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罗马的火灾
易发生火灾是现代都市生活中可怕的常见特点,一年中很少有几天,世界各地不发生一次大型火灾。所以,当我们发现早在前1世纪,西塞罗就把火灾归结为罗马人生活中最大的危险时,我们对此并不感到吃惊。不久之后,诗人贺拉斯
(Horace)也告诉我们,富裕的罗马人最害怕两件事——偷窃和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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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管火灾发生时情形有多么可怕,绝大多数火灾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只有极少数火灾会成为人们集体记忆中永久的一部分。这些火灾往往有两个宽泛的条件:第一,必须是超大规模的,大到足以区别于其他普通火灾;第二,必须有一个口才极佳的目击证人。1666年的伦敦大火灾的确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但如果不是塞缪尔·佩皮斯
(Samuel Pepys)在日记中记录了火灾场景,以及他发狂地把珍贵的帕尔玛奶酪
埋在伦敦塔下自家房子花园的地下,顾不上西岸来的烈火在步步逼近——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场大火灾也不至于能持续不断地激发人们的共同想象。如果不是画家约翰·查平(John Chapin)将精彩的故事发表在《哈珀周刊》(
Happer’s Weekly
),芝加哥大火灾怎会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根据我们的判断,在64年大火灾中去世的人、损失的财产非常多,其灾难程度与这两次特大火灾不相上下,而且也得到了编年史学家们的公正对待,3位历史学家塔西佗、苏埃托尼乌斯和狄奥都对这场大火灾做了生动而全面的描述,这使64年大火灾显得非同寻常。
关于其他罗马火灾,我们往往只能得到一些零散的信息,很多火灾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记录。
即使没有西塞罗和贺拉斯的警醒,我们也毫不怀疑,古代城市的居民一直生活在对火灾的恐惧中。这种恐惧早在前1700多年就有记载,闻名于世的巴比伦王朝的《汉谟拉比法典》
(The Code of Hammurabi)就规定,凡在火灾中趁火打劫者必受火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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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的严厉程度想必反映了问题的严重性。在汉谟拉比之后几个世纪,希泰(Hittite)首都哈图莎城
(Hattusa,也译为哈图沙城)则针对疏忽行为规定了更严酷的刑罚。如果侍从并无其他过失,但其疏忽导致神庙被烧毁,那么这种行为就被认定为刑事犯罪行为,“罪犯及其后代将会一起被处死”。
[3]
罗马的法律自然没有这么古老。与中东地区法律类似的最早的罗马法律是《十二铜表法》
(Law of Twelve Tables),于前5世纪中期制定。
这些法律强制要求相邻建筑之间必须间隔约0.8米,部分意图应该是控制火势蔓延,法律还规定火葬时柴堆必须离邻居的房屋不少于18米,其意图应该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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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明确规定,任何人引燃一座建筑或一堆谷物,如果是意外事故,必须保证给出足够的赔偿,如果是故意的,则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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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罗马人对待火灾的态度显然和之前的巴比伦人相差无几,但是早期罗马历史文献并未出现关于具体火灾的真实记录,文献史料首次提及火灾是在前4世纪。此前,一定有数不清的火灾发生,但是从未有人记录过,或者就算有记录也未能流传下来。因此,我们必须参考考古学资料。考古证据的局限性前文已经有过说明,鉴于我们已表达的保留意见,当有人提出罗马的第一场大火灾一定会在考古记录中留有痕迹时,我们就要特别谨慎。
从流传最广泛的神话故事来看,罗马由罗穆卢斯
(Romulus)始建于前753年,他是统治罗马的第一位国王。王政时代共有7位国王统治过罗马,最后一位国王是邪恶的塔克文·苏佩布
(Tarquinius Superbus),于前509年被推翻,罗马据说平稳过渡到了共和政体。但是考古学家推断,君主制结束时,罗马城可能爆发严重的暴乱,而文献史料对此并没有提及。物理证据包括一层烧焦的物质,有人认为这是3座建筑在前6世纪晚期一次大火灾中被烧毁后堆积形成的,这3座建筑是:(1)雷吉亚宫,即罗马王宫,据说是由受人尊敬的努马国王
(King Numa)建造的,位于罗马中心神圣大道
(Sacra Via)和灶神庙之间,后来作为神圣建筑得以重建,成为祭司团集会的场所;(2)户外集会场,即古代公共集会的场所,位于古罗马广场西北部;(3)罗马最古老的神庙,很可能是玛图塔圣母
(Mater Matuta)神庙。
传说中玛图塔圣母神庙和幸运女神庙由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
国王(King Servius Tullius)建在同一个大讲台上,就在今天的圣奥莫博诺教堂
(Sant’ Omobono)的教区内(位于屠牛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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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这3座建筑——罗马王宫、户外集会场和神庙——在王政时代结束时就已经被烧毁,但之后很快又被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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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前509年发生的火灾理论上非常神秘,虽然并非不可能,但我们必须记住,这个理论构建的基础是把烧焦层推断为来自前6世纪末,因此我们应该谨慎一点。
与考古记录不同的是,文献史料提到的第一场罗马火灾本身就是一个重大事件,而且目前这个话题尤其具有特殊意义,因为4个多世纪后,在64年大火灾发生时,第一场罗马火灾仍然留给罗马人深刻的影响,人们认为这两场火灾有类似的象征意义。传说在前390年,高卢人攻陷罗马城,这是城市历史中最具毁灭性的事件,被罗马人长久地保存在记忆里。随之发生的火灾可能甚至超越了64年大火灾,对罗马人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两场大火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令人感到挫败,因为它们再次强调了信息和知识之间有着至关重要的区别。这两场大火灾在罗马历史上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载,相关信息量极大,但我们仍然弄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前4世纪早期,似乎有相当数量的高卢人,即定居在波河河谷的所谓“高卢地区”的赛农人
(Senones),翻越亚平宁山脉进入了伊特鲁里亚
(Etruria)地区。传说在前390年7月18日,他们沿台伯河河谷前往罗马,在阿里亚河和台伯河交汇处,与一支罗马军队发生冲突并全歼了这支军队。
这场败仗因此成为古罗马历史上最大的全国性灾难。守城的罗马军队仓皇向北逃往维爱城
(Veii),维爱城在前384年曾被指挥官卡米卢斯
(Camillus)率领罗马军队占领。罗马城陷入无人防守的境地。高卢人于第二天,即7月19日,占领了罗马城,没有遭遇任何反抗,这一天也正好是64年大火灾爆发的日子,很难不让人注意到这个巧合。据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历史学家李维所述,高卢人进城之后继续攻陷整座城市,破坏房屋并将其付之一炬。烧杀劫掠持续了好几天,直至最后整座城市变成一片废墟。卡比托利欧山似乎躲过了灭顶之灾,但是驻守在那里的罗马军队最终缴械投降,并被迫向高卢人支付了大量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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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米卢斯由于在占领维爱城时掠夺财物而遭到流放,当时他只是一个普通公民,但是他迅速组织兵力夺回罗马城。他终止与高卢人的和谈并继续作战打败了高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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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卢人归还了罗马城,但是许多罗马人主张放弃这座被毁的城市,整体搬迁到维爱城。元老院在卡米卢斯的带领下,主张留在罗马城进行重建,他们的观点占了上风。在64年大火灾之后,就有人机智地参照了这场古老的辩论。在大火灾后的重建过程中,据说尼禄占据了大片土地,要为自己建造浮夸的金宫,于是讽刺言论开始散播,敦促市民们搬迁到维爱城——趁维爱城还没有被建筑物“吞没”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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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是对高卢人攻陷罗马城描述最详尽的历史学家,据他记载,高卢人暴力攻陷罗马城时引燃的大火几乎将整座城市烧毁。有意思的是,李维承认,在攻陷罗马城第一天大火蔓延的区域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但是随后城市遭受大面积焚毁。驻防在城里的少数罗马士兵从卡比托利欧山上的防守位置向下俯瞰,只发现“一切都被熊熊大火烧成了灰烬”。
李维说,除了这些防守的士兵外,高卢人务必确保被攻陷的城市被烧成废墟。
罗马城“化为灰烬”,大片大片的房屋被焚毁,储存的粮食被烧光,宗教记录和其他重要文件被付之一炬。
但是,我们对李维的记录要持极其谨慎的态度。学界目前普遍认为,攻陷罗马城以及随后发生的火灾,也许远远没有李维描述的那么可怕。高卢人可能只热衷于劫掠财物,他们没有必要烧毁房屋,当代学者怀疑,罗马城的毁坏程度也许很有限,高卢人攻陷罗马城产生的实际影响并不大,但这无关紧要。整个事件的神秘气氛的威力实际上远远超过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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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认为,之所以没有早期罗马历史的真实记录,是因为高卢人攻陷罗马城时把古代档案都毁掉了。无论这个观点是对还是错,它的确使人们注意到,古罗马火灾记录中的确存在重大漏洞。即便是像64年大火灾这样曝光率极高的事件,具体细节也严重不足,部分原因无疑在于公共记录的不可靠性。李维所提到的早期罗马历史缺乏真实记录的问题再三出现。在前80年前后,国家档案馆被人纵火烧毁,一起消失的还有馆中的所有档案。前58年,据说擅长蛊惑人心的政客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
(Publius Clodius)一把火烧了水神庙(位于战神广场),神庙收藏着人口普查数据和其他公共档案,其中有些文件是克洛狄乌斯巴不得消失的。这样的损毁事件一直持续到大火灾之后。据狄奥记载,192年,在康茂德
(Commodus)统治时期,许多国家档案也在一次火灾中被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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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年大火灾发生后,肯定有些详细的记录描述火灾给罗马城带来的灾难,因为要解释火灾之后为何要实施补偿方案。如果事实如此,这些记录似乎并没有在文献史料中得以采用,也许是学者对此并不关心,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在仅仅16年后,即80年,这些记录就被毁于烧毁罗马城的另一场大火之中了。
在高卢人攻陷罗马城后的1个多世纪里,没有历史证据证明罗马城发生过火灾,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推断,这个间隔期如此之长,恰恰说明历史证据的脆弱性和随意性,而绝不是因为这座城市对火灾有了免疫能力。前3世纪,文献史料中再次出现火灾的典故,我们可以通过把64年大火灾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来研究城市火灾,以更好地了解罗马人遭遇火灾的频率以及应对火灾的能力,但这并不容易。共和时期的火灾记录最多算是东拼西凑出来的,而且非常随意。许多建筑物与罗马城的身份认同是一致的,比如神庙,就非常频繁地出现在火灾记录中。当然,这些神庙通常坐落在山顶上,因此很容易遭受雷电袭击。同时,神庙也是重要的公共建筑,其遭受的任何损坏都会引起公众的注意。尤其是灶神庙,罗马人认为它是城市的中心,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一旦这里着火,相关事件就会被详细地记录下来。与有些建筑物受到的重视程度相比,城市其他地方显然就非常不值一提了。比如,14年后提比略统治时期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海战演习场(由奥古斯都建造的用于海上演习的人工水池)四周的建筑,这些建筑与3个多世纪后作家西马库斯
(Symmachus)父亲的房屋有共同的罕见之处。两者的关联在于,在整个古罗马历史上,烧毁这两处建筑的两场火灾是仅有的两次有记录的发生在台伯河西岸的火灾,发生在当时并不发达的特拉斯提弗列地区。这个地区的许多街道上住的是穷人,这个地区非常拥挤,这样的地方一定会经常发生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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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低端居民区通常不在历史学家研究的范围内。当然,作家有时往往别有用心,因此非常小的火灾也许会变得很突出。比如,西塞罗觉得有必要将他自己兄弟房子着火的事情记录下来,因为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件大事,应该在古代火灾史上留有一席之地。这丝毫不让人感到吃惊,但实际上,这种火灾对整个社会并无影响。
最大的问题是,不但文献史料记载的内容令人沮丧,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该给予这些文献史料多少信任。后高卢时期第一场火灾的记录就给我们带来了挑战,而我们在研究64年大火灾时,则遭遇了更大的挑战。萨卢斯(健康神)神庙坐落在奎里纳尔山最高处,前275年被雷电击中,据说该神庙后来起火并被烧毁。这座神庙很可能是由萨姆尼特战争
的指挥官盖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Gaius Junius Brutus)于前302年建成的,前275年大火灾后重建,之后又至少在前206年和前166年遭雷电击中(两次雷击的破坏程度未知),并在克劳狄乌斯统治时期再次被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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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盖乌斯·法比乌斯·毕克托(Gaius Fabius Pictor)正是由于绘制了萨卢斯神庙内墙上精美绝伦的壁画而声名斐然,却在落成典礼后就被处死了。画家本人以自己的作品为傲,他在画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虽然这种做法在当时很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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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也以画家及其作品为傲,尊称他为“大画家”。5世纪早期的基督教历史学家奥罗修斯
(Orosius)明确说过,萨卢斯神庙在前275年被彻底烧毁了。虽然传说中神庙在那次火灾中被彻底烧毁,但不可思议的是,神庙内墙上的壁画竟然毫发无损地被保存下来,因为老普林尼说壁画一直保存到他那个年代,而且一直可以看到,直到3个多世纪后克劳狄乌斯统治时期才被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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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出现了矛盾的说法。显然,这座神庙的历史说明,我们在阅读古代的火灾资料时,必须非常谨慎。
萨卢斯神庙在前275年被烧毁时(如果神庙的确被烧毁了),大火应该只波及神庙本身,最多牵涉周围一两座房屋。但是把整个地区全部烧毁的火灾就恐怖得多了。虽然人们对前4世纪高卢人攻陷罗马城和64年大火灾进行了诸多对比,但这两个事件有完全不同的现象。64年蔓延整个罗马城的大火灾虽然可怕且具有毁灭性,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依据城市火灾的标准属性,这就是一场普通的火灾,只是规模较大而已。高卢人攻陷罗马城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是敌人对城市的蓄意攻击,死亡和破坏是无法避免的结果,伴随而来的火灾,不管有多严重,事实上只是重大事件中的“插曲”而已。我们先暂时不考虑有关王政时代末期这场严重火灾可疑的考古证据,罗马历史上第一次普通的重大火灾,能与64年大火灾达到同一级别但地位较低的火灾,一直到前3世纪末才出现在历史记录中。
当时,城里的情形非常容易导致发生大型火灾。随着罗马的势力成为地中海地区的主导力量,人口不断增长,当权者必须建造更多的房子,同时房子越建越高,这些最终导致建造出更多容易失火的建筑。大型经济公寓街区或“岛屋”(外表看起来像岛的房子)成为古罗马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掌握了建造这些房子的部分细节,这里有较晚时期的一份记录,即维特鲁威
(Vitruvius)在前1世纪晚期所著的非常有名的影响极其广泛的建筑学著作《建筑十书》
(
De Architectura
)。维特鲁威发现靠近公共道路的墙体厚度仅为0.5米,在这么厚的墙体上就不能再增建上层房屋。因此,为了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需要,罗马城的当权者只能命令围绕中央的砖砌墙墩或未加工的原石墙墩修建多层建筑,由这些墙墩支撑木板,上面可以多建几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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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个多世纪后,朱维纳尔
(Juvenal)评论说,当时罗马人居住的城市的大多数建筑是由纤细的支撑物支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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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清楚“岛屋”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罗马城的明显标志建筑,但是李维提供了一些间接证据,证明“岛屋”最晚大概在前3世纪末就出现了。有资料记载,前218年或前217年的冬天发生了一起离奇事件,一头牛爬上了屠牛广场一栋“岛屋”的3层,随后引起了骚乱,最后这头牛跳楼摔死了。
因此至少在那个时候,引发火灾的常见原因——人口稠密就已经是罗马城的特色了。此外,还有一些文献史料证明,这些极度拥挤的住宅区建筑使用了极度易燃的材料。比如,老普林尼指出,一直到3世纪早期[他的起始记录时间是皮洛士一世
(King Pyrrhus of Epirus)战争时期,前280—前275年在位],人们普遍用木板而非瓷砖来建造屋顶。虽然老普林尼没有明确指出,但是当时人们已经开始使用瓷砖了,这种变化很可能是为了减少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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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记录的后高卢时期第一次大型火灾发生在前213年。据记载,大火连续烧了一天两夜,一切都被夷为平地。大火吞噬了阿文蒂诺山和台伯河之间的地区,靠近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统治时期修建的防御工事(塞尔维安墙)。
这场火灾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古老的城墙未能阻止大火的蔓延。相关记录提到,这些城墙没法阻止火灾,火苗翻过了城墙,破坏了许多宗教建筑和民间房屋。我们在阅读64年大火灾的记录时,需要记住这些发人深省的评论,塔西佗也做过类似评论:64年大火从大竞技场燃起,周围没有任何障碍物能阻止火势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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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事件都表明,一旦发生严重的火灾,基本上没有什么能够控制火势。虽然我们很容易理解,当时的人们会把大火灾当作一场邪恶阴谋带来的结果,但事实上,火灾只是大自然残酷力量的彰显,其根源是强劲的大风,而非强烈的恶意。前213年的火灾吞噬了屠牛广场的大片地区,烧毁了玛图塔圣母神庙、幸运女神庙和希望女神庙这些大型神庙。
1961—1962年在玛图塔圣母神庙遗址的挖掘现场,利利亚娜·梅尔坎多
(Liliana Mercando)确定了其中各种建筑部分被拆除的时期,并确认在前213年大火灾后重建城市时增加了一条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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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女神庙中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的雕像据说正是由火神瓦尔肯
(Vulcan)本人抢救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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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的发生可能是偶然的,也可能是蓄意的。在蓄意纵火的情况下,有些火灾是古代战乱伴随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但也有些火灾是在非常和平稳定的情况下蓄意制造的,有时连理性的动机都没有——纵火这种罪行往往与心理有问题的人相关。只有塔西佗在记载中提到过,有些历史学权威认为64年大火灾是偶然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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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其他曾经评论过这场火灾的人,都毫不犹豫地将大火灾的责任归咎于尼禄,但是他们唯有一点不能确定,这次纵火究竟是精心策划的,还是一个疯子的疯狂行为。在罗马历史上,据说第一桩为人所知的常规纵火案(而非战争的副产品),可以确定发生在前210年3月18日这一天。
据李维记载,前210年的这场火灾正好发生在五日节
(Quinquatrus,也被称为密涅瓦节
)的前一晚,庆祝时间是3月19日至23日。
火灾烧毁了古罗马广场上的许多地方,广场四周的商店、私人住宅、鱼市场、大祭司住宅(中庭地区)都被彻底烧毁了。灶神庙在13个奴隶的奋力扑救下得以幸免,这些奴隶后来被帝国买下,并最终获得了自由。这次火灾的影响在64年大火灾后的猜测中得到了惊人的回应。前210年的火灾最初发生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这也被视为人为纵火的证据。人们根据一个奴隶的证词找到了肇事者,显然他们是卡普亚
(Capua)贵族,并对前211年罗马残暴占领卡普亚时父辈的遭遇怀恨在心。我们不知道这是一起真正的大规模纵火案,还是愤怒的民众把一个不受欢迎的群体当成了“替罪羊”,但我们应该记住,这个奴隶最初的证词很可能是通过酷刑获得的。正如64年大火灾所揭示的,某个不受欢迎的少数群体被指控犯了纵火罪,这样的指控在可疑的环境中到处传播,这绝不是最后一次。
另一起疑似纵火案发生在前83年,这是发生在卡比托利欧山上的一次大灾难。此前,前88年,军阀科尼利乌斯·苏拉
(Cornelius Sulla)攻进罗马城,占据了卡比托利欧山,军队投掷了火把,或者可能使用了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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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证据表明,这座山上最著名的建筑——伟大的朱庇特神庙在战争初期遭到了多大程度的破坏。但是仅仅5年后,就在前83年,神庙承受了巨大的灾难,被烧毁,只剩下地基部分,包括祭典像和一部西卜林神谕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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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64年大火灾,事实上与许多其他大型火灾一样,其发生原因至今不明,但据猜测是有人蓄意纵火。文献史料提示,不仅塔西佗记录了人们对64年大火灾归责的意见存在分歧,2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阿庇安
(Appian)也指出,前83年的怀疑对象是加博(Carbo),他是前90年的平民保民官、苏拉的代理人,但也有人怀疑他是执政官。和塔西佗一样,阿庇安也承认,他并不能确定火灾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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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83年卡比托利欧山被烧毁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大事件,与64年大火灾有许多可以相提并论之处,关于纵火嫌疑人的猜测到处传播,但是并未出现可以确认的罪魁祸首。卡比托利欧山的重建工作于前69年完成,其奢华建筑足以再现之前的荣光。
共和时期的最后一个世纪是罗马政治上土崩瓦解的世纪,相互敌对的军阀一心争夺权力,指挥治下的军队来实现个人的野心。他们的军事活动主要针对对手,但是不可避免地波及了罗马城。纵火无论作为一种蓄意而为的手段,还是激进的政治活动的“副产品”,都变成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行为,火灾不仅意味着城市扩张已经不受控制,还意味着政治崩溃和社会动荡。而且很明显,仅仅指控某人纵火就足以成为一种常见且强大的手段,从而激起人们对纵火者的强烈憎恶。这一点在西塞罗的谩骂中得以体现,西塞罗把喀提林
(Catiline)、克劳狄乌斯或安东尼称为“燃烧弹”,他们激起了大批民众的愤怒情绪。
[27]
据说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尼禄统治时期的最后几年中,不仅有传言说尼禄在64年烧毁了罗马城,而且有人声称,在68年他统治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又设想了一个独立计划来烧毁这座城市。
怀疑某人纵火并不是引起民众强烈愤怒的唯一因素。人们常常觉得,有些人虽然不是纵火犯,但可以从城市火灾中受益。这也是64年大火灾后颇为流行的一个话题,当时塔西佗声称,尼禄利用这场灾难来修建金宫,而苏埃托尼乌斯则坚持认为,尼禄自掏腰包将火灾残骸和尸体运走的做法,是在耍花招,是为了趁火打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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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有人从火灾中牟取暴利也是有先例的。前81年末,在苏拉第二次占领罗马城后开展的消除异己的行动中,有一个人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马库斯·李锡尼·克拉苏
(Marcus Licinius Crassus)利用家族遗产购买被没收的财产,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金融帝国。此外,他还组建了一支由500名奴隶组成的特别行动队,到火场抢购被烧毁的房屋以及邻近的土地,业主通常愿意以较低价格出售它们。没有任何证据能确切说明克拉苏提供过正常的灭火服务,但据推测,特别行动队至少会积极扑灭他所购买的产业上发生的大火。普鲁塔克
(Plutarch)声称,克拉苏因此买下了罗马城里最大或者非常大的地区,之后雇用有专业技能的奴隶做建筑工人和建筑师,建造了昂贵的出租房,取代被烧毁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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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禄也受到了类似夸张的指责,称他为达到个人目的而烧毁了罗马城,建造自己的金宫。在帝国时期末期,弗拉维王朝无疑也千方百计地要将民众对克拉苏同样的怨恨激发出来。
像克拉苏这样的个人行为,突出说明罗马城当时缺乏高度发达的集中式消防系统,但并不是说这个问题被忽视了。早在前4世纪末,我们就看到了这座城市提供早期消防服务的首次尝试,这似乎是作为治安官的部分职责来组织实施的。李维曾记载过,3名官员组成一个小组,后被称为“刑事三吏”( tresvi capitales ),就是在那个世纪末前成立的。“三吏”就是“三人”的意思,后来衍生出“刑事”的含义,是因为他们还负责管理监狱。监狱关押着等待审判的嫌疑人,偶尔也作为处决犯人的地方。 [30] 尽管我们尚不清楚“刑事三吏”确切的职责性质,但从他们的活动记录中可以看出,从早期开始,消防和普通警察的职责就是密切相关的,这一点很有意义。纵火和抢劫在城市火灾中是司空见惯的。社会动荡和刑事纵火之间也有明显的联系,而纵火是罗马人摆脱不掉的困扰。在高卢人攻陷罗马城之前,据说奴隶们在前419年至前418年曾密谋在城市的多个地方放火,他们计划利用随后的混乱占领卡比托利欧山等关键地区。事实上,这个计划被泄露,密谋者遭到逮捕并受到惩罚,告密者得到了自由以及大量的青铜块作为奖励。李维讽刺地说道,在那个年代,有大量的青铜块作为财富在流转。 [31]
在夜间巡逻时,“刑事三吏”理应对火灾提高警惕。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必须得到另一群人的帮助,才能使民众乖乖听话,喜剧作家普劳图斯(Plautus)在3世纪末时称他们为“8个壮汉”。
[32]
警察职责在记录中占比相当大。在3世纪末的第二次布匿战争
期间,据说有个名叫普布利乌斯·穆尼提乌斯的人,愚蠢地从森林之神马西亚斯(Marsyas)的雕像上拿走了一个花冠戴在自己头上。人们可能认为这算不上什么严重的罪行,但是“刑事三吏”宣告他有罪,并且将他囚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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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98年爆发奴隶叛乱时,“刑事三吏”仍起作用。叛军成功占领了罗马南部的塞提亚,但其中500人在准备进攻罗马东部的普莱内斯特(今帕莱斯特里纳)时被俘获并处决,叛乱被镇压下来。罗马城的局势很紧张——警卫受命在街道上巡逻,小治安官受命进行视察,“刑事三吏”受命加强警戒,这么做似乎意味着他们也维持治安而不只是单纯地履行消防职责。
记录还显示前186年酒神节仪式上发生臭名昭著的骚乱时,“刑事三吏”在镇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接到明确指令要防范火灾,再次证明了罗马人所得出的火灾与公共骚乱之间有密切联系的结论。
令人吃惊的是,即便64年大火灾发生时,预防火灾工作也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当时的人为此投入的力量远远超过“刑事三吏”早期的投入,而这种兼具治安警察和消防员双重责任的职位仍然存在。尽管如此,“刑事三吏”最明确的任务仍是组织夜间消防队,由帝国派来的奴隶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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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显然被视为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责,“刑事三吏”有一次未及时履行职责,在神圣大道发生火灾时没有及时赶到,这被视为一次严重的违法行为,保民官在公共集会时谴责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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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三吏”机制一直持续到帝国时期,直到3世纪末期仍然存在,尽管当时“刑事三吏”预防火灾的职责似乎已被其他机构所取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至少有一次,“刑事三吏”发现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站在了纵火问题的另一边,因为他们接到命令要销毁一些被禁书籍。1世纪晚期,图密善下令让“刑事三吏”在广场上烧毁刊载诗歌的书籍,因为那些诗歌歌颂了当时一些虽然优秀却思想独立的罗马人。 [36]
整个共和时期,罗马城在建立更有效的火灾处理机制方面,似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可能因为这种改革需要皇帝在后续过程中提供强大的集权式推动力。当然,直到奥古斯都统治时期,我们才看到罗马人在预防火灾问题上做出了影响深远的改变。此外,我们还发现当时学术界对火灾现象的研究兴趣越来越浓厚。斯特拉波
(Strabo)是著名的古希腊地理学家,与奥古斯都生活在同一时代,他注意到了火灾对经济造成的影响,由于房屋不断被烧毁,情况越来越糟糕,因此木材和石头市场也在快速发展。
[37]
维特鲁威的观点最为重要,他为我们了解罗马人预防火灾的思维方式提供了有趣的参考,其中一些展示了尼禄在64年之后所制定的预防措施。在整个罗马城内,用板条和灰泥砌墙是很常见的做法,先用木枝搭出框架(板条),再涂上陶土、稻草和其他各种材料的混合物(灰泥)。这种建筑材料便宜而且易得,但维特鲁威认为这是严重的火灾隐患,坚决主张使用更昂贵的砖块,这样人们才能得到更多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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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板条和灰泥建造建筑物还不是唯一的问题。维特鲁威还指出,一些特殊的软石也是有害的。这些软石往往很脆弱,无法承受霜冻和雨水,如果建筑物建在海洋附近,就可能被盐分侵蚀。也许最严重的是,这些软石不能受热,遇到大火就会碎裂。产自蒂沃利
(Tivoli)地区的蒂伯丁石确实有一些优点,但是优点并不多。这种石头能够经受恶劣天气的影响,可以承受巨大的重量,但不能受热,因为正如维特鲁威所说,这种石头含水量很低,却能吸收大量空气,火可以将热量传递给石头。维特鲁威建议使用在伊特鲁里亚的塔尔基尼安地区尽头发现的一种石头,他把这个地方称为阿尼西亚采石场(也许因为这些采石场由阿尼西亚家族的一支所经营)。这种石头主要分布在威西尼湖(今博塞纳湖
)和斯塔托尼亚地区(今托斯卡纳南部),看起来像珍珠岩(浅色火山岩,内含黑色物质,会让人联想到胡椒粉),有许多突出的优点。石头内部含有大量水分和相对较少的空气,使其能够同时承受积水和高温,因此在下雨和发生火灾时,这种石头是一种非常好的防火材料。
[39]
尼禄非常认真地使用这种防火石,并下令在64年大火灾之后罗马城重建的建筑中使用这种石头。
[40]
必须使用木材时,最重要的是确保所使用的木材是防火的。维特鲁威发现,罗马房屋最主要的弱点在屋檐下,那里使用了木板隔热,他建议最好改用耐火的落叶松木。因为尤利乌斯·恺撒在进攻高卢时曾经遇到过这种树,他想放火烧毁拉里格努穆城中敌人定居点的一座塔楼,因塔楼的主材料为落叶松木,恺撒未能成功。维特鲁威提到,落叶松木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木材中充满了水和土,而且没有孔,因此火无法穿透。这种树生长在波河沿岸和亚得里亚海沿岸,向下游一直延伸到拉文纳港
(Ravenna),并被当地人普遍使用,但显然在维特鲁威所处的时代,这种木材还没有定期进口到罗马城。
[41]
老普林尼确实记录过一根由落叶松木制成的巨大横梁,这是人们在罗马城所见过的最大的横梁,长约37米,直径大约60厘米。这棵落叶松在雷提亚(位于德国东南部)被砍伐,最初由提比略搬到罗马城,打算用来修复被烧毁的奥古斯都海战演习场附近的建筑。起初,这棵落叶松并没有用于任何建筑,而是作为一件新奇物进行展示,后来被尼禄用来修建战神广场上的大竞技场了。
[42]
据斯特拉波记载,为了减少经济公寓街区发生致命火灾的风险,奥古斯都强制实施了20米的建筑高度限制。
尼禄在64年大火灾后重新实行这个限制,多年后图拉真又继续实行这一限制。但是人们总是无视这个政策,这种疏忽常导致朱维纳尔所描述的危险情况发生:直到公寓3层已经满是烟雾时,顶楼的人甚至才意识到发生了火灾。
[43]
共和时期虽然结束了,罗马城却仍然继续遭受着严重火灾的侵袭。前23年是尤为黑暗的一年,罗马城暴发了瘟疫,这对许多人来说是致命的,奥古斯都的侄子马塞勒斯本来有望成为未来的继承人,却死于这场瘟疫,奥古斯都本人也得了重病。这一年还出现了洪水和暴风雨,以及火灾。
关于火灾没有任何详细记录,但在奥古斯都统治期间,这些早期的严重火灾可能促使他认真考虑了现行防火和控制系统的不足之处。此外,罗马可能还出现了一些政治问题,是由一位叫马库斯·埃格那提乌斯·鲁弗斯(下称“埃格那提乌斯”)的人从事危险活动所引起的。我们知道埃格那提乌斯是狄奥和维雷乌斯·帕特库卢斯
(Velleius Paterculus)笔下的人物,后者是活跃在提比略统治时期的一位历史学家。
[44]
埃格那提乌斯似乎是前22年的一位营造官,负责公共管理的各项事务。在任职期间,他利用奴隶扑灭住宅火灾争取声望。这为他赢得了大量民众的支持,使他能够直接进入等级制度的上一层成为大法官,而无须遵守常规的时间要求,否则他要到前20年才能当选大法官。据维雷乌斯·帕特库卢斯记载,埃格那提乌斯随后把目光投向了最高职位,即执政官,并希望重复之前的策略,在担任大法官之后,即在前19年的选举中立即着手实施之前的策略,但现任执政官不承认他的候选人资格。历史学家们记录了埃格那提乌斯受挫后的回应,狄奥说他的行为“傲慢”。维雷乌斯·帕特库卢斯则更具体,对埃格那提乌斯的指责也更多,甚至称他密谋杀死奥古斯都,并为此集结了一群“像他一样的人”,结果阴谋败露,他也被处死了。埃格那提乌斯的所作所为,就像之前的克拉苏一样,突出表明罗马无法从国家层面有效处理火灾问题,而政治上野心勃勃的人可以充分利用当时极其混乱的制度,扩大自身的利益和野心。因此,这个时期与前23年的火灾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恰好在前22年,我们就看到了由奥古斯都发起和建立的有组织的防火力量的第一次系统尝试,这种防火力量可能有“刑事三吏”机制的许多原有职责。
奥古斯都重新规定了政府行政官员的职责。此前,罗马的五大竞赛(大型公共运动会)一直由营造官负责,为了支付这些竞赛的开支,政府从公共基金里拨一笔资金给营造官。此前,政府对营造官可能要花费的额外资金并没有任何限制,因此营造官争先恐后地举办更奢华的竞赛,希望获得人气,以此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这项政策后来被取消了,举办竞赛的责任分派给了更高级别的官员,即大法官,并且花费不得超过其他同僚。也许是为了弥补这些营造官无法再从举办竞赛活动中获利,狄奥在记载中提到,奥古斯都指派营造官负责灭火,并为他们提供了600个奴隶。 [45] 显然,奥古斯都试图把这项服务去政治化,并明确指出,今后处理火灾就是营造官的部分日常职责,而非获得政治人气的替代品。然而有趣的是,作为罗马帝国的元首,奥古斯都在这一时期并不把消防服务视为皇帝本人的职责。消防服务此时仍由一名传统的罗马营造官负责,至少这名营造官名义上是通过选举获得职位的。
就在前7年之前的某个时间,古罗马广场发生了一场大火灾,我们也是偶然发现的。据狄奥记载,那一年在朱利亚神庙举行了纪念阿格里帕
(Agrippa)的葬礼竞技活动,神庙位于战神广场,由尤利乌斯·恺撒开始建造,但由阿格里帕监督完成。据说,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部分原因是战神广场已经无法使用(这个广场从早期开始就是公共演出场所,比如角斗士角斗的场所)。
[46]
据我们所知,可能就在同一年,那里发生了一场大火灾,许多建筑被烧毁,广场也无法再使用。
[47]
狄奥却偏离这个话题,把造成这场灾难的责任推给债务人,债务人盘算如果他们的财产在火灾中受损,就能免除自己的债务。我们并不清楚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想,这个事件说明当时可能有一种我们不了解的法律规定。
[48]
然而,狄奥的说法也不是完全不可信,在某些方面甚至让人联想起后来有关尼禄和64年大火灾的毫无根据的谣言。无论如何,即使这确实是债务人的动机,他们似乎也未能成功。
虽然我们缺乏更详细的信息,但这场大火灾显然非常严重,足以促使奥古斯都对15年前建立的火灾防预系统做出重大改革。这些改革是他改组地方政府的一部分。罗马城由许多街区组成,我们无法确定当时到底有多少街区(老普林尼79年去世时有265个)。这些街区现在由地方官监管,这些地方官从自由人和解放自由民(曾经是奴隶,后被赋予自由)中招募,享有相当高的地位,比如他们享有特权,着官服,并有两名执法吏(实际上是保镖,这是地方官强大威望的标志)随行。这些地方官负责防控火灾,国家将之前分给营造官的600个奴隶分配给他们。这是极其重要的创新举措,防火的职责不再由传统选举产生的营造官负责,而是由地位更卑微的人负责,这些人由皇帝直接任命。这是迈向帝国监管极为重要的举措,也标志着组织严密、中央集权的消防力量的发展进入关键阶段,而这种消防力量仅仅在10年之后就要发挥作用了。
我们至今尚不清楚这些地方官员如何履行消防职责,发生严重火灾时如何协调行动。狄奥记载奥古斯都撤销了共和时期罗马城的4个大区,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14个区。很有可能,这些地方官员的治理区域在过去同属于一个大区,爆发严重火灾时他们需要互相合作。在6年的另一次消防服务重组过程中,这种消防服务肯定是按14个区进行管理的。这种城市划分方法实际上在奥古斯都去世后延续了很久,而且在古罗马晚期依然存在。 [49]

图1.1 奥古斯都时期的城区(J.斯金纳)
或许此处需要讲一讲必要的题外话。在讲述5年发生的事情时,狄奥中止了有关消防服务的记载,转而对罗马城的军事力量进行了调查,包括禁卫军,以及希腊语称为“城市守卫”的军队。该军事力量在拉丁语中意为城市部落(通常称为城市步兵大队)。这支特殊的军队并不是专门为灭火而成立的,但我们需要大致考虑一下奥古斯都在第二年建立的消防体系。城市步兵大队由3个驻扎在罗马城的步兵大队(韦斯巴芗统治时期扩大到4个)组成,每个大队可能有500人,据苏埃托尼乌斯记载,其职责是保护城市安全。
[50]
从这3个城市步兵大队最初编号为10—12可以看出,这些步兵大队显然是对9个禁卫军步兵大队(1—9大队)的补充,而且其驻地就在禁卫军营区里。也许是为了防止禁卫军军官手中权力过大,新的步兵大队由城市长官指挥。这种指挥分裂的后果在卡利古拉被暗杀后有所体现,当时克劳狄乌斯成为禁卫军选定的皇位继承人,而城市步兵大队仍然忠于元老院。
[51]
最终,在其他重要的中心城市也成立了步兵大队,比如普特奥利
(Puteoli)、奥斯提亚和卢格杜努姆
(Lugdunum)。据推测,城市步兵大队在5年就已经开始运作了。狄奥对它们有所记载,但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城市步兵大队是什么时候创建的。城市步兵大队在罗马城的职责基本上是维持秩序,但最初他们很可能负有预防火灾的责任——肯定负有防止抢劫和纵火的责任,尽管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证据。
[52]
如果这是它们早期的部分职责,这种安排肯定不太令人满意,而在第二年发生的毁灭性火灾中,其不足之处可能变得更明显。
再回到有关奥古斯都的叙述中,6年,罗马城被一场大火烧毁。据狄奥记载,城市“许多地方”被烧毁。活跃于3世纪的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
曾记载过仅一天之内就发生了几场火灾。
[53]
这些信息片段就是我们对这场火灾严重程度及其影响所掌握的全部内容,我们无法确认任何一座受影响的建筑。情况显然非常严重,罗马当时的偏执氛围让人想起64年大火灾后的情形。狄奥指出,6年的灾难发生在公众的不满程度日益高涨时期,由于饥荒和高额税收,人民的生活痛苦不堪。此后,连续的火灾引发了叛乱的谣言,有人认为火灾与皇室内部的阴谋有关,为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进行调查。据说与64年大火灾一样,人们也找到了合适的“替罪羊”,在这次火灾中一个名叫普布里乌斯·鲁弗斯(Publius Rufus)的人被指控纵火,部分民众被请来作证。
幸运的是,来自埃及的运粮船到了,缓解了火灾之后粮食短缺的问题,帮助平息了民众的激愤情绪,于是提比略(此时为奥古斯都的养子)和广受尊敬的日耳曼尼库斯一起举行了竞技活动,来纪念极其出色的罗马指挥官德鲁苏(提比略的兄弟、日耳曼尼库斯的父亲),从而消除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担忧。这种不良的普遍情绪似乎使奥古斯都相信,前7年应对城市火灾所进行的改革似乎还不够,国家显然需要一些更激进的措施。最迫切的是,消防服务需要被更严格地掌控在皇帝手中。
就在同一年,6年,古罗马防火历史中最重要的改革措施出现了,奥古斯都创建了一支被称为消防大队的专业队伍。
[54]
这支队伍的首要职责是防火,如有必要,还可能奉命承担防暴职责,但是我们不掌握可能发生过的案例。
[55]
一开始,这些消防员是从解放自由民中招募的,他们服务6年(后改为3年)后可获得罗马公民权。
[56]
当时国家共组建了7个消防大队,由新创建的骑士阶层
的消防大队长官负责指挥,消防大队长官由皇帝直接任命,这样皇帝就可以牢牢地控制整个消防系统。
[57]
这支队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准军事性的,苏埃托尼乌斯用军事语言来描述它,明确表示加入消防大队的解放自由民就是士兵。
[58]
“军团”是罗马军队中士兵单位的专业术语,已经用于禁卫军的9个部队和3个城市大队。学者们有很多争论,消防大队的每个大队最初究竟是由500名青壮男性组成还是由1000名士兵组成(我们知道3世纪初消防大队是由士兵组成)?1000名士兵就是罗马军队中非公民辅助部队常见的两个大队的编制(正规军团中大队的标准编制是500人)。我们无法确定6年消防大队的规模,实际上,消防大队可能并没有遵守500人或1000人的辅助部队模式。
[59]
据说奥古斯都的措施本来只是临时的,但事实显然证明这些措施非常有效,后来相关机制发展成永久机制。据狄奥记载,在他所处的时代,也就是3世纪,消防大队仍然存在。他还补充说,当时它已经不完全由解放自由民组成了。有一块铭文可以追溯到狄奥时代的皇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
(Septimius Severus,193—211年在位)统治时期,从而证实了这一点,铭文列出的自由人比解放自由民还多,
[60]
这可能表明消防大队的声望越来越高了。
前7年,奥古斯都已经把罗马划分为14个区,他根据这种划分安排消防大队的组织架构。据3世纪的法理学家保卢斯
(Paulus)记载,7个消防大队负责整座城市的消防安全,每个大队负责两个区——这个系统可能非常灵活,保证在发生大型火灾时皇帝能够迅速交叉借调大队。
[61]
此外,火灾可能是意外或人为的,而且纵火和其他犯罪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那么清晰。因此,消防大队有时对抢劫、欺诈、盗窃和奴隶逃跑等案件也有管辖权,后来的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
[62]
虽然消防大队没有在禁卫军发动的政治事件中扮演核心角色,但我们确实发现消防大队从早期开始至少发挥着次要作用,尤其在31年提比略统治后期,在消防大队长官马克罗的带领下,队员们密谋推翻了臭名昭著的禁卫军军官谢亚努斯。
此外,69年,消防大队陷入尼禄死后的权力斗争中,与城市步兵大队结盟共同对抗禁卫军。
[63]
过去人们用斧头、斗链、长矛、梯子和浸满醋的垫子灭火, [64] 后来在某一时期出现了消防泵,塞维鲁王朝统治时期的铭文提到了“消防车”。 [65] 我们尚不能确定尼禄统治时期罗马城是否已经有消防泵,但是小普林尼和皇帝图拉真之间的通信提到,2世纪早期,比提尼亚(位于小亚细亚)的常规消防设施中没有消防泵,这意味着至少当时的人们认为消防泵应该是必需品。 [66] 后来的铭文还提到过弩炮,实际上这是一种攻城火炮,可能用来摧毁火灾蔓延路径上的建筑物。在尼禄统治早期,塞涅卡曾通过书信指导尼禄,因为他发现,如果一座单独的房屋着火,这家人只需和邻居一起用水就可以将火扑灭,但是如果一场大火已经烧毁了很多房屋,人们就只能刻意毁掉城市的部分建筑才能将火扑灭,塞涅卡显然指的是有意清除部分建筑,64年大火灾中人们就使用了这种方法。 [67]
没有证据表明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甚至是尼禄统治时期,消防大队有专门的营区,早期队员可能暂时被安置在城市的各个地方。后来,流传下来的许多铭文提到了消防大队,我们在罗马还发现了他们生活过的遗迹。 [68] 我们知道,哈德良在奥斯提亚成立了一支消防大队,其统治末期修复的一个大营区遗留下来的废墟,证明这支队伍曾经在此驻扎过。位于奥斯提亚的这个街区是由柱廊围绕的一个开放式大院落,上面至少还有一层。大多数房间是士兵的宿舍。我们从3世纪早期塞维鲁王朝大理石平面图的碎片中可以看出,当时罗马可能也采用同样的布局。那里的建筑由3个平行的长方形庭院组成,两侧是房间,整个结构为155米×175米。 [69]
很难评估这些消防大队中的消防员业绩如何,如果工作能力突出,他们就能阻止小火灾大面积蔓延,这样绝大多数火灾就不必记录在案。狄奥只特别提到过他们出现在一次大火灾现场,不过这也不足为奇,消防大队出现在火灾现场是理所当然的。
[70]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一些文献史料中,他们是帮助大火蔓延的邪恶人物,但实际上他们可能是为了清理出防火带。当然,在消防大队成立后的约1个世纪,火灾仍然是罗马人关注的焦点。除了倒塌的房屋和诗人吟诵的内容外,朱维纳尔也将大火灾列为罗马人生活中的恐怖经历之一,这与诗人马提亚尔
(Martial)经常表露的情绪毫无二致。
[71]
我们确实从尼禄统治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获得了一些间接证据,证明消防大队的确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工作。塞涅卡在其作品中记载过罗马人为招待客人进行的一些准备工作,包括燃起温暖的篝火,但他认为这种火应该适度,而不能是像富贵人家点燃的熊熊大火,以致引发消防大队的警报。我们找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佩特罗尼乌斯
(Petronius)著名的《萨蒂利孔》
(
Satyricon
)一书记录了能引起消防大队注意的可能会是什么事。不加节制、自我放纵的狂欢场景,以及极其荒谬的人物,都出现在这部现存最古老的罗马小说里,我们可以肯定小说写于尼禄统治时期。故事发生在意大利南部类似罗马城的一个虚构城市里,在特里马乔
的盛宴结束后,一个奴隶放了个响屁,结果在附近巡逻的消防员认定发生了火灾,他们挥舞着斧头,提着水桶冲进了房子。
[72]
虽然人们不能期望奥古斯都的改革能够完全解决城市火灾问题,但是从6年消防大队建立到他14年去世的8年里,罗马城里没有任何火灾记录。
帝国时期防御火灾还有另外两个方面值得注意。奥古斯都去世后记录的第一次火灾相对无关紧要,而这次火灾被记录下来,纯粹只是为了保留一个笑话。奥古斯都的继任者提比略有个风流的儿子,名叫德鲁斯,他是一个酗酒之徒,喜欢按照罗马人的习惯,在葡萄酒里加热水。有一次(日期不详)他加入禁卫军去帮助房屋被烧毁的人,有人要水时,他就告诉别人要确保水是热的(罗马式幽默,就像热葡萄酒一样,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也不是天然的味道)。如果整个故事不是纯粹捏造的,虽然发生火灾的地点不详,但很可能是在帕拉蒂尼山上的帝国宫殿附近,这样才能解释为何德鲁斯会和禁卫军一起出现。这件逸事虽然本质上没什么意义,但有两个方面非常有趣。值得注意的是,德鲁斯加入的是禁卫军而非消防大队,他和禁卫军一起出现并没有引起任何议论。这很好解释,禁卫军的正式职责是保护皇帝(及其家人),但事实证明他们也承担许多其他职责,比如刑事审讯、收税、维持秩序、参与消防活动,特别是在皇帝或皇亲国戚参与的消防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也许这是他们应有的角色。 [73] 64年,在尼禄忙于控制帕拉蒂尼山上的大火时,禁卫军军政官苏布里乌斯·弗拉乌斯就站在他面前。 [74]
另一个有趣的细节是,皇帝的儿子参与灭火,说明这是皇室成员的传统,即他们亲自动手灭火。尼禄继承了这个传统,而且这显然在64年被证明了这一点。这个传统还不仅限于男性。有一次,提比略斥责母亲利维亚插手了他觉得应该留给男人做的事情,包括灶神庙发生大火灾时她参与了灭火工作。苏埃托尼乌斯提到,实际上在奥古斯都活着时,利维亚就有提供这种帮助的习惯,这间接暗示了奥古斯都本人可能也参与了灭火(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奥古斯都真正参与了灭火)。后来,尼禄的母亲小阿格里皮娜也会陪丈夫克劳狄乌斯一起灭火。
[75]
即使人们公认不负责任的“元首”卡利古拉也亲自参与了许多事情,如在38年阿米利亚那区一场严重火灾中,卡利古拉就与消防员一起救火。
[76]
不久之后,在卡利古拉的继任者克劳狄乌斯统治期间,同一地区再次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火灾。
[77]
皇帝再次亲自参与其中,苏埃托尼乌斯描述克劳狄乌斯用了两天时间积极组织灭火,并向自愿参与灭火者支付现金。这很可能是狄奥(在摘要中)记录的事件,根据记载,克劳狄乌斯在妻子小阿格里皮娜的陪伴下出现在火灾现场。
[78]
康茂德也在191年从郊区回到罗马城,亲自帮助士兵和平民扑灭在罗马城大部分地区发生的火灾,尽管毫无作用。
64年,尼禄在大火灾早期阶段就积极投入灭火工作。他还自掏腰包帮助清理火灾现场。韦斯巴芗也出钱帮助清理火灾现场,但更多的是亲自参与清理工作。在一场大火灾后,为了重建卡比托利欧山,他和其他人一起抬走碎石和砖块。
[79]
救火似乎是人们希望领导人亲自参与的活动之一。例如在伦敦大火灾期间,国王查理二世及其兄弟约克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在现场提供帮助就非常引人注目。根据记载,兄弟二人站在水里,花了好几个小时从泰晤士河抽水来灭火。
[80]
似乎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像古罗马这样重视帝国的责任。火灾显然造就了最好的罗马皇帝,激励他们不仅参与灭火,还在灾后慷慨解囊。后一种做法在共和时期有一个先例,前44年恺撒去世后有一段公共秩序混乱期,3年后的前41年,根据记载城市居民和退伍士兵之间发生了暴力冲突,退武士兵要求把早先承诺的补助金发给他们。退伍士兵武器先进,训练有素,但是城市居民更了解地形,他们从房顶上往下投掷火把,造成了恐怖气氛。这似乎只是另一个城市暴动引发纵火的常见事件。实际上形势非常严峻,后果也非常严重,大片房屋被烧毁。为了缓解社会矛盾,政府只能将城市居民的租金减免到一定程度(因为问题在各地出现,意大利其他城市也提供了救援)。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举措,也是已知的罗马政府在火灾之后提供的首次救援,而到了帝国时期,皇帝发现让民众知道皇帝非常慷慨在政治上是明智的。
27年,西里欧山被一场毁灭性的大火吞噬。塔西佗声称整座山都被烧毁了,只有一个明显的例外——提比略雕像,当时被完好地保存在一位名叫尤尼乌斯的元老家里。人们往往把它和圣母神庙里克劳迪娅·昆塔的雕像相提并论。克劳迪娅·昆塔的雕像也在很早之前的一场火灾中免于被毁。3世纪晚期,代表西布莉
女神的黑陨石从弗里吉亚
的佩西努斯
被运到罗马城,克劳迪娅前去迎接,她的所作所为众人皆知。据说她只身沿台伯河向上游拖着载有陨石的船只,鉴于她的英勇行为,似乎只有将其雕像放在圣母神庙的前厅才算公平。圣母神庙于前191年由马库斯·朱尼斯·布鲁图斯
(Marcus Junius Brutus)在帕拉蒂尼山上建成,同样公平的是,前111年圣母神庙被烧毁时,这座雕像又奇迹般地被救出,为多年后提比略雕像的幸存提供了很好的先例。在27年的大火灾中,部分人的财产被毁,提比略给他们提供了赔偿,从而避免民众指责他应该为火灾负责,这种指责不是因为他蓄谋纵火,而是因为他离开了罗马城(他当时正在卡普里岛
),这非常不吉利。36年,大竞技场的一部分被烧毁。据《奥斯提亚大事记》
(
Fasti Ostenses
)记载,提比略继承了帝国慷慨的传统,在面对这样的悲剧时,其向房屋业主补偿了房产的全部价值,共支付1亿塞斯特第
用于房屋修缮。这一事件再次证实了国家层面的援助与皇帝密切相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提比略的节俭早已名声在外。
[81]
提比略的继任者卡利古拉有很多令人赞赏的品质,苏埃托尼乌斯和狄奥认为他在火灾发生后的表现非常慷慨,他不仅协助灭火,还帮助赔偿民众所遭受的损失。事实上,这是在卡利古拉统治时期所记录的为数不多的积极行为之一。
[82]
尼禄在64年大火灾后延续了帝国慷慨的传统,随后他还采取了救济措施。不过可以预见,文献史料对他的这一举措并不感兴趣。
后世总是把尼禄和64年的灾难性大火灾联系在一起,但他在灭火和预防火灾方面的总体记录似乎并不比其前任糟。在他统治的近14年里,除了64年大火灾,罗马只发生过一起比较严重的火灾。塔西佗记载过,62年,因为一场大火,尼禄体育馆被夷为平地。 [83] 体育馆当时建造在大竞技场的大型浴场旁边,靠近万神殿。60年,尼禄为体育馆和大浴场举行了落成典礼,共同庆祝尼禄举行的第一次伟大庆典——尼禄节。塔西佗指出,当时出现了不祥的预兆,尼禄的青铜雕像被火烧熔并变了形。这显然与之前的历史案例有所不同,27年提比略雕像、前111年克劳迪娅·昆塔雕像以及前213年幸运女神庙被烧毁时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雕像都被救了出来。
在尼禄后来的统治期间,没有更多的火灾记录,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他去世的前4年里罗马城没有发生重大火灾。
但是,为了正确评估64年大火灾的证据,我们还必须继续讲述尼禄之后的所作所为,思考后来的一场大火灾,这场大火灾给我们解释这个证据带来了极大挑战。
80年,即64年大火灾后仅16年,罗马又被另一场大火烧毁了,据说这预示着提图斯皇帝(79—81年)要离开罗马。
[84]
后来的这场大火灾很可能和前一场同样严重,持续了3天3夜,烧毁了战神广场和卡比托利欧山的大片地区。苏埃托尼乌斯把这场大火灾列为提图斯短暂统治时期内发生的可怕灾难(以及维苏威火山喷发和瘟疫暴发)之一。对于这场灾难,狄奥有很具体的叙述,他列出了被烧毁的建筑:伊西斯神庙、塞拉皮斯神庙、朱利亚神庙、海神庙、阿格里帕浴场、万神殿、公共选举会场
、巴尔布斯剧场、庞贝剧场、屋大维娅柱廊及图书馆,以及卡比托利欧山上的朱庇特神庙(69年维特里乌斯和韦斯巴芗的追随者之间爆发冲突时已被烧毁,后由韦斯巴芗重建)。
[85]
狄奥所描述的破坏行为,似乎发生在未受64年大火灾影响的地区。我们必须对古罗马火灾的报告标准保持警醒,不能假设狄奥的叙述是详尽的或者全面的。诗人斯塔提乌斯
(Statius)在很可能写于91年或其后不久的诗歌里,歌颂了图密善骑在马背上的塑像。诗歌写道,主人公仰望天空发问:“帕拉蒂尼山上新建的美妙宫殿能够‘藐视’火灾吗?”
[86]
考虑到图密善的宫殿建成于92年,在64年大火灾发生大约28年后,斯塔提乌斯所指的可能是80年发生的火灾。这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虽然狄奥没有发声,但是同样提醒我们不能对文献史料盲目信任。
就像64年的尼禄一样,火灾发生时提图斯并不在场,他在坎帕尼亚
(Campania)处理维苏威火山喷发一事。和尼禄一样,他似乎也是因为发生灾难而返回城里。苏埃托尼乌斯写道,提图斯亲眼看到城市被毁时,认为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他迅速开展重建工作,捐赠自己住所里的艺术品,用于装饰公共建筑和神庙。但是提图斯活得不够长,没有监督重建的最后工作,是图密善负责完成了重建任务。图密善重新修建了卡比托利欧山上的朱庇特神庙,使其显得更加宏伟壮观。
要了解80年火灾对正确理解64年大火灾的潜在意义,我们需要清楚考古证据的一个特征,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关键部分是地层学。人类在特定地点不同时期的生活情况都会在相应的占用层中得以体现。在理想的情况下,挖掘过程中暴露的垂直部分应该像一块精致的蛋糕,其中不同颜色的成分代表人类活动不同的历史阶段,保存在一系列整齐的水平层中。然而,考古遗址很少能这么整洁或简单。地层可以通过后来建筑的地基来切分,但是人们很难把以这种方式切断的单个地层与散落在整个遗址上的成片状的地方联系起来。也许最令人沮丧的是,相邻水平层的材料可能是相似的,当时间接近时可能包含容易混淆的年代证据,这些年代证据通常以陶器碎片的形式出现,其日期往往很难精准确定,最后这个普遍性问题让考古学家感到尤为沮丧。我们必须清楚,在某些地方,64年大火灾所谓的考古证据反而可能与80年大火灾有关。
这次对罗马火灾产生的问题进行的选择性调查,从前509年开始,直到64年大火灾,甚至再往后几年,有许多持续性的特征。无论是哪个时代,我们能获得的资料都非常有限。这通常不仅仅是能不能得到信息的问题,更多的是信息质量的问题。我们在64年大火灾中所发现的一些故事主题在这整个时期内反复出现。我们注意到,罗马的某些地区似乎特别容易发生火灾。至关重要的是,这些地区包括64年大火灾起源的大竞技场,这是在评估64年大火灾是否为人为导致时必须牢记的事。我们还看到了重复出现的找人来顶罪的现象,人们有时把容易识别、不受欢迎的群体当作“替罪羊”,无论是卡普亚人还是基督徒都有可能成为“替罪羊”。与此有关的是,无论什么人被怀疑纵火,都会遭遇特别的敌意,人们甚至对那些似乎从火灾中受益的人产生了更强烈的怨恨。后来的火灾也揭示了元首制一个积极的方面——元首是人民的保护者,他有责任预防火灾,一旦发生火灾,他必须亲自参与救火,并向在火灾中遭受损失的民众提供补偿,这些是元首的特殊责任。尼禄在这一点上做得更多,他将合理的城市规划作为未来减少火灾风险的重中之重。
但就所有这些反复出现的情况而言,64年大火灾的可怕规模及其深远影响,使它完全不同于罗马历史上其他任何一场大火灾,因为这场大火灾与罗马最为人熟知、最怪异的一位统治者相关,并给这位统治者带来了长远的影响。这场大火灾在罗马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1] Cic. Off .2.19.6;Hor. Sat .1.1.77.
[2] Code 25:Harper,R.F.1904. The Code of Hammurabi,about 2250.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
[3] Pritchard,J.E.1969.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Bible. Third edi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9:No.13.
[4] Building space:Varro Ling . Lat .5.22;pyres:Cic. de Leg .2.24.61.
[5] Digest 47.9.9(Gaius 4, ad Ⅻ Tab ).
[6] Livy 24.47.15,25.7.6,33.27.3-4;Haselberger,L.,E.A.Dumser,and D.Borbonus.2002. Mapping Augustan Rome. Portsmouth,RI: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Suppl. ,234. Servius Tullius:Livy 5.19.6;Ovid Fast .6.480(Mater Matuta);Dion.Hal.4.27.7(Fortuna).
[7] Boni,G.1900. “Esplorazioni nel Comizio.” NS 6,333-334;Coarelli,F.1983. Il foro Romano. Ⅰ. Periodo arcaico. Rome:Quasar,130-139;(2014),83-84;Cristofani,M.1990. “Osservazioni sulle decorazioni fittili arcaiche dal santuario di Sant’Omobono.” Archeologia Laziale 10,113.雷吉亚宫(罗马王宫)和户外集会场肯定是重建的;圣奥莫波诺教堂下的神庙可能也是如此。Pisani Sartorio,G.1995. “Fortuna et Mater Matuta,aedes.” Lexicon Topographicum Urbis Romae 2:281-85;Carandini,A.,ed. 2017. The Atlas of Ancient Rome. Biography and Portraits of the City.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Carandini,A.,ed.,2012. Atlante di Roma antica:biografia e ritratti dell città. Milan:Mondadori,trans. A.C.Halavais),157.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最后这座神庙废弃了很长时间,可能因为与被驱逐的国王有关。Coarelli,F.1988. Il Foro Boario. Rome:Quasar,209;Cornell,T.1995. The Beginnings of Rome:Italy and Rom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unic Wars(c.1000-264 BC). London:Routledge,237-38;most recently:Brocato,P.,M.Ceci and N.Terrenato,eds. 2016. Ricerche nell’area dei templi di Fortuna e Mater Matuta(Roma). Università della Calabria:Dipartimento di studi umanistici.卡拉布里亚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目前正在该地区进行挖掘工作。https://sites.lsa.umich.edu/omobono/site-description/,https://www.archaeology.org/issues/132-1405/trenches/1982-reexcavation-rome-earliest-temple,both accessed March,2020.
[8] 另一种观点认为朱庇特神庙也被烧毁了。Ogilvie,R.M.1965. A Commentary on Livy. Books 1-5. Oxford:Clarendon Press,720;Cornell,T.1995. The Beginnings of Rome:Italy and Rom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unic Wars(c.1000-264 BC). London:Routledge,317.
[9] Diodorus Siculus 14.113-116;Livy 5.39-55;6.1;Florus 1.13;Oros. Pag .2.19.4-11(弗洛鲁斯和奥罗修斯的信息来源主要是李维);Rubin,L.2004. “ De incendiis urbis Romae ”: The Fires of Rome in their Urban Context. PhD dissertation,SUNY Buffalo,18;Cornell,T.1995. The Beginnings of Rome:Italy and Rom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unic Wars(c.1000-264 BC). London:Routledge,313-318。
[10] Suet. Ner .39.2.
[11] Cornell,T.1995. The Beginnings of Rome:Italy and Rom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unic Wars(c.1000-264 BC). London:Routledge,318;Bernard,S.2018. Building Mid-Republican Rome:Labor,Architecture,and the Urban Econom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45-62;for very tenuous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destruction,see Roberts,L.G.1918. “The Gallic Fire and Roman Archives.”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2:58-64.
[12] Records during Gallic sack:Livy 6.1.2.; Tabularium :Cic. Nat . Deor . 3.74;Haselberger,L.,E.A.Dumser,and D.Borbonus.2002. Mapping Augustan Rome. Portsmouth,RI: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Suppl. ,238-39;Temple of Nymphs:Cic. pro Mil .73; pro Cael .78; Parad . Stoic .31;Sibylline books:Plin. NH 13.88;Tac. Ann .6.12.4;Commodus:Dio 72.24.2.
[13] Naumachia:Plin. NH 19.190;Symmachus:Amm.Marc.27.3.3-4;Sym. Ep .1.44.
[14] Oros. Pag .4.4.1中提供了前275年的日期,并指出神庙被闪电摧毁。闪电击中时间:前276年。206 BC,Livy 28.11.4;166 BC,Obsequens 12.神庙肯定是在克劳迪乌斯统治时期被摧毁后重建的,因为城区目录中提到4世纪神庙还依然矗立着。Haselberger,L.,E.A.Dumser,and D.Borbonus.2002. Mapping Augustan Rome. Portsmouth,RI: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Suppl. ,219-20.
[15] Cic. Tusc .1.4;Val.Max.8.14.6(signature);Plin. NH 35.19.
[16] Plin. NH 35.19.
[17] Vitr. Arch .2.8.17.
[18] Juv. Sat .3.193.
[19] Plin. NH 16.36.引用了历史学家科尔奈利乌斯·奈波斯现已失传的一部作品。
[20] Tac. Ann .15.38.2.
[21] Mercando,L.1966. “Area sacra di S.Omobono:Esplorazione della fase repubblicana:I:Saggi di scavo sulla platea dei templi gemelli.” Bullettino della Commissione Archeologica Comunale di Roma 79(1963-1964):35-67;Haselberger,L.,E.A.Dumser,and D.Borbonus.2002. Mapping Augustan Rome. Portsmouth,RI: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Suppl. ,127;Diffendale,D.P.2016. “Five Republican Monuments. On the supposed Building Program of M.Fulvius Flaccus.” In Brocato,Ceci,and Terrenato,141;Carandini,A.,ed. 2017. The Atlas of Ancient Rome. Biography and Portraits of the City.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Carandini,A.,ed.,2012. Atlante di Roma antica:biografia e ritratti dell città. Milan:Mondadori,trans. A.C.Halavais),165.
[22] Ov. Fast .6.625-628.不久之后,在前192年,屠牛广场又发生了一场大火。李维(35.40.8)对此有所记载。在对广场进行考古试挖掘时,证实了李维的一些说法,挖掘出了两层炭渣,中间由一层厚厚的灰烬沉积层分隔开[Gros,P. and J.-P.Adam.1986. “Temple ionique du Forum Boarium. Sondage Sud-Est.” Bullettino della Commissione Archeologica Comunale di Roma 91,32]。屠牛广场显然很容易发生火灾,因此在64年大火灾中受损也就不足为奇了(Tac. Ann .15.41.1)。
[23] Tac. Ann .15.38.1.
[24] Florus 3.21.7: iaculatus incendia .
[25] Cic. Cat .3.9;Sall. Cat .47.2;Livy 6.4.3,25.39.17;Plin. NH 13.88;33.154;35.14;Tac. Ann .6.12.4;Plut. Sull .27.6;App. Bell . Civ .1.83,86;Aug. Civ . Dei 2.24;Obsequens 57;Eus. Chron .[Helm,R.1956. Eusebius:Die Chronik des Hieronymus. Berlin:Akademischer Verlag,151.9].
[26] App. Bell . Civ .1.86;Tac. Ann .15.38.1.
[27] Catiline:Cic. Cat .3.9;Clodius:Cic. pro Sest .95;Antony:Cic. Phil . 2.48,11.37.
[28] Tac. Ann .15.42.1;Suet Ner .38.3.
[29] Cic. Att .1.4.3;Plut. Crass .2.4;Plin. NH 33.134.
[30] 李维引用李锡尼乌斯·马凯(Licinius Macer)所述,认为前304年任营造官的格涅乌斯·弗拉维乌斯(Gnaeus Flavius)在此之前曾担任过“刑事三吏”一职。李维似乎认定这个机构是前290年后成立的。Kunkel,W.1962. Untersuchungen zur Entwicklung des römischen Kriminalverfahrens in vorsullansicher Zeit. Munich:Beck,71-79;Robinson,O.F.1992. Ancient Rome. City Planning and Administration. London:Routledge,105;Nippel,W.1995. Public Order in Ancient Rom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2;Ramieri,A.M.1996. I servizi pubblici. Rome:Quasar,7;Cascione,C.1999. Tresviri capitales. Storia di una magistratura minore. Naples:Editoriale Scientifica,9-10 n.18;Lovisi,C.1999.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a peine de mort sous la République romaine(509-149 av.J.-C.). Paris:de Boccard,98 n.162.最初,“刑事三吏”由大法官任命,前242年后,由人数最多的一个议会进行选举。 Digest 1.2.2.30.
[31] Livy 4.45.1-3;Sablayrolles,R.1996. Libertinus miles. Les cohortes de vigiles. Collectio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no.224. Rome: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414.
[32] Plaut. Amph .155, Aul .416-417.尤克里奥(Euclio)威胁要向“刑事三吏”告发奴隶康格里奥(Congrio),因为他手里拿了一把刀。
[33] Plin. NH 21.8.
[34] Digest 1.15.1. “刑事三吏”的任务可能是由一个称为“五人团”(“台伯河两岸五人团”)的辅助机构协助完成的。关于后者的行动我们只听说过一次。当时是为了镇压酒神节动乱,据李维(39.14.10)记载,“刑事三吏”受命夜间在全城配置警卫,制止非法集会及防止火灾。他又补充说:“作为刑事三吏的帮手,台伯河两岸五人团在各自管区内,负责监管房屋建筑。”之所以指定这个“五人团”,是因为普通的地方法官不适合晚上出现在公众面前,“五人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上夜班的“刑事三吏”,而“刑事三吏”通常可能不乐意在晚上工作。但是目前只有李维的简短评论中提到过这个神秘机构。 Digest :Pailler,J.-M.1985. “Rome aux cinq regions?” Mélanges d’Archéologie et d’Histoire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97:785-97.
[35] Val.Max.8.1 damn .5;Nippel,W.1995. Public Order in Ancient Rom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2.此处暗示241年的大火灾中也出现过此类疏忽。
[36] Tac. Agr .2.2.这些诗歌是阿鲁勒努斯·鲁斯提库斯(Arulenus Rusticus)称颂特拉塞亚·派图斯(Thrasea Paetus)的颂词,以及赫利尼乌斯·塞内西奥(Herennius Senecio)称颂普利斯库斯·赫尔维狄乌斯(Priscus Helvidius)的颂词。
[37] Strabo 5.3.7(= 5.235);Roller,D.W.2018.Λ Historical and Topographical Guide to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95.
[38] Vitr. Arch .2.8.20.
[39] Vitr. Arch .2.7.2;Sablayrolles,R.1996. Libertinus miles. Les cohortes de vigiles. Collectio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no.224. Rome: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426.
[40] Tac. Ann .15.43.3.
[41] Vitr. Arch .2.9.14-16.
[42] Plin. NH 16.190,200.
[43] Juv. Sat .3.199-200.
[44] Dio 53.24.4-6,cf.54.2.4;Vel.2.91.3,92.4;Rich,J.W.1990. Cassius Dio. The Augustan Settlement(Roman History 53-55.9). Warminster:Aris and Phillips,159;Sablayrolles,R.1996. Libertinus miles. Les cohortes de vigiles. Collectio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no.224. Rome: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9;Closs,V.2013. “While Rome Burned. Fire,Leadership,and Urban Disaster in the Roman Cultural Imagination.” 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46-47.这一小节是按照年代顺序安排的,但埃格那提乌斯当选营造官以及奥古斯都采取新措施很可能都发生在前22年。
[45] Dio 54.2.4;Rich,J.W.1990. Cassius Dio. The Augustan Settlement(Roman History 53-55.9). Warminster:Aris and Phillips,173;Sablayrolles,R.1996. Libertinus miles. Les cohortes de vigiles. Collectio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no.224. Rome: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24.严格来说,这项职责应该属于贵族营造官,其地位通常高于普通营造官,但这个区别是历史遗留下来的。
[46] Dio 55.8.5-6.Forum:Plut. C . Grach .12.3-4;Plin. NH 19.23;Dio 43.23.3;see Coarelli,F.1985. Il foro Romano. Ⅱ. Periodo repubblicano e augusteo. Rome:Quasar,222-230;Purcell,N.1995. “Forum Romanum(The Repubican Period).” Lexicon Topographicum Urbis Romae 2,331-332;Haselberger,L.,E.A.Dumser,and D.Borbonus.2002. Mapping Augustan Rome. Portsmouth,RI: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Suppl. ,219;Swan,P.M.2004. The Augustan Succession:An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Cassius Dio’s Roman History,Books 55-56(9 B.C.-A.D.14).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78.
[47] 有人认为这场火灾早于前7年,可能在前14—前9年。参见:Swan,P.M.2004. The Augustan Succession:An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Cassius Dio’s Roman History,Books 55-56(9 B.C.-A.D.14).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78-79。
[48] Crook,J.A.1967. Law and Life of Rome. London:Thames and Hudson,174-175.
[49] Dio 55.8.6-7;Plin. NH 3.66;epigraphic evidence seems to confirm Dio’s dating of the institution of the vicomagistri to 7 BC;see ILS 9250 and Niebling,G.1956. “Laribus Augustis Magistri Primi. Der Beginn des Compitalkultes der Lares und des Genius Augusti.” Historia 5: ,323-28;Ricci,C.2018. Security in Roman Times:Rome,Italy and the Emperors. London:Routledge,108-111.
[50] Suet. Ner .49.1;Dio 55.24.6;Swan,P.M.2004. The Augustan Succession:An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Cassius Dio’s Roman History,Books 55-56(9 B.C.-A.D.14).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70;Wardle,D.2014. Suetonius:Life of Augustus—Vita Divi Augusti.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356-357.
[51] Suet. Cal .10.3.
[52] Suet. Claud .25.2.克劳狄乌斯在普特奥利和奥斯提亚各驻扎了一个步兵大队预防火灾,是否有城市步兵大队或者消防大队尚不清楚。Ricci,C.2018. Security in Roman Times:Rome,Italy and the Emperors. London:Routledge,126.
[53] Dio 55.26.4;Ulpian, Digest 1.15.2.
[54] Dio 55.26.4,31.4;see also Strabo 5.3.7(= 5.235);Suet. Aug .25.2,30.1;App. BC 5.132; Digest 1.15.1-5;Hirschfield(1905),252-57;Baillie Reynolds,P.K.1926. The Vigiles of Imperial Rom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Robinson,O.F.1977. “Fire Prevention at Rome.” RIDA 24:377-88,Robinson,O.F.1992. Ancient Rome. City Planning and Administration. London:Routledge,106-10,184-88;Rainbird,J.S.1986. “Fire Stations of Imperial Rome.” PBSR 54:147-69;Nippel,W.1995. Public Order in Ancient Rom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96-97;Sablayrolles,R.1996. Libertinus miles. Les cohortes de vigiles. Collectio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no.224. Rome: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Ruciński,S.2003. “Le rôle du préfet des vigiles dans le maintien de l’ordre public dans la Rome impériale.” Eos 90:261-74;Rubin,L.2004. “ De incendiis urbis Romae ”: The Fires of Rome in their Urban Context. PhD dissertation,SUNY Buffalo,73-83;Wallat(2004).
[55] Suet. Aug .25.2.奥古斯都在粮食短缺时,利用消防大队来预防骚乱。Ricci,C.2018. Security in Roman Times:Rome,Italy and the Emperors. London:Routledge,113.
[56] Gai. Inst .1.32b.
[57] Digest 1.15.1-5.关于这个主题的信息很丰富,总结了消防大队队长的职责,包括其一般责任和司法权限(大部分信息与64年之后这一时期有关)。
[58] Suet. Aug .25.2.
[59] Sablayrolles,R.1996. Libertinus miles. Les cohortes de vigiles. Collectio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no.224. Rome: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27-29.附属步兵大队的规模可能无关紧要,因为消防大队是可以与军团相提并论的。提比略在去世时分配给消防大队和军团的金额是相等的,这说明他们的薪资水平可能相当(Dio 59.2.3)。
[60] ILS 2163.
[61] Dio 55.8.7;Suet. Aug .30.1; Digest 1.15.3 pr.
[62] 在塞维鲁统治时期,消防大队队长的职责包括追捕逃亡的奴隶。 Digest 1.15.3.1-2.
[63] Jos. BJ 4.645;Tac. Hist .3.64.1,69.1.
[64] Petron.Sat.78;Plin. Ep .10.33.2; Digest 33.7.12.18.
[65] CIL VI.1057,1058,2994.
[66] Pin. Ep .10.33.
[67] Sen. Clem .1.25.5.当然,塞涅卡不可能教尼禄怎么防火,但是有类似于教他如何控制过分残暴的行为。
[68] ILS 2155,2174; CIL ⅩⅣ.4387.
[69] Meiggs,R.1973. Roman Ostia. Second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305;see Hülsen, BC 1893,131-34;Lanciani NS 1889,19 and 77;Reynolds,P.K.B.1926. The Vigiles of Imperial Rom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46-47.这个建筑群很大,雷诺兹推测消防队队长可能住在现场,在此区域发现的碑文验证了这个猜测。 CIL 6.233,1092,1144,1157,1226.
[70] Dio 62.17.1;see Daugherty,G.N.1992. “The Cohortes Vigilium and the Great Fire of 64 AD.” CJ 87:229-40.
[71] Mart. Ep .3.52.2,4.66.13,5.42.2,6.33.3-4;Juv. Sat .3.7-9.
[72] Sen. Ep .64.1;Pet. Sat .78.
[73] Dio 57.14.10.有记录表明,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一名近卫军卫兵参与了奥斯提亚的消防行动( ILS 9494)。
[74] Tac. Ann .15.50.4.
[75] Livia:Suet. Tib .50.3;Barrett,A.A.2002. Livia. 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64;Agrippina:Dio 60.33.12.
[76] Suet. Cal .16.3;Dio 59.9.4; Fasti Ostienses [Degrassi,A.1947. Inscriptiones Italiae. Fasti et Elogi. Vol.13.1.Rome:Libreria dello Stato,191].准确日期是38年10月21日,“11月初一前12天,阿米利亚那区被烧毁”。
[77] Suet. Claud .18.1.
[78] Dio 61.33.12(= Zonaras 11.11);see the discussion at Sablayrolles,R.1996. Libertinus miles. Les cohortes de vigiles. Collectio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no.224. Rome: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785.
[79] Tac. Ann .15.43.2;Suet. Nero 38.3;Dio 66.10.2;Suet. Vesp .8.5.
[80] Tinniswood,A.2003. By Permission of Heaven:The Story of the Great Fire of London. London:Jonathan Cape,80.
[81] Fasti Ostienses [Degrassi,A.1947. Inscriptiones Italiae. Fasti et Elogi. Vol.13.1.Rome:Libreria dello Stato,189,X 36:K.Nov.pars Circi inter/vi-tores arsit,ad quod T(i)/Caesar(sestertium miliens)public(e)d(edit);Tac. Ann .6.45.1;Dio 58.26.5;Humphrey,J.1986. Roman Circuses:Arenas for Chariot Racing. London:Batsford,100].
[82] Suet. Cal .16.3;Dio 59.9.4.
[83] Tac. Ann .15.22.2. Tac. Ann .14.47.3.建造时间为62年。Suet. Ner .12.3 and Dio 61.21.1:60年。体育馆:Phil. Vit . Apol . 4.42。
[84] Suet. Tit .8.3; Dom .5;Dio 66.24;Eus. Chron .[Helm,R.1956. Eusebius:Die Chronik des Hieronymus. Berlin:Akademischer Verlag,198.18];Oros. Pag .7.9.14.
[85] 朱庇特神庙于69年被烧毁。Stat. Silv .5.3.196;Tac. Hist .3.69,71-73,4.54;Suet. Dom .1.2; Vit .15.3;Plut. Publ .15.2-4;Dio 65.17.3;Aur.Vict. Caes .8.5;Eus. Chron .[Helm,R.1956. Eusebius:Die Chronik des Hieronymus. Berlin:Akademischer Verlag,186];Oros. Pag .7.8.7;之后重建:Tac. Hist .4.4.3;Suet. Vesp .8.5;Dio 66.10.2;Aur.Vict. Caes .9.7。
[86] Stat. Silv .1.1.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