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变脸

1853年1月9日，“最奇特的谈判”开始了，“各国外交官们的塔罗占卜已经解开了谜团”。

沙皇那时刚刚收到前一个月伦敦突然发生的内阁变更的消息，他把这个消息解读为一种鼓励：确实，难道不能预测法英关系的降温——这个俄国在东方做出任何重大行动的必要条件吗？即使尼古拉确信“滑铁卢的战败者不会与战胜者开战”，最好也不要冒险。

因此，在1853年初，圣彼得堡可以合情合理地思考这个问题：圣地之争如此容易激化，奥斯曼帝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衰弱，法兰西帝国宣告成立才几个星期，据说很不稳定，英国新内阁对法国极不友好，而且其联合内阁的性质不允许任何冒险，难道现在不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东方问题的时机吗？

俄国皇帝的思维不够细腻，学识也不够广博。他所犯的一系列判断错误中，第一个错误是亲自冒险投入一场危险的谈判当中，他在这一点上可能远甚于之前的任何其他君王，而且还在谈判中泄露出他最隐秘的内心想法。

但确实，除了表现出分寸感，沙皇做出任何事情都不令人奇怪，密茨凯维奇（Mickiewicz）写道：“在神秘主义者看来，上帝的万能权力好似深渊，他在永恒的生命中一直探测深浅，尽管他自己既不知道应遵循什么原则，也不知道尽头在何处。对于俄国皇帝来说同样如此。” ^[39]

然而，尼古拉的表现总让人感觉他对于议会制度一无所知，议会制度禁止英国女王陛下的大臣们做出公众舆论会反对的任何承诺，何况他们通常都是正直聪明、性格强硬的人。

难道沙皇对于反对派的作用、大臣的责任、公开的辩论竟然如此无知？必须做出这种假设。总之，他有可能误解了1844年他访问伦敦时，他的英国“朋友们”，尤其是阿伯丁勋爵对他所说的话。

当然，当时双方同意尽可能长久地“维持”奥斯曼帝国的存在，并在其解体“似乎迫在眉睫”时听取其关于领土分配的意见……但对于英国人来说，这只是一种礼貌的意见交流，甚至有点勉强。至于尼古拉，他是否把他热切希望达成的一项正式协议当成了现实？

1853年1月9日，在海伦娜大公夫人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尼古拉将英国大使汉密尔顿·西摩拉到一边。 ^[40]

这位君王似乎不经意地悄悄对西摩说：“您知道我对英国的感情。两国政府，就是说英国政府和我，我和英国政府，保持最佳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必要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显。我请您将这些话转达给罗素勋爵。我们达成一致时，我对欧洲西方就不会有任何担忧；其他人究竟怎么想并不重要。至于土耳其，那是另一个问题；这个国家正处于危急状态，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

沙皇正要离开时，对其所言极感兴趣的英国大使拦住了他，请他说得详细些。尼古拉似乎犹豫了片刻，然后突然说道：“喏，我们手上有个病人，一个病得很重的人；坦率地跟您讲，如果有一天，他从我们身边溜走，特别是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之前，那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现在不是跟您谈论此事的时候。”

在沙皇表现出再次与他交谈的愿望之前，汉密尔顿爵士不得不等了五天，与此同时，他琢磨着这些出人意料的开场白到底意味着什么。1月14日，尼古拉在冬宫对他发表了一通既详尽又非同寻常的演说，他说：“您知道叶卡捷琳娜女皇沉迷其中的梦想与计划；这些梦想与计划一直传递到今天；但是我，作为她广袤领土的继承人，并没有继承她的幻梦或者意愿。我的帝国是如此庞大，各方面都和谐完满，所以我想要拥有比现在更多的领土和权力是不明智的。相反，我第一个告诉您，对一个已经过于广阔的帝国进行新的扩张，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风险，也许是唯一的风险。离我们最近的是奥斯曼帝国，在目前的形势下，没有什么比这更符合我们的利益了；在当今时代，我们无须再害怕土耳其人的狂热和好战。但是，这个帝国里有几百万基督徒，我有责任关注他们的利益，而且这也是一些条约赋予我的权利！我可以非常确信地说，我对这项权利的使用是非常有节制的。我必须坦率地承认，这项权利有时附带着一些极其令人为难的义务，但我不能逃避一项积极的职责。我们在俄国建立的宗教起源于东方，有些情感和义务永远都不应忘记。在您所知的当前形势下，奥斯曼帝国已逐渐陷入一种衰败状态，就像前几天我跟您说的，无论我们多么希望延长病人的生命——请相信我，我和您一样希望他能继续活下去——他还是会突然死去，成为我们的负担。我们无法让死人复活；如果土耳其帝国即将崩溃，那它就会彻底崩溃，不会再重新崛起。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问您这个问题：如果土耳其突然崩溃，而我们还没有对后续有所安排，那我们应事先做好准备，这难道不比面临动荡、混乱，甚至欧洲战争更好吗？这就是我想提请贵国政府注意的一点。”

汉密尔顿爵士觉得正在经历他外交生涯中的一个重大时刻，他大着胆子说，没有任何理由会让人相信土耳其正在经历的这场新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崩溃，英国的原则是不猜测一个友好国家的政权更迭。

沙皇顺势说道：“原则是好的，永远是好的，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变化的时代；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互理解与合作，而不是相互欺骗。我想以朋友和绅士的身份说，如果英国与我，我们能够在这件事上达成一致，其他一切对我都不重要。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想，怎么做。因此，我要坦率而明确地对您说，如果英国有朝一日打算进驻君士坦丁堡，我是不会容忍的。并非我认定你们有这个意图，而是在这种场合下，最好开诚布公地把事情讲清楚。就我而言，我也准备做出承诺，不会进驻君士坦丁堡，我指的是作为所有者，因为作为受托人，我无法拒绝……”

俄国皇帝的讲演达到了高潮。

他继续说道：“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如果一切都任其盲目发展，迫使我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情况就可能发生。”

“占领君士坦丁堡”！关键词终于泄露了。

谈到这儿时，沙皇提到了圣地的公开危机，关于这次危机，他只想记住一件事：苏丹向他许下了一个诺言，但其并没有遵守诺言，事情不可能就此了结。

最后，他结束对话送客时说道：“您要向女王政府汇报我们之间的谈话，您就说我愿意就这个问题接受女王政府认为适合与我进行的任何沟通。”

对英国政府来说，这些提议并不新鲜：沙皇在1844年6月访英之时就已向威灵顿公爵、阿伯丁勋爵与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提到对于“病人”同样的担忧。

在1853年与在1844年同样清楚的是，沙皇打算在他在世时解决“病人”的后继问题。

但这一次，难道他没有决定走得更远，亲自触发这个不可避免的结局？

2月9日，约翰·罗素爵士起草了英国的答复：唯一适合奥斯曼帝国的政策应该是对其问题保持克制与理解；并且，伦敦与圣彼得堡之间关于奥斯曼帝国问题的任何谈判，都必须让巴黎与维也纳参与进来。当这个拒绝函发到圣彼得堡时，缅什科夫正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途中……

汉密尔顿·西摩原定于2月21日接受沙皇的正式接见，以向他传达英国政府的答复，但就在前一天晚上，两人在皇后宅邸会面。沙皇知道该怎么做，因为当天早上涅谢尔罗迭接见了英国大使。

汉密尔顿对他说：“陛下已经知道，答复正是我之前暗示给您的答复。”

“我很遗憾得知这个答复，”尼古拉回答道，“但我认为贵国政府没有明白我的意图。我并不急于知道病人死后将要做什么，我只是想与英国确认不该做什么。”

英国外交官反驳道：

“但是，陛下，请允许我向您指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病人即将死亡。”

“那么，”沙皇有点不快地说，“我要告诉您，如果贵国政府倾向于认为土耳其还保留着某些生命要素，那一定是得到了不准确的信息。我再跟您说一遍，病人就要死了，我们决不能让这样的事令我们措手不及。我们必须达成一项协议，我确信，只要我与贵国的大臣——比如阿伯丁勋爵，他很了解我，我们相互之间有着充分的信任——谈上十分钟，就能达成这个协议。请不要忘记，我不是在要求一项条约或一份议定书，我所希望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君子协议，这就够了。暂且就讨论到这里吧。您明天再来，无论何时，只要您觉得与我的交谈有助于在无论哪个问题上达成协议，就请人转告说您想见我。”

第二天，约翰·罗素爵士的急件正式递交给了俄国皇帝。在这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谈中，尼古拉继续加大攻势，觉得将自己变成一个引诱人的魔鬼是聪明之举。汉密尔顿爵士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前一天晚上，在给英国政府的一份急件中，他总结道：“毫无疑问，一个如此固执地坚称邻国即将垮台的君主，他心里已经决定，挑起而非等待其解体的时机到了。皇帝的目的是将与圣彼得堡和维也纳内阁保持一致的女王政府拖入一个瓜分土耳其的计划，将法国排除在这个协议之外。”

2月21日，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殷勤的英国大使面前，沙皇也不得不总结陈词。就像他从前所做的那样，他只是声称他要预测的不是在土耳其解体的情况下应该做什么，而是不应该容忍什么，以防透露太多。

汉密尔顿·西摩向他提问：“也许陛下您愿意告诉我您对这个消极政策的个人看法？”

自1月9日他们的首次会谈以来，英国外交官只满足于倾听，从不懂得接住抛过来的橄榄枝，在他面前，尼古拉只能孤注一掷了。

“好吧，”他脱口而出，“有些事情我永远不会容忍。首先，就我们而言，我不希望俄国人永久占领君士坦丁堡，但我更不希望君士坦丁堡有朝一日被英国人、法国人或任何一个大国的人占领。我也决不允许有人试图重建拜占庭帝国，不允许希腊获得领土扩张，变成一个强国。我更不能容忍的是，奥斯曼帝国被分割成小共和国，成为科苏特们（Kossuth）、马志尼们和欧洲其他革命者的现成避难所。我宁愿开战，也不会忍受这样的布局，只要我还有一个人、一杆枪，我就会继续战斗。”

汉密尔顿爵士仍然坚持自己的行为准则。

他又问道：“为什么总是关心病人死后将发生的事情呢？为什么不努力让他恢复健康？”

“这一点正是外交大臣反复跟我讲的，”沙皇表达了很可能是发自内心的赞同，“但是早晚有一天，危机会发生，我们会措手不及的。”

说到法国，他一直在哄骗法国大使，那位正直的将军——卡斯泰尔巴雅克侯爵。尼古拉不仅将法国排除在自己的计划之外，还佯装认为它是著名的国际事务搅局者，他对汉密尔顿说：“上帝不许我冤枉任何人，然而，君士坦丁堡和黑山发生了一些非常可疑的事情。人们可能会认为，法国政府试图干扰东方事务，希望更轻易地达到其目的，比如占有突尼斯……”

此外，他又补充道，他曾向苏丹表示，如果法国变得太具威胁性，俄国将为他提供忠实的援助。

汉密尔顿爵士提醒沙皇，另一个大国奥地利会不会觉得东方事务首先关乎其自身利益？尼古拉驳回了这个异议：“哦，您应该知道，当我谈俄国时，我也在谈奥地利；适合俄国的也适合奥地利；就土耳其而言，我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终于，就在其心腹缅什科夫亲王抵达博斯普鲁斯海岸的几天前，沙皇忍不住提到他采取的这项“外交举措”。“您瞧，”他对大使说，“我是如何对待苏丹的。那位‘先生’没有信守诺言，对我表现得非常无礼；而我只是派一位大使去君士坦丁堡要求补偿。只要我愿意，我当然可以派一支无可阻挡的军队，但我只是想表明我不允许有人戏弄我。”

是结束会谈的时候了，尼古拉无所忌惮地表明了他的想法：现在的问题不再是不该做什么了；俄国皇帝开始勾画一个真正的奥斯曼帝国分割图。“各个公国，”他说道，“实际上是我保护下的独立国家，这种状况可以继续下去。塞尔维亚可以接受一个类似的政府形式，保加利亚也是如此。就我所知，没有理由让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至于埃及，我完全理解这块领地对英国的重要性。我所能说的是，对解体后的奥斯曼帝国进行分割时，如果贵国占有埃及，我不会提出反对。对于干地亚（Candie） 也是如此：这个岛可能适合贵国，我看不出它为何不能成为英国的领地。”

会谈进行到这个阶段，英国外交官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做出了足够的妥协，必须提出一个反对意见，他立即说道：“英国对埃及的唯一希望，就是保证其宗主国与印度之间快捷而自由的交通。”

但沙皇寄希望于他在伦敦内阁中的朋友，他对英国大使说：“请您劝说贵国政府就这些问题再给我写封更详尽的信，不要迟疑。我相信英国政府。我要求的不是一项承诺、一个协议，而是一种想法的自由交流，必要时，一句君子之言。仅限于我们之间的交流，这就够了。”

尼古拉是否真的以为，英国会不假思索地、贪婪地扑向他递过去的诱饵，为它打算日后以低廉的成本获得的东西支付高昂的代价，并因此心甘情愿地与法国——一个已成为欧洲第一大国的法国——突然决裂？

对君王的愚蠢可能造成的后果进行止损，是涅谢尔罗迭作为一名资深外交官的责任。

3月7日，他向汉密尔顿爵士提交了一份文本，这份文本被认为是对约翰·罗素爵士的急件的答复。为了使这种假象更圆满，日期写的是2月21日，也就是英国大使向沙皇转交英国外交大臣信件的日子。尼古拉轻率的言辞被巧妙地修改、更正、淡化到无关紧要的地步，这份备忘录说：“尽管与英国特使就随时可能导致奥斯曼帝国垮台的原因进行了亲切的会谈，皇帝还是无意为这种可能的情况，提出一个使俄国和英国可以事先处置苏丹管辖省份的计划、一个现成的制度，更无意提出两国内阁之间要达成的正式交易。既没有分割计划，也没有其他王室必须签署的公约。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意见交流，皇帝认为没有必要提前讨论这个问题……”

俄国外交大臣的工作做得很好，但他几乎不抱希望说服英国大使，因为英国大使亲耳听到了沙皇的言论；他也不抱希望说服伦敦内阁，因为英国外交官向伦敦内阁详尽通报了会谈的所有细节。

3月23日，克拉伦登勋爵——他于2月21日接替约翰·罗素勋爵执掌英国外交部——在一份引人注目的急件中，确认英国政策仍将遵循同样的原则，新外交大臣写道：“女王政府由衷欣喜地获悉，皇帝自认为比英国对防止土耳其发生灾难更上心，因为女王政府确信，所有欧洲大国都希望避免的事件的加速发生或无限期延迟，取决于皇帝陛下对奥斯曼帝国采取的政策。女王政府确信，没有什么比不断预测一场即将到来的危机更能加速这一事件的发生，没有什么比假定土耳其会迅速和不可避免地衰落对其更加致命。如果沙皇认为土耳其帝国的日子屈指可数的看法广为人知，那么这个帝国垮台的那一天，就会比看起来皇帝陛下所设想的更早来临。”

尼古拉的引诱手段显然失败了，克拉伦登勋爵接下来写道：“英国不希望领土扩张，它不能参与一项从中可以获取这种利益的预先协议。英国不能加入一个对其他大国保密的协议。女王政府认为，奥斯曼帝国需要的只是其盟友的宽容、他们不对苏丹提出有辱其尊严和独立的要求的决心，最终，还有弱者有权从强者那里得到的友好的扶持，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体之间。”

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对汉密尔顿爵士说的话很对：“这些问题太敏感了，因此讨论它们总是会有麻烦！”

因为急于结束一个如此具有爆炸性的话题，俄国外交大臣3月15日向英国外交官递交了一份安抚性的，并且希望是最终的备忘录。他在其中写道：“皇帝愿意承认，维持土耳其政府存在的最好办法，是不以有辱其独立和尊严的方式对它提出过分的要求，避免让它疲惫不堪。皇帝准备一如既往地遵循这个方法，只要约定好所有大国一概遵守同样的行为准则，并且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利用土耳其政府的虚弱来获取有损其他国家的特许权。”

那么，俄国外交大臣是在影射法国吗？

但是，十三天前，正是缅什科夫亲王令土耳其政府遭受了长期以来所能遭受的最严重的侮辱！

仍然是他，在涅谢尔罗迭的备忘录提交六天之后，开始在奥斯曼帝国的大臣们面前提起这项“外交公约”，而五个星期之后，他则是以纯粹的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制定这项“外交公约”！

至于沙皇，英国人对其提议的冷淡态度令他恼火，他因此越发固执起来，一意孤行地在选定的这项冒险政策上越走越远。

他甚至认为不该把最终决定权——尽管是纯粹外交性质的——留给其外交大臣：4月18日，在冬宫的一次晚宴上，他再次试图说服英国大使，但这次的语气带着隐约的威胁，声称他将不惜一切代价得到补偿，土耳其人终将以某种方式屈服。

无论如何，已经太迟了，损害已经造成，并且无法弥补：沙皇已经暴露了他的计划。

而英国内阁则看起来仍愿意相信尼古拉在圣地问题上的意志，它急于避免君士坦丁堡发生最令人担心的灾难，不愿与新的法兰西帝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俄国。

然而，图弗内尔看得很清楚，他在5月14日给卡斯泰尔巴雅克将军的信中写道：“如果有什么事件让英国意识到它被愚弄了，它也许会从麻木迟钝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也许要由我们来拉住它。”

5月10日，当里法特帕夏向缅什科夫递交奥斯曼政府的否定答复时，他预计决裂会立即发生。但决裂不会发生：在如此彻底的失败之后，亲王也许并不急于返回圣彼得堡，他只是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比于克代雷，那里是他的消夏别墅所在地。他甚至接受了定于5月13日的与奥斯曼帝国首相的新会面。但是，那一天，尽管穆罕默德-阿里帕夏正在库鲁-切什梅宫（palais de Kourou Tchesmé）等他，但缅什科夫并没有去那里，他觉得有必要重演一回3月2日对奥斯曼帝国的侮辱行为，奥斯曼帝国首相会看到俄国特使的船堂而皇之地在窗外驶过，最后停靠在苏丹皇宫附近；尽管苏丹并无任何打算接见俄国谈判代表，他却傲慢地出现在皇宫，要求国王（le Commandeur des Croyants）立即接见他。

他会不知道君士坦丁堡尽人皆知的事情吗？苏丹刚刚失去母亲，他不接见任何人，将自己关在后宫里，悲痛欲绝。然而，阿卜杜勒-迈吉德将不得不为这位以征服者姿态行事的独特外交官破一次例。但会晤非常简短，其结果只是牺牲了奥斯曼帝国的谈判代表里法特与穆罕默德-阿里，以雷希德帕夏与穆斯塔法帕夏（Mustapha-pacha）取而代之。

苏丹采取这一行动仅仅是为了争取时间，还是屈服于缅什科夫的命令？这个问题不无意义，因为从爱德华·图弗内尔留下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在1853年5月13日这一天，一切本还可以挽回。

事实上，1855年，奥赛码头的政治主任被任命为驻圣彼得堡大使，在那里，他将从奥斯曼帝国前大维齐尔口中得知一些令人不安的隐情：据他说，穆罕默德-阿里帕夏正准备与缅什科夫了结此事，无计可施的缅什科夫不再指望能缔结一个正式的公约，奥斯曼帝国政府一个简单的照会或许就能让他满足。但一直以来与英国人关系密切的雷希德帕夏希望重新掌权。所以，他可能通过行政官尼古拉·阿里斯塔奇（Nicolas Aristarchi）向亲王保证，如果他重获外交大臣一职，他绝不会反对签署亲王要求的公约。因此缅什科夫可能去向苏丹要求让雷希德接替里法特，而雷希德一回到政府，便迫不及待地否认他的承诺，高调声称他“宁愿双手被砍掉也不愿签署那项公约”！ ^[41]

当然必须考虑到奥斯曼帝国事务那一贯的混乱局面，但透露给图弗内尔的这些隐情，尤其是当它们出自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他本人始终支持英国的势力——这样的人之口时，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因为在这一切当中，应受质疑的是英国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勋爵扮演的角色：难道不是他，为了让他的朋友雷希德重新掌权暗中策划了一切？难道不是他，无论是出于对沙皇的私仇（十年前，沙皇拒绝了对他担任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的任命），还是出于要扮演首要角色的傲慢与意志，欣然促成了最终的决裂？每个人都知道，勋爵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伙伴，他把土耳其变成了自己的财产，把君士坦丁堡变成了自己的领地。

每个人都可以注意到，当缅什科夫被一些人左右、被另一些人愚弄之后，最终离开君士坦丁堡时，斯特拉特福德是所有西方外交官中唯一一个违反外交礼仪的人，他在缅什科夫离开时没有向他致礼。

到5月13日时，缅什科夫仍然希望内阁改组能对他的计划有利，希望雷希德信守诺言，能够就签署俄土公约的必要性说服其在土耳其政府内的同僚。因此，他很大度地同意将动身去敖德萨的日期推迟几天。

一切都是枉然：5月17日，奥斯曼帝国政要大会（le Grand Conseil des dignitaries de l’Empire）召开，以42票赞成2票反对的结果，决定维持对最后通牒的拒绝。

因此，第二天，缅什科夫在一份空洞而夸张的照会中宣布，面对谈判对手“对俄国的侮辱态度”，他将彻底中止谈判。

然而，5月20日，在奥地利代表以所有欧洲谈判代表的名义，前往比于克代雷最后一次求取亲王的善意后，亲王表示，“出于对欧洲的尊重”，他决定做出并无实际意义的让步：他放弃了之前要求的公约，宣称只要求一个简单的“照会”。土耳其人仍然持拒绝态度。像其他很多人一样，耿直的托德莱本（Todleben）将军对此感到愤怒：俄国始终是温和的，它要求的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照会”，土耳其政府难道不是因为感觉到西方列强的“鼓励”，才敢拒绝这个“普通的照会”吗！ ^[42]

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没有讲明的是，缅什科夫要求的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照会”，而是——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具有强制性的外交照会”，这自然使它近似于一项公约，并且仍然符合同样的要求：让土耳其对俄国做出正式承诺，迫使土耳其政府给予俄国对奥斯曼帝国东正教臣民的正式保护权。而这一点恰恰是不可能的。

缅什科夫为自己的恐吓行动不如莱宁根伯爵成功而羞愧气恼，因此只能乘三个月前来时乘的那条船返回敖德萨。5月21日，他在“雷霆号”的船舱里发去了最后一条信息，明确指出，俄国要求获得对奥斯曼帝国东正教徒的“正式”保护权，“连同其所有的民事和行政司法权”，但这一要求没有得到满足。

他至少扔掉了面具！

当代办奥泽罗夫（Ozerov）从俄国公使馆的门楣上摘下国旗与徽章，将文档装箱，为工作人员准备行李时，这个强大的北方邻国不会在君士坦丁堡留下任何物品与人员。

“可怜的土耳其人”没有屈服于威胁。是否应该真的相信，这是西方列强利用被煽动起来的反俄思想与高涨的情绪，通过不断深入的刺激，试图诱导[俄国]采取一些在欧洲眼中具有危害性的行动？ ^[43]

无论如何，对于缅什科夫亲王以及沙皇尼古拉来说，这是对自尊心何等的伤害！这是何等的屈辱！

几天前，5月14日，图弗内尔给卡斯泰尔巴雅克写信道：“我觉得，俄国皇帝在如此喧闹的开场之后，很难接受如此微薄的成果。我相信，我们很快会看到东方问题更加全面的重启，我们必须考虑一些重大决议。”

奥赛码头的政治主任写道：“如果有什么能向英国证明它受到了愚弄……”

俄国5月5日发出最后通牒的消息5月20日才传到伦敦。在此之前，公众舆论在阿伯丁内阁极力的安抚与商界和审慎的观察家们露出的担忧之间摇摆不定。

这条消息是一个真正的重磅炸弹：因此，缅什科夫的任务绝不是人们认为的那样，具有“无害和无足轻重的” ^[44] 性质！因此，女王陛下的政府任由自己被圣彼得堡的独裁者与其外交部的安抚声明愚弄了！因此，这个国家正在走向战争，而人们对此一无所知！ ^[45]

于是，突然间，在新闻界与公众的反俄情绪不断高涨的时候，外交部彻底改变了措辞。

皮埃尔·德拉戈尔斯写道：“英国有其特有的忘记侮辱的方式：它擅长忘记的不是它受到的侮辱，而是它发出的侮辱……”

因此，昨天才对没落的土耳其人和新贵法国人做出的种种批评和错误行为，都被忘记。

《泰晤士报》的文章被忘记，比如，这些文章曾宣称：“土耳其人要抱怨的第一个压迫者是法国。这个众所周知的大使馆 存在的唯一原因就是，法国外交要求特别让与。我们无须弥补法国的错误。”

一夜之间，就像1831年的美好时代一样，《友好条约》再次成为时尚话题，英国人对其海峡对岸的邻居不吝殷勤友善之辞。

在巴黎，法国人即使内心有想法，也会避免指出这种行为的可笑与俗套，因为都知道局势很不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团结。法国人没有忘记1830年与1840年的教训，他们早就知道，在任何一个英国人身上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个体：一个是充满顾虑与道德情怀的个人，一个是只以自己明确的利益为导向的政治家。

5月27日，约翰·罗素勋爵与克拉伦登勋爵通知下院与上院，英国支持土耳其，与法国的协同关系比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因此，面对英国人的群情激昂，就像每次海峡成为辩论的核心问题时那样，巴黎认为应该让其盟友知道，法国尽管立场坚定，但就其单方而言，无意投入一场反俄运动。5月31日，德鲁安·德·吕在给瓦莱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我们并不想鼓励土耳其拒绝任何和解，而是想保护它免遭迫在眉睫的危险。”

在海峡两岸，许多人仍愿意相信沙皇的善意，希望缅什科夫因其挑衅态度而受到谴责。不幸的是，情况绝非如此。5月31日，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继高调张扬的海军大臣之后，向土耳其政府发出一份具有威胁性的函件。“几个星期之后，”他写道，“俄国军队将受命越过帝国边界，不是为了开战，而是为了得到物质保障，直到奥斯曼帝国政府能够恢复公正态度，给予俄国道义保障。两年来，俄国在君士坦丁堡的代表们及大使一直要求而始终未得到。”他向雷希德帕夏明确指出：“缅什科夫亲王递交给您的照会草案仍在您手里；请阁下在征得苏丹殿下的同意后，立即在这份未经任何更改的照会上签字，并尽快将其转交我国在敖德萨的大使，他现在应该还在那里。”

第二天，6月1日，俄国外交部的一封电报向巴黎和伦敦通报了发出这一催告函的情况。如果需要的话，这份函件可以确认，俄国政府完全赞同其令人不安的谈判代表的要求，而且这位谈判代表刚刚被任命为克里米亚总督。

在如此坚定的意志面前，涅谢尔罗迭这最终的说辞显得多么可笑，他想让英国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勋爵来承担整个事件的责任，“极端的怀疑态度，充满偏激情绪的活动概括了他全部的行为特点”，斯特拉特福德勋爵将成为替罪羊，为即将到来的战争承担责任！ ^[46]

6月2日，英国马耳他舰队接到与法国舰队会合的命令，6月13日与14日，海军中将邓达斯（Dundas）与德·拉·叙斯（de la Susse）共同在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的贝西卡湾（Bésika） 抛锚停泊，那里离古代特洛伊城的遗址不远。

正是在危机的这个阶段，即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时候，俄国外交任性地走向一种奇特的愚蠢：涅谢尔罗迭急于在欧洲舆论面前捍卫自己国家的观点，于是让6月11日的《圣彼得堡日报》刊登了他于5月30日发给其在国外所有外交使节的一份通告文本。

但是，俄国外交大臣希望说服谁呢？

像这份文本所表明的那样，肯定俄国的要求既无新的内容也无特别之处，因为它们仍然在《库楚克—凯纳吉条约》与《亚得里亚堡条约》（le Traité d’Andrinople）所赋予的权利范围内，就是公开否认最新的外交文书，即1841年7月13日签署的《伦敦条约》的效力——这项条约将土耳其置于五大国的集体保护之下，从而排除了在土耳其领土的任何单方行动！

没有什么可以比这更能激起对沙皇的抗议了，不仅是欧洲公众舆论，还尤其是沙皇期待得到支持的皇室，即《伦敦条约》的共同签署者——维也纳皇室与柏林皇室。

自俄国军事干预匈牙利以来，它就成了奥地利的恩主？普鲁士与俄国被强大的家族关系联结在一起吗？这些都不足以让德意志强国批准5月31日的这个致命通告。

在维也纳，老梅特涅亲王（le prince de Metternich）将这个通告形容为“道德败坏与傲慢自大的真正纪念碑” ^[47] 。而在柏林，当俄国大臣布德伯格向普鲁士首相曼陀菲尔（Manteuffel）断言沙皇不会退缩时，这个普鲁士人勃然大怒，激烈地反驳道：“我有权告诉您，如果他不反对缅什科夫亲王，那么所有人都会反对他！”

但归根结底，尼古拉似乎彻底丧失了判断力：他看错了奥斯曼帝国，期望无须诉诸武力它就能立即屈服，臣服于他。

他看错了英国，以为通过不断给它喂“宽心丸”并做出友谊的保证，它就能长期置身事外。

他看错了本应对他感恩的维也纳与柏林，它们完全没有站在他的一边。

他看错了两个海洋强国，他似乎不可能得到它们的赞同。

最终，他看错了拿破仑三世，他对此人有着相当负面的看法，这是其驻法大使的偏见的产物。在国书事件发生后，佩尔西尼徒劳地警告基塞列夫：“您以为我们的皇帝被周围一群平庸之辈所左右，”他说道，“事实是，他也许有着许多聪明人共同的弱点，为了避免内部争斗，喜欢在自己身边聚集一些没有个性、思想肤浅或怀疑上帝的人。他也许错误地让自己被一种虚假才能的表象所诱惑……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奇怪的错误很可能会在他执政期间对政府造成沉重的影响。这个错误使得杰出的才能无法得到施展。这是某些个性对其思想影响的秘密。但所有这一切都与他的政府的重大问题无关，与他性格的高贵敏感无关——他的性格也许是宽厚温和的，但在行动时则坚定果断，格外大胆。然而，如果根据他周围人或好或坏的才干秉性来判断他的为人，您可能就会大错特错。如果您为了自己的骄傲而不断拉紧绳子，那么，它肯定会被拉断。” ^[48]

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随后就会向整个欧洲申明其君主的和平意图！当然，他想要的不是战争！但谁会为了战争而战争呢？正直的卡斯泰尔巴雅克写道：“我仍然坚信，俄国希望避免战争，但它希望和平能确保它得到同样的结果……”

涅谢尔罗迭本人也许并不知道，在圣地与希腊人保护权的问题上，沙皇的意志是如此坚定，以至他更加热忱地为自己的国家辩护。因为这位信仰神秘主义的东正教统治者不会对他——一个德意志人，路德派教徒——吐露知心话；确切地说，知心话是讲给他的助手谢尼亚文（Séniavine）与拉本斯基（Labenski）听的。在这一过程中，他本人不得不支持一项与其想法完全不同的政策。而且，1853年已经72岁的他更致力于排除异议，而不是提出异议，沙皇面对试图给他讲道理的汉密尔顿爵士，曾叹息道：“唉！您跟我谈话就像涅谢尔罗迭一样……”

6月17日，俄国外交大臣收到了土耳其对其5月31日发出的催告函的答复：遵照其西方盟友的建议，土耳其政府重申了对其东正教臣民做出良好安置的保证，并允诺很快将通过正式文件确认给予东正教臣民的权利，但该政府仍然拒绝通过与一个强大的外国立约的形式来做出这种确认。

于是很快，令人不安的消息在君士坦丁堡接踵而来：塞瓦斯托波尔与敖德萨已成为军事行动的蜂巢；土耳其的俄国商人被他们的总领事要求尽快结束生意；俄国人大量购买木材，似乎表明他们准备在普鲁特河（le Pruth）与多瑙河上建造桥梁。

此外，尽管土耳其政府仍然能够保持克制，俄国的情况却大不相同。正如卡斯泰尔巴雅克于2月2日写信给图弗内尔所说：“圣地问题是唯一一个涉及深层民族情感的问题，而民族情感在俄国比人们通常以为的还要强烈。”

6月26日，沙皇通过帝国所有教会的神父向俄国人民发出了激动人心的宗教号召，他宣布决定占领多瑙河公国来消除“土耳其人的顽固”。“如果这还不够，”他喊道，“那么，呼唤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将依靠他来解决我们的分歧，我们对他的全能之手满怀希望，我们为捍卫东正教信仰而进军。”

这一切是因为圣地的拉丁僧侣们拥有伯利恒教堂正门的一把钥匙，仍有权在圣母教堂做弥撒。

7月3日，无可挽回的事终于发生了：“为捍卫东正教信仰”而进军的7万名俄军士兵越过普鲁特河边界进入摩尔达维亚，两天后，将军戈尔恰科夫公爵（le général-prince Gortchakov）在布加勒斯特建立了他的总部。

的确，经过俄国几个世纪的蚕食，摩尔达维亚与瓦拉几亚公国的地位更近似于苏丹的附属国而非其完整的属地；但很明显，尽管《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初步规定了俄国作为保护国的权利，《阿克曼公约》（la Convention d’Akkerman）与《亚得里亚堡条约》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权利，它还是不能凌驾于苏丹的宗主权之上，奥斯曼帝国对于摩尔达维亚与瓦拉几亚的主权对任何人都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对公国的入侵是一种明显的战争行为，在整个欧洲看来，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反击是正当的。

圣彼得堡却声称对事态有另外的看法：“我们想要得到的是一个物质保障，我们开始的不是一场战争”，涅谢尔罗迭在汉密尔顿·西摩面前如此狡辩道。西摩只能叹息：“不幸在于，他们认为自己是温和克制的……”

因为，从那时起，一切都注定了，俄国“在轻率地向前迈进后，为了自尊也不能后退” 。

沙皇是活着的上帝，怎么可能开倒车呢？

完全被信仰鼓舞起来的俄国人民对他的推动远甚于他对他们的引领，而且信仰是一种多么无法抗拒的力量啊！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nte）认为没有人比沙皇更懂得“以静制动”。他写道：“没有一位领导人比沙皇更有能力抵抗愚昧民众的邪恶冲动，他不赞成他们的盲目冲动，而且这种冲动的虚假造作胜于真实。”在这一点上，孔德大错特错了。

实际上，伟大的皮埃尔·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是对的：

如果为自己的王子而死是一种光荣的命运，

那么为自己的神而死时，死亡又是什么？ ^[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