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的军事法

在青铜时代，中国的军事和战争是祭祀过程的一部分，这是中国早期文化和宗教实践的一个核心特征。在季德源看来，在夏、商、西周时期，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到前771年，军事法有五种主要形式：誓言（誓）、宣言（诰）、命令（命）、仪式（礼）和酷刑（刑）。 ^[13] 誓言可能是五种形式当中最早的一种，在战役开始的前一天晚上，由将领对他的部队口头宣布。儒家经典之一《尚书》的传文中，有誓书五篇，但它们是否真正反映了历史上的实情，或许还有待商榷。其中的“甘誓”，是夏朝统治者启在对有扈氏进行征伐时所发表的誓言。“汤誓”是商代统治者汤的誓言，当时他打算消灭夏朝最后一位残暴统治者——桀。“泰誓”由周武王在著名的牧野之战前夕所宣，随后，他横渡黄河孟津，讨灭了商朝最后一位统治者——纣王。另外，“费誓”则是鲁公伯禽在攻打淮夷、徐戎等“夷狄”之际所说的话。誓言是在仪式上被清楚地表达出来的；誓言陈述了讨伐对象的过错和罪行，进而说明采取行动的原因，并声称这是合理的；它制定了官兵作战的规则，并威胁若有违抗者，一律处死。这也是提高军队士气的一种手段，并以一种契约的形式约束全体官兵。如果不遵守契约的条款，他们将沦为人牲献祭于国家祭坛（社）上。

因此，这种由最高统帅发出并期望完全服从的誓言，与罗马军队士兵自己宣誓的誓言大不相同，后者是“对指挥官的个人效忠”，是代表士兵忠诚的神圣约束，对它的亵渎会受到人和神灵的惩罚。 ^[14] 誓言也不同于“盟”，“盟”据信始自东周，是在上天面前由平等或接近平等的人宣誓，用牺牲者的血加以封印，对违反约定的人施加超自然的惩罚，并有一份埋在地下的书面记录。 ^[15]

由于认识到三代（夏、商、周）历史先例的重要性，这种誓言在战国和帝制时代的战役前被继续加以宣示。《武经七书》中的《司马法》就建议：“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 ^[16]

唐代8世纪中叶由李筌所编纂的一部军事百科全书——《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以及曾公亮及其同僚在北宋11世纪中叶所编的官方军事百科全书《武经总要》， 都记载了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誓言。两者都提供了最高统帅对其麾下部队所宣誓言的样本或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誓言都表明将军声称有权执行天罚，因为他从皇帝那里得到了斧钺，象征着剥夺生命的权力。在宋朝，皇帝向将军颁发一柄礼剑，象征他有权对敌人和麾下违反军事法成文规定的士兵处以极刑，而不用将罪犯移交中央司法机关。

季德源认为的第二种早期军事法，即“诰”，是一种由上级（通常是统治者）发布的法律指令，它也赋予下级权力以实施惩罚。《尚书》记载了许多例子，但没有一个特别涉及战争或军事事务，因此，季德源认为“诰”作为军事法一种形式的说法可能不足为信。

西周时期的许多青铜铭文都提到了“命”，语境是周朝统治者赋予下属指挥周军或接管其祖先行政职权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授予或权威的确认，通常出现在仪式上，该仪式往往在周天子的祖庙里举行，并辅以礼节性的贵重物品。仪式由接受荣誉、职责和礼物的个人通过铸造一件或多件青铜器来加以正式记录。这些铭文是献给特定祖先的，并准备在以后的祭祖仪式中进行复述。信息本身通过放置在容器中的熟食和饮品媒介传递给祖先。 ^[17] 然而，命或令并不仅限于军事活动，它们也是青铜时代精英内部商品流通和个人威望的一部分。这种流通发生在仪式盛宴上，柯鹤立（Constance Cook）指出，在西周晚期（前9～前8世纪），军事装备成为一种更为重要的传播工具，取代了早期常见的珠玉串。 ^[18] 正如我在其他文章中写的：“战争和军事装备（无论是弓箭、旗帜、行仪、护甲、盾牌，还是战车装备）的流通、转让以及传播，都是西周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核心，与商代早期的文化制度相比，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19]

最后，对于季德源所认定的早期军事法的最后两种形式——仪式（礼）和酷刑（刑），正如一些学者所证明的那样，在春秋时期（前8世纪中期～前5世纪），礼支配了战争的行为规范。 ^[20] 但是，礼与法的关系是中国法制史和军事史上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受篇幅所限，本章不再讨论这个问题。 至于酷刑，考古发掘和碑铭材料都清楚地证明了它们确实发生过，但这些酷刑是否在一种特定的军事背景下实施，并与军队参与的献祭活动分开，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季德源用中国传统文献证明中国存在早期军事法，但他的结论可能会再次受到质疑。 ^[21] 尽管如此，郭锦（Laura Skosey）已经证明某些类型的军事行为，特别是被称为“征”的惩罚性行动，其目的是惩罚那些被认为忤逆天意的不法之徒，并将战争与新兴的法律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 然而，军事法确实在随后的战国时期开始逐步扩展，时限大约是公元前5～前3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