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什科夫的使命

1853年2月28日在君士坦丁堡登陆的俄国“谈判代表”，光是宣布其身份就足以引起人们的担忧。众所周知，缅什科夫身上让沙皇欣赏的更多的是他粗暴的举止，而非他机智的应答。他曾在波斯执行大使任务，难道不是导致了一场战争，使波斯国王失去了他所有的亚美尼亚省份吗？最重要的是，如何相信尼古拉一世派帝国最显赫的人物之一去君士坦丁堡，仅仅是为了讨论圣母教堂的饰物或伯利恒教堂看门人的教派？

依照圣彼得堡精心安排好的礼仪规格给予他的隆重欢迎、亲王周围的浮华盛况和军事排场，这一切难道都没有用意吗？再明显不过了，这一切是为了震慑这些“可怜的土耳其人”，就像尼古拉一世喜欢反复说的那样，缅什科夫会以一位愤怒的封建君主的代表身份出现在这些土耳其人面前；这一切也是为了激起奥斯曼帝国东正教徒的狂热，缅什科夫对他们来说代表着期待已久的救世主。

所以，很快地，基调定下来了。

传统上，奥斯曼帝国礼仪严苛，它要求每一位新任大使，无论是常任大使还是临时大使，到任时首先晋见帝国首相，然后是雷斯-埃芬迪（réis-effendi） ，即外交大臣。因此，缅什科夫3月2日前往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与帝国首相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但他也许认为不值得穿着盛装制服去见这位对话者，因为他只穿了一件普通的礼服。更重要的是，之后他没有去福阿德-埃芬迪的府邸，尽管那里的内宅已经做好准备，官员与警卫列队迎接他的到来，但他倨傲地从敞开的门前走过，一言未发，甚至都没看上一眼，径直回到下榻的公馆。

劈在政府宫殿上的闪电也不会比此举对于外交礼节、外交大臣及奥斯曼帝国的史无前例的冒犯更令人震惊！否则，一个世纪前就向俄国宣战了。但时代已经变了，苏丹没有把这个胆大妄为的来访者扔进七塔寺，而是“接受”了一位大臣的“辞职”，这位大臣关于圣地的政策犯下了触怒俄国皇帝的错误。里法特帕夏（Rifaat-pacha）接替了福阿德-埃芬迪，而关于这一前所未闻的事件的消息则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城市……

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缅什科夫亲王几乎没有离开他下榻的佩拉宫酒店（hôtel de Péra），听任各种谣言和猜测满天飞，更重要的是，很多旅行者已经证实了比萨拉比亚令人不安的军事备战。

那么，他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奇特的“外交使命”呢？他派先前纳瓦林战役的英雄科尔尼洛夫海军上将（l’amiral Kornilov）去希腊与奥托国王（le roi Othon）商谈，大家都知道奥托国王完全站在俄国这一边。但谈什么呢？谈阿梅莉王后（la reine Amélie）那个众所周知的梦吗？她已经把自己想象成一位定居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的贝希克-塔什宫（palais de Béchik-Tasch）里的东方皇后。他派密使到奥斯曼帝国各地去探询信仰东正教的奥斯曼帝国臣民的“需要”。但以什么名号呢？他唯一一次同意穿上盛装，是为了去拜访一位失宠的大臣——霍斯鲁帕夏（Khosrew-pacha），此人曾经是《温卡尔—伊斯凯莱西条约》（Unkiar Skéléssi）的谈判代表、俄国联盟的长期支持者……

罗斯和贝内代蒂的直线上级都不在君士坦丁堡，他们试图从亲王那里获取一些关于他寻求的目标的信息，都未能成功。谜团仍未得到任何破解，而各国外交使馆的担忧则与日俱增。英国使馆代办坚持要知道俄国军队在比萨拉比亚集结的原因，缅什科夫亲王冷笑着回答道：“我们担心奥马尔帕夏（Omer-pacha）会在奥地利和各公国发动革命战争，传播马志尼（Mazzini）的思想学说！”

直到3月16日，这位令人不安的北方来客才开始透露他的想法：里法特帕夏接见他时，他含糊其词地谈到应该给予君士坦丁堡的希腊长老的“独立保障”。他的要求没有得到回应。五天后，在奥斯曼帝国首相面前，他似乎又设想了一个“外交公约”，规定将从天主教徒手里收回伯利恒教堂的正门钥匙，像过去一样禁止天主教徒进入圣母教堂。这项要求依然没有得到回应。3月31日，他又提到有必要在《库楚克—凯纳吉条约》中追加一项条款。但与此同时，他不是还要求——尽管没有得到对话者更多的回应——罢免希腊长老，允许黑山独立，解除一位在他看来极其反俄的塞尔维亚大臣的职务吗？缅什科夫亲王到底想要怎样？他是否至少有一项策略？这种显而易见的思想混乱，实际上不正暴露了他对自己的恐吓手段收效甚微而产生的某种惶惑不安吗？毕竟，他的任何要求始终都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亲王不正是因为开始感到心虚才说话更加大声吗？

但没有人真正思考这个问题：在君士坦丁堡的这一个月，通过他的含糊其词、他一直保持的高傲语气、他对谈话绝对保密的要求，俄国的“谈判代表”最终在其周围散布了恐怖情绪。

对土耳其人来说幸运的是，在4月初，他们的守护天使，英国的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此时已成了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lord Stratford de Redcliffe）——与法国的拉库尔重新回到他们在佩拉宫的工作岗位。很快，英国人就意识到伦敦内阁对事态的看法是错误的，罗斯之前于3月7日写给约翰·罗素的信中丝毫没有夸大其词：“缅什科夫的使命引发了人们对于土耳其的独立，也许是存在的严重担忧。”

然而，这个警告没有被听到。整个3月，伦敦似乎已经退出了东方的游戏，佯装将其全部的信任给予“这位杰出君王的克制与智慧，无可否认，在此之前的一些情境下，欧洲秩序与和平的维持主要归功于他” ^[22] 。这就是，用帕默斯顿的话来说，“除迪斯雷利（Disraeli）之外下院最聪明的人”组成的内阁的全部能力吗？

3月2日，《泰晤士报》率先发表声明，反对“为维护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而进行的任何轻率的十字军东征”。几天后，马耳他舰队接到命令，对罗斯上校的呼吁不予回应，他在3月5日要求马耳他舰队进入士麦那（Smyrne）水域。克拉伦登勋爵言辞动听地安抚焦虑不安的瓦莱夫斯基（Walewski），而俄国驻英大使布吕诺同样对法国大使进行安抚，再次宣称俄国只是在寻求一项体面的交易，并且打算让圣地的天主教徒“享有2月8日的旨令承认的一些利益” 。

《泰晤士报》的很多文章似乎完全符合沙皇的论调，因此2月28日的《两世界杂志》（ Revue des Deux-Mondes ）明确地提出了问题：“一段时间以来，英国最重要的报纸以如此奇怪的逢迎态度大量发布的这些强劲声明，其秘密何在？英国是否认为它可与奥地利和俄国协商，以确保后者占有君士坦丁堡？”

在圣彼得堡，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引起了法国大使的疑虑：沙皇邀请汉密尔顿与西摩夫人（Lady Seymour）共进晚餐，一时间卡斯泰尔巴雅克在寻思，这种违反礼仪的举动是否会让人猜测——正如他在给巴黎的信中写的那样——“英国与俄国之间的一项秘密协议”。但是，将军很快就平静下来，认为“汉密尔顿爵士作为将军”理应得到沙皇“每天的”善意关怀，这一邀请不过是“尼古拉一世兑现这种关怀的唯一手段”而已。

然而，尽管卡斯泰尔巴雅克是位敏锐的观察者、富有才智之人，他的性情却过于坦诚直率，无法参透尼古拉一世神秘主义的、近乎东方式的灵魂。开始他不是以为俄国在南方集结军队的目的是——就像别人对他说的那样——建立一条卫生警戒线，以对抗波斯暴发的霍乱吗？而后他不是又以为，军队的集结是为了支援莱宁根伯爵（comte de Leiningen）在君士坦丁堡关于黑山的任务吗？如3月31日涅谢尔罗迭对他所言，那是“我们能够预见的唯一的战况”……

在帝国恢复后的头几个月里，巴黎持续关注着君士坦丁堡发生的事件。当俄国全权代表抵达博斯普鲁斯海峡时，巴黎开始担忧，决心不让局势恶化。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如果说“在圣地事件上表现出最大的和解精神是法国政府的荣誉”，那么很早就看清局势，而且没有在将要采取的措施前退缩也算是它的功绩。

法国政府有充足的理由保持警觉：都知道奥斯曼帝国再次经历的危机也是它经历过的最严重的危机。都知道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Abdul-Méjid）违反惯例地放他兄弟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Aziz）一条生路，实际上是帮老土耳其人在其周围建立了一个阴谋策源地，这些人希望一劳永逸地消除改革的微弱希望。瓦利德苏丹（Validé）难道不该把她的床横在苏丹的门前，以保护她的某个儿子不受另一个儿子的伤害吗？

众所周知，这个国家正处于全面的金融溃败之中，最近几个月采取的措施都是朝着最反动的方向实施的：他们拒绝西方的贷款，宁愿将外国船只排斥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服务范围之外，或禁止外国货币在欧洲的流通。

人们还知道，在国外，同样的原因产生着同样的结果，奥斯曼帝国政府为了镇压黑山叛乱而发动一场军事远征是非常昏聩的，因为帝国不再拥有强力政治的财力。在奥马尔帕夏的命令下，苏丹政府确实在波斯尼亚集结了一支军队，但面对奥地利的敌对态度，这支军队没能发动进攻。弗朗茨-约瑟夫的一位临时特使莱宁根伯爵，甚至突然抵达君士坦丁堡，根据《维也纳公报》的说法，他肩负一项“和平与调解的”使命，而这实际上是为了发出一项简单纯粹、无法违抗的最后通牒。

瓦莱特在2月15日给图弗内尔的信中写道：“暴风雨已经过去了，不幸的土耳其人在灌木丛中留下了几片羽毛。”这是苏丹本可以避免的又一次羞辱！

在巴黎，人们清楚地看到，东方问题可能会进入一个危急阶段：奥斯曼帝国不会解体吗？

3月15日，图弗内尔写信给卡斯泰尔巴雅克说：“我担心涅谢尔罗迭伯爵没告诉您全部真相。瓦莱特先生刚刚抵达，他对奥斯曼帝国的描述令人震惊。稍微一点撞击都可能导致大厦崩塌。我们将敦促拉库尔先生尽快启程，但他很难在4月初之前到任。” 同样在1853年3月15日这一天，涅谢尔罗迭写信给基塞列夫，说他热情接受了法国刚刚向他发出的提议，即共同审查1852年2月8日的旨令给予瓦莱特的特许权的细节，以便俄国人和法国人之间能够诚实地评估这些特许权的真实范围……

3月21日，拉库尔离开巴黎时，德鲁安·德·吕写信给他驻圣彼得堡的大使：“缅什科夫亲王的态度足以表明他不是来谈判，而是来发最后通牒的……令人担心的是，圣彼得堡内阁决意对苏丹政府施加压力，如果苏丹政府屈服于这一压力，它会失去它仅存的一点威望，如果苏丹政府试图抗拒这一压力，它将面临不可估量的危险。”

在巴黎，政府想要实施的是一项明确而积极的政策，第二帝国初期，这项兼具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政策中还没有宏伟的计划，也没有隐含的欲望。无论如何，这是一项和平的政策，因为新政权还在对其机构进行试车，还有其他问题比一场外国战争更让法国皇帝操心。2月14日，在杜伊勒里宫召开的立法会议的开幕式上，拿破仑三世看上去最关心的是减轻欧洲对新生帝国的恐惧。他宣布：“去年军队的编制已经减少了三万人，马上还将减少两万人。”

同样，即使沙皇让其驻法大使递交的国书不符合外交惯例，他也绝不对这种失敬行为表露任何情绪。除了德鲁安·德·吕与佩尔西尼，内阁的所有成员都赞同皇帝的克制。佩尔西尼怒不可遏地大喊：“你们只看到一个礼仪问题，而我却看到放肆无礼的敌意征兆，这种敌意很快就会以更严重的方式表现出来……你们要知道，你们即将与俄国开战，做好战争准备吧！” ^[23]

法国政府远未做好与俄国开战的准备，但也没有决心忍受一切。3月1日，图弗内尔鼓动卡斯泰尔巴雅克尝试对圣彼得堡的暴君讲道理：“替换瓦莱特是对《争论报》可能给尼古拉皇帝带来的不快的极大补偿……除非他想羞辱我们，否则不能要求再多了。三天前皇帝亲口对我说：‘我不知道圣地事件的细节；对它引起的一些流言我感到遗憾，对于事态的严重性更加感到遗憾，但就我们所获知的少量信息，我们无法做出任何评论。’”

3月23日，关于计划在阿尔及利亚展开的一场行动，皇帝写信给当时生病的圣阿尔诺元帅（général de Saint Arnaud）：“鉴于目前的情况，我决定将卡比利亚（Kabylie）的战事推迟。没有什么迫使我们这样做，是你的病，像君士坦丁堡的复杂情况一样，迫使我推迟这场战斗。” ^[24]

而在3月19日，鉴于瓦莱特所描述的局势的严重性，拿破仑三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立即派遣我们的舰队到靠近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地方，比如说萨拉米斯，以便随时了解事态的进展” ^[25] 。

在巴黎，政府对缅什科夫提出的要求的实质内容仍然一无所知，但已经感觉出这些要求的威胁性，以及它们所处的混乱环境。人们普遍感到担忧，但在参政院中，谨慎仍然占据上风，哪怕只是因为在某些内阁成员的头脑中，尼古拉一世仍然是在发生严重社会危机时的求助对象。德鲁安·德·吕的陈述得到参政院几乎全体一致的热烈鼓掌，他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了皇帝政策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一方面源于其大部分大臣的保守派出身，另一方面则源于欧洲普遍对他表现出的恶意：这位外交大臣，尽管绝非亲俄派，却主张法国在即将爆发的危机面前完全弃权。然而，他是清醒的。按他的说法，他很清楚，俄国在君士坦丁堡采取的行动中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因素：首先是一种祖传的专制欲望的逻辑，其次是对法国在圣地事件上取得的可怜胜利的卑劣报复。他解释说，不幸的是，欧洲只想看到第二点，对圣彼得堡想给这个令人厌恶或不安的法国新政权的教训，实际上感到相当满意。他接着解释说，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政府因此会认为，派往东地中海的法国舰队只是表达一种特殊的怨恨，一旦法国和俄国发生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法国的外交孤立。外交大臣总结道，因此最好等待这场危机引发的真正问题——整个东方的问题，而不再是法俄关系的次要问题——向所有人显现出它的严重性，并获得内阁的赞同。佩尔西尼写道，这是名副其实的“退缩理论”，它得到了大臣会议所有成员的赞同，“每个人都在不遗余力地赞美大臣”。

因此，在这件事上，法国的尊严和利益就不会受到任何严重损害吗？

内政大臣并不这么认为，他是最后一个发言者，他注意到“在这些陈词滥调的讲述过程中”皇帝“频频表现出不赞同的迹象”。

佩尔西尼当着困惑的同事们的面喊道：“事实上，我完全无法理解这里发生的一切。我感到惊讶的是，你们居然以为可以自由地选择或不选择战争，避开或面对一场灾害，接受或拒绝一种侮辱……（军队）的使命是维护法国的荣誉，如果法国在世人眼中受到羞辱，如果出于一种无名的软弱，我们任由俄国控制君士坦丁堡，而一位拿破仑正在巴黎当政，那么我们就为法国，为皇帝，为我们自己的命运恐惧吧！因为军队和法国永远不会接受在这一可耻场面中袖手旁观的角色。今天，是谁在威胁人民的安全或独立？没有什么比俄国攻占君士坦丁堡更能威胁到欧洲的独立，因此，谁会批判旨在阻止这一事件的政策呢？至于英国，有人说，如果我们对抗俄国，英国随时会谴责我们，这是一种奇怪的观点……说到英国，一个大臣，甚至一个首相、一个女王的意见又有什么要紧呢？正如我有幸向大臣会议陈述的那样，英国发生了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在那里，贵族再也不能根据自己的好恶和偏见来引领国家。英国仍然是一本书的书名，但已不再是那本书了。那本书，是伟大的工业运动，是伦敦金融城，是人数和数量都是贵族百倍的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在生产意见，当意见表达出来时，贵族只有顺从。但是，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国家舆论一致地想要阻止俄国进入君士坦丁堡，那难道不是英国吗？因此，怎么会猜想它会怨恨我们对抗俄国呢？远非如此，当它得知我们决心阻止俄国向君士坦丁堡进军的那一天，它会发出欢呼声，前来与我们站在一起。” ^[26]

在惊恐万分的大臣们面前，皇帝转向海军和殖民地事务的负责人：

“迪科（Ducos）先生，马上写一份电报，命令土伦舰队开往萨拉米斯。”

德鲁安·德·吕大胆提出异议：

“但是，陛下，在派遣舰队之前，至少应该征询一下英国的意见。”

这句话立即得到内政大臣的反驳。

佩尔西尼喊道：“但是你们没有办法征询英国的意见！你们只能征询阿伯丁勋爵的意见。按你们自己的猜想，他只会对你们做出否定答复。《箴言报》所称的舰队派遣将征询英国的意见。放心吧，英国会做出肯定答复，而且还会向其政府施加压力。”

这就是1853年3月19日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为什么后来有那么多作者故意选择忽略事件的时间顺序，以至完全改变了事实？比如，这些作者之一的乔治·鲁（Georges Roux）写道：

“不管怎样，对[皇帝]有巨大影响的英国，毫不费力地将他拖入联合对抗俄国的行动当中。他的大臣们全都反对这项行动，除了喜欢冒险的佩尔西尼。” ^[27]

比如，1913年，弗雷德里克·洛利耶（Frédéric Lolié）提到：“[拿破仑三世]很轻易地被英国拖入联合对抗沙皇帝国的行动当中。” ^[28]

因此，是英国牵引法国紧随其后，而不是相反，实际上，英国内阁唯一的干预行动是派考利勋爵（lord Cowley）去见皇帝，试图让其撤回决定，俄国甚至为此向阿伯丁勋爵和克拉伦登勋爵表达了感激之意！ ^[29]

即使像阿德里安·当塞特（Adrien Dansette）这样审慎的历史学家也认为——在1942年也是这样的——法国外交玩了“英国游戏”，刚“解决了宗教纷争”就“被卷入一场已与己无关的冲突”。 ^[30]

但是，1856年，拿破仑三世不顾英国盟友的坚持，拒绝延长战争，更令英国人暴怒的是，他强令各方停战，他在1853年并没有比在1856年更加“追随”英国。

事实上，说法国在1853年至1854年被英国人牵着鼻子走，这是无稽之谈。

真实情况是，很快，当英国明白过来自己被圣彼得堡耍了，便以一种永远不可能煽动法国人的激情展开了猛烈的主战攻势。英国确实常常觉得法国皇帝对和平的深切渴望是一种约束。阿尔伯特亲王完全忘记了前一年的种种反法猜疑，甚至轻蔑地嚷道：“路易-拿破仑渴望和平、享受，还有廉价的小麦。”

但事实仍然是，对俄国采取坚定立场的第一个表现，同时恰好也是第一项军事措施，是巴黎而非伦敦所为，目的是捍卫欧洲的平衡和法国的利益。因为任何人都同维耶尔-卡斯特尔（Viel-Castel）一样清楚，“地中海被俄国和英国分割的那一天，法国将不再属于世界强国” ^[31] 。

因此，只要赢得英国联盟，无论其盟友的理由是什么，皇帝都决心开战。此外，一旦舰队开往萨拉米斯，我们能想象目的得到满足之前就将它召回吗？8月1日图弗内尔写给卡斯泰尔巴雅克的信中说，舰队“不可能不接受一下敌军炮弹的洗礼就返回土伦”。

皇帝自己的理由足以使他奋起反抗沙皇，但在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他希望英国能与他站在一起，在一场共同发动的战争的熔炉里或许会诞生法英联盟，他对这个法英联盟的重视高于一切，只要是为了联合捍卫“共同而坚实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各自的利益携手并进” ^[32] 。

比起那些谴责皇帝“软弱”或“任人摆布”的人，比利时驻法大使之子贝延斯男爵（le baron Beyens）的评价更为恰当，他写道：“拿破仑三世的精明在于，他让联合行动的必要性在英国大臣们的头脑中反复酝酿直至成熟。” ^[33]

但对他来说，一旦获得这个联盟，就需要始终保持对事件的掌控：无论是英国的气氛开始紧张，还是金融城的商人突然觉得这场近在眼前的残酷战争是保持他们在东方的优势的唯一手段，这些对法国人的皇帝来说有什么关系呢？与我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9年出版的巨著《人类史》（ Histoire de l’humanité ）中读到的相反，他永远不会“为英国人效力”。至于他自己的不满，在1853年的这个春天，他仍然可以希望通过外交途径得到解决。因此，直到最后一刻，他并不在意海峡两岸那些急躁者的怨言，而是忠于自己使用外交手段。

这里凸显出保罗·盖里奥（Paul Guériot）所说的“拿破仑三世的性格特征之一”，这种“大胆的构想与优柔寡断的执行之间的矛盾”，是一种极具宗派观念的态度。 ^[34]

1891年，在法俄缔结同盟的欢庆气氛下，奥赛码头 前政治主任之子路易·图弗内尔（Louis Thouvenel）有充分的理由就1853—1854这两年写道：“法国的外交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活跃。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法国外交从来没有比现在表现出更多的克制、灵活和远见。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克里米亚战争前的那些谈判都肯定可以列入世界上最卓越的谈判。” ^[35]

无论如何，尽管有一些不足之处，这些谈判仍然是第二帝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部分，即使在正值法俄蜜月期的1896年，吉斯上尉（le capitaine Guise）的军事历史课教导索穆尔骑兵学校的学生们说，在1853—1854年，法国“被精明的英国外交巧妙地牵引着来为它提供帮助”。

俄国盟友值得几次背叛……

在君士坦丁堡，缅什科夫亲王于4月19日终于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在此之前，出于犹豫或者盘算，他喜欢保持一种含混模糊的状态。他给里法特帕夏的照会重复了俄国关于圣地的所有论点，更重要的是，照会最后要求制定一项“公约”，在所有涉及希腊教会的问题上，这项“公约”都迫使奥斯曼帝国政府对沙皇做出永久的承诺。

亲王写道：“虽然皇帝愿意忘记过去，仅仅要求以辞退一个伪诈的大臣和履行正式承诺作为补偿，但是他不得不为未来寻求坚实的保证。他希望这些保证是正式的、积极的，并能够确保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的大多数基督徒臣民以及最终皇帝本人的信仰不受侵犯。他想要的只是以后能在一份相当于条约的文件中找到保证，并且这些保证不会由一位不够审慎、尽责的代理人做出解释。”

这个文本不仅语气的傲慢令人惊讶，要求本身也相当离谱。让我们想象一下，正如斯特拉特福德勋爵所写的那样：“英国竟要求欧洲大陆的所有清教徒享有类似的保护权！瑞士最贫穷的州难道不会拿起武器，反对对其主权的这种限制吗？”

实际上，4月19日，俄国扔掉了面具：对沙皇来说，一切都比继续看着他在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基础逐渐被侵蚀要好。

然而，由于贫穷，俄国只能眼睁睁看着西方逐渐对其南部邻国实施经济控制，束手无策。更重要的是，沙皇不得不承认，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群体，在教育与福利方面，确实享受到真正的社会进步，这令他们远远超越了俄国人民，尽管后者总是声称要解放这些基督徒！沙皇的全部策略都将受到这一点的影响。

1843年，屈斯蒂纳（Custine）愤怒地质问：“你们，是欧洲的文明领袖？”十年之后，俄国人民已经没有头衔来“解放”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徒：

“他完全可以是中亚人民的文明领袖……但在目前状态下，他已经无法再表明自己优于遍布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群体。”1854年，写下上面这些话的不是屈斯蒂纳，而是俄国的一位亲密朋友——奥地利政治家菲凯尔蒙伯爵（le comte de Ficquelmont），他看到，正如沙皇本人可能也看到的那样，俄国为干预君士坦丁堡而用了数百年的借口正逐渐失去，只有以实力较量才能恢复原状。 ^[36]

在1840年代，尼古拉已经烦躁不安了。

到了1853年，他终于忍无可忍了。

三天后，也就是4月22日，拉库尔才在奥赛码头与斯特拉特福德勋爵的敦促下，与缅什科夫就圣地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具体落实到两个旨令提案上，5月4日，苏丹正式批准了这两个提案。

第二天，5月5日，当人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一切才刚刚开始：隐居于比于克代雷（Buyuk-Déré）“比萨拉比亚号”护卫舰上的缅什科夫，向奥斯曼帝国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同时附带着一份根据4月19日照会精神拟定的俄土条约的草案，这项草案要在五天内签署，任何超出规定时限的行为都将被亲王视作“对（其）政府的怠慢之举，将迫使（他）履行最痛苦的义务”。

正是从这个最后通牒开始，一切都将骤然改变。

英国大使徒劳地提醒缅什科夫：土耳其不是俄国的一个省；1841年7月13日的条约将其置于五个大国的共同保障之下；最终，圣彼得堡的要求会导致“在任何国家，仅由最高国家权力机构拥有的权力，由弱国转交给强国” ^[37] 。

5月10日，沙皇的特使收到了土耳其人的答复。如果缅什科夫收到的指示要求他不惜一切代价取得成果，这就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失败；如果亲王的使命只是为了达到公开的决裂，这就是一次圆满的成功。因为奥斯曼帝国政府愿意郑重承诺，将采取一切有利于其希腊臣民的措施，但拒绝“损害其独立与主权的基本原则”，因此不得不“拒绝俄国皇帝对他做出的提议，即与俄国缔结一项公约以此来约束奥斯曼帝国”。最后，它表达了对“全世界的公共舆论”的信赖，并寄希望于“皇帝本人的公正与真诚”。

我们已经看到，1853年5月10日，土耳其人重新显现出勇气：法国的舰队不是停泊在萨拉米斯湾，作为巴黎为他们提供支持的担保吗？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英国人将睁开眼睛，彻底改变政策，烧毁他们曾经崇敬的，赞美他们曾经蔑视的，到滑稽可笑的程度。如果土耳其人知道这些，他们会更加放心。德鲁安·德·吕关注的是，“欧洲不允许任何人认为，如果君士坦丁堡发生一场可能危及奥斯曼帝国存在的危机，法国和英国会采取不同的态度”，他这个愿望将得到实现。但伦敦的突然转变，既不是因为拿破仑三世政府几个月来所坚持的观点的重要性，也不是因为对友好协约突然有了一种宽宏的理解。它仅仅是英国的自尊心受伤后的反应。早在1月，英国就应该能明白一切。但他们什么也没明白。皮埃尔·德拉戈尔斯写道：“英国很少被愚弄，一旦被骗，就是彻底被骗。” ^[38]

英国被愚弄了，确实如此。但实际上，它把拿破仑三世政府当作一个危险的业余选手俱乐部，这种略带轻蔑的居高临下的态度，也让它无法赞同巴黎的分析。

对沙皇少一些盲目，对法国皇帝少一些成见，也许能避免这场即将导致克里米亚战争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