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伦敦陷入困境

这个问题特定的俄国背景，要由涅谢尔罗迭将其翻译为外交语言来表述。

这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当然，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英国被动听的言辞所蒙蔽，因为阿伯丁勋爵还活在1815年，他的联合内阁似乎注定要做出折中和妥协。但在巴黎，法国人很快就明白，世界和平在君士坦丁堡再一次岌岌可危，人们竭尽全力来应对这一危险。

并不是法国人热衷于战争，绝非如此：波尔多的演讲仍在每个人的耳边回响；也不是因为公众舆论在升温：1853年的法国已不是1840年那个萎靡困顿的国家。而且，除了政权几乎不给任何意见表达的权利之外，圣地问题本身也没有引起很多人的关注，除了天主教报刊对瓦莱特在1852年2月取得的“辉煌胜利”进行了不合时宜的大肆宣传，几乎无人谈论圣地问题，甚至连《两世界杂志》都认为没有必要专门刊登一篇关于圣地问题的文章。尽管它对外交政策问题持开放的态度，当它在3月15日的那期杂志中提到缅什科夫对君士坦丁堡的巡视时，也只是估计“黑山的独立似乎是其使命的主要目标”。

6月25日，德鲁安·德·吕对涅谢尔罗迭11日发表在《圣彼得堡日报》上的通告做出回应，他向俄国外交大臣指出，他经常援引的《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并不包含俄国声称已经得到的任何正式保障。法国外交大臣重申了拿破仑三世在国际关系方面的一个主要思想，他向尼古拉·基塞列夫明确指出，有“一个裁决国际争端的公认法庭，即参与制定1841年和解协议的五大国之间的一个会议。在目前的形势下，五大国有资格审查，土耳其政府是否过高估计了俄国的要求的重要性，或者俄国人是否低估了这些要求真正的含义”。

7月2日，戈尔恰科夫的先遣队越过普鲁特河的前一天，涅谢尔罗迭发表了第二份通告，将俄军的推进解释为对法英舰队抵达土耳其水域的一个简单反击，一种“军事姿态”，旨在恢复据说被西方国家打破的平衡。

对于这种颠倒角色与责任的做法，法国外交大臣在7月15日的一份通告中几乎毫不费力地给予驳斥：对平衡的第一次也是真正一次的破坏，要归咎于俄国，当时它在多瑙河公国边境集结军队，以此作为一种施压手段，旨在加强缅什科夫在君士坦丁堡的行动。西方舰队6月中旬抵达贝西卡湾，目的只是恢复了平衡。对多瑙河公国的入侵，不过是又一次侵略行为，再次并且是更加危险地打破了力量的平衡。此外，这次行动绝非宣称的那样是作为反击而采取的一种措施，在联军的海军中将抵达贝西卡湾的前两周，涅谢尔罗迭不是在5月31日给土耳其政府的照会中已经宣称了这项行动吗？

但是，巴黎与伦敦非但没有建议土耳其人运用他们的正当权利，进行武力反击，反而鼓吹克制。苏丹出于对盟友的尊重，也为了让自己的外交具有更多的自由度，只是对俄军入侵多瑙河公国进行了纯柏拉图式的抗议。

1853年7月，阿卜杜勒-迈吉德仍掌握着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局势。

至于可能解除危机的外交创议，将由巴黎提出。

6月初，沙皇也许终于确信拿破仑三世是位非常爱好和平的君王，于是请卡斯泰尔巴雅克向法国皇帝转达邀请，直接与自己会谈。英国终于睁开了眼睛，刚刚从他身边溜走；也许法国会被他引诱，海洋强国之间亲密结盟的噩梦也许不会变成现实……

无论如何，拿破仑三世当时正在起草沙皇与苏丹之间的一份和解协议草案，那是缅什科夫5月5日打算让里法特帕夏签署的照会与5月10日土耳其外交大臣的答复之间的一种妥协方案。法国皇帝不想与英国分道扬镳，7月1日，在伦敦的完全赞同下，他向圣彼得堡和维也纳递交了这个文本，沙皇刚刚接受了维也纳的斡旋提议。

因此，很自然地，普鲁士也被请求就设想的和解协议发表意见，德鲁安·德·吕暗示的“法庭”，即1841年与俄国签订条约的列强的法庭，在奥地利内阁首脑布奥尔伯爵（le comte de Buol）的倡导下自发形成了。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法国的布尔克内男爵，英国的威斯特摩兰勋爵（lord Westmoreland），普鲁士的卡尼茨（Canitz）将与布奥尔伯爵一起对法国皇帝起草的文本进行讨论。

维也纳会议诞生了。

正如后世经常书写的那样，维也纳会议将“在多瑙河两岸洒下的墨水与后来在克森尼索高原（le plateau de Chersonèse）流淌的鲜血一样多”。

凭借维也纳会议，奥地利直接进入了正在进行中的棋局，这也正是拿破仑三世所期待的，因为哈布斯堡王国在西方国家与俄国之间占据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中间人的位置。尽管年轻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感激与敬重之情促使他站在沙皇一边，但被发展壮大的民族运动日益削弱的奥匈帝国的最大利益，迫使他不能容忍俄国在东方影响力的扩大。首先是在简单的地理层面上，奥地利主要是一个多瑙河强国，它既不能容忍俄国在多瑙河口的存在，也无法容忍沙皇对黑海的霸权，或更糟情况下，对君士坦丁堡的霸权。对弗朗茨-约瑟夫来说，多瑙河公国的自治，甚至独立，是一种绝对的必须。

因此，在奥地利皇帝开始摇摆，明显矛盾的两种倾向彼此交替占上风之前，调停人的角色很自然地属于奥地利，更何况，俄国驻维也纳大使迈恩多夫男爵（le baron de Meyendorf）恰好是布奥尔伯爵的姐夫。

这正是维也纳会议将很快捉襟见肘的原因吗？

维也纳会议的成员国对法国皇帝的原始提议做了无数次的补充、调整、修订、校读与更改，而布奥尔伯爵以此事为己任的态度更是令这些工作得以积极地进行，最终达成了一个文本。7月31日，成员国一致批准通过，并且立即向沙皇和苏丹寄去一份副本。

8月3日，令所有人满意的是，尼古拉宣布他赞同这个“在维也纳商定的权宜之计”，但要保持原样，并附带了一个绝对条件，即土耳其不得对文本作出任何修改。

当时人们对和平的期待十分强烈，以至谈判的达成令欧洲所有的大使馆里转瞬之间都一派欢欣鼓舞！在巴黎，8月7日的《箴言报》传达了谈判的喜报；8月15日，皇帝在参加庆典活动的外交使团面前同样宣布了这个圆满结局。8月20日，英国内阁通知议会，危机即将结束。

然而就在同一天，一声惊雷从天而降：在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政府向法国、英国、普鲁士与奥地利的代表们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宣布它拒绝《维也纳照会》，除非按照它给出的极其明确的措辞对这份照会做出三处修改。（见附录Ⅲ）

即使在对土耳其人最有好感的首都，愤怒也立即爆发了！怎么，这个衰弱帝国的托管国们竭尽所能地确保它的存活，而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却为了几个微不足道的细节要重新审查他们的整个工作成果？

同往常一样，欧洲人主要关心的是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只是忘了东方问题首先涉及的是土耳其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然而，自从多瑙河公国被入侵以来，君士坦丁堡很难遏制情绪的升温——民族情感的高涨以及宗教情绪的激昂。这份最后提交给苏丹签署的照会，仿佛只是为了确认一个既成事实，它难道不是沙皇批准的吗？最后一个才轮到发表意见，这难道不是一种羞辱吗？既然这个文本只能在不改动一个字一个逗号的明确条件下才被批准，怎能相信它不是完全符合圣彼得堡的利益？

雷希德帕夏费劲心力才让其政府内部的同僚审查《维也纳照会》，因此他认为让他们回心转意是很难的，更何况所要求的三处修改总是与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同一个关注点相一致：它给予帝国东正教徒的特权是苏丹的善意的表达，绝不可能来自一个俄土双边协约。

至此，热情已消退，问题即将解决的希望已破灭！8月底即将来临，如果土耳其人看不出世界和平再一次与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们最好的朋友会任凭他们接受悲惨命运的主宰。

8月1日，图弗内尔给卡斯泰尔巴雅克的信中写道：“如果到月底一切还没有结束，我们肯定会渡过达达尼尔海峡，也许还会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一旦秋天到来，我们的舰队在贝西卡湾的情况会很糟[……]每个法国人都想要和平；但是，除了证券交易所内，各地都希望我们的政策是高尚而强有力的。皇帝很清楚地预感到黎凡特事务的糟糕结局对政府的声誉将是非常有害的。”

因此，维也纳会议带着怨恨的情绪重新开始工作。它将土耳其人修正的文本与俄国人接受的文本每个字，每个逗号地进行比较，最后得出结论，这些“可怜的土耳其人”确实没有常识，他们的要求完全没有道理，他们几乎不值得人们为他们付出辛苦！法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惊叹道：“这些异教徒在戏弄我们！”

布奥尔伯爵并不在乎“他的”计划失败，他很不清醒地求助于尼古拉的伟大灵魂。“就他所处的高度来说，”他写道，“沙皇弱小的对手之间微小而狭隘的争吵对他又有什么关系呢？”愤怒的抗议从四面八方雨点般砸向土耳其政府，各方都敦促苏丹赞同《维也纳照会》，哪怕只是出于对其忠实盟友的尊重，他也很可能会把他们拖入一场恐怖的灾难。

这些盟友的位置确实变得不那么舒服了：当涅谢尔罗迭9月7日提请他们注意，沙皇原封不动地同意了他们自己起草的计划，他们能做何回答呢？

确切来说，在圣彼得堡这种无条件的默许中，难道没有什么令人不安的东西吗？

据记载，维也纳会议的剧情可谓跌宕起伏：为何涅谢尔罗迭当时必须向其驻外使节发出一份题为《对奥斯曼帝国政府在奥地利的照会中所作修改的审查》的通告？是像卡米尔·鲁塞认为的那样，满足感过于强烈以至无法自抑，还是对问心无愧的确信令其看不出其中的恶意，抑或是一种挑衅，目的是让西方国家及其外交在土耳其人眼中信誉扫地，从而最终迫使他们拿起武器？

不管怎样，事实是，在天知道是怎样传到柏林一家报纸的编辑室的这份即将公开的文件里，每个人都可以读到土耳其人要求做出的三处修改确实极其重大，因此应该强有力地拒绝。沙皇之所以同意《维也纳照会》的原始文本，是因为他在其中完整无缺地发现了缅什科夫递交给土耳其人的照会中的所有要求！

因此，聚集在维也纳的列强在连续不断地修改之后，最终完全窜改了法国皇帝提议的文本，使其与5月5日俄国发出的最后通牒保持一致！他们如此执迷于得到圣彼得堡“妖怪”的赞同，以至他们无意识地在为捍卫他的专属利益而工作！

无意识地，真是如此吗？

阿尔伯特亲王曾毫不犹豫地写道：“维也纳的照会似乎只是迈恩多夫通过布奥尔设置的一个陷阱。” ^[50]

无论如何，这是一场何等的灾难！三个月的外交努力付诸东流，俄国的野心展示给世人，友人受到不公正的批评，而敌人得到鼓励！ ^[51]

布奥尔伯爵绝非公正的调停人，他试图说服巴黎与伦敦，应该让土耳其人接受初始版本的《维也纳照会》，但没有成功：太晚了，损害已经无法挽回。

9月17日，德鲁安·德·吕在给布尔克内的信中写道：“在涅谢尔罗迭伯爵先生解读的《维也纳照会》与缅什科夫亲王先生的要求之间，差异是难以觉察的。”与此同时，克拉伦登勋爵也做出同样痛心的评论。“俄国的分析，”他写道，“显示出圣彼得堡内阁的观点与我们的观点相距多么遥远。”

当消极沮丧的情绪弥漫于巴黎和伦敦时，沙皇却开始郑重重申1849年在匈牙利铸成的奥俄之间的兄弟情谊：9月底，他受邀参加奥地利军队在奥尔米茨（Olmütz）的秋季大型演习，他身着奥地利军装亮相，率领一个枪骑兵团在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面前行进，最后当着集结的军队与曾经受他庇护的皇帝拥抱在一起，此时军官们纷纷挥剑，士兵们则高呼乌拉。尼古拉觉得这个盟友是放心可靠的，他此时并不知道，他正走向最残酷的幻灭。

沙皇行进之际，布奥尔与涅谢尔罗迭在不间断地进行会谈。沙皇前往华沙与普鲁士国王这位丝毫算不上热情积极的盟友会面，布奥尔与涅谢尔罗迭则继续在华沙进行他们的会晤，最终向欧洲的外交官们交出了最后的权宜之计：奥斯曼帝国政府签署那份著名的《维也纳照会》，而沙皇一方则郑重声明他丝毫无意侵犯苏丹的权威。所有这些秘密会谈最后达成的就是如此平庸的结果！因为，显而易见，人们已经不会再盲目相信沙皇的话了……

第一次维也纳会议确实已经名存实亡了。

此外，在这个9月，君士坦丁堡的事态发展迅速：一个由宗教学者，或者说宗教博士，组成的代表团向土耳其政府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以伊斯兰的名义立即开战。紧张局势加剧，坊间传言蒙受耻辱的政府可能会遭受袭击。宫廷革命的时代会重演吗？随着拜拉姆节（les fêtes du Béïram）的临近，气氛变得越发沉重，拉库尔与斯特拉特福德都觉得有必要各自从他们的舰队中召集两艘护卫舰——12日，这些护卫舰抵达城前抛锚。24日，苏丹在塞拉甘宫（palais de Tchéragan）召集国务会议，帝国政府再次宣布《维也纳照会》是不可接受的。第二天，帝国163位最杰出人物组成的大议会在崇高之门决定选择战争还是和平。

因为，既然谈判已经失败，维持一种和平状态又有什么用呢？这样只会使俄军的力量在其占领的公国里得到加强，最终只会增加国内的危险。

与它向西方做出的保证相反，俄国在摩尔达维亚与瓦拉几亚的表现与其在其他被征服国家一样：大公们被禁止与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有任何联系，他们不得不退隐事外；向土耳其进贡的贡品被没收；当地民兵被收编入俄军。怎么能相信圣彼得堡把两公国还给苏丹时，它们的“状况会比它（俄国）得到它们时的状况更好呢”？

大议会以160票对3票的结果，发出了强劲的战争宣言。

9月29日，一道帝国旨令批准了大议会的决定，10月8日，土耳其最高统帅奥马尔帕夏从他在舒姆拉（Schumla）的营地向戈尔恰科夫公爵发出警告，限令他在15日内撤出多瑙河公国，否则将对俄开战。

正如《海峡公约》所允许的那样，既然战争状态已经宣布，苏丹将打开海峡：在他的召唤下，法国舰队与英国舰队于10月23日离开贝西卡湾，渡过马尔马拉海（la mer de Marmara），历经恶劣天气造成的艰难险阻之后，在离君士坦丁堡不远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贝伊科斯（Béïcos）抛锚。

因此，衰弱的土耳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保护者的控制，拿起武器以击退俄军入侵。

至于苏丹的保护者，他们的舰队所处的抛锚地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打算在这场即将开始的对抗中占据的位置：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从海上来确保奥斯曼帝国首都安全的问题，因为它一直处于来自塞瓦斯托波尔的突袭威胁之下，在危险迫在眉睫的地方——多瑙河两公国——进行自卫反击是土耳其人自己的责任。

一切都表明，在这场刚刚开始的“东方战争”中，就法国来说，它只是为形势所迫才逐步介入其中，因为要捍卫的事业似乎非常抽象，没有任何国家利益受到直接威胁。1849年6月7日，在给刚刚召开的立法大会的致辞中，主席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怀着圣西门主义者的坚定信仰宣布他主要关注经济发展：“欧洲的文明状况不允许将其国家置于一种全面冲突的风险之下，除非有显而易见的权利和必要性[……]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如果要投入一场庞大的战争，就必须能在世界面前证明，或者其胜利的荣耀，或者其失败的高贵。”

在1849年的这个春天，没有任何迹象预示会发生一场冲突，迫使行政首脑强调法国的“权利和必要性”。史书记载这场冲突源自——就像1840年差点发生的那样——这个令人生畏的东方问题，几个世纪错综复杂的冲突对抗，或明或暗的利益纠缠，始终让人无法一眼看出权利属于哪一方，也看不出有何迫切的必要性！

然而，在[法国]皇帝的意识中，在其最清醒的大臣们的意识中，正如在将要指挥这场战争的将帅们的意识中一样，这场始于东方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它的真面目：它是影响力的对抗，是与俄国这个过气的超级大国的交锋，是以欧洲平衡受到严重威胁的名义进行的第一场战争。在20世纪，这个观念将为人熟知。而在19世纪，尽管有一些切中肯綮的分析之作，比如欧仁·福尔卡德（Eugène Forcade）于1854年初发表在《两世界杂志》上的分析文章，人们并不总是能理解这场战争的含义，很多人还是会经常满怀恶意地思忖：“法国和英国到东方去做什么？”

因此维克多·雨果写道：“是否为了从教堂的顶部摘下的一颗银星，地球上最大的几个国家将相互厮杀？”

1853年10月，在伦敦和巴黎，重要的既不是伯利恒的银星，也不是摧毁俄国在黑海的海军力量的冷酷计划。两国只是决定在和平与战争的边缘尽可能地向前推进，特别是在巴黎，人们做着预防军事行动升级的准备，坚定地寄希望于用外交手段来解决俄土冲突。土耳其人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通过宣战来避免向其保护国发出求救的呼唤，仅仅以审慎的措辞，几乎以道歉的方式告知它们事态的发展。

而且，俄国人自己不是一直在申明他们的和平意愿吗？尼古拉像往常一样强调他那众所周知的“克制”：宣战的不是他，将开第一炮的也不会是他。“已经向我们宣战了，”涅谢尔罗迭向英国大使确认道，“我们绝不会对土耳其发动进攻；我们会静观其变，仅仅决心击退对我们的任何侵犯。我们将以这种方式度过冬天，准备接受土耳其可能向我们提出的任何和平建议。” ^[52]

此外，在伦敦和巴黎，人们还可以通过回顾前几次俄土战争的例子来安慰自己——这些战争往往持续多年，更多是因为糟糕的季节而非一次决定性的行动而停战。正好，冬天不是快到了吗？至于奥斯曼帝国出了名的迟缓，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始终存在于统治集团各个层级的严重问题。苏丹在10月31日下令“立即”装备他的护卫队时不是宣布他将于第二年春天出征与他的军队会合吗？

所以，如果像涅谢尔罗迭宣告的那样，戈尔恰科夫的庞大军队果真采取严格的防御策略，那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不仅多瑙河会将交战双方分开，而且土耳其军队也是普遍同情的对象。

当然，通过寻求可能结成的微妙组合或可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偶然事件来冻结军事行动并展开大规模外交行动，没有什么比这些前景更符合法国皇帝的性情了。一直以来，命运不是站在他这一边吗？

人们仍然相信：在被战争波及之前，还是会找到和平的解决方案。

但这意味着相信俄国只奉行一项政策，即涅谢尔罗迭不辞辛苦代言的外交部的政策。

这意味着没有考虑战争的不测风云，没有考虑现代火炮的杀伤力——尽管那时它还不为人所知，但人们很快会发现火炮的威力。

这还意味着没有考虑在战区附近悬挂国旗可能带来的风险。

1853年10月25日，也就是奥马尔帕夏的最后通牒到期的两天后，东方战争的第一次交火开始了：土耳其炮兵炮击了一只沿多瑙河逆流而上的俄军舰队，在伊萨克查（Isaktcha）造成了一些伤亡。

几乎同时，在10月27日夜间至28日凌晨，在军事行动区的另一端，位于黑海东海岸的圣尼古拉小要塞遭到土耳其亚洲军团士兵的突袭后被攻克。当然，正如托德莱本所写的那样：“这个号称尼古拉海关屏障的哨所，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要塞，只是起着粮食仓库的作用；它由两个步兵连，一个民兵小分队，几个哥萨克骑兵，两门野战炮把守。” ^[53] 但他的小守备部队在突袭中几乎被消灭殆尽，几天后，试图夺回这一阵地的努力也失败了，此次事件中，俄军的一艘汽船被极其老练的土耳其炮兵击沉。

沃龙佐夫将军（le général Voronzov）在撰写报告时一定备感耻辱：他不仅在这场“如此不幸的事件”中损失了一些兵力，而且被土耳其人夺取的哨所是以皇帝陛下的名字命名的，而被击沉的汽船正是8个月前让缅什科夫亲王在君士坦丁堡胜利登陆的那艘“雷霆号”！

但没有人真正被这第一场胜利所蒙蔽，那不过是突袭的结果，因为土耳其亚洲军团的两个部队集中了奥斯曼帝国最糟糕军队的所有缺点——他们只是些既无军饷，也无纪律的非正规军团伙，勉强集结在一些荒野之地：没有防御工事，没有行政管理，没有辅助服务，更糟的是，没有名副其实的指挥。面对与沙米尔山区武装长年作战淬炼下的俄国高加索军团，土耳其人实际上没有任何胜算。11月14日，他们被奥尔贝利亚尼公爵（le prince Orbéliani）击败；11月26日和12月1日又接连被安德罗尼科夫公爵（le prince Andronikov）与贝图波夫公爵（le prince Bétoupov）击败；根本不是俄军对手的土耳其人慌乱撤退，以寻求卡尔斯要塞（la forteresse de Kars）火炮的保护，那里距离边境需要三天的行军路程，面对俄国人派来的增援部队，他们重新占据主动的希望十分渺茫。

但多瑙河前线的情况截然不同，土耳其鲁梅利亚（Roumélie）军队的总司令奥马尔帕夏显示出面对艰难形势的强大应对能力，圣阿尔诺写道：“他的不可替代性使得他在土耳其人当中的杰出与作用更为明显。” ^[54] 除了四万非正规军，他还拥有八万正规军的兵力，在多瑙河右岸的有利位置上安置了精锐的分遣队：维丁（Viddin）、拉霍瓦（Rahova）、西斯托瓦（Sistova）、尼科波尔（Nikopol）、鲁塞（Routchouk）、图尔库泰（Tourkoutaï）、拉索瓦（Rassova），特别是锡利斯特拉（Silistrie），这个将于次年传遍欧洲的名号。

奥马尔帕夏的战略选择与俄国人宣告的战略选择相同，这是奥斯曼帝国有限的财力迫使他做出的唯一选择：防御。但由于他拥有一支坚实可靠、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尽管缺乏长期作战的财力，最高统帅仍打算赢得几场战斗，取得一些局部胜利，这些胜利不仅会提高其军队士气，更重要的是会给西方国家留下有利的印象。因为奥马尔帕夏，不仅是圣阿尔诺所描述的“拥有高度军事智慧”的“真正军人”，还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通过将其主要军力集中在奥地利边境一侧，他证明了这一点。

从10月底开始，他在多瑙河的各个地点都占据了主动，在河的后方，戈尔恰科夫非常薄弱的兵力部署在铺展过长的战线上，他们只能等待迟迟不能到来的援兵，而土耳其的军队则斗志旺盛，他们既会使用火炮，也会用有效的防御手段保护自己或用刺刀发动进攻。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新发现：这支由强悍的流浪汉组成的部队仍保留着最初的英勇，他们有一个总司令，但几乎没有军官，更没有名副其实的士官，他们以米饭或干饼为粮，席地而睡，在既无医生也无药品的“医院”里因得不到治疗而悲惨地死去！

在巴黎，土耳其人的最初胜利非但没有激发人们的热情，反而引起了人们的担忧：这些胜利除了让沙皇的立场更加强硬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其他结果。11月2日，在得到这一消息之前，图弗内尔仍然心存幻想，希望事态能够缓和，他在给卡斯泰尔巴雅克的信中写道：“土耳其人的疯狂将会为俄国人所用，土耳其人很可能战败，他们的军事荣誉将得到保全。” ^[55]

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1853年的这个深秋时节，俄军损失了几千兵力，同时还有他们最大的一个幻想。因为人们已经明白，他们的防御战略不是建立在所谓“克制”基础之上，他们就是一支入侵部队。俄军防御战略的理由主要是为了避免彻底激怒奥地利，看到“北方的野蛮人”在“自己的”大河沿岸绵延数百公里的营地已经让奥地利深感惊恐不安。这个防御战略还与俄军在动员与部署上历来的缓慢有关，最终还因为俄军坚信奥斯曼帝国军队一触即溃。因此，对于沙皇的高级参谋部来说，觉醒是严酷的：奥斯曼帝国也许摇摇欲坠，但土耳其士兵仍然勇猛顽强。在多瑙河左岸的卡拉法特（Kalafat），奥马尔帕夏在11月初已经在那里布置了兵力，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建起了一座坚固的桥头堡，而俄军不敢对其发动攻击。在这种情形下，轻蔑对待土军元帅的主动预防措施，像托德莱本那样称其为“徒劳无功的努力”，并不足以掩盖问题的实质：士气上的优势属于土耳其人。

政治上的优势同样如此，即使在巴黎，人们意识到外交棋局正变得越来越胶着。12月1日，图弗内尔给卡斯泰尔巴雅克去信：“在多瑙河和亚洲的微小胜利冲昏了君士坦丁堡的头脑。我们将委派巴拉盖·迪利耶将军（le général Baraguey-d’Hilliers）去戳破这些被幻想充起来的气球。”

但是，对于土耳其人和西方国家来说，重要的难道不是使奥地利人下决心明确地站在他们一边吗？然而，在卡拉法特隆隆作响的火炮不断提醒维也纳它从古至今的忧虑：多瑙河公国里绝不允许俄国人的存在！但俄国人确实就在那里：“哥萨克骑兵出现了，这些不折不扣的斯拉夫人。在赫勒斯滂海峡（l’Hellespont）的岸边，平民们听到了他们瘦弱马匹的嘶鸣；西方的宝座已经倾斜，资产阶级的欧洲已经感到它的银行在颤抖……” ^[56]

因此，从10月底开始，布奥尔伯爵满怀诚意地将法国、英国与普鲁士大使再次召集到奥地利，令维也纳会议得以“复活”。

更重要的是，维也纳会议公布了其12月5日的议定书，从而正式确立了自己的存在，并且以交战国的调停者自居，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公布其和平条件。这个文本意义重大，因为欧洲凭借它清楚地揭示了冲突的真实性质，在圣彼得堡面前建立了一道共同的外交阵线，向沙皇表明，土耳其的领土完整不可侵犯。12月5日的议定书宣告：“土耳其在条约限定范围内的存在，已成为欧洲平衡的必要条件之一。”

那么，尼古拉还能期望什么来实现他的目标呢？也许他期望见到法国皇帝，法国皇帝不断表达其和平意愿，当面对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时，却在最后一刻退缩了。英国驻巴黎大使考利勋爵在11月11日写给外交大臣的信中，谈到拿破仑三世时说：“实际上，对于我们与他的结盟，我唯一感到担忧的是，他希望事情得到解决的意愿并没有压倒任何其他考量。” ^[57] 爱德华·图弗内尔在向卡斯泰尔巴雅克传达“皇帝的正式意图”时明确指出：“我们希望合理地维护土耳其的独立和完整，但我们将反对它的愚蠢行为，并且不会追随它的冒险事业。”

在君士坦丁堡，巴拉盖-迪利耶全力以赴地支持对土耳其公开其和平条件的要求，而在维也纳，苏丹的良好意愿已经为人所知，人们以为谈判将很快取得结果。巴黎则沉浸在乐观的气氛中，《箴言报》甚至暗示危机已经结束。

但是，帕默斯顿在10月24日以其特有的清醒和尖锐写道：“维也纳会议意味着布奥尔；布奥尔意味着迈恩多夫的妹夫，而迈恩多夫意味着尼古拉。” ^[58] 他是正确的。

因为一个残酷的、血腥的、意想不到的事件即将发生，它将再次表明俄国的双重标准政策，并将促使法国与英国做出致命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