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中的上海

我常提起自己视觉中的最后印象是在上海动物园看大象吹口琴。可有时又觉得恍惚不对。大象如何能吹口琴？不合比例，技术难度太大了。但我的确是在上海失明的，这也是上天对我的照顾，让我看了一眼那个年代中国最绚丽的城市：霓虹灯、各种颜色的小轿车、夜航船上奇幻的灯语。

我还平生第一次见到了活的外国人。记得妈妈带我去看国际饭店，当时应该是上海最高的大楼了。我仰着脖子数楼层，一个外国姑娘走出大门，她仿佛一只色彩斑斓的大鸟，好像还背着照相机，我毫不掩饰地盯着她看，跟看见大象吹口琴一样。她注意到我（那时我还很小很可爱），就过来摸了摸我的小脸蛋。

上中学的时候，我第一次上台表演吉他弹奏，弹的是《上海滩》。那时，这个电视剧播放的时候，真是风靡一时，歌曲也好听。我很迷恋许文强和冯程程说话的声音，很酷很嗲，过去听的都是中央电台广播员铿锵有力的声音。后来我姐姐结婚生的儿子，就叫啥文强。

我在东北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几乎没有上海同学。听说上海人很恋家，并且认为出了上海就算是乡下。但也有个光彩照人的女孩，学外语的，是文学社社长。她的籍贯跟北京、上海都沾边。所以，每次自我介绍，她会自豪地宣称，“我是个来自北京的上海女孩”，只是这个介绍就让整个东北都感到自卑了。

1995年，我作为流浪歌手，第二次去上海。彼时，我已有一年的北京马路唱歌经验了。来不及怀旧，去哪儿唱？当然选人最多的地方，南京路。

刚唱了一首，警察就来了，他语重心长地向我说明：“南京路是上海的窗口，你在这儿唱歌，就等于坐在我们上海的窗台上乞讨。”然后他一转眼，看到了我装钱的大纸箱子，惊呼，“这么大箱子，你太贪婪了。”

2002年，我升级为酒吧歌手，第三次去上海。

在浦东的一个歌厅里驻唱。深夜下班的时候，就开始了回家的漫漫路程。我住在虹桥，要从东方医院乘车到火车站，再转个什么车到动物园，然后走上一段路回家。我住在一个小院子里，房东是个资深的上海老太太。小院子里种满了花，她退休前在动物园当园丁。她经常为我的小屋子换上新鲜的玉兰，说这花香对身体好。

她好像没什么亲戚，我们常常坐在院子里聊天，她说起年轻的时候，每天睡在水泥地上很苦，说起她去世的妈妈，还会激动得哭起来，自言自语地唠叨着“我想我妈妈了”。

2007年，我带着刚发行的唱片去上海，做专场演出。上海的孩子们太给面子了，那时，唱片刚出一个月，可大家熟悉得像听老歌一样，演出现场竟然成了台上台下的大合唱，结束时我开玩笑说，到了上海，才感觉到自己快成周杰伦了。

2009年，上海99图书的编辑尹晓冬找到我，要出我的诗文集，当时也有一些别的出版社跟我谈，可尹晓冬凭借一个上海女子的精明和强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经常请我吃大餐，最终这本乡下人的书还是着落在了上海。

还有韩寒的《独唱团》，我在上面发了《绿皮火车》。搭上韩寒的顺风车，我也出了点小名。很多陌生人见了我都会介绍：“老周，我是看《绿皮火车》认识你的，听说你还会唱歌？”真是令人悲喜交加，好像我是个卖烧饼的，听到人夸奖“您的油条太好吃了”一样。

最后，再送给大家一个小料。话说我住在香山的时候，接到一上海姑娘的邮件，标题是：周云蓬，我爱你。那时候，在山上，整天与荒坟古树昏鸦为伴，对爱情就是两个字：渴望。我赶快回信，邀请她来香山，共商“大事”。等到春暖花开之际，姑娘翩翩而至。先请她到山下最好的饭店吃饭，然后，邀请她漫步植物园。走啊走，姑娘只谈人生、梦想，饭都快消化完了，刚谈到哲学。我一想后面还有宗教呢，要正确引导一下舆论了，就暗示了几句，没反应。后来，我实在疲劳了，干脆冒险吧，犹犹豫豫地想抱她一下，胳膊还在半空中，就听姑娘大喊一声：“你要干什么？”我就崩溃了，多少天的向往和那傻瓜胳膊瞬间成了稀里哗啦的大地震。

后来她来信告之：你误会了我们之间纯洁的感情。这时候，我想起来，上海那个乐队顶楼的马戏团的歌词：你“上海”了我，还一笑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