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问题

从那些年武帝的官员和将领们所进行的军事行动中，或许可以看出其战略意义。绵延至敦煌的一长串城墙、瞭望塔和岗哨，不仅是为了向匈奴展示力量。这些工事阻止了匈奴与在其南部活动的羌人合作并采取一致的行动；它们还构成了一条受保护的通道，军队可以沿着它前进，并为每年从长安出发前往中亚地区的商队提供指引和保护。

此外，大规模的规划或许能从朝廷处事的时间和关注程度上体现出来。推迟在西南部、南部和东北部的开拓，直到北方被认为没有危险，并与西北部建立起常规的交往，似乎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由于南部的部众或首领远没有那么难以驾驭，所以只需要较少的军事努力来加以推进。经过短暂的战役，汉朝于公元前111年在南海郡（今广东省部分地区）、于公元前108年在玄菟郡（今朝鲜半岛北部）和于公元前106年在益州（今四川、云南等地）建立了大量的行政机构。对西南地区的关注，可能是因为希望从这些地区获取来源各异的名贵物品。 ^[9]

我们将在稍后看到基于长远考虑的计划，其中体现了对西部地区的重视。在武帝统治的最后几年（约前90年），桑弘羊等人提出扩大轮台屯田的建议，这是保持汉朝在这些边远地区存在的最有效方法，而这些计划在昭帝统治后不久就得到实施。 大约二十五年后，赵充国 ^[10] 证明自己是一位战略规划大师，这是基于他对不同部落之间关系的了解。他明白阻止反汉朝同盟发展的必要性，并看到了在经济上使用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和桑弘羊一样，他意识到屯田的实际好处。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的设立同样显示出协调政策方向的价值，政策中包括在遥远的车师建立定居点的计划。 ^[11]

稍早一些，公孙弘提出的建议就体现了明显的战略意识。维系巴蜀（今四川）与西南夷地区（今云南）之间交通的价值问题浮现。为维系交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和人员伤亡，部分原因是当地气候恶劣和部落的反抗。公孙弘被派去视察有关土地，他报告了此事所面临的困难。他在公元前126年受任御史大夫，当时北方的朔方郡正在修建防御工事，试图消除匈奴的威胁，他强烈建议暂停在西南部的行动，将帝国的力量集中在北方。 事实上，只有在卫青和霍去病于公元前119年取得胜利后，汉朝政府才能把注意力从北方转移开来，并采取坚定的进取措施来扩大汉朝的影响，在南越国、西南地区（前106年的益州）以及朝鲜半岛（前108年）和遥远的中亚西域地区（约前100年）建立要塞或定居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