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天气和风力

在拟定的登陆前线以东，勒阿弗尔（Le Havre）和塞纳河河口以南，距离卡昂大约50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小村庄叫圣埃蒂安拉利耶（Saint-Étienne-l’Allier），它坐落在厄尔河谷。和诺曼底的大多数村庄一样，它被郁郁葱葱的农田包围着，耸立着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石砌房屋和一座教堂。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它都是完全不起眼的。然而，它现在是苏尔库夫游击队（Maquis Surcouf）的总部。苏尔库夫游击队是一个抵抗组织，在过去的一年里壮大了很多。而且由于其地理位置——它驻扎在许多德国援军前往诺曼底的必经之路上——它似乎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罗伯特·勒布朗（Robert Leblanc）是苏尔库夫游击队的公认领袖。他是乡村咖啡馆和杂货店的老板，现年34岁，英俊潇洒，浓密的黑发从前额向后梳。勒布朗患有肺结核，因此在战争开始时被豁免服兵役，他和妻子丹尼泽（Denize）以及四个年幼的孩子继续留在村子里。作为一名狂热的爱国者，他从一开始就被德国侵占法国给激怒了，并下定决心不要袖手旁观。在乡村牧师阿贝·梅杜拉（Abbé Meulan）和木匠罗伯特·萨姆森（Robert Samson）的帮助下，他开始实施一些小规模的反抗行动，例如在门上画代表胜利的V字，撕下德国的海报。勒布朗拒绝出售亲德和亲维希政府的报纸。这三人还藏匿了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并帮助他们逃跑。到了1943年春，其他人开始拜访他们，并加入他们的运动。大多数都是为了躲避强迫劳动服务的年轻人。纳粹德国于1943年2月推出了强迫劳动服务计划，强制要求所有18～25岁的男性在德国工作两年，在那里，他们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最低的口粮，并且环境恶劣，必须像奴隶一样工作——他们基本上就是奴隶。在法案通过后的几天内，纳粹德国征召了第一批年轻人，共25万人。不用说，许多年轻的法国人逃到了山里。很快，一个新词传遍了整个法国，从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脉传到了遥远的诺曼底山谷：在科西嘉语中，“maquis”指的是多山的灌木丛地带，但后来它被用来描述那些逃离德国的强迫劳动，转而加入抵抗组织的年轻人群体。

自1942年11月以来，整个法国都被德军占领了，但国家的日常管理是由总部位于维希的法国政府负责的，维希政府由年迈的独裁者贝当元帅和他的总理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领导。在前地方官员让·穆兰（Jean Moulin）设法前往英国会见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 将军之前，法国的抵抗运动一直都是无组织的、孤立的、混乱的。戴高乐是“自由法国” 的领袖，并且自称是在伦敦建立的法国流亡政府的首脑。虽然穆兰是左翼分子，但他认为最好的行动路线是让所有的抵抗者都拥护右翼分子戴高乐。随后，他回到了法国，试图把这些迥然不同的运动整合成一个更有组织、更协调的整体。在探索的过程中，穆兰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1943年7月，他被出卖、俘虏，遭到折磨，然后被杀害。从那以后，抵抗组织再次分裂，主要原因是德国人和维希政府为了消灭抵抗组织采取了越来越残酷的措施。除了20万德国占领军外，到了1944年初，维希政府还拥有50000多名宪兵、25000名机动预备队成员和大约30000名法兰西民兵——一种新的准军事法西斯民兵，其成员没有经过良好的训练，纪律也不严格，但致力于开展残酷的镇压运动。1944年下半年，从很多方面来看，法国都陷入了内战。

管理和协调逃出来的年轻人，以及针对极端和不同的政治动机、自我意识和期望，就如何开展抵抗运动达成一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许多领导人已经死亡，而其他领导人身在伦敦或自由法国北非分部的情况下。然而，到了1944年春，情况有所好转。法国成立了军事行动委员会，旨在帮助统一法国，而不是控制武装抵抗活动。之后，法国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指挥结构，称为“法国内务部队（Forces françaises de l’intérieur）” ；不久后，它便渗透到公众的意识之中。人们广泛佩戴“法国内务部队”的臂章，并在建筑物、传单甚至车辆上大量粉刷组织名称的首字母缩写“FFI”。法国内务部队的名义领导人是皮埃尔·柯尼希（Pierre Koenig）将军，他是自由法国的指挥官。1942年，他带领士兵在利比亚的比尔哈凯姆（Bir Hacheim）英勇地抗击隆美尔的军队，后来又在阿拉曼作战。任命他担任领导人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尽管从实际意义上来说，这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柯尼希身在英国，而不是法国。尽管如此，到了1944年5月，军事行动委员会和法国内务部队的成立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让抵抗运动有了一个统一的使命感，尽管政治目标仍然存在巨大分歧。

然而，成为任何抵抗组织的领袖，仍然是一项极具挑战性和危险的任务，就像苏尔库夫游击队的公认领袖罗伯特·勒布朗所意识到的那样。现在，他直接指挥着大约2000名士兵，不断受到背叛的威胁，而且一直都没有足够的武器和弹药，只能暂时通过第三方与上级当局和英国空投部队取得联系。然而，在即将到来的登陆行动中，人们希望勒布朗和他的士兵们能够竭力阻止德军的涌入。只要稍微想一下就可以预见到，如果被抓，他们不会被关在战俘营里，而是会被折磨到死。

*

在大洋彼岸的英国，如何对待法国人是盟军在登陆前夕面临的众多难题和挑战之一。在戴高乐于1940年6月抵达伦敦后，英国人便一直为他提供住所和支持。1942年7月，英国人和美国人都谨慎地承认了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和戴高乐的政治组织，但拒绝把它视为临时政府。尽管戴高乐是一个勇敢、敬业和天生的领袖，但在这些黑暗的战争岁月里，他没有采取行动来博得那些帮助他和法国的人的好感。他傲慢、易怒、脾气暴躁，他的自尊心之强和自我意识之深都快赶上了巴黎的面积。他对别人给予的帮助很少表示感激，反而摆出一种令人惊叹的理所应当之态。

丘吉尔和英国人大体上是宽容的，但美国人（尤其是罗斯福总统）却怀有深深的不信任感。罗斯福最关心的事情是，解放后的法国人应该民主地选择新的政治领袖。他不认为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获得了授权，也不相信戴高乐是解放后的法国人希望簇拥的领袖。他有自己的理由。穆兰认为，抵抗组织应该追随戴高乐的旗帜；但是，自从穆兰去世后，抵抗运动的许多领导人都持有不同的看法。事实上，甚至在1944年3月，全国抵抗委员会（穆兰根据戴高乐的路线建立的组织）就已经不假思索地驳回了戴高乐的主张，即由他在阿尔及尔的总部控制军事行动委员会和法国内务部队。

艾森豪威尔曾请求允许他和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进行谈判，最终罗斯福给予了批准，但谈判的目的只能是为了帮助法国恢复法律和秩序。总之，解放区将由占领区盟军政府进行管理，该政府曾管理意大利的民事事务。没有人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是临时政府，也没有人和这个组织分享“霸王行动”的细节。此外，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密码系统很容易被破解，这增加了人们对可能泄露情报的担忧。火上浇油的是，英国很明智地对所有中立国或同盟国的外交代表（英国属地、美国和苏联的外交代表被豁免在外）实行了旅行禁令，并禁止未经审查的通讯联络，因为安全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戴高乐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不在英国的豁免名单之中，因此，它再也不能自由地从阿尔及尔与目前驻扎在英国的法国部队进行通讯联络。这些举措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因为法国的机组人员将和英国王家空军一同飞行，法国的海军舰艇将和盟军海军一起作战，菲利普·勒克莱尔（Philippe Leclerc）将军指挥的装甲师正在英国接受训练，该师隶属于乔治·S.巴顿将军领导的美国第三集团军。然而，在盟军攻占诺曼底的大部分地区之前，这些法国军队还没有被送往法国。

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一个让戴高乐颜面尽失的现实：他将不会参与登陆行动，他也不要指望能够作为解放后的法国的领导人回到自己的国家。他非常愤怒，禁止柯尼希与艾森豪威尔或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参谋人员进行联络。对艾森豪威尔来说，与戴高乐和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关系日渐破裂让他头疼不已。他需要柯尼希的合作，因为抵抗组织在登陆行动中发挥了作用，当然，其他法国军队也在“霸王行动”中发挥了作用。柯尼希左右为难。艾森豪威尔在写给他的朋友乔·麦克纳尼（Joe McNarney）将军的信中说：“如果我们的计划无法取得进展，那么我们将十分尴尬。此外，我认为，如果我们能与法国人建立更紧密的关系，那么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法国国内对我们的轰炸行动日益增长的怨恨之情。”

艾森豪威尔建议把戴高乐带到伦敦，去与丘吉尔会面，因为丘吉尔比罗斯福更富有同情心。然而，戴高乐能否被说服则是另一回事；与此同时，他挑衅地宣布，将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更名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罗斯福对此并不买账。僵局仍在继续。

当戴高乐被边缘化时，盟军开始更加认真地对待抵抗组织。在与该组织的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会谈后，先是丘吉尔，然后是艾森豪威尔作出了决定，同意为法国的抵抗组织提供武器装备。之前，盟军优先考虑的不是向法国提供支援，而是向意大利和巴尔干地区的游击队提供支援。随后，盟军大幅增加了向法国空投的武器，无论是通过戴高乐的组织，还是通过特别行动处——英国破坏与抵抗组织，目前也由艾森豪威尔掌控。在1944年2～5月间，盟军向抵抗组织空投了76000多把斯登冲锋枪、近28000把手枪、近17000把步枪、3400把布伦机枪，以及数百门迫击炮和火箭炮。罗伯特·勒布朗的苏尔库夫游击队受益匪浅，尽管这种援助根本不足以发起抵抗组织梦想的那种大规模起义。

无论如何，盟军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法国民众失去控制，爆发全面内战，或者任何团体试图在政治上控制这个国家——至少在为法国进行的战斗取得胜利之前不要发生那些情况。相反，艾森豪威尔想利用抵抗组织开展大量的活动，主要是支持盟军空军，阻止德国士兵和物资进入前线。法国内务部队提出了一系列计划，首先得到了身在伦敦的柯尼希将军及其团队的支持，然后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认可：破坏铁路的“垂直计划（Plan Vert）”，破坏主要道路的“乌龟计划（Plan Tortue）”，以及破坏通讯的“紫罗兰计划（Plan Violet）”。何时启动这些计划的指示都将由英国广播公司通过密码电报进行传送，空降到法国的盟军特工已经传达了计划的细节。此外，被称为“杰德堡行动组（Jedburghs）”的三人小组将空降到法国，每个小组都有一名英国特别行动处的特工、一名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工和一名法国人，并且都配备了一台无线电通讯设备。杰德堡行动组将作为训练和联络小组与各种游击队联系，并将作为盟军的联络人。再者，英国特种空勤团还将被派往敌后腹地，进一步帮助和组织法国内务部队。如此一来，盟军就能更好地协调工作，更重要的是，盟军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抵抗活动。

与此同时，苏尔库夫游击队的领导人藏匿在比弗莱瑞城堡（Château de la Bivellerie）的一个小房间里，这个城堡位于图维尔叙蓬托德梅尔（Tourville-sur-Pont-Audemer），距离圣埃蒂安拉利耶仅8英里。罗伯特·勒布朗和他最信任的士兵们随时待命，紧盯着收音机，等待启动计划的讯号。勒布朗的部下已经赢得了盟军的尊重和感谢，因为他们响应了柯尼希的参谋提出的要求，找到并处决了维奥莱特·莫里斯（Violette Morris）。莫里斯曾是一名法国运动员，获得过金牌，后来效力于盖世太保，成了一名特别高效、残暴的特工。4月26日，勒布朗的部下在艾佩盖（Épaignes）附近的一条乡村公路上伏击了她和两名通敌者。他们都被杀了，她的雪铁龙汽车成了一件非常抢手的战利品。

但现在，勒布朗和他的战友们确信盟军即将登陆；6月1日，他们通过伦敦电台收到了一系列密码电报，警告他们必须保持警惕。他们等待了那么久的日子终于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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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盟军最头疼的一个问题是与法国的关系，那么另一个就是盟军频频担心情报会泄露，德国人由此可以得知盟军将在何时何地登陆。正因如此，盟军仅向那些拥有特殊权限的人告知了真相。为了让德国人猜不透，盟军开始实施一项精心设计的欺骗计划，这个计划被称为“坚忍计划（Plan FORTITUDE）”。每一个企图潜入英国的德国特工都被抓获、监禁起来，他们要么被策反，要么被处决，但德国的情报部门并不知道这一点。在军情五处双十字委员会的监督下，双重间谍正忙着在真实但不重要的情报中加入大量虚假信息。盟军之所以知道这样做能够击中要害，其中一个原因是“轴心国莎莉（Axis Sally）”——一个为纳粹工作的美国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她将提到大量由双十字委员会提供的信息。这让听到广播的盟军部队感到紧张不安，却让管理盟军情报的人员感到非常安心。

在战时情报领域，西方同盟国是民主国家，这无疑对情报工作很有帮助。而在纳粹德国，情报机构往往独立运作，彼此之间不信任，很少共用资源。情报就是力量，因此常常被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只有在最高层才会共享情报。例如，党卫军越来越多地掌握了德意志帝国内部的大部分情报，这些情报都是由帝国安全总局控制的。再举个例子，阿勃维尔（Abwehr）是德国国防军的情报组织，但它卷入了推翻德国政权的阴谋，并且遭到了帝国安全总局的深恶痛绝。各个军种都设有情报部门，但它们往往不太合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戈林也有自己的私人情报系统“研究部（Forschungsamt）”，但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让他领先于敌人（他在纳粹等级制度内的敌人，而非外部之敌）一步。

另一方面，英国人和美国人非常有效地共享情报。布莱切利园（Bletchley Park） 的代码破译者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因为他们成功破译了德国的恩尼格玛密码机，德国人利用这种机器来发送使用莫尔斯电码编译的消息。此外，布莱切利园的密码专家还破解了洛仑兹密码机，这是一种电传打字机，德国人在柏林和主要总部及战地指挥官之间使用它。在“霸王行动”的准备阶段，这种解码方式称为“鱼”，它让盟军清楚地了解到诺曼底和整个西线总司令部的军队部署情况。除了英国的密码专家外，美国的密码破译者也破解了日本驻柏林大使使用的密码；与此同时，许多其他机构也为情报工作作出了贡献，例如Y服务（一个广播收听组织）、照相侦察部门、英国的各个军事情报机构，比如军情五处、军情六处和军情十四处，以及这些部门的分支机构，例如军情五处的双十字委员会，还有外勤特工，无论他们来自军情六处、特别行动处还是美国战略情报局。所有这些情报都被迅速、有效地汇集在一起，总和远远超过了单个机构搜集到的所有情报。盟军通过英国广播公司要求英国市民寄送战前从法国寄来的任何明信片和照片。于是，数百万照片纷至沓来，而来自诺曼底的照片则被小心翼翼地放在一边，以便进行分析，从而帮助盟军更加清晰地勾勒出城市、城镇、村庄、海滩和乡村的图景。

坚忍计划的另一部分是创建一个虚构的美国第一集团军群，以及各种并不存在的部队、师和军团总部。盟军还假装建造了空军基地和坦克停车场。如果德国人停下来想一想，他们可能会意识到坚忍计划有点聪明反被聪明误了。毕竟，英国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声称的部队数量。然而，由于需要保密，这个计划也对盟军产生了不利影响。例如，每次飞越登陆前线的上空执行照相侦察任务时，盟军就会在法国的其他地方进行另外两次照相侦察，从战术上来说，如果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做可能会更有帮助；但战略保密胜过了战术情报。虽然策划者非常清楚地了解了敌军部队的位置，但对其素质和确切规模却知之甚少，直到最后一刻，他们还在继续监测德军部队的变化和调动情况。事实上，盟军在6月4日发送了诺曼底登陆日前的最后一份情报图，但在此之前，盟军已经意识到敌军向诺曼底派遣了大量援军，例如把第91空降步兵师调到了科唐坦半岛。

然而，到了这个阶段，盟军几乎不可能改变行动计划了，因为为了使海军行动的策划者有时间组织“海王星行动”，从4月7日起，行动计划基本上就已确定下来。此外，自1月份蒙哥马利提出第一个计划大纲以来，德军的近海障碍物和防御工事的数量已经成倍增长。准备“霸王行动”的指挥官们只能忍气吞声，尽量往好处想。蒙哥马利坚定信心，不管这种自信是否错误，对鼓舞士气来说都至关重要。

毫无疑问，德国派遣援军的消息让利-马洛里空军中将夜不能寐。德军不仅把第91空降步兵师调到了科唐坦半岛，也调来了第6伞降猎兵团——诺曼底最好的步兵部队。盟军还知道第352步兵师现在离海岸很近。一个想法始终在利-马洛里的脑海中盘旋：这些增援将会给空降带来灾难。盟军的计划是让第82空降师和第101空降师在相距较远的地方空降，第82空降师在科唐坦半岛的西侧空降，第101空降师则在犹他海滩空降。但在获悉德军增派士兵后，盟军于5月26日取消了这个计划。他们转而同意让第82空降师在圣梅尔埃格利斯（Sainte-Mère-Église）镇的周围空降，并且根据第7军（第82空降师隶属于第7军）的要求，他们还同意让第82空降师在梅德列山谷（Merderet Valley）的西侧空降，从那里他们可以渡河建立桥头堡。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分开空降，但仍然可以在一定的距离内相互提供支援。

然而，利-马洛里想要取消整个空降行动。美国伞兵不受他指挥，但隶属于美国第9航空队的第9空运司令部由他指挥。盟军计划让915架运输机从西向东飞越科唐坦半岛，飞行高度仅为1000英尺，直接飞越目前敌军集中的地方。然而，空降总共需要大约三个小时，这让敌人有了充足的时间来对准目标。此外，运送空降部队的C-47空中列车——英国人称为“达科塔（Dakotas）”——既没有装甲钢板，也没有自动密封的燃料箱，无疑是不堪一击的。利-马洛里预料将会发生重大伤亡：燃烧着的飞机坠落地面，编队分散，空降部队的降落过于分散，无法完成任务。

他把自己的担忧告诉了布拉德利，但美国第一集团军的指挥官却无动于衷；第82空降师的指挥官马修·李奇微（Matthew Ridgway）少将和第101空降师的指挥官麦克斯韦·泰勒（Maxwell Taylor）少将都不以为然。于是，利-马洛里便向艾克求助。5月29日星期一，他给艾森豪威尔写信说：“在目前的困难时期，我不想再给你增加任何麻烦，但我觉得，如果我不告诉你我对美国目前计划的空降行动非常不满，那么我就是失职了。”

艾森豪威尔以一种坚定但圆通得体的方式答复他，这展现出了理想的最高指挥官的风范。利-马洛里表达担忧是正确的；艾森豪威尔也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表示担心。“但是，”他补充说，“在这个地区进行强有力的空降袭击，对整个行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必须继续进行。”他还说，所有相关人士都必须竭尽全力，尽可能减少危险，然后断然警告利-马洛里不要再散播负面言论。他写道：“若无必要，不要让参与行动的空中部队和地面部队失去斗志，这是尤其重要的。像所有其他士兵一样，他们必须明白他们有一项艰难的工作要做，但要下定决心完成它。”美国的空降行动将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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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布拉德利被利-马洛里激怒了，但他的高级助手切斯特·“切特”·汉森（Chester “Chet” Hansen）上尉却认为在6月2日星期五的晚餐时间，布拉德利的心情非常好，他很少看到布拉德利有这样的好心情。那天下午的早些时候，他们驱车前往布里斯托尔总部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向布拉德利的客人巴顿将军告别。

“布拉德，祝你好运，”巴顿紧紧握住布拉德利的双手，对他说道，“我们会再见面的，希望要不了多久。”当他们下次见面时，第三集团军将加入夺取布列塔尼的战斗，而布拉德利将担任驻扎在欧洲战场的美国第十二集团军群的指挥官。

在回到布里斯托尔后，汉森认为英格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美丽、这样绿意盎然。他曾是新泽西的一名记者，一直在纽约从事公关工作。后来，他被征召，并被送往军官候选人学校。在那里，他以全班第七名的成绩毕业，并被直接招募到布拉德利的麾下。不久后，他向妻子玛乔丽（Marjorie）告别，跟随布拉德利将军奔赴海外，前往北非。大约两年后，他们即将展开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之一，而且正如汉森敏锐地意识到的那样，他将有机会亲见美国军队参与其中的情形。那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已经完成了繁重、认真的计划，结束了漫长、无休止的会议，也经历了变化和失望。登陆行动已经准备就绪。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只需登上一艘船，然后驶往法国。”

第二天（也就是6月3日星期六），他们开车前往德文郡南海岸的普利茅斯，途中经过一片片田野，田野上聚集了坦克和数以万计的车辆。然后，他们遇到了布拉德利的副手考特尼·霍奇斯（Courtney Hodges）中将和第7军的指挥官“闪电乔”·柯林斯（“Lightning’ Joe” Collins）少将。之后，他们到达了古老的港口，“朝圣者之父号（Pilgrim Fathers）”已经从港口出发前往美国。一艘汽艇将把他们送到“奥古斯塔号（USS Augusta）”，这艘巡洋舰悬挂着美国海军司令艾伦·柯克（Alan Kirk）海军少将的旗帜，它将载着布拉德利前往诺曼底。后来，他们又转移到“阿切纳号（USS Achernar）”，这是一艘老货轮，被改装成了指挥舰，它的中下部是美国第一集团军的指挥室。在房间中央的一张桌子上，摆放着一幅巨大的空中定位地图，墙上则挂着更多的地图。隔壁是一个用于拦截敌机的雷达过滤室，这缓解了人们对登陆期间纳粹德国空军可能发动攻击而出现的紧张情绪。

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汉森坐在奥古斯塔号的一个非常小的操作室里写日记。墙上挂着一排排地图，打字机的声音不停地响着。咖啡杯散落在各处。汉森明白，除了纳粹德国空军的威胁外，还有其他担忧，尤其是海上通道是否畅通，能否穿过雷区。然后是天气。虽然船上酷热难耐、臭气熏天，但他们收到的天气预报却不太乐观。就要起风了，云层较低，能见度也不好。这真让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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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4年夏，天气预报还是一门不太精确的学科。尽管爱尔兰保持中立，但联合王国的各地都有气象站，爱尔兰的西海岸也建有气象站，这些气象站都可以供盟军的气象学家使用。然而，在不列颠群岛之外，资源却少得可怜：只有几艘气象船，仅此而已。每艘船都配备了气压计、风速计、风向标、湿度计和温度计，船上的气象学家们可以读取云高、云底、海浪和风速，但大西洋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充满了变数，这导致预测天气变得越来越困难。

关于如何最好地预测天气，盟军内部也有几种不同的意见。隶属于美国战略空军的美国资深气象员之一欧文·克里克（Irving Krick）博士狂热地支持利用历史模式和天气周期来补充从气象站获得的信息：也就是所谓的模拟预报。在美国气象学界，克里克被认为是一个自以为是的自吹自擂者，但他得到了美国空军司令“哈普”·阿诺德将军的支持。现在，他领导着驻扎在宏翼（Widewing）——艾森豪威尔设在伦敦灌木公园的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总部的代号——的美国气象小组。另外，英国空军部的气象小组则由挪威人斯维勒·皮特森（Sverre Petterssen）博士和查尔斯·道格拉斯（Charles Douglas）领导，后者采用了更严格的科学方法。海军部的气象小组也提供天气预报，他们将收集的天气预报转发给空军上校詹姆斯·斯塔格（James Stagg）和唐纳德·叶茨（Donald Yates）上校。斯塔格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地球物理学家，现在是艾森豪威尔的首席气象学家。叶茨是斯塔格的副手。斯塔格是苏格兰人，现年39岁，脸庞瘦削，他肩负着一个不值得羡慕的任务，那就是把各种各样的天气预报汇总在一起，然后得出某种结论。

6月1日星期四，虽阳光灿烂，麻烦却已开始酝酿。在一次晚间的天气会议上，皮特森和道格拉斯的空军部气象小组为登陆日（盟军最初将登陆日定在6月5日星期一）描绘了一幅黯淡的前景。相比之下，克里克和宏翼的气象小组要乐观得多。到了第二天，空军部的人更加悲观了，斯塔格觉得有必要把这个情况告诉艾森豪威尔及其指挥官们。到了晚上，皮特森预测，到了星期一，总云量可能达到10 ，风力可能达到5级。

气象站每隔几小时就会发来报告，工作人员也会手动更新气象图。到了6月3日星期六的晚上，就连克里克和宏翼的气象小组都同意皮特森的观点，海军部的气象员也是如此。对斯塔格来说，是时候再次与登陆行动的指挥官们对峙了。晚上9点半，他在位于朴次茅斯的索斯威克府（Southwick House）的图书馆里做了这件事。图书馆当时成了索斯威克府的食堂，里面排满了孤零零、空荡荡的书架。

“先生们，”斯塔格说，“你们意识到了昨天、星期五早上……我们都在担心什么，现在，这些事情都得到了证实。”一个低气压区正席卷而来，带来了低云、大风和降雨。“星期天到星期二都会是这样的天气，所以，我们最早只能在星期三登陆。”

人们开始提问。利-马洛里想知道法国海岸上空的总云量将达到多少。回答是10。海军上将拉姆齐询问5级大风在星期一和星期二是否会继续。回答是是的。那么星期三呢？不会马上停下来，但天气会变晴朗。一时间没有人说话了。房间里笼罩着一片阴云。当斯塔格和叶茨离开时，他们听到艾森豪威尔说：“我们作好赌一把的准备了吗？”他们的讨论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前后，斯塔格被告知第二天（也就是6月4日星期天）清晨4点15分回来作一次简报。

“做个好梦，斯塔格”，泰德从他身边走过时说道。

时间过得很快，斯塔格和气象小组都没有时间做梦。此时，克里克和宏翼的气象小组确信来自亚速尔群岛的高压脊将使最糟糕的云层远离诺曼底海岸，但皮特森强烈反对这个说法。另外，不管亚速尔高压如何活动，在冷锋——例如即将经过的冷锋——之后，都会有几个小时的轻风和晴朗的天气。如果冷锋在午夜时分穿过科唐坦半岛，那么从理论上来说，美国将有机会按期进行空降，英国可以在几个小时后进行空降。轰炸机非常有可能获得它们所需的能见度。

然而，斯塔格觉得自己应该站在皮特森的一边。皮特森确信仍然有太多的云层，因而无法进行空投和轰炸。斯塔格凭直觉认为皮特森更可信，而不是克里克，哪怕是出于文化原因，而不是其他原因。回到图书馆后，他告诉聚集在那里的指挥官们，天气状况没有真正改变：预测的天气情况仍然很糟糕。

指挥官们再次向斯塔格表示感谢，并在讨论此事时请他离开。蒙蒂主张无论如何都要继续开展行动，但泰德不同意，希望推迟行动。一直以来，艾克都担心，盟军将在登陆日用比敌人少得多的兵力发起攻击。他指出，盟军一直认为只有依靠空中力量才能开展登陆行动。如果盟军无法利用空中力量，那么他也觉得应该推迟行动。“有反对意见吗？”他问道。没有人反对。这是一个必须作出的可怕决定：部队S和部队J——分别向剑滩和朱诺海滩进发的登陆部队——已经上路了，必须召回；整个两栖登陆部队已经上船，他们不得不待在船上，那里既狭窄又不舒服，他们的士气和热情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衰竭。如果天气没有好转，那又该怎么办呢？

在图书馆外，斯塔格抬头望着几乎没有一丝云朵的寂静天空，知道作出决定的艰巨任务落在了他们的肩上。他回到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指挥室和自己的帐篷，想休息一下。艾森豪威尔也走向自己的大篷车，在那里，他被描写西部牛仔的通俗小说、报纸和大量的香烟包围着；在过去的几天里，他开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

6月4日星期日，下午4点30分，斯塔格召集所有气象小组在索斯威克府开会。所有人都认为有一个小小的高压脊看起来可能会跟在当前的低压槽的后面，如果它继续运行的话，应该会持续到6月6日星期二的早上。星期三到星期五的天气仍然不稳定。然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不确定”。大西洋上为数不多的几艘气象观测船报告了这个小小的高压脊；它肯定会开启一种天气模式，但它是否会按照正确的途径运行，并形成他们希望的晴朗天空，还远远不能确定。然而，危险在于，他们紧紧抓住这条潜在的生命线，把太多的希望放在了上面。这样的高压脊很容易被挤压、排挤和推离轨道。那样一来，就不会有高云进来了。低云天气将继续，并伴有风和雨。那天晚上7点30分，斯塔格与气象小组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会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已经确定星期一凌晨到星期二将会是晴天。”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像他说的那样肯定。这个小小的高压脊仍然在爱尔兰的西海岸外，只有少数几个气象站正在跟踪它的进展。很明显，它仍有可能向北移动到英格兰的中部，而不是英吉利海峡。

晚上9点，斯塔格再次与聚集在一起的诺曼底登陆行动的指挥官们交谈，并报告说天气将会好转。指挥官们向他细细盘问了各种问题。之后，他离开，让他们继续讨论。蒙蒂坚决赞成开展行动。比德尔·史密斯也是如此。艾克的参谋长说：“这是一场可怕的赌博，但也许是最好的赌博。”

“问题是，”艾森豪威尔说，“如果你打算把这个行动就这样吊着，你能吊多久？”由于登陆行动必须同时满足潮汐和月亮这两个条件，因此，下一次机会将在6月19日。那是两周后的事了。在这两周里，德军将会进一步加强防御，登陆部队的士气将会大幅下降，而且可能会泄露机密。这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必须行动。

大约20分钟后，艾森豪威尔从图书馆走出来。

“斯塔格，我们又讨论了一次，”他对斯塔格说，“上帝保佑，希望天气会是你向我们预报的那样。你别再带来坏消息了。”他笑了笑，然后走回图书馆。不久后，他们同意在6月5日星期一上午4点15分再次召开会议，以期作出不可逆转的最终决定。

晚上10点30分前后，斯塔格回到了自己的帐篷，想休息一下，却睡不着。外面，雨猛烈地拍打着帆布，风竭尽所能地考验着拉绳。“我躺在床上，想着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他写道，“我祈祷着，希望我们都能化险为夷。”他的用词再恰当不过了。

凌晨3点，他又起床了，并与气象小组开会。这时，冷锋已经过去——天空基本晴朗，风力也减弱了；如果朴次茅斯的天气是晴朗的，那么科唐坦半岛的天气也应该是晴朗的，而且诺曼底的其他地方很快也会是晴天，所以，如果他们坚持最初的登陆日，那么这次登陆不太可能成为人们担心的那种灾难。不管怎样，大家对此闭口不谈，因为推迟行动的决定已经作出了。现在，最重要的是第二天晚上的天气将会如何。

凌晨4点15分，斯塔格和气象小组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他回到图书馆，面对最高统帅和总司令们。蒙哥马利也在那里，穿着灯芯绒裤子和灰色高领套头衫，看上去精神抖擞。当斯塔格开始简述天气预报时，他们都不拘礼节地坐在扶手椅上。他告诉他们，如果说天气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有理由更加乐观。随后，指挥官们又详细地盘问了很多问题，然后他离开了。是时候作出决定了。蒙蒂、比德尔·史密斯和拉姆齐都赞成行动。泰德也一样。利-马洛里有很大的疑虑。然而，最终决定权在艾森豪威尔的手上。这个重担由他来挑。

最高统帅坐在椅子上，双手搓着脸，然后抬起头来。“好吧，”他说，“我们行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