生，拥有这么多的社会烦恼，同辈的先生们都对自己冷嘲热讽。
他说，自己也曾与隐逸的思想交战，幻想过避世时日的潇洒无忧。可是，一旦遇到尧、舜一般的君王，他就不忍心离开。他想成为建构国家伟业的一块材料，这是自己的本性，就像葵叶、藿叶一样，始终要跟随太阳转。
杜甫感慨，蝼蚁这样渺小的生物，也在寻求自己的巢穴；大海里的鲸鱼生于海洋，激荡海浪。自己官职低卑，人微言轻，为什么不愿如常人般仅仅经营小家，过蝼蚁似的日子，却一直心存“鲸鱼游于海洋”这样的大志向呢？因为他不想像尘埃一样，隐没于这个世界。
四十三岁的杜甫很痛苦，他是如此不甘于平庸，却也不敢把自己心中所想的话全部说出来。他在失意的时候，也曾痛饮狂歌，心中的忧愁却无法断绝。客居长安十年，他对自己的境遇、国家与社会的真相，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也并不是天生自带的，而是在无数次坎坷中积累而成的。
从长安到奉先，杜甫要路过温泉行宫所在的骊山。骊山在当时的昭应县（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唐玄宗每年都要带着杨贵妃和百官到此地过冬。岁暮，天寒地冻，百草凋零。从长安出来的路上一片阴森，天空中黑云峥嵘。霜雪落满全身，衣服带子也散开了，杜甫想给它系回去，但是手冻僵了，没法打结。快天亮的时候，杜甫路过骊山，此时他所经历的寒冷，与他设想的骊山上的富贵奢侈、温暖尊贵形成鲜明对比，可以说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杜甫走在骊山脚下，他看到那山势高峻，想象在那高险之处，有皇帝的御榻。他在路上艰难地行走，穿过天空中寒冷的迷雾，攀登因为结霜而容易打滑的山壁。
此时此刻，骊山上那座温暖的华清宫，有手执武器的羽林军，温热的雾气在温泉上升腾。皇帝和大臣在那里通宵达旦地享乐，音乐声不绝于耳、响彻天宇。能够被赐浴华清池、参加皇帝宴会的，都不是普通老百姓。而讽刺的是，君王赏赐给这些人的丝织品，都是贫寒妇女夜以继日、一寸一寸织出来的；她们家中的男性，被鞭打绳捆；他们的财物被勒索、抢夺，聚敛于京城。杜甫想：朝廷不是挤满人才吗？他们当中那些人，但凡有点儿“仁”心，看到这些物品后，应该都会惶恐战栗吧。
杜甫不解，臣子有贤臣，也有奸臣，这是正常的。但君王怎么可以轻易忘记一切取自百姓的道理呢？而且，皇帝专用的金盘，都已经转移到外戚的厅堂。外戚得势的程度，可见一斑。
在这个宴饮场合，“中堂有神仙”，有女子身着轻烟般的罗衣。客人们的保暖衣物是貂鼠皮袄；客人们的娱乐方式是听赏朱弦和玉管演奏的美妙乐章；客人们喝的是驼蹄羹汤，吃的是香橙、金橘。这些金贵、稀少的食材，不知要耗费多少人力和物力。
杜甫想到华清宫内的荒淫场面，不禁感叹：红色大门里住着豪族，他们厨房里囤积着大量的肉。肉都腐败了，发出臭味，无法食用。而路边却是饥寒交迫、在寒冷冬夜冻死的穷苦人。相隔咫尺，便是苦乐、荣枯不同的两种世界。人间的不平事，让人心中唯有愤懑，哽咽难言。
这些场景并非杜甫经过骊山时的亲眼所见，而是他的虚想。但长达十年的客居长安经历，让他预感到危机即将爆发。此时，远在范阳的安禄山正在准备起兵谋反，这个危及大唐存亡的消息，会在不久之后传到骊山。杜甫所写的这些话，全是盛世里的危言，非常具有预判性。
杜甫这一路，要经过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渡
水，东至昭应县。杜甫现在已经走到骊山，继续往前走，渡过泾河、渭河，再往北就是奉先县。但是，等杜甫赶到泾、渭河边，两河合流处官设的渡口已经改道了。
他行走在寒风与霜雪之中，脚下的道路走得异常艰难。河水冲击着巨大的冰块，波翻浪涌，像起伏的山岭，高接西天。这些带着冰块的水流，仿佛是从崆峒山飘来的，像是要把天柱撞断。此时，河上的桥梁已经处在毁坏的边缘，桥柱子“吱吱呀呀”，摇晃震荡。河面很宽，走在路上的旅人们，只能冒着巨大的危险，互相牵挽着手过桥。这种景象，是为了烘托旅途奔波之苦，也是国家政治形势危急的象征。杜甫经历种种危险，可是念及寄身在异地的妻子，只能继续往前。家人在这风雪之中遥望着自己，杜甫不忍和他们长久分别。
第二天到家时，杜甫得知，自己的孩子活活饿死了。明明昨夜的自己，还在悲悯路上冻死的百姓。有时世事就是如此，悲剧之后还是悲剧，仿佛脱离所有慈悲。
杜甫心中有愧疚。作为父亲，他愧疚于未被养活的孩子。这个时候已经过了农收的季节，可是由于极度贫困，家中没有足够的粮食，孩子还是走向死亡的结局。此时的杜甫无法强忍胸中的悲痛。他说，即使我能够自我宽慰，割舍这番哀痛，但邻居们也都会因为类似事情伤心呜咽。谁能控制得住呢？
面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辛酸悲剧，杜甫想到的是世间普通人所面对的更大的悲凉。天宝末年，租税繁重，劳役极多，普通百姓生存得非常艰难。杜甫想，自己是享受特权、不用交税和服役的士大夫，可是生活仍然如此艰辛，那些地位不如自己的平民，又该如何存活？
这就是杜甫的伟大之处，即便处于黑暗的深渊，他所关照的，也永远不可能只有自己。他的忧虑，出于时事，堆积得像终南山那么高，如此沉重，无法被掇去。杜甫是一个真正的仁者。仁者爱人，是他的思维惯性。
写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不到十天，安史之乱爆发，杜甫“恐触天柱折”的担忧成了事实。这趟从长安到奉先的旅程，既是杜甫人生的转折，也是时代剧变的征兆。
在中国古代，并不是所有士大夫都怀抱着对人民的巨大悲悯，也不是所有贵族都愿意揭露社会现实。而杜甫，能将社会矛盾的根源追溯到皇帝，可见其胆识和勇气。
客居长安十年，杜甫尝尽世态炎凉。在人生的困境中，他看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但他并没有因此看轻自己，他仍关心国家命运，批判社会的不公与黑暗。他从自己的遭遇去反观世界，看到的是比自己还要悲苦、渺小和无力的人。他将自己全部的悲悯都交给这个世界。这是杜甫作为生命个体在这个世界上存续的目的。
离开长安的杜甫，从个人的世界里解脱，逐渐走进一种“圣人无我”的境界。从长安到奉先，是杜甫的成圣之路。如果杜甫只是想着利己，他最终只会成为那个时代里没有出路、对社会抱有愤怒和怨恨的人，成为一个不断感叹自己怀才不遇的人。可是，杜甫并非如此。他站在人生的谷底，在命运给他逆境的时候，他的眼睛没有回避，也没有闭上，而是直视黑暗。
杜甫是“诗圣”，可“诗圣”也是普通人。他和普通人一样，拥有世俗的困惑、迷茫的人生和现实的挣扎。但他最终走出自我的怨愤，走出对个人前途命运的迷失，转向关怀他人。这是杜甫成为“诗圣”的开始，也是杜甫成圣的原因。
杜甫的成圣之路，是一条走向他人、通往广博的路。杜甫成圣的境界，是一种完全利他的无功利境界，一种“无我”的境界。杜甫的成圣，意味着精神的救赎，也意味着连筋带骨地锤炼人格。成圣，是杜甫唯一的选择。面对破败的山河，他永远不允许自己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