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府
（1907年9月10日）

亲爱的琼，

我们来这儿已经有一周的时间了，看到的是尚未被真正西化的中国，尽管这儿离芝罘还不到60英里 ，但是走陆路还是要花整整2天的时间才能到达。幸亏我们搭上了一艘小型的轮船，所以这趟旅行只花了5个小时。我们在海边一个沙滩上下了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但实际上，隐藏在城墙后面的登州府离我们下船的那块沙滩只有大约0.5英里。轿夫们踏着海浪把我们抬到了岸上，然后又抬着我们很快地穿过了一片莽莽苍苍、荒无人烟的“无人区”，接着又穿越了一块高粱地，那里竖立着一些酷似牛棚的茅舍。最终，我们穿越了一个建造于公元前300年，并据说仍然维持着其雉堞原状的城楼。进入城里后，我们仿佛穿行于一个被高墙围住的迷宫之中。无论中国还缺乏什么东西，各式各样的围墙则总是不会缺的。倘若没有岩石，你可以用砖或鹅卵石来砌墙。假如连鹅卵石也没有，那还可以用黄泥和海藻，或用其他任何材料来造墙。在我看来，这些街道不过是墙壁之间的通道，而墙壁后面的房屋则隐而不见。震耳欲聋的嘈杂声也被这些墙壁所隔阻，唯一的突破口是墙与墙之间的小道。路上遇到的人寥寥无几，居民们都紧靠着墙边，从屋内凝视着我们。我们绕过一个个拐角，转过一个个急弯，突然惊奇地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小巧的英式教堂，教堂对面是一条被柳树遮掩的潺潺小溪，它与四周的围墙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对比。我们知道现在离目的地已经不远了，又转了一两个弯，就来到了布满爬山虎的围廊下的一扇门前，周围的树木遮天蔽日，有一种熟悉的家的感觉。这便是我对登州府的第一印象。

我对登州府的进一步认识来自城墙顶上。那儿有一条宽阔的、长满青草和荆棘的路。这条路是那些想要躲避狭隘街道上的气味和拥挤人群的“洋蛮夷们”（foreign barbarians）所喜欢走的。从高处往下看，你看到的不再是墙壁，而是屋顶——仿佛一望无际的“平原”，同样宽度的屋顶，同样的图案，两边从弯曲的“山脊”上倾斜下来。不时地会出现一抹深绿色，那里有几棵树打破了屋顶组成的线条，或者还能看到一个金色的粉尘云团，那里是一片打谷场，它就像古老圣经中的打谷场一样，此刻人们仍在使用2000年前的原始工具，正忙着给新收获的小米脱粒。

我们在城墙顶上一直待到了太阳下山，城墙的轮廓在西边天际玫瑰色火烧云的映衬下显得更加突兀和黑暗。北面远处的大海被笼罩在阴影之中，在我们脚下，一层薄纱飘浮在昏暗灰色屋顶的上面，使整个世界都变得模糊不清。有时，坐在女主人家阴凉的阳台上，这里离街道只有一箭之遥，我们却很难相信自己是身处大城市之中——空气中弥漫着奇异而令人难以置信的寂静。街上不断地有人经过，但我们既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的动静。他们或许穿着布鞋，或许赤着脚，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街上并无车辆经过，而骡子的蹄子踏在尘土上，也像人们走路那样悄无声息。不时传来乞丐持续不断的呜咽声，其哀伤的音调抑扬顿挫，此起彼伏；有那么整整3个日夜，每隔一段时间，不远处的一所房子里就会传出一声声悲鸣，一个失去亲人的寡妇在指定的时间里哭哭啼啼。某些情况下，如果钱不是问题的话，她会雇人替主要的送葬者哭泣，这是丧礼上必不可少的一环。没有哭声的抽泣是不能作数的，哭声必须是响亮而撕心裂肺的，这样才能让所有人都听见，并知道是死了丈夫的寡妇在哭。

不久前，登州城里的一户大户人家发生一件令人扼腕的惨事。有一天晚上，这家的独子在睡着的时候因蚊帐起火燃烧，竟然死于这场火灾。我借住的那家的女主人跟死者的母亲及其姐妹，以及那位可怜的年轻寡妇的关系都很亲密。她们按照被社会所认可的习俗，都住在离我们住处不远的一栋宫殿式的豪宅里。

我们的女主人参加了吊唁仪式，归来之后，竟然带来了一个邀请黛博拉和我的口信。这只是服丧的第1周，但如果我们去看她，死者的母亲将会感到“非常高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岂不是非同寻常的事情？然而，如你所知，这里的一切都有争议性，在大丧期间，人们也会谋求一定的曝光率。我们被告知，对方甚至期望我们去上门拜访的时候，身上的衣服穿得越艳丽越好。

我将会在拜访回来之后再完成这封信，因为我想你一定有兴趣知道我们这次拜访的过程。

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奇怪的一次拜访。我们到达时，发现这座豪宅的大门上挂满了白色的麻布。守门人把我们迎了进去，我们默默地穿过外庭院，进入内庭院，继续向前走。

这时，房子里有几位女士出来迎接我们——她们身材娇小，笑容温和，举止轻柔，依依不舍。她们拉起女主人的手，深情地握着。她们自然是穿着丧服——最朴素的深蓝色棉布外衣和裤子，以及正统的白色丧鞋。她们带着我们走上台阶，进入房中。这位可怜的丧子母亲是一位端庄而年迈的矮小妇人，文雅而知性，穿着同样简单的蓝色衣服，可怜的小脚上穿着同样的白鞋，其缠过的小脚只有蹄子那么大，正站在那儿等待我们。她拉着我们的手——黛博拉和我的手——用同样优雅和依依不舍的方式，带我们走进一间内室——房间不大，其空间几乎全被放在木架上的一口巨大棺材所占据了，棺材前面有一张桌子，玻璃框内放着死者的照片，还有鲜花和其他纪念品。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尤其对汉语知识有限的我们来说更是这样。然而，对于事物，据说中国人凭直觉就比我们了解得更多。这几乎等同于她们具有第六感。因此我们希望，尽管我们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但她们能充分理解我们的同情。

我想是出于对我们女主人的恭维——她们显然对她非常亲切。最后，我们被带进了内室，原来是这家女主人的卧室。这是一间很不舒适的居室。室内的主要设施是一张用砖砌成的炕，冬天在炕下面生火，晚上则在炕上面铺上棉被。但在白天，它被铺上了一条白色垫子，当作沙发。围绕墙壁摆放着像大风琴一样的橱柜和巨大的红木桌椅，其摆放的方式有些僵硬并显得拥挤。那张用砖砌成的床成了最不舒服的座位。我们3个人并排坐在上面，双脚悬空，因为我们坐的位置太高了，脚够不着地面。在我们身后有一扇用木头做窗格和糊窗纸的大窗户。对面有一个同样的窗。

正如你们所认为的那样，谈话过程困难重重。我们的女主人W夫人正在和刚刚出现在现场的老祖母交谈。黛博拉和我被留在了一个挤满了人的房间里，那儿没有一个人会说一句英语。我们说出了自己的“贱名”和“虚龄”，却羞于按照礼节询问别人的“芳名”和“贵庚”。我们曾试图解释为什么我们没有丈夫，但中国人是很难理解这件事的。就我而言，这很简单。她们对我表示了同情。但是黛博拉为何还没结婚——这的确令人费解至极。片刻之后，我又把教科书上的一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这使得她们更加困惑了。

“中国话，懂得来，懂不来？”（Middle kingdom talk, understand get arrive, understand not arrive？）

她们全都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你在问她们是否能听懂中国话。”黛博拉对我耳语道。

唉！我本想问她们是否懂英语。幸运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端来了茶，每人一杯，并递上了用梅子做馅的糕点。多亏它们打断了谈话，我喝了不少茶。可是，唉！我的杯子就像寡妇的诅咒一样，喝到最后还是满的，就像开始时一样。每当我喝上一口，女仆就会拿着水壶过来填满水杯，最后我趁女主人不注意，偷偷地把水杯放到了旁边的柜子顶上，再也不碰它。

就在这时，一支悲伤的小队伍走进了房间。这位年轻的寡妇还是个女孩，有着一双柔和的棕色眼睛和一张苍白的椭圆形脸，从头到脚都穿着白色的麻布衣，身后跟着两个分别为3岁和5岁的小男孩，也都穿着麻布衣。他们走上前来，依次跪在我们面前，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谦卑的态度显然是符合礼仪的。这两个小男孩现在是她们所有的希望。在儒文化氛围的家庭中，只有家族里的男性成员才能在祖先牌位前参加祭奠仪式。

如果小寡妇的孩子碰巧是女孩而不是男孩，那么她的生活前景的确会很黯淡。但即便育有两个儿子，她的命运也足够悲哀。无论今世还是来世，她都没有确定的希望（sure and certain hope），有的只是无名的恐惧，萦绕心头的、由邪灵和厉鬼所带来的恐怖，以及行动诡秘、力量无穷的复仇之龙（revengeful dragon）。

在接下来的100天里，她必须身披白麻布，谦卑而心情沉重地哀悼死去的丈夫，但在这100天里，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在死亡后的第7天和第14天之间的某个时刻，已经潜入地下10至12英尺 的“七畜灵”（seven animal spirits）将会回到地面。和尚知道该何时做“头七”，以及必须为此准备一些什么样的食物。至于那些陪伴“灵魂”从阴间归来的贪婪衙役，必须让他们忙个不停。因此，要为他们提供装在罐子里的鸡蛋和一双双筷子。与此同时，死者的“灵魂”将会有时间祭拜其祖先的“灵位”，也可能会祭拜“灶神”。

如果报酬丰厚，和尚就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做很多事情。最后要考虑的事情就是钱——需要制作很多“金银”以供死者在阴间使用。

后来，几个女人带我们去参观大客堂和各个院落及亭子，我们来到一排长而低矮的房子前，通过打开的窗户，可以看见一些穿着白麻布衣服的男人在屋里忙碌着。他们从早到晚忙个不停，而且还要忙很多日子，为这一家死去的儿子制作锡箔纸钱。

在院子对面有一座凄凉的房子。人们特别自豪地向我们展示了其中的房间，因为它是专属于死者并用洋式家具装饰的。屋里的那些桌椅大多是按英国的样式制作的，它们都毫无章法地堆在一起，就像家具店里摆放的那样。

这座大房子是由一座座围绕着庭院而建的单层建筑组成的。我们跟随着向导从一个院子走到另一个院子，她们那些穿着白鞋、被缠过的可怜的小脚痛苦地扭动着，似乎太小太弱了，无法承受身体的重量。我们被带进一个巨大的客堂，客堂建得像一座神庙，墙上有雕刻的祭坛和神祖牌的框架，大堂里摆放着用黑色漆器制作的椅子和桌子，上面镶嵌着大量珍珠母。

不时地，铺石板的院落会突然变成花园——奇特而正式的小花园，树下摆放着盆栽棕榈，粉红色的海棠、蓝白相间的金鸡菊和散发着甜香的白色番红花簇拥在用铺路石围成的小花坛里。我们的同伴采了一束鲜花，并将它们分成数量相等的3份分别送给了我们3个人，每人得到一朵番红花。显然人们特别看重番红花，它们的气味的确非常芬芳。

这时，我们的新朋友们已经不再害羞，她们鼓起勇气做了一件我相信她们整个下午都渴望做的事，那就是仔细观察我们身上佩戴的一些小饰品，并检查我们的帽子和手套。手套是她们特别感兴趣的东西。当然，她们自己并不戴手套，而且可能认为这种习俗非常野蛮，尽管她们出于礼貌，不敢说出来。相反，她们却言不由衷地说：“好看！好看！”而我——如果我知道该怎么应答的话——本该自谦地回答，承认我的这些衣饰廉价逊色，赞美她们身上的穿戴美不胜收。

最后，我们被护送回那个气氛忧郁的停棺间，去向这家女主人告别。一家人围着我们，鞠躬微笑。她们人太多了，而且长得都很像，以至于我分不清谁是谁，后来有人告诉我，我对其中一位女仆笑得特别甜。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幸运的是，我并没有向她“拱手作揖”。在穿过庭院的路上，每到一个转角，我们都会转身鞠躬，却总是发现女主人已经跟上了我们的脚步，直到最后她们走到了外门，而我们则沿着街道向后退去，仍然在鞠躬。即使是在皇室成员面前，我们也几乎不可能做得更多。

我们的访问显然相当成功。几天后我们又收到邀请，去听和尚对着棺材念经。我们不禁想知道，这口棺材还将在地面上保留多久。

附近有一座更宏伟的宅邸，属于一个官宦世家。该宅邸的主人——好像是位将军——几年前去世了。他是如此受人尊敬，以至于皇帝在他死后将他封为圣人（saint），并向为纪念他而修建的祠堂赠送了绣有华丽花纹图案的丝绸万民伞。皇家赠送的礼物中还有一把锄头和一把红色手柄的铲子，用于挖掘坟墓。但这个坟墓直到两年以后才开始挖建。他们要等到小继承人长大一点，才能让他来举行落葬的仪式。与此同时，棺材被存放在将军府中，有人说这并不令人反感，也有人说这令人反感。这可能取决于风向。

有一天，我们无意中发现自己出现在一个葬礼上，但我们并没有留下来。在一条用鹅卵石铺成的狭窄街道上，在临时搭建的草席棚下，一些穿着破旧白色麻布衣服的人正用丝毫看不出像是乐器的器具吹奏出忧郁的“风笛”声，并欢快地打着一个巨型的大鼓。一群人好奇地围拢过来，人们簇拥着从这座房子敞开的大门里进进出出，就像蜜蜂频繁进出蜂巢一样。护送我们的一位中文教师用手势招呼我们进去。

穿过一条黑暗的通道，我们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庭院里。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临时的厨房。到处都是炊具。粉红色的肉块和鱼块，漂浮在大盆油腻的水里，还有蔬菜，切碎后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许多厨师都在努力工作，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菜油和压扁的瓢虫的气味。

我们穿行在他们中间，穿过一个黑暗的前厅，进入一间光线昏暗的内室，人群在我们身后紧紧追赶。地板中央摆放着一个临时祭坛，上面用小人国的餐具摆放着一桌美味佳肴，前面是一个玻璃柜，里面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死者的名字。靠墙的座位上坐着送葬者幽灵般的身影，他们身披白色麻布，沉默不语，一动不动；在祭坛两侧的地板上，死者的两个儿子庄严地跪着。一群蓬头垢面的小男孩——这些只是雇来的送葬者——穿着又脏又破的白麻布衣服，没洗干净的手里拿着长长的野鸡羽毛，好奇地注视着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穿过这个房间，装着死者的棺材就放在隔壁房间，两个房间之间的门是开着的，但我们没有进去。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作为完全陌生的人闯入亲人去世的家庭似乎是不可饶恕的。显然，在那位中文教师的眼里，这根本就不值一提。

你也许想知道我们怎么会跟一个中文教师一起上街的。在中国内陆，这样的事情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我被告知，在中国内陆，即使是夫妻也不太会一起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然而在登州府，外国人已经生活了40多年了，当地人也已慢慢习惯于他们那些怪癖了。我们这位博学的同伴只是我们所借住的那个女子学校的一名教师。

不知我是否已经告诉过你，我们的那位女主人是当地一个大型美国长老会女校的校长。为了能够按照美国的方式毕业，女学生们必须完成一个为期9年的课程。除了“四书五经”等中国经典之外，她们还得用中文学习西学的内容——代数、几何、历史、生理学等等——其中有些学生最终也会成为教师。

这所学校与前几天我们听说的内陆省份的一所学校截然不同。作为中国上层女子就读的女校校长，她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全凭一己之力创办了这所学校。她的学生从8岁到40岁都有，其中有许多还是高官的妻子。为了表明她对西方习俗的了解，她——校长——穿了一件紫色的麻纺布外衣，腰间系着腰带（外国人总是要有腰带的，就像我们认为中国人总是有一根辫子），戴了一顶闪亮的黑色水手帽，内衬是羊毛毡，边上镶着已经凋谢的真花，最后，她那双可怜的小脚穿上了棕色靴子。

“那您会教她们些什么？”我的朋友问，她对于这种新式学校很感兴趣。

“哦，”这位身材娇小的女士胸有成竹地低声说，“她们并非真的想学什么东西，可是她们喜欢上学，她们的丈夫们也喜欢让她们来上学。”

“那么她们在学校做什么呢？”

“她们只是聊天、玩耍和抽水烟，如果发生了什么争议，她们的丈夫们会在一个类似委员会的地方坐下来决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太可惜了，”我朋友说，“您就不能敦促她们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时间吗？”

“嗯，有一个学生，”这位身材娇小的女士悲伤地说，“如果她愿意，原本是可以学得很好的。她的能力很强，但当我逼她学习时，她向她丈夫抱怨说她受到了虐待，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中国对教育和任何西方知识的狂热追逐肯定有其可悲的一面。即使只是一个自称能“教英语教到字母G”的人，也可能不乏学生。

我们那个中文教师确实是一个很有用的向导。有一天，他甚至带我们进入了一座孔庙的神圣殿堂。我们后来得知，那个地方是不准女人入内的。我们注意到，在守门人同意让我们进入之前，孔庙门前人群中有许多人颇有微词。当大门在我们身后关闭时，人们都惊奇地注视着我们。在见了其他铺石板的院落和有着拥挤建筑的庙宇之后，我们感觉这座孔庙的场地显得宽敞而富有田园气息，令人心旷神怡。一座巨大的亭子式建筑被漆成了红色，红色是所有文庙的正统颜色，此建筑矗立在绿色草地另一侧地势略高的树丛中。一群山羊在阳光下悠闲地啃着青草，一头大黑犍牛耐心地伫立在树下。

在犹豫了一会儿之后，一位孔庙的守门人终于为我们打开了大门。唉！这座暮色中的大殿里，除了墙上的灰尘和蜘蛛网及孔子牌位前的祭坛式桌子，已经空无一物，没有了通常孔庙的庄严肃穆——我们惊奇地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圣人塑像，他那发黑的脸和狰狞扭曲的五官就像一个神态威严的道教神像。而在孔子塑像的两侧，沿着侧墙排成长长一排的，是他的弟子们的雕像，虽然没有那么巨大，但也同样面目狰狞可怖。如果孔子能看到自己及其追随者的那些怪诞形象，那么他会感到多么恐怖；而这一天显然是秋季祭祀的日子，是一年中重要的日子之一。

我们前面所见到的犍牛和山羊，现在都成了这一场景中的悲惨元素。再过一两个小时，它们就会在树下被屠杀殆尽，昼去夜来，热血沸腾的人们会把孔庙挤得水泄不通。从上到下的官员都会在护卫的陪伴下聚集在孔庙之中，在欢迎孔子的灵魂来到他们中间之后，人们会把犍牛的躯体作为祭品献给孔子，而那些山羊的躯体则被分别献给孔子的弟子们。最后，当祭奠仪式结束，圣人的灵魂已被虔诚的人们鞠躬送走，那些作为祭品的牛肉和羊肉将被参加仪式的官员们按照其等级和地位分而享之。而这一切都是以那位谴责献祭、反对偶像崇拜的导师的名义进行的。

今天下午，我们应邀前去聆听僧人们在棺木前诵经。如此奇特的场景！停棺间的大门敞开着，前面的小院子也盖上了屋顶，挂满了蓝色、银色和其他颜色的精美挂饰。在又长又窄的桌子旁，坐着11位剃光了头发、穿着宽松的灰色粗布长袍的僧人，他们翻动着面前桌子上的大部头书籍，但似乎并没有在看那些书页。他们用单调的声音吟诵着单调的词语，其中一名僧人敲击着一个葫芦形的木鱼头，用不着调的笃笃声来掌控诵经的节奏。佛经中的部分词语来自印度的巴利文，在场的所有人也许根本听不懂，而坐在我身边的该家女眷们，则饶有兴趣地对我外套上的辫子和发卡的样式进行了细致的审视，以此来消磨难熬的时间。

在灵堂和棺材之间摆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摆放着十几道美味佳肴。每一道菜肴都并非为活人烹饪，而是为亡者准备的！在一个靠外面的院子里，有一张桌子摆在一个卷轴的前面，卷轴上写着亡者及其儿子和其他继承人的姓名及对他们的描述，在两大碗撒了面粉和小米的熟菜之间，放着一幅地藏王的画像。这一家的女主人解释说，这些食物将会被拿出去并撒落在街道上，以供阴间那些到处游荡的乞丐灵魂享用。她坦承这些食物实际上并非被亡者享用，而是被活物，也许是作为清道夫的流浪狗，给吃掉了。

但是这并没有关系，她说道，意义只是象征性的，通过在街道上遍撒食物，那些孤魂野鬼肯定是可以从中获益的。她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但事情就是这样！

我曾听人说过，中国人是为亡者而活，而不是为生者而活。这一点时刻提醒着人们。在离芝罘不远的地方，有人在冬天活活冻死，而他们的房屋下就蕴藏着大量的煤炭。他们之所以守着煤炭还被冻死，就是因为不敢惊动地下那些死魂灵。中国人反对建造铁路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尽管这种反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克服，但在许多情况下都是这样的：

那抱怨自己违心的人，

仍会秉持同样的观点。 ^[1]

许多的不幸都被归咎于外国蛮夷引入的“火车”（fire carriages），难怪进步总是那么缓慢。

走回家时，我们经过了城市的一条主干道，这里不再有寂静的灰墙，街边画着一条长长的色彩模糊的双线，敞开门面的小亭式商铺前挂满了红色、猩红色和金色的招牌、灯笼和卷轴，一座色彩艳丽的凯旋门（实际上是一座牌坊）从街道的一边跨越到另一边，它由蓝色、绿色的琉璃瓦和镀金雕刻物件组成。我们脚下的人行道是由磨石和鹅卵石巧妙地镶嵌而成的，历久弥新。

一队衣着怪异的人从我们身边走过，他们是身披麻布、正要去参加葬礼的送葬者。我们想到了《圣经》中的旧时代，想到了商品的交易场所、紫色细麻布的卖主、铜和明亮的铁器皿、钱庄和那些“在天平上称银子”的人、在底维斯门前的拉撒路和骑驴的旅行者，以及在市场之外更开阔的地方，“耶布斯人的打谷场”和“黄瓜园里的小屋”（在这里则是“西瓜园”）。这一切全都历历在目，就像在上千年前那样栩栩如生。但即使在这座诞生于公元前300年的城市里，人们也能感受到变化。

走出古老的街道，我们进入了校园，那里有40多名中国少女，她们是按照美式教育培养的学生，正以世界上最强的求知欲来汲取西方的知识。一位年轻的访客正在阳台上等着我们。他原本是中国海军的一名军校学员，但由于拒绝“崇拜”孔子，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目前在登州的洋人手下从事教育工作。他英语说得很好，但是我们之间的会话不得不戛然而止，因为有一个使者冲进房间，告诉我们，本来我们准备明天搭乘的轮船现在已经提前到来了。所以我给你的下一封信将会从芝罘发出。

匆匆，
你永远的罗

[1] “He that complies against his will/Doth hold the same opinion still”出自英国诗人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612—1680）的著名讽刺长诗《休迪布拉斯》（ Hudibras ）。——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