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798年1月的一天，理查德·韦尔斯利在好望角登陆。他年仅三十七岁，身材矮小，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天庭饱满，眉毛粗而黑，罗马式鼻子引人注目；双眼碧蓝，目光炯炯，下巴显得很坚毅，四分之三长度的鬓角让下巴更显突出；嘴巴较小，显得果敢；脸上一副猫头鹰般的神情，让人觉得他绝顶聪明，也许还冷酷无情。但他的所有肖像上都有一丝脆弱的，甚至可以说是被害妄想狂的表情。他越来越多地用极端傲慢的面具来掩饰自己的这个缺陷。

韦尔斯利的东道主、好望角驻军指挥官、目光如炬的安德鲁·巴纳德，立即发现了这个缺陷，并向他的妻子安妮预言：“他的性格有自相矛盾之处。他很聪明，但软弱［且］骄傲……他会完成任务，让他的雇主满意，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会得到人们的敬畏，而不是爱戴。” ^[1] 这是一个准确的预言。韦尔斯利在印度没有结交到一个亲密的朋友，他的同事，包括他的弟弟阿瑟，经常觉得极难与他相处；但很少有人怀疑他的天赋或他的能力。

不过，巴纳德有一点说错了：韦尔斯利并没有让他名义上的雇主，即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满意。他甚至没有尝试取悦他们。他在给控制理事会（1784年成立的负责监督东印度公司的政府机构）主席的私人书信中毫不掩饰自己对“最可憎的贼窝东印度公司”的“无尽鄙视”。 ^[2] 尽管他为公司董事们赢得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他在这个过程中也差一点就把公司搞破产了。从一开始，他的目标就远远不止是维持东印度公司的利润率，他的雄心壮志比这远大得多。理论上，他是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但他实际上非常憎恶公司唯利是图的做法。

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不知道的是，理查德·韦尔斯利来到东方的时候带来了两个明确的目标。他决心让英国人牢牢地控制印度，并将法国人从他们在南亚次大陆的最后立足点彻底驱逐出去。在这方面，他遵从控制理事会主席亨利·邓达斯 的指示。韦尔斯利在赴印度上任之前接受过邓达斯长时间的耳提面命，从他那里吸收了仇法思想。邓达斯给韦尔斯利的指示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清洗”受到法国影响力“污染”的几个印度土著政权，即迈索尔的蒂普苏丹、海德拉巴的尼查姆阿里·汗，以及统治马拉塔邦联 ^[3] 的几个互相竞争的酋长的朝廷，他们都在法国雇佣兵和欧洲叛教者的帮助下建立了现代化军队，这些军队都完全可能为法国所用，去对抗英国人。

韦尔斯利乘坐的英国皇家海军巡航舰“弗吉尼亚”号因为“桅杆太长太重”，太过危险，所以不得不将桅杆截短。 ^[4] 改装船只和改造船帆让韦尔斯利不得不在好望角逗留，有了一段闲暇时光。从英国到此的航程太辛苦了，所以他利用这段时间休养身体，并尽可能多地了解印度的情况。每天一大早，他都接见因为患黄疸病而离开印度的老“印度通”们，其中很多人来到好望角，就是为了恢复健康。安妮·巴纳德称他们为“黄色将军”。他们一个个一瘸一拐地走进来，相互竞争，“把他们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新任总督。也有其他路过好望角的人，可以向韦尔斯利介绍孟加拉的最新事态。根据安妮·巴纳德的日记，除了“黄色将军”们之外，还有“来自印度的船长，他们带着给政府的公文在此停留，发现总督大人在好望角，便将公文呈送给他，由他拆阅。这样的话，他抵达印度时就已经对那里的情况有所了解，新官上任就能掌控局面，会显得很有能耐”。

在这些会议和简报结束后的晚上，当地荷兰社区 为韦尔斯利举办了一系列丰盛的晚宴。不过，他们的烹饪本领让人大跌眼镜。巴纳德写道：

他们的晚宴从炖牛脚跟开始，这是他们最喜欢的一道菜，与牛百叶和通心粉一起吃……但他们每上一道菜都会增加菜的尺寸和分量，最后一道菜是巨大的关节……［一个家庭］兴高采烈、热情好客地接待了我们所有人……其中一道菜是一个牛犊头，它和成年公牛的头一样大，咧着嘴。牛犊头被完整地煮熟之后，连着耳朵和一对英勇的幼角，一起上桌……它的牙齿比任何一个牙医做的都要完美……［这顿饭的最后是］一碗燕窝汤……乱七八糟，是我吃过的最臭气熏天的东西。

经受这次磨难之后，韦尔斯利回到巴纳德家时，除了说“我不会为了20英镑而错过看一眼我那位高尚的白牙朋友”之外，就非常有外交家风度地拒绝点评荷兰人的菜肴。 ^[5]

安妮·巴纳德在她的日记和书信中详细记录了她为这位贵宾安排的娱乐和消遣活动。她列举了应邀与韦尔斯利勋爵共进晚餐的许多海军将领、法官和总督，邀请他们赴宴的荷兰市民，甚至还有“莫桑比克总督阁下，一个气度不凡、身材伟岸的葡萄牙人……［由］一个身高34英寸的黑人侏儒侍奉着”。这位总督试图用一根金头手杖贿赂韦尔斯利。但她从未提及的一个人物，却是韦尔斯利在好望角遇到的对他影响最大的人，那就是威廉·柯克帕特里克少校。

威廉·柯克帕特里克是詹姆斯·阿基利斯·柯克帕特里克的哥哥，在1798年只有四十四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仕途失意、婚姻不幸和多年病痛，都在他的脸上显现出来。托马斯·希基 为他画的两幅精美肖像留存至今。第一幅肖像作于1787年，画中的威廉·柯克帕特里克看上去是一个笨拙但坚定的人物，一只手拿着他刚刚在加尔各答建立的孤儿院的地契。他的脸上有一种探究的、略带不确定和惶惑的表情，仿佛他在掂量看画的人；他看起来也有点不耐烦，似乎他有比坐在那里被人画像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第二幅肖像 ^[6] 与第一幅隔了十二年，作于1799年，也就是柯克帕特里克在好望角遇见韦尔斯利的一年之后。但从画中人的变化来看，你可能会觉得过了三十年：第一幅画像中的蓬乱头发已经从前额大幅后撤，新添了眼袋，人也瘦了很多；他看起来很疲惫，也许还有点失意。只有上翘的鼻子、坚定的嘴唇和略带不耐烦的神情与之前那幅肖像相似。

韦尔斯利在抵达好望角三周后写了一封信给身在伦敦的邓达斯，这封信的内容几乎全部与威廉·柯克帕特里克有关。韦尔斯利与柯克帕特里克的谈话不仅占了整整三十页的信笺，还占了另外四十页的附件。信中详述了一个不仅是韦尔斯利和邓达斯，而且是柯克帕特里克兄弟在未来几个月里最关心的问题：法国在印度各邦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韦尔斯利写道：

在您建议我抵达印度之后尽早考虑的那些问题当中，您特别叮嘱我，必须以最高的警惕来面对土著王公几乎普遍采用的制度，即聘请欧洲或美国军官来培养和训练土著军队，模仿为英国效力的印度兵部队。

我偶然在此地认识了柯克帕特里克少校，他不久前担任英国驻海德拉巴常驻代表，之前还担任过驻辛迪亚宫廷的常驻代表。他出于健康原因来到了好望角。我在这里逗留期间，努力从他那里搜集所有关于那些欧洲或美国军官以及他们在尼查姆麾下指挥的军队的信息。 ^[7]

韦尔斯利请求威廉·柯克帕特里克以书面形式回答他关于海德拉巴的尼查姆雇用的法国雇佣军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一个叫雷蒙的法国人指挥的一个营……一群斗志昂扬、勤奋而活跃的法国军人”。柯克帕特里克给出的答复让韦尔斯利印象深刻，所以他不仅将答复不做任何改动、直接发给邓达斯，还恳求柯克帕特里克放弃回国的计划，跟他一起去加尔各答，担任他的军事秘书。

威廉在印度遇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尤其是严重的痛风和风湿病，给他的身体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当韦尔斯利向他提出上述建议时，他答应考虑一下，但前提是要在“离这里大约70英里的热矿泉浴场”治愈他的疾病。 他最终接受了韦尔斯利的慷慨提议。这不仅改变了他的职业生涯，而且改变了他留在海德拉巴担任代理常驻代表的那个人——他的弟弟詹姆斯的命运。

几年后，在威廉退休并回到英国之后，韦尔斯利回顾了那次在好望角的邂逅，并写道，他“毫不犹豫地宣布，我对［威廉·柯克帕特里克］适时提供的信息感激不尽”，这些信息使总督能够在他任职的头两年取得显著的成功。他接着写道：

柯克帕特里克在东方语言方面的技巧，他对印度的风俗习惯和法律的熟悉，是我在这个国家遇到的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他对所有土著朝廷，对它们的政策、偏见和利益，以及对印度所有主要政治人物的全面了解，在公司的文武官员当中无人能敌……他的这些才干使我特别信任他。并没有人向我举荐或介绍他。 ^[8]

韦尔斯利强调，柯克帕特里克的平步青云靠的是自己的才干，而不是靠出身或者贵人相助。但韦尔斯利恐怕也不知道，威廉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多么不容易，他的出身是多么卑微。因为威廉·柯克帕特里克其实并不是詹姆斯·阿基利斯的亲哥哥，而是非婚生的同父异母哥哥。 ^[9] 威廉出生于爱尔兰，母亲是布思太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C先生的妹妹”，威廉的父亲曾与她有一段短暂的私情。威廉的两个合法的同父异母弟弟乔治和詹姆斯·阿基利斯在整个童年时期，完全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哥哥。

柯克帕特里克兄弟的父亲是马德拉斯骑兵团的詹姆斯·柯克帕特里克上校，人称“英俊上校”。这个绰号显然不仅是指他的英俊相貌和“深棕色眼睛”，也指他喧嚣混乱的爱情生活。布卢姆斯伯里 的女族长简·玛丽亚·斯特雷奇，也就是利顿·斯特雷奇 的母亲，嫁给了威廉·柯克帕特里克的外孙。为了给斯特雷奇家族编纂家谱，她花了很长时间来研究“英俊上校”的背景。她是维多利亚时代一位虔诚的女士，很喜欢在公众面前展示她的虔诚， ^[10] 所以她对自己发现的东西并不完全满意。原来，“英俊上校”于1730年出生在南卡罗来纳查尔斯顿的一座种植园，他的家人在1715年詹姆斯党叛乱 失败后，从苏格兰邓弗里斯郡逃到了那里。更让斯特雷奇夫人警觉的是，上校的母亲“可能是个克里奥尔人 ”。大约在18世纪中叶，这个家庭回到了英国， 在那里，“英俊上校”开始了斯特雷奇夫人描述的“充满冒险和居无定所的生活”，不过他的胜利主要是在情场而不是战场。

威廉·柯克帕特里克出生时，他的父亲还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单身汉；威廉在爱尔兰的一家寄宿学校长大，上校供养他，但在公开场合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威廉只有四岁的时候，上校去了印度，加入了东印度公司的马德拉斯骑兵团，起初只是一名少尉。当威廉年龄足够大的时候，“英俊上校”为自己的私生子购买了东印度公司的军校学员资格；但父子在印度从未谋面，因为上校在印度的生涯只持续了八年，当威廉于1771年到达印度时，上校早已离开。

在返回英国之前，“英俊上校”在马德拉斯娶了凯瑟琳·门罗，她是马德拉斯新医院的创始人安德鲁·门罗医生的长女。门罗医生在马德拉斯管辖区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他对自己的“歇斯底里药剂”的疗效深信不疑，却以脾气暴躁、极其厌恶任何被他认为可能接近疑病症的东西而闻名。有一次，“十九名签约的［公司］雇员”对他的行为提出了正式的控诉；他们特别指出，当他们中的一个人想要一种药粉来治疗坏血病引起的严重的牙龈症状时，门罗写信给他的副手说：“先生，那个放肆的家伙想要什么，你就给他，让他不要用那些胡言乱语来烦我。” ^[11]

同时期的一份关于门罗医生所在医院的记录表明，医生们对医院管理的态度也反映了门罗那种莫名其妙的态度：“管辖区医院当前的管理之差，真是闻所未闻。”一位来访的外科医生写道：

我在这家医院的短暂任职期间，经常发现有两三个人躺在病床上，烂醉如泥。我还听说，其他不归我管的病人也有类似情况。病人经常和保安队长结伴而行，到黑城［马德拉斯的印度人居住区］去，在那里他们一般会待上大半夜，胡作非为。这种现象并不罕见。于是，医院在夜间就成了暴乱现场，而医院的阴凉处和其他无人的地方则是白天赌博和拳击的场所。 ^[12]

虽然出了这些糟心事，但“英俊上校”和门罗的美丽女儿的婚姻显然是充满激情的，在两年内，凯瑟琳给上校生了两个儿子，乔治出生于1763年7月15日，詹姆斯·阿基利斯出生于十三个月后的1764年8月22日。兄弟俩都在马德拉斯的圣马利亚教堂受洗，凯瑟琳和上校就是在那里结婚的。但在詹姆斯·阿基利斯十八个月大的时候，他的母亲突发热病，尽管得到了她父亲的医治（或许恰恰是因为他的医治），还是去世了，年仅二十二岁。我们推测，詹姆斯和乔治一定是由印度保姆照看的，直到他们的父亲于三年后返回英国。“英俊上校”从来不会错过风流的机会，他在回国的船上与一位名叫佩雷恩 的太太发生了短暂的私情，又有了一个私生子，这一次是个女儿。佩雷恩太太的丈夫是一名为阿尔果德 的纳瓦布效力的葡萄牙犹太雇佣兵。

对于詹姆斯和乔治在英国度过的童年，没有相关文献记载。当他们的父亲再次启程前往东方，这次是去担任苏门答腊的马尔伯勒堡指挥官时，我们只知道兄弟俩曾被短暂地送到伊顿公学，在那里，他们一定是理查德·韦尔斯利的低年级校友。他们的学业是在法国的“多家学校” 完成的。在放假期间，他们与祖父一起在肯特郡布罗姆利附近的冬青谷生活。祖父此时已经卖掉了卡罗来纳的种植园，放弃了对詹姆斯党的同情，开始写书，但他的作家生涯起步太晚，而且不太成功：他的政治作品被认为“非常枯燥”， 而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一本名为《尸体腐败》的薄薄的医学研究著作。詹姆斯在欧洲待了仅仅十一年，就于1779年3月，也就是在他十五岁时，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印度。就像之前对威廉的安排一样，“英俊上校”为詹姆斯争取到了东印度公司在马德拉斯的军校的学员资格。

现在威廉和詹姆斯都在马德拉斯，迟早会相遇。斯特雷奇夫人手里有“英俊上校”的日记和信册（现在都散佚了），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同父异母的兄弟俩是如何相遇的。她在给一位亲戚的信中谈到了她的发现：

当詹姆斯·阿基利斯去了印度，并准备去威廉所在的地区时，他们的父亲写信给詹姆斯，希望他结识一位同姓的年轻绅士，并以这位绅士为榜样。不久之后，上校在给詹姆斯·阿基利斯的信中说，威廉是“你的哥哥”。在后来的一封信里，上校责备詹姆斯·阿基利斯对他非婚生的哥哥不管不顾，并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上校说，在他看来，父母对其婚生子女和私生子女的责任没有区别；他认为詹姆斯会同意他的观点，即在他们都知道的一个例子中，私生子在能力和成就上胜过了合法的儿子。

兄弟俩第一次见面的时间似乎是在1784年或1785年。尽管他们的年龄相差十岁，而且见面肯定让双方都感到怪怪的，但这对同父异母的兄弟立即变得亲密无间。从他们往往感人肺腑的书信的语调来看，这种关系似乎给两人都提供了急需的情感支撑。威廉年长，但似乎更脆弱、更缺乏安全感。考虑到他童年缺爱和受到严格管束，这也许并不奇怪。

从威廉在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写给挚友约翰·肯纳韦的信中，我们对威廉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一个孤独而忧郁的少年，在印度茕茕孑立，囊中羞涩，没有靠山，也没有金主。 肯纳韦是文法学校的毕业生，父亲是埃克塞特市的商人。1772年，肯纳韦和弟弟都从他们在东印度公司的表兄理查德·波尔克那里获得了军校学员的资格，于是一起来到印度。兄弟俩在抵达时，因为船在恒河河口失事而险些丧命，他们“向黑斯廷斯总督报到时，除了身上的衣服，一无所有”。 ^[13] 尽管出师不利，但肯纳韦兄弟的人脉很广，约翰很快就在争夺晋升机会的竞争中胜过了比他大一岁的威廉·柯克帕特里克。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友谊，威廉写给肯纳韦的信出人意料地真挚。

在1774年1月18日的一封信（这是他们的存世通信当中最早的一封）中，柯克帕特里克热情洋溢地写道，很高兴看到“你向我证明了你的感情……我向你保证，我思念你的程度，就像我的挚友思念我一样”。一年后，他的语气更加感情洋溢：“你太了解你自己和我了，所以你不会怀疑我对你的感情的真挚。”到了1777年，语气已接近浪漫。“我很沉闷、愚蠢和忧郁，”痛苦的柯克帕特里克写道，“一句话，我的精神萎靡不振……［而且］自从我离开你之后，我就一直萎靡不振。我现在仍然萎靡不振，还将继续委顿下去。”柯克帕特里克提到了“自从我和你分开后，我遭受的所有折磨”，以及肯纳韦的离去如何夺走了“我应得的幸福”。

柯克帕特里克终于在一封仅仅标为“12月12日”的信中向肯纳韦告白。他们发生了争执，柯克帕特里克熬夜给朋友写信，试图解释自己的感情。

我亲爱的杰克，

昨晚你还没走两分钟，我就想再见到你。我以为我有一百件事情要告诉你，而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却一件都没想起来。说实话，你离开我时，我喜忧参半：因为虽然我们相互之间重新做出的友谊的保证让我感到了最大的快乐，但你的匆匆离去，却使这种快乐大打折扣。啊，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了解我的性格，你就不会在没有彻底相信我的宽宏大量的性格之前，让我遭受一整夜的辗转反侧。

我有一颗心，它虽然能够产生最温柔的感情，却不能默默地忍受主人的丝毫轻视或冷漠。你，我亲爱的杰克，就是它的主人。当你像一个真诚而深情的朋友一样统治它时，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顺从你的意愿。

因此，我坦诚地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你，真正的感情都是如此坦诚的。

再见，我亲爱的杰克。

W.柯克帕特里克
星期一晚上

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解读这些令人心碎的信，因为就在威廉写这些信的同时，他正与印度女子杜劳莉·比比同居，与她生了两个混血孩子。尽管威廉后来与英国女子玛丽亚·波森结婚，相伴十二年之久，但他与杜劳莉的关系一直维持到他生命的末尾。没有证据表明柯克帕特里克与肯纳韦有任何形式的肉体关系。少年之间的浪漫友谊完全可能是柏拉图式的，这种可能性甚至很大。但与此同时，威廉也有可能是双性恋者，他的忧郁有可能部分源自一种受压抑的、无比纠结的、得不到肉体释放的对男性的爱慕。

在印度生活了十三年之后，威廉于1784年回英国看病和休养。他把自己的两个混血孩子，罗伯特和塞西莉亚，也带回了英国，他们当时分别是七岁和四岁。威廉把儿女交给“英俊上校”照顾。上校最近从苏门答腊退休，回到冬青谷，詹姆斯和乔治就是在那里长大的，但威廉显然从未到过冬青谷。虽然父亲同意收留孩子们，但父子之间的见面并不愉快。“我看到我的父亲和所有亲戚都很健康，”威廉从伦敦写信给肯纳韦，“但我很不高兴，因为我发现父亲的思想状态不利于他自己的幸福，也不利于我的幸福。各种失意和他不应得的各种人生变故，已经塑造了他的性格，所以单是这个考虑就会使我在这个国家的生活变得非常不愉快。我希望尽快返回印度。”

与探望父亲的不愉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威廉在埃克塞特与肯纳韦的家人一见如故，共度了一个月的快乐时光。他写信给肯纳韦，说“等到再次有幸与我亲爱的杰克相拥的幸福时刻，再讲述我这次拜访的经过，以及我对这个家庭的描述。现在只需告诉你，我在他们当中度过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十分惬意。除了你亲身到来，没有什么能让我更满意了”。不过，这次英国之行使威廉清楚地看到了他的生活受到的种种约束。在印度，他的才干和官职逐渐给他带来了地位和尊重；但在英国，他谁也不是，只是个风流成性的在印度发迹的富豪的私生子，而且不被自己的父亲承认。更重要的是，威廉手头拮据。他在印度结交的朋友的阶级和经济阶层与他不同。拜访肯纳韦家后，他突然意识到，除非他发财致富，否则不可能再回英国了。在给肯纳韦的信中，他试图向朋友解释他的感受：

……我无法形容我对返回印度是多么迫不及待。如果我有恰当的经济条件的话，我在英国也能过上令我满意的生活。但既然我没有那样的经济条件，那么对从印度归来的我来说，英国非但不是天堂，而且一定是地狱。在英国，我有几个朋友（朋友是生活中唯一的实质性的慰藉和福气），我非常爱他们，也非常尊敬他们。但如果我在英国再多待一年，我就不得不从他们的身旁消失：因为他们很富有，一文不名的我如何能接近他们，如何能与他们交往？因此，这种局面是令人不快的，是痛苦的，是无法表达的。因此，我将尽早返回印度，在那里度过我的余生，除非通过获得一笔财富（顺便说一句，这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能够避免与我所爱的人断绝往来。

威廉的书信无一例外写得非常雅致和优美，用了许多古典文学和东方文学的典故，特别是经常与肯纳韦探讨波斯文学、哈菲兹 作品的不同译本和《列王纪》的美妙。他努力提升自己的波斯语、孟加拉语和印度斯坦语水平。但在所有书信中，尽管他表现出渊博的东方学知识，却没有什么明显的印度情怀。

其实，在某些地方，威廉·柯克帕特里克已经因为对印度人的傲慢而闻名。热爱印度的威廉·帕尔默将军（曾任沃伦·黑斯廷斯的军事秘书，时任勒克瑙常驻代表）在1786年11月听说威廉·柯克帕特里克被任命为英国驻马拉塔领袖马哈吉·辛迪亚 宫廷的常驻代表时，感到非常震惊。帕尔默写道：“我对柯克帕特里克寻求这个职位感到惊讶，因为他对印度有强烈的偏见。”

正如帕尔默将军预料的那样，威廉·柯克帕特里克在辛迪亚宫廷担任常驻代表的经历并不顺利，原因也和帕尔默预料的一样。柯克帕特里克的童年遭遇使他对任何可能出现的轻视都特别敏感。威廉获得这个职位的消息公开之后，当时的常驻代表詹姆斯·安德森写信提醒威廉，马拉塔人的印度教徒农民习俗与威廉惯于与之打交道的穆斯林莫卧儿人的彬彬有礼的风俗截然不同。

在我住在这个营地的早期，我不禁想，辛迪亚有时会对我有轻微的忽视和冷落。但经验告诉我，这其实是因为马拉塔人的风俗与我习惯的穆斯林习俗不同……［辛迪亚］似乎对细枝末节的关注有所欠缺，例如，他不会像更礼貌的穆斯林那样频繁地写信嘘寒问暖，并做出其他一些细微的礼貌举动…… ^[14]

不过，威廉把这个提醒当作耳旁风。威廉在抵达德里（当时辛迪亚在那里扎营）不到一个月之后，就向总督康沃利斯勋爵抱怨说，辛迪亚和他的宫廷人员粗鲁无礼、粗枝大叶：“他的总体目标［是让］英国常驻代表在他的宫廷受到种种羞辱。”辛迪亚则向加尔各答方面正式抱怨了威廉的傲慢自负。

康沃利斯当时正计划对蒂普苏丹用兵，所以不希望看到公司和马拉塔人之间爆发任何形式的敌对行动。相反，他希望与马拉塔人缔结某种防御性的联盟。于是，康沃利斯给威廉回信说，“听到你和辛迪亚之间关系冷淡，感到极为遗憾”，并指示威廉与马拉塔宫廷维持“友好和融洽的关系”。在信的结尾，康沃利斯更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你是个明智的人，肯定会立刻理解我这封信的内容和意图。我希望避免与辛迪亚公开决裂，因此，如果他出于任何动机，继续像你说的那样怠慢和冷落你……你必须尽可能地把它们仅仅当作私人冒犯来对待。” ^[15]

这封信的表达再清楚不过了，但已经太迟了。1787年1月24日，冲突爆发了。威廉的一名印度卫兵去亚穆纳河游泳，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洗衣工。洗衣工正在河坛上洗辛迪亚的女婿的衣服。洗衣工是贱民，所以卫兵要求对方在他游泳的时候离开。洗衣工拒绝离开。印度兵立刻攻击他，用棍棒打他的头。一支马拉塔部队恰好路过，出手支援洗衣工，把那个印度兵打成重伤。冲突随之升级，到了下午，双方都有几名士兵受了重伤，威廉为了自己的安全，不得不离开他的住处（在旧德里一座半壁倾颓的宫殿）。他在城外6英里处的萨夫达尔·忠格 墓园设立了临时营地，要求辛迪亚逮捕罪犯，并正式道歉。但对方没有任何回应。

在持续了十个月的僵局之后，威廉于10月写信给肯纳韦：“我发现，如果不采取某些与康沃利斯勋爵认为必要的政策相抵触的措施，我就不可能与辛迪亚和睦相处，所以我决定辞去目前的职务。”他试探性地递交了辞呈，然后惊讶地发现总督立即批准了。当他离开自己的旧住地、向加尔各答进发时，他的惊讶变成了惊恐，因为他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康沃利斯认为，与一个强大邻国的关系发生了毫无必要的破裂，这完全是威廉的错，而不能归咎于辛迪亚。

一年后，柯克帕特里克仍然没有得到新的任命，而他开始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事业遭受了多么严重的灾难。当肯纳韦被任命为海德拉巴常驻代表时，威廉写信向他表示祝贺，并补充说：“我如今所处的可耻而屈辱的境地，一定会毁了我的声誉和人生。”

在海德拉巴新官上任的肯纳韦满怀同情地回复了他。但肯纳韦向自己的兄弟威廉坦言，他认为柯克帕特里克的行为（辞职）虽然体面，却等同于自杀。肯纳韦在1788年12月写道：

柯克在这个国家的前景现在非常不乐观，他辞去的职务与我现在的职务类似，但更有利可图。这么好的位置，他却自己放弃了。他为了自己的呆板原则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放弃了在四五年内一定能达成的财务自由［即有足够的资本让他靠着利息退休并回英国］……如果我处于单身和没有家庭负担的情况下，我肯定不会像他那么做。也许我不那么做是错误的，但我认为，我可以在不牺牲自己利益的前提下保全自己的品格。

更糟糕的是，威廉·柯克帕特里克此时远非“单身和没有家庭负担”。三年前，在1785年9月26日，也就是在他从英国回到印度仅仅几个月后，经过短暂的求爱，他与玛丽亚·波森结婚了，斯特雷奇夫人说她“出身于约克郡的士绅阶层”。罗姆尼 为玛丽亚所画的肖像显示，她是一个漂亮、性感的女人，有饱满的嘴唇、红色的长发和聪明知性的神情。她和柯克帕特里克很快就在四年里生了四个孩子。但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

玛丽亚起初陪同丈夫去了辛迪亚的德里营地，但很快就去了阿格拉。在那里，她试图与莫卧儿宫廷拉关系，希望获得在泰姬冈吉（就在泰姬陵隔壁）居住的许可，但没有成功。当她的请求被正式驳回后，她对这种羞辱性的拒绝感到愤怒，于是带着婴儿去了加尔各答。柯克帕特里克被迫向康沃利斯的副手（也是最终的继任者）约翰·肖尔 表示，“通过个人的争论和坚持，我也许能让她同意（返回）”，但他不敢打包票。他随后承诺，“我应该注意不要出现任何令人尴尬的情况”，这句话或许在暗示，他和妻子经常这样公开吵架。 到1788年底，双方决定让玛丽亚带着孩子们返回英国，在巴斯定居。

这段婚姻仍在勉强维系，威廉在九年间继续给妻子写温情脉脉的书信，但她的回信越来越短，越来越敷衍。到了1794年，威廉抱怨玛丽亚的信“完全不认真……写得匆忙、潦草，字迹经常难以辨认，非常不准确，最糟糕的是（在涉及丈夫和父亲的感情方面）极度缺乏那些你很容易提供的细节，而我自然希望得知那样的细节。因此，我恳求你，我亲爱的姑娘，请停止这种匆匆忙忙与我通信的方式，并记住，你不是通过普通的邮递，而是通过一种难得的运输工具，写信给距离你千里之遥的丈夫”。 次年，玛丽亚完全不再回复他的信。到了1797年，由于玛丽亚的“不当行为”，双方同意合法分居。 四个女儿被送到“英俊上校”家和堂亲们一起生活。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威廉和玛丽亚再见过面。威廉的外孙辈都被告知，玛丽亚在最小的孩子出生后就去世了。在威廉去世后，他们惊奇地发现他的遗嘱里有一份财产留给玛丽亚，而她也接受了这份遗赠。 很讽刺的是，她居然生活在印度，而且显然有了新的情人。

从1787年到1792年，在玛丽亚定居巴斯的五年里，威廉·柯克帕特里克的事业一直徘徊不前，他不定期地给肯纳韦写信，解释说他没有多动笔，是因为“我失望透顶，所以无法处理其他的话题。既然你不能给我解脱，我决心不给你痛苦”。 郁郁寡欢的他，又回到了薪水很低的骑兵团去工作。

不过，在1792年，威廉的语言天赋给他带来了第二次突破，他奉命领导一个去尼泊尔的外交使团。他穿越了喜马拉雅山以前未有欧洲人探索过的区域，是第一个到达纳雅科特的欧洲人，当时尼泊尔的王公在那里主持宫廷。虽然这次出使没有取得任何外交成果，却被认为是进入新领域的一次重要尝试。威廉后来出版了一本关于他这趟旅行的书——《尼泊尔王国简述》，该书受到广泛好评。此外，这次远行使他与康沃利斯达成和解。康沃利斯公开赞扬威廉：“没有人能够比他更稳妥、更谨慎、更小心翼翼地完成任务。” ^[16]

这次远征使柯克帕特里克重新得到了上峰的青睐。1793年3月，他给在英国的玛丽亚写了一封语气激动的信，透露“我的朋友肯纳韦”因健康状况不佳将于12月退休，而如果“我的朋友肖尔先生”被任命为总督、接替康沃利斯的话（看起来很有可能），“毫无疑问，我将接过［肯纳韦］在海德拉巴的常驻代表职务。上帝保佑你，我最亲爱的姑娘。我不可以说更多了”。 到了11月，两项任命都通过了，柯克帕特里克写信到巴斯，说他的前景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现在的收入非常可观，“我希望通过适当的节约，在几年内获得财务自由”。现在他有条件给女儿们提供“私校教育”了。

在信的末尾，他说自己将于下周从加尔各答出发，从陆路沿印度东海岸南下，“我弟弟詹姆斯指挥的地方就在我去海德拉巴的路上。我希望他能和我一起去那里，约翰·肯纳韦爵士已经在那里为他争取到一个职位……以他的才能，加上他迟早有机会在我手下获得助理的职位，他在外交领域会有极大的优势。我强烈建议他接受这个提议”。

1793年，詹姆斯·阿基利斯·柯克帕特里克乍看上去与他那饱受折磨、性格复杂的同父异母兄长截然不同。詹姆斯为人随和，慷慨大方，擅长交际，遗传了父亲的英俊容貌，也遗传了母亲非常白皙的肤色。他有饱满的嘴唇、炯炯有神的蓝眼睛和一头稻草色的头发。他颇有花花公子习气地把头发从前额往后梳，头发留得也比当时男人们通常的头发更长。他的同时代人认为他身材魁梧、匀称，而且英俊异常。但他性情敏感，和兄长一样，觉得自己需要不断地得到安抚。他的信中洋溢着对通信者的感情，有时读起来仿佛在呼唤对方报之以同样热情的爱。

到二十九岁时，詹姆斯已经在公司的马德拉斯军团待了十四年，但他的军旅生涯乏善可陈。不过他和威廉一样有语言天赋，除了完全掌握波斯语和印度斯坦语外，他似乎还能相当流利地讲印度南方的语言，特别是泰米尔语和泰卢固语。詹姆斯在母亲去世后很可能是由印度保姆抚养长大的，所以他对多种印度语言的掌握很可能可以追溯到他的马德拉斯童年时期。经常有报道说，这一时期的许多英国儿童把保姆说的印度斯坦语（或者就詹姆斯的情况而言，大概是泰米尔语）当作他们的第一语言，这让他们的父母大吃一惊。

和威廉一样，正是这种语言天赋，后来成为詹姆斯摆脱艰苦沉闷的军旅生涯的捷径。不过，威廉虽然对东方有渊博知识，对印度却抱有傲慢的“约翰牛”态度；而詹姆斯从一开始就对这个生养他的国家有更多的感情。在1792年提交给《马德拉斯信使报》的匿名自传片段中，他将自己描述为“一名精通波斯语和印度斯坦语的军官，并熟悉讲这些语言的民族的风俗习惯，因此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好感”。

这种“好感”的一个方面，是他与一名印度女子的关系。他与这名女子生活了多年，和她生了一个儿子。1791年，詹姆斯在一年的病假期间将这个男孩带回了英国，此后，这个孩子加入了由“英俊上校”在肯特郡主持的由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组成的多民族家庭，这无疑令他的乡下邻居越来越困惑不解。

除了对印度人的“偏爱”外，詹姆斯对印度之美也有一种强烈的审美感受，这在他的书信中显而易见。他在信中一再赞美他经过的地方的旖旎风光。在1792年2月回到德干高原后不久，他给家里写信：“整个乡间苍翠欲滴，令人心旷神怡……你几乎可以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不戴帽子在阳光下行走，而不会感到不适。”他特别欣赏班加罗尔 附近蒂普苏丹的莫卧儿风格园林。“我很喜欢它们……布置得很有品位和设计感，构成林荫大道的众多柏树是我见过的最高、最漂亮的树。”

一个月后，当他所在的团在第三次迈索尔战争期间参加围攻蒂普苏丹的岛屿都城塞林伽巴丹时，尽管欧洲官兵“伤亡惨重”，并且“成千上万的腐尸覆盖了都城周边方圆20英里的每一寸地面，臭不可闻”，但詹姆斯还是能够欣赏他正在参加攻打的这座城市的惊人美丽：“此处岛上和城外的宫殿和花园，无论是规模、品位还是观感都远远超过班加罗尔，而且据说它们与城内的主要宫殿和花园还相差甚远。从我们的战壕可以看到城内的宫殿，考虑到它远远高于城墙和城垛，它的高度一定和它的面积一样可观。”

他在前一天看到了蒂普苏丹壮丽的莫卧儿风格花园，即“光彩夺目的红园（Lall Baug）”。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呜呼！它也成了战争的牺牲品。”宫殿被当作战地医院，美丽的花园“被拆掉，以获取攻城所需的材料。雄壮威严的成排柏树一瞬间就被砍倒；橙树、苹果树、檀木，甚至香气扑鼻的玫瑰和茉莉也逃不过毁灭的命运。在我们的炮兵阵地上可以看见玫瑰枝做成的柴捆，用茉莉枝捆扎，警戒线是檀香木组成的。工兵们浑身香气……”

他甚至躲过了敌人的炮弹，去参观蒂普苏丹的父亲海德尔·阿里的新陵墓。他非常欣赏这座陵墓，不过认为它“在各方面都不如阿格拉的泰姬陵”。有意思的是，他补充道：“我在此附上我从海德尔的墓碑上捡到的一些灰泥。据说它是用麦加的泥土制成的，也就是所谓的‘先知圣墓的尘土’，因此它一定具有许多罕见的、价值不可估量的神奇功用。” 如果是别人写下了这句话，那么大家或许会觉得他在挖苦；但从上下文来看，詹姆斯显然是非常认真的，尽管“先知圣墓的尘土”对于“英俊上校”来说无疑是一件奇怪的礼物。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对宗教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更不用说对伊斯兰圣物有兴趣了。

在审美和情感上，詹姆斯的书信表现出对印度的挚爱，这种挚爱在他的一生中都是恒久不变的。但他的政治立场在这个时期还没有清晰地成形。他后来会将东印度公司视为印度政治中不可信任的侵略力量。但在18世纪90年代初，他仍然赞同英国人的传统观点，即倾向于将印度统治者视为“娘娘腔”和“奢侈”的暴君，他们“乱七八糟的暴政”削弱了国家的实力，阻碍了社会进步。英国人认为这与东印度公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东印度公司在“不屈不挠、斗志昂扬”的军队的保护下，将西方的风俗引入印度。大多数在印度的英国人认为这毋庸置疑地给南亚次大陆带来了莫大的福祉。

詹姆斯在这个时期的家信中写到蒂普苏丹的“无限野心和极端残忍”，但即使在这个早期阶段，詹姆斯在同胞当中也是不寻常的，因为他在迈索尔苏丹身上看到了许多值得钦佩的品质。他写道：“蒂普苏丹在军营出生和长大，在一位大师［即他的父亲海德尔·阿里］的指导下学习兵法，拥有军人特有的英勇和坚韧，而他在战场上的成就足以证明他父亲的教导相当英明。”英国人遭遇的多次挫折和失败充分证明了蒂普苏丹的“军事才华。即便他热爱和平，或者精通和平的艺术，他也没有机会去追求和平……他的整个统治时期一直处于备战或实际战争的状态”。此外，蒂普苏丹的勇敢和抵抗精神也令詹姆斯惊愕。尽管东印度公司成功地发动了反击，但没有证据表明蒂普苏丹的“斗志动摇了，或者他的毅力减弱了”。虽然现在有四支军队正在向他推进，但“据我所知，他还没有投降的意思”。

相比之下，詹姆斯的哥哥威廉对蒂普苏丹的看法就非常简单粗暴了：彻头彻尾的怪物，“东方专制主义”的最恶劣化身。在威廉看来，蒂普苏丹是“残酷无情的敌人”“不宽容的偏执狂”“狂暴的宗教狂人”“压迫成性的、不义的统治者……嗜血的暴君，谈判时背信弃义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卑鄙而精于算计的人”。 ^[17] 在这些对印度统治截然不同的看法中，潜藏着两兄弟未来许多分歧的种子。

詹姆斯在血腥的第三次迈索尔战争中毫发未伤，却在三个月后，躺在床上被自己的勤务兵打成重伤。一天早上，他在行军床上醒来，发现那个“莫卧儿血统”的勤务兵正从他的行李箱里偷东西。勤务兵冲了出去，不久后又带着詹姆斯的两把剑再次闯进来。詹姆斯为《马德拉斯信使报》写了一份匿名的第三人称记述：

……当他［詹姆斯］从床上爬起来时，手无寸铁，几乎赤身裸体……两次致命的打击被他的双手挡住了，虽然伤口很深，但他此时手里恰好紧紧攥着一封信，稍微阻挡了劈砍，所以免于被砍断双手。他被打残了，无力再反抗，唯一的办法是逃跑。在逃跑过程中，凶手又凶狠地砍了他两剑，他当场倒地。嗜血和贪得无厌的歹徒认为他已经死了，于是转身寻找更多的受害者，但没有发现任何人。他无疑相信自己的罪恶不可能得到宽恕，于是拔出匕首，在绝望的疯狂之中，连续捅了自己胸口八次。

这次袭击震动了詹姆斯，促使他从根本上检讨了自己在印度的生活。在疗养期间，他写信给“英俊上校”，对自己在服役十四年后的处境进行了评估。他并不乐观。他写道：“此时此刻，我的晋升前景和我登船来印度时一样渺茫。如今在步兵军官名册上，有一百名中尉的名字排在我前面［他们都会在他之前获得晋升］。如果继续保持目前的状态，我每年的进展都不可能很大，这样的话，还要再过漫长的十年，我才能获得上尉军衔。也就是说，要服役（或者说是做牛做马）二十三年之后。” 而他那位才华横溢的兄长在印度只待了十年就成功晋升为上尉。

詹姆斯在本次战争开始时曾收到一些推荐信，但它们似乎没有产生丝毫效果。他把信交给了陆军将领威廉·梅多斯爵士，但“这位小个子将军正忙于攻打堡垒和其他战事，没有确认收到信，所以我不知道有无可能从这些推荐信里得到什么好处”。“富乐顿上校写给他的亲戚麦克斯韦上校的［推荐詹姆斯的］信，［詹姆斯］还没有用，据说麦克斯韦上校是康沃利斯勋爵身边的红人。”但总的来说，詹姆斯承认，他的前景并不乐观，他恳求父亲发挥影响力，设法改善他的命运。 他突然想念起家里的舒适和便利的设施，所以还请求上校给他寄“几打维尔诺蔬菜糖浆 ，在来印度的途中，我发现它的功效极佳。在长期的战役期间，由于缺乏蔬菜，我的坏血病又犯了”。

仅仅四个月后，就在他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有人施加了影响，去提携詹姆斯；而且这是一位出乎意料的恩人，詹姆斯完全没有想到过拜托他。7月，他哥哥的朋友，新晋爵位的约翰·肯纳韦爵士，突然从海德拉巴写信给他，邀请他留下来，并表示愿意尽其所能帮助他。在詹姆斯的请求下，肯纳韦与詹姆斯的上级交涉，在8月为他争取到了远在维济亚讷格勒姆的要塞指挥官职位。该要塞位于重要的东海岸港口维沙卡帕特南东北30英里的部落领地。 即便在今天，维济亚讷格勒姆也是一个偏远而贫穷的地方，周围是荒凉的山丘和零星分散的部落据点。在18世纪末，这里更是交通不便、远离中心。但至少这是一个指挥官职位，是一个开始。

然后，就在詹姆斯被任命为维济亚讷格勒姆指挥官的三个月后，威廉从加尔各答写信给他，分享了自己被任命为海德拉巴常驻代表的消息。他邀请弟弟到他身边工作，劝他考虑一下这个提议，等他们见面时再谈。威廉从孟加拉出发，将在六周后经过维沙卡帕特南。

威廉沿着东海岸南下的旅程十分缓慢。走海路最快，风向有利的时候十天就能到默苏利珀德姆港，然后沿着戈尔康达古道走一周就能到海德拉巴。但因为有以毛里求斯为基地的法国私掠海盗袭扰这一段海岸，所以他不能走海路。 于是他只好骑着骆驼或大象，沿着东高止山脉的山脊，在山峰和柚木林与孟加拉湾的碧蓝小海湾之间缓慢行进。兄弟俩在科罗曼德尔海岸 北端的维沙卡帕特南相遇。 ^[18]

那是一个温暖的平安夜，詹姆斯几乎无须劝说就放弃了驻军指挥官的职位，投奔威廉。当夜，遵照詹姆斯的建议，兄弟俩以威廉的名义起草了一封给詹姆斯上级的信，请他批准将詹姆斯调往海德拉巴。

这可能是兄弟俩第一次一起过圣诞节。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詹姆斯的退役需要更多的时间在公司的军事官僚机构走完流程。因此，兄弟俩一致同意，詹姆斯应该暂时留在维济亚讷格勒姆，而威廉应该独自前往海德拉巴。在经过长期的休战甚至友谊之后，据说海德拉巴的尼查姆和他的宿敌马拉塔人之间又在酝酿战争，所以威廉必须尽快赶到海德拉巴，尽其所能地阻止战争爆发。

威廉在一个月后抵达海德拉巴，发现海德拉巴的年迈统治者尼查姆阿里·汗并不在他的城市（这可不是好兆头），而是去了古老的德干首府比德尔，这座坚不可摧的要塞距离海德拉巴与马拉塔联邦的边境最近。据说尼查姆已经开始在那里集结一支大军。威廉在海德拉巴只做了短暂停留，订购了“蜡烛、巴特那土豆、一些覆盆子白兰地和樱桃白兰地、豌豆、上好的咖啡、一瓶白葡萄酒和一些上好的波尔图红葡萄酒”， 就回到他的象背上，开始了前往比德尔的80英里旅程。

这条路穿过一片荒芜的土地，见证了该地区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动荡和凶暴的历史。曾经的平坦棉田如今已经废弃，无人耕种，田地间点缀着重兵把守的村庄和被烧毁的小堡垒。当时的一位英国旅行者用悲观的语言描述了同样的一趟旅程：“至于我经过的乡间，没有什么比它的景象更令人忧郁的了。荒废的村庄、不常有人走的道路，以及曾经有人耕种的痕迹，使这一景象更令人痛苦，因为我们从中还能依稀看出它曾经的繁华。与往昔的幸福对比，如今的苦难更显得不堪。”这位观察家还提到，他遇到了“一些劫掠成性的骑兵在我们经过的乡间抢劫”，不过因为他有武装护卫，所以那些抢劫犯避免与他纠缠。

这也不仅仅是英国人对该地区的看法。据伊朗旅行家阿卜杜勒·拉蒂夫·舒什塔里（他与海德拉巴最有势力的部族之一有亲戚关系，并于1794年在加尔各答担任尼查姆的瓦吉尔 ）说，海德拉巴都城周围的乡村越是靠近马拉塔边境，就越是一片瓦砾。他写道：“如今，由于敌人犯上作乱、税吏敲骨吸髓，整个国家变成了一片废墟，居民四散奔逃、苦不堪言。少数无法逃亡的人饱受饥荒之苦。领导层崩溃了，治理国家的法律被破坏了……有太多的废墟和被遗弃的房屋。虽然这个地区的气候无比优越，但这个国家如今比印度其他大多数地方都要糟糕。” ^[19]

经过四天的旅程，在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土地上，威廉看到前方出现了比德尔阴森的城堞。

即便在今天，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岁月蹉跎和疏于管理，比德尔仍然是印度最宏伟的要塞之一。而在当时，它更是无与伦比。它建在一块巨大的深褐色玄武岩上，从德干高原的平坦大地上陡然升起。在每一个方向，巨大的环形暗黑色城堞在山丘上和陡峭的山谷中延绵数英里，放眼望去是一望无际的塔楼和城墙、门廊和堡垒、拱形的城齿和设有防御工事的悬崖峭壁。在这些城墙的怀抱中，有一片完美的绿洲：有白花花的棉花地和满是水分充足的肥沃黑土的园林，公牛犁着小块整齐的耕地，农田边上是棕榈林和番石榴园。绿意盎然的大块肥沃农田与城墙外的荒原形成鲜明的对比。

要塞的一边是洗衣河坛，洗衣服的人在玄武岩台阶上拍打衣服的声音从那里传来；远处是一个长满莲花的小湖，湖的四角有圆顶的伞亭。在城墙外的荒芜废墟和灌溉水渠的沿线，散落的若干球状白色圆顶标志着阿什图尔的中世纪王陵；在王陵周围的灌木丛中，矗立着两座庞大的苏非派圣所，那里挤满了前来寻求早已死去的谢赫 帮助的朝圣者和寻求奇迹的人。

1794年2月10日晚上，在离开加尔各答三个月后，威廉·柯克帕特里克和他的卫队经过阿什图尔王陵，从巨大的戈尔康达门进入比德尔要塞。他们穿过了一圈又一圈的城墙和要塞护墙，越过了一系列在中世纪由成群结队的奴隶在岩石上开凿出来的深沟。在狭窄拥挤的街道上，在古老的圣所和香料市场之间，在马商和钻石商之间，在布商和手工匠人的作坊（城里的工匠在作坊敲打着他们的比德尔金属罐子和水烟筒）之间，威廉等人看到了军队集结的证据，因为来自印度各地的大批雇佣兵聚集在这座城市，寻求工作机会。

在太平盛世，德干的集市上挤满了来自东方各地的各民族的代表。而此时比德尔却挤满了一群特别多元化的雇佣骑兵：来自哈德拉毛的阿拉伯人、来自旁遮普的大胡子锡克人、来自印度边疆地区的戴头巾的阿富汗人和普什图人，以及他们来自恒河平原的罗赫拉 亲戚。在集市上游荡的还有尼查姆的正规步兵，这些穿红衣的印度兵由法国指挥官米歇尔·若阿基姆·雷蒙训练。他们戴着黑色的三角帽，穿着白衬衫和短筒靴。 威廉·柯克帕特里克的新助理威廉·斯图尔特（柯克帕特里克刚刚在海德拉巴第一次见到他）对尼查姆的军队肃然起敬。他写道：“尼查姆的军队……看起来比我见过的辛迪亚军队还要庞大。他豢养的步兵很少，但他的骑兵估计有四万。我看到的士兵都很优秀：士兵们衣着整齐，军官们自豪地给他们的骑兵发放统一的长袍当制服，以区分他们。有些人的上衣上有两把交叉的剑，用的是印花棉布，有些人衣服上则是一把剑和一些黄色或红色的翎子。”

集市上的人们来自许许多多不同的民族，而这些人潮涌动的街道上的建筑也反映了多元文化。虽然集市和防御工事完全是印度风格的，但城内的许多建筑从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地带寻找灵感，绕过莫卧儿人在北印度的实验，直接借鉴遥远的奥斯曼人的瓷砖艺术或河中地区的建筑模式。坐在大象背上，柯克帕特里克可以看到帖木儿时代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建筑元素：瓜棱形的圆顶，仿佛帖木儿本人都会乐意将其作为自己的墓顶；色彩鲜艳、精致的菱形伊兹尼克 式瓷砖，其中的蓝色就像奥斯曼匕首上的蓝宝石一样动人心魄；甚至还有一所伊斯兰学校，它若是出现在萨非王朝统治下伊斯法罕的广场，也不会显得突兀。

深夜，在缓慢地穿过数英里长的拥堵的集市后，英国人的队伍终于到达了要塞的内院。威廉从比德尔发出的第一封信简短而正式，只是说海德拉巴首相阿里斯图·贾赫 不顾先例和礼节，亲自带他直奔尼查姆的宫廷，以示友好，并向威廉表达了“尼查姆希望尽可能与我们的政府紧密联系的急切愿望”。

不过，威廉·斯图尔特大约在这个时候对尼查姆的宫廷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他对尼查姆和他的首相一笔带过。“尼查姆彬彬有礼，非常殷勤，”斯图尔特写道，“但他的奴仆们傲慢而霸道，不可一世。尼查姆的首相是一条聪明但懒惰的猎犬，首相的座右铭是让所有的臣民痛苦，以取悦他那贪婪的主人。首相用双手握住主人的胡子，可以随心所欲地操控他。”

斯图尔特的评价大大低估了这两个人的成就：他俩凭借自己的努力，拯救了他们的王国，使其免于灭亡。当尼查姆阿里·汗在三十二年前的1762年登基时，很少有人会想到，在德干高原的各种互相竞争的势力当中，几乎只有海德拉巴能够独善其身，熬过接下来七十五年的惊涛骇浪。

虽然斯图尔特低估了尼查姆阿里·汗和他的首相，但他生动地描绘了尼查姆的宫廷生活，以及印度与中东习俗如何在这里水乳交融，例如，按照印度风俗吃盘安，而按照土耳其风俗喝小杯咖啡。他写道：

酋长们献上礼物之后退后表示恭敬，谦卑地跪拜。之后，［他们］获准走近尼查姆，但很少坐下来。这里的排场比我在［莫卧儿皇帝］沙·阿拉姆的宫廷看到的还要隆重和华丽。按照尼查姆家族的习惯，他［尼查姆阿里·汗］从不吸烟，而是吞下大团的盘安，因为他没有牙齿，所以无法咀嚼；他喝大量的很热的咖啡，在大厅的中央有一个火堆来加热咖啡，还有拿杯子的仆役用小玛瑙杯快速轮流送咖啡。他养了很多女人，有两百个子女，其中三十个还在世，其中有七个儿子和二十三个女儿。王储看起来和他父亲（时年六十二岁）一样老，但我猜想他不会超过三十七岁。

宫廷的人们通常在晚上集合；有许多银烛台、蜡烛和牛油烛，延续不断的蓝灯被一个接一个地举在蓝色的竿子上，令人赏心悦目；一些琥珀色的蜡烛一直在殿下身旁燃烧，但它们的气味是如此强烈，我猜想它更多是用来遮掩难闻的牛油气味的——一种臭味淹没了另一种。

所有酋长都浑身珠光宝气，戴着头巾饰物［sarpech］、珍珠项链、臂环［bazoo bunds］，甚至还有那些只有印度斯坦女子才戴在手腕上的手镯。这里的穆斯林看起来像印度教徒，头发剃得很短，戴着小头巾，穿着像“佩什瓦兹”这种女式长袍一样的衣服，并按照未行割礼的人们的常规方式把头发蓄到耳边。

举行宫廷接见会的建筑也反映了宫廷的金碧辉煌。外层要塞的灰暗森严与内层要塞中私人清真寺和宫殿套房的精美装饰之间的鲜明对比，给威廉·柯克帕特里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干的工匠虽然在建材选用方面受到许多限制，但他们总是用加入了奇思妙想的瓦片或灰泥、木雕和带“视觉陷阱”效果的壁画来弥补这一缺憾。登峰造极的莫过于“彩宫”（Rangin Mahal），它的中世纪室内装饰是印度最美不胜收的极品之一，威廉一定曾在这里私下里觐见尼查姆。在这里，墙壁上交替覆盖着复杂的瓷砖和阿拉伯花纹的雕刻板，坚硬的火山花岗岩被轻松地处理，仿佛它像石膏一样柔软，又像蕾丝襞襟一样精细。

这种精致的强调感官享受的宫廷气氛，在德干细密画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这些细密画是在尼查姆宫殿的工作室中绘制的。 在这些工作室绘制的图像中，可见喷泉滴水、鹦鹉飞来栖息、孔雀在芒果树上鸣叫。

这些赏心悦目的花园场景让人暂时忘记马拉塔人随时可能骑马驱至城郊、烧杀抢掠。宁静祥和的艺术乐园与整个18世纪德干高原充满动荡与创伤的政治现实，形成了鲜明而直接的对比。尼查姆的父亲尼查姆·穆尔克在1724年之后的岁月里，把莫卧儿帝国分崩离析的几个南部省份转变成半独立的海德拉巴王国。他是个性格严肃的人物，就像他的偶像、严格执行伊斯兰律法的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一样，本能地不赞成艺术，尤其是不赞成肖像细密画这种不符合《古兰经》精神的艺术。他严密地监视贵族们，他的间谍向他检举那些在穆哈兰姆月举行非法聚会的人。要举行舞蹈表演和舞女演出，必须向宫廷申请，而且只有在节日和婚礼的场合才会获得许可。 ^[20]

尼查姆·穆尔克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军事家，但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家。他利用贿赂和阴谋手段，取得了他那落伍的莫卧儿军队不能取得的成就。在脱离德里直接控制的同时，他还特意保持了对莫卧儿皇帝名义上的忠诚。在整个18世纪，海德拉巴的人民仍然自称莫卧儿人，并把自己的国家视为阿克巴和沙贾汗的旧帝国的一个半独立的碎片。尼查姆·穆尔克也对马拉塔人保持着小心翼翼的监视，利用间谍和外交手段遏制他们。他警告自己的追随者：“奥朗则布皇帝用他的庞大军队和印度斯坦的全部财富都不能打败他们［马拉塔人］。许多家庭家破人亡，奥朗则布的战争没有带来任何好处。而我通过外交手段使他们对我百依百顺、忠心耿耿。” ^[21]

尼查姆·穆尔克于1748年去世后，由于他的儿子们自相残杀，并试图通过与邻国势力（特别是北方和西方的马拉塔人，以及东方的本地治里）结盟来夺权，海德拉巴精心打造的结构逐渐解体。十四年后，尼查姆·穆尔克一个年纪较小的私生子——尼查姆阿里·汗最终确立了自己的王位，将兄长萨拉巴特·忠格扔进比德尔的地牢，还派人把他勒死在那里。

这时，这个国家似乎已经处于灭亡的边缘，因为马拉塔人、法国人、英国人和迈索尔的海德尔·阿里的军队像秃鹫一样从四面八方扑向海德拉巴，夺取尼查姆的大片领地。然而海德拉巴并没有崩溃，这主要得益于尼查姆阿里·汗高超的外交手段和他精心构建的联盟体系。当他掌权时，在军事上，海德拉巴是德干高原互相竞争的多个国家当中最弱的一个。但到他去世时，就只有海德拉巴和东印度公司仍然是重要的势力。他的非凡成就是将这个国家从莫卧儿后期的“印度病夫”变成了18世纪冷战的重要战略资产。没有他的友谊和支持，任何势力都无法在印度取得统治地位。

1794年，当柯克帕特里克兄弟第一次见到尼查姆时，他已年过六旬，身材高大而清瘦，牙齿和头发都掉光了，但他仍然保持着警惕性，游刃有余地操纵着宫廷的各种派系，利用着外部敌人的弱点。当时的一幅细密画显示他是一个憔悴的老人，脸上有淡淡的雀斑，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倚靠在他的软垫宝座 上；旁边放着一把剑和一个痰盂。 他被描绘成睿智而又谨慎的人，在一座白色大理石亭子前与他的大臣深入交谈。他身穿半透明的白色薄纱长袍，戴着裹紧的白色头巾，从头巾中露出了镶嵌珠宝的装饰。他腰间缠着镀金的束腰，头巾上有一圈粉红色的大宝石闪闪发光。后来与他相熟的詹姆斯·柯克帕特里克为他留下了详细的描述：

他的身材很高大，身躯仍然保留着健壮的迹象，他年轻时因为孔武有力而引人注目。他的肤色黝黑，容貌虽然从来不算英俊，但表情丰富，说明他是个深思熟虑、头脑聪慧的人。他的神情优雅而庄重，讲起话来充满了帝王的礼貌和高傲，一方面平易近人、让接近他的人都能比较容易地信任他，另一方面表明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尊严和显赫的血统，他为这血统设立了新的标杆。

我相信，大家普遍认为，作为一位君主，他虽然并非天赋异禀，也不是聪明绝顶，但在一些艰难的场合，他已经证明自己很有政治才干，那种才干就是东方人眼中治国理政的本质……他不是优秀的军事家，却是卓越的政治家，这就足以弥补没有军事才干的缺陷。

不过，当时的大多数观察家认为，海德拉巴人在德干政治的雷区中游刃有余，与其说是尼查姆阿里·汗的功劳，不如说是他那位才华横溢而老谋深算的首相阿里斯图·贾赫的贡献。阿里斯图·贾赫虽然是冷酷无情的政治家，却也是一个文化素养极高的人。他对画家和诗人的广泛赞助，使绘画和诗歌艺术在经历了尼查姆·穆尔克的严酷统治之后得以复兴。也许这就是他有许多细密画肖像得以保存至今的部分原因。画中可见一个身材魁梧、满脸狡黠神色的男人，粗壮强健，神情显得精明绝顶，鹰钩鼻，胡须经过精心修剪。画中的他总是高高在上，戴着小红头巾，胸前挂着一串朴素的珍珠项链，右手腕上还戴着一个珍珠手镯；他的手里总是拿着一条弯曲如蛇的黄金水烟筒。根据当时的海德拉巴编年史，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水烟筒一秒钟，“他的香喷喷的烟味”是首相府的一大特色。爱德华·斯特雷奇第一次见到阿里斯图·贾赫时，也注意到了他对水烟筒的喜爱。

首相正以真正的东方方式吸烟。他既不握住他的水烟筒，也不故意张开嘴去接烟筒嘴，但他的仆人看着他，把烟筒的尖头递向他的嘴唇。仆人时不时用它轻触首相的胡须，当有好机会时，就把它往他的嘴里戳一下。首相之前似乎没有看到烟筒嘴，仆人送过来的时候他就吸一口。当他开始说话时，仆人又把烟筒嘴拿出来，用烟筒嘴轻触他的胡须，又在适当的时候把它送到主人的嘴边。当首相做了一个仿佛要吐口水的动作时，他的一名忠实随从就伸出双手，接过一大口唾沫，然后非常小心地把唾沫擦在一块摆在他身边的布上，并小心翼翼地把它包起来，随时准备再用双手接收主人的唾沫，似乎它是极其宝贵的东西。

在宫廷里，除了阿里斯图·贾赫和尼查姆之外，还有第三位人物在柯克帕特里克兄弟的生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后来还通过婚姻关系成了詹姆斯的近亲。米尔·阿拉姆是阿里斯图·贾赫的私人秘书，从受人尊敬但贫寒的背景中崛起。当约翰·肯纳韦抵达海德拉巴时，他认为米尔·阿拉姆只是首相身边的佞臣。肯纳韦在1788年写道：“我不认为他对首相有什么影响。首相的每一个情绪和意见，他都奴颜婢膝地接受。”

但是，在那之后，米尔·阿拉姆成功地出使加尔各答，与康沃利斯勋爵成为好友，并担任尼查姆派驻东印度公司的瓦吉尔（大使或代表）。尼查姆通过他来疏通与英国人的关系。因此，米尔·阿拉姆开始表现出越来越独立于他曾经的恩主阿里斯图·贾赫的迹象，特别是在与马拉塔人的冲突迫在眉睫的时候，他公开反对与马拉塔人冲突，将其比喻为毫无必要地“捅马蜂窝”。 ^[22]

尼查姆阿里·汗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确实避免与马拉塔人开战，并听从他父亲的谆谆教导，用外交手段招揽他们，而不是用武力挑战他们。但现在，部分是在首相的影响下，他决定改变政策。现在有雷蒙将军为他训练新式步兵部队，所以他相信自己的军队终于有可能在战场上与马拉塔人匹敌。为此，他和阿里斯图·贾赫都非常急切地想通过威廉·柯克帕特里克与英国人结盟，并争取东印度公司的军队站到他们这一边。阿里斯图·贾赫是尼查姆的谋臣当中最亲英的，在尼查姆宫廷当中也只有他认识到东印度公司的军事力量极强而且仍在不断增长。但是，他的想法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宫廷中另一个强大的派系由组成尼查姆近卫军的白嘉贵族 领导，他们毫不掩饰地表示，他们希望海德拉巴与马拉塔人结盟，反对英国人。第三派则希望尼查姆与蒂普苏丹和法国人结盟。

此时宫廷里还没有人知道，新任英印总督约翰·肖尔爵士已经决定拒绝尼查姆向公司提出的联合对抗马拉塔人的请求。在威廉·柯克帕特里克出发前往海德拉巴之前，肖尔要他坚持四年前即在1790年签署的三国盟约。该盟约将马拉塔人、尼查姆和东印度公司作为盟友联系在一起，并将公司的死敌蒂普苏丹孤立在同盟之外。事实将会表明，这是肖尔的一个关键性的误判，这个错误几乎摧毁了海德拉巴，也差一点毁掉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南部和中部仍然很脆弱的势力。

威廉·柯克帕特里克最初给尼查姆宫廷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尤其是他卓越的语言能力。马拉塔人派驻海德拉巴宫廷的瓦吉尔戈宾德·克里香向浦那 报告道：“这个柯克帕特里克聪明绝顶，精通波斯语，书写起来同样熟练，能看懂账目，对公共事务了如指掌，精通天文学。他是万事通型的专家。” ^[23] 但是威廉意识到，一旦首相发现英国人不会与海德拉巴联手对付马拉塔人，他在尼查姆宫廷的受欢迎程度就会大大降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尼查姆和马拉塔人之间的谈判仍在继续，而且双方都在公开备战。威廉写信给肖尔说，他正在抵制阿里斯图·贾赫和尼查姆诱使英国人“脱离我们温和的中立立场”的所有企图。

他还尽力劝告海德拉巴人，在他看来，海德拉巴军队根本无法与马拉塔人著名的欧式步兵部队抗衡。这些步兵部队由18世纪印度最伟大的军事人物之一伯努瓦·德·布瓦涅伯爵 用最新式的法国军事技术训练而成，以他们的“火与铁的壁垒”而著称，足以击溃最训练有素的印度军队。 ^[24] 柯克帕特里克写道，阿里斯图·贾赫似乎并不觉得“危险迫在眉睫，而我相信，如果真的用德·布瓦涅的一个旅来对付他，海德拉巴就完了。我担心公司还来不及发出命令把海德拉巴置于我们的保护之下，它就会被马拉塔人吃得一干二净”。

但到了12月，柯克帕特里克意识到，海德拉巴人把他的警告都当作耳旁风：不仅是尼查姆，而且比德尔的整个军营都相信，他们对马拉塔人稳操胜券。每天晚上，舞女们都歌唱着即将到来的胜利，阿里斯图·贾赫甚至向朝廷宣布，等他们攻下浦那之后，他要把马拉塔首相纳纳·法德纳维斯（意思是马拉塔人的马基雅维利）流放到瓦拉纳西，让他“腰间围着一块布，手里拿着一壶水，在恒河岸边喃喃自语地念咒语”。威廉·柯克帕特里克在写给肖尔的信中说：“［阿里斯图·贾赫的］脑袋里似乎正在酝酿一场风暴。这场风暴可能要不了多久就会爆发……不管它在何时爆发，我都害怕它的后果；而且我也担心这些后果很快就会显现出来。”

柯克帕特里克这么焦虑是对的。1794年12月，就在他的弟弟詹姆斯终于成功地从维济亚讷格勒姆调到海德拉巴并且已经在路上的消息传来时，尼查姆下达了进攻命令。尼查姆的大军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固若金汤的比德尔，向马拉塔人的首都浦那挺进。

这场战役既短暂又惨烈。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尼查姆的军队沿着曼吉拉河的河岸，向浦那缓慢推进。马拉塔人同样缓慢地向莫卧儿人（海德拉巴人的自称 ）推进。敌对的两支军队中，马拉塔人的兵力稍强，约有十三万人，而莫卧儿人的总兵力约九万。马拉塔军队更有经验，指挥水平也更高。两支军队都是骑兵和步兵各占一半，不过只有海德拉巴人有一个由身穿英式红制服的女兵组成的步兵团，她们主要负责保护尼查姆的后宫女眷。女眷也随军行动，乘着长长的一队有帘子遮挡的象轿。 ^[25]

在海德拉巴军队向浦那缓慢行进的过程中，双方经常进行礼貌的谈判，但没有结果。到最后，尼查姆坚持认为，他并没有入侵马拉塔领土，只是沿着自己领土的边境线进行一次长时间的狩猎。在每一个阶段，双方都优先选择谈判而不是战斗，更愿意耍阴谋而不是公然开战。就像尼查姆宫廷的巴洛克式社交礼仪一样，尼查姆的军事战略似乎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宫廷哑谜，是一场缓慢而精深的棋局，而不是一场活生生的士兵实际遭受伤亡的真正战役。

在谈判的同时，双方都把大部分精力用于贿赂和秘密情报工作，来破坏对方军队的稳定。阿里斯图·贾赫花了一大笔钱（据说约为1000万卢比 ），试图说服辛迪亚 和他著名的德·布瓦涅旅脱离马拉塔军队，但没有成功；而纳纳·法德纳维斯花钱较少（据说约为70万卢比 ），试图怂恿海德拉巴宫廷中亲马拉塔和亲蒂普苏丹的派别背叛阿里斯图·贾赫。阿里斯图·贾赫的前门客米尔·阿拉姆据说也是接受贿赂的人之一。 ^[26] 英国驻浦那的常驻代表查尔斯·沃尔·马利特爵士认为米尔·阿拉姆来马拉塔宫廷谈判时的行为特别可疑，并把自己的怀疑转告威廉·柯克帕特里克。威廉在给肖尔的信中写道：“似乎他［米尔·阿拉姆］到了浦那之后唯一的举动就是向查尔斯·马利特爵士抱怨和影射［对阿里斯图·贾赫的］长期怀疑，我从来没有发现这些怀疑有什么作用。相反，它们只会把水搅浑，让事态发展放慢。”

与此同时，阿里斯图·贾赫集中所有精力，试图说服柯克帕特里克（更具体地说，是东印度公司的军队，特别是驻扎在海德拉巴的两个英国步兵团）站到尼查姆这边。但威廉拒绝改变自己的立场：他坚持认为，在这场战争中，公司要严格保持中立。他甚至相当生硬地拒绝回答阿里斯图·贾赫关于海德拉巴军队走哪条路线最好的问题，说他在这种问题上提供建议是“违反所有礼节的”。

最后，在1795年3月14日晚上，尼查姆的军队到达了一道被称为穆里山的山脊的顶端，向下望去，看到马拉塔军队在他们下方扎营，两军相隔一天的路程。第二天，也就是3月15日的早上8点，尼查姆下令让他的部队从山脊的高处冲下去。马拉塔人在下面严阵以待。

午饭过后不久，也就是下午2点前后，两军开始交火。首先接触的是两支由法国人训练的新式部队。“雷蒙的法国军团”在法兰西共和国的三色旗下作战，稳步推进到马拉塔人的中路，也就是著名的德·布瓦涅旅的对面。该旅打着法国波旁王朝的旗号。令威廉大感意外的是，雷蒙的十二个新建的步兵团利用他们较高的地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向德·布瓦涅旅的侧翼倾泻葡萄弹 。令威廉更惊讶的是，莫卧儿女兵组成的团（被称为Zuffur Plutun，意思是“胜利营”）同样端着滑膛枪向山下稳步推进，并成功地抵挡住了马拉塔右翼的进攻。 到了晚上，雷蒙部队被他们的白嘉骑兵护卫队抛弃了，面对德·布瓦涅的炮兵的猛烈轰击，不得不稍稍后撤。但尼查姆的大部分军队已经到达了他们指定的宿营地点，就在距离穆里山山坡3英里的一条小河的岸边。他们在那里扎营过夜，为第二天早上的战斗做好了准备。

当时谁也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但就在当夜11点多，尼查姆的营地突然乱成了一锅粥。威廉在次日早上回忆了这次溃败，写道：

在我看来，这些事件仿佛梦境，如此出乎意料，如此无法解释，如此令人惊愕。尼查姆的军队在与敌人稍有交战的情况下，并没有出什么明显的问题。两位有些名声的贵族阵亡了，也许还损失了一百名士兵。但殿下的部队在晚上11点时已经稳稳占据了他们想要占据的地点，这时尼查姆或他的首相，或者他俩一起，怯懦地做出了撤退的致命决定……后果不难想象：全军阵脚大乱，惊慌失措，损失了大量辎重。但这只是眼前的短期后果。那些可能随之而来的后果会非常严重地威胁这个国家未来的独立，因为殿下很有可能不得不屈服于浦那政府的所有要求。

柯克帕特里克后来了解到了真相。原来，马拉塔人断断续续的炮击让尼查姆的女眷惊慌失措，尤其是尼查姆地位最高的妻子巴克熙夫人。她威胁道，如果尼查姆不把全部女眷带到半壁倾颓、有护城河保护的小堡垒哈尔达躲避，她就会当众揭开面纱，抛头露面。这座堡垒位于穆里山的最底部，就在前线后方3英里处。在尼查姆莫名其妙撤退的混乱中，一小队寻找水源的马拉塔人偶然遇到了负责警戒的莫卧儿人，黑暗中短暂的交火足以让剩余的海德拉巴部队彻底陷入恐慌。他们冲到哈尔达堡的城墙之内，把所有的大炮、搬运辎重的骆驼、弹药车、物资和粮食都抛在脑后。

次日清晨，马拉塔人惊奇地发现，莫卧儿人不仅丢掉了具有战略优势的阵地，而且将武器、弹药和给养散落在战场上，却躲进一个无险可守的新阵地。查尔斯·马利特在当天上午的正式报告中写道：“我们对尼查姆军队不明不白地逃跑造成的重要后果感到震惊。这不仅损害了他个人和政府的尊严，而且危及他本人和军队的生存。” ^[27] 马拉塔人虽然惊讶，但立刻抓住机会去充分利用莫卧儿人的颓势：到上午10点，马拉塔人已经运走了四百辆被遗弃的莫卧儿弹药车、两千头骆驼和十五门重炮；到了11点，他们已经完全包围了海德拉巴军队，并设法把六十门大炮搬到了穆里山的低坡上，开始轰击哈尔达堡垒。几乎没有发生正面交锋，但对尼查姆来说，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28]

到了第二天早上，堡垒里的补给已经开始不足，马拉塔人派了使者来谈判。与尼查姆的其他随从一起避难的威廉写道：

军队越来越缺水缺粮，驻防的地方过于狭小，很难搞到水和粮食，军队也没有能力出去寻找给养。马拉塔宫廷虽然刚刚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在公开发言时语气十分温和；但它的要求是不是也很温和，还有待观察……戈宾德·克里香［马拉塔使者］已经抵达，来谈停战的条件……不过，对于其他方面，我担心即将到来的谈判的结果不会有利于公司的政治利益。

最终，谈判慢慢吞吞地持续了二十二天。随着马拉塔人加紧围攻，海德拉巴军营的情况每况愈下。每一天，在尼查姆犹豫不决的时候，马拉塔人都会提高要求。尼查姆阵营中的许多人怀疑，军队没有做任何坚决的抵抗，也没有尝试突围，是由于海德拉巴军队内部有人背叛。怀疑的矛头后来都落在了米尔·阿拉姆和亲马拉塔的白嘉贵族身上。当发现马拉塔人的一项关键要求是罢免米尔·阿拉姆等人的主要敌人、尼查姆的亲英派首相阿里斯图·贾赫并将他交给马拉塔人时，大家就更加怀疑了。无论原因是什么，海德拉巴此次灾难的严重后果越来越明显。“尼查姆不得不屈服于马拉塔人的所有要求，”威廉写道，“他不再是一位独立的君主。”

威廉在这一时期写的许多书信都丢失了，因为信使没能穿过马拉塔人的战线，被巡逻的平达里骑兵 砍死了。存世的几封书信表明，哈尔达堡垒内的局面无以为继，柯克帕特里克的英国小分队和其他人一样受尽折磨。

古堡里的水又绿又咸，让守军得了痢疾。尽管如此，这样的臭水还是卖到了1卢比 一杯。第一周结束时，所有备用的草料和粮食都吃完了，一把扁豆的价格也成了天文数字。守军砍掉了堡垒里的罗望子树，吃它们的叶子和树皮以及未成熟的果实。这些东西吃光后，大家只能挨饿：有人饿死，有人渴死，肮脏的环境导致霍乱暴发。 ^[29] 到第二周结束时，威廉的卫兵和仆人有三分之一死亡。3月30日，他写信给加尔各答方面：

我每时每刻都在目睹的苦难，是对我的灵魂极其残酷的折磨，然而，即使在我自己狭小的圈子里，我也无法减轻人们的苦难。我向自己保证，约翰·肖尔爵士不会对我代表一些受难者提出的请愿充耳不闻，然而天知道他们的苦难何时才能结束。自溃败以来，我至少埋葬了十四五名部下，我们病得很重。我的身体还能勉强支撑：但在我最近患了风湿病之后，要想恢复，必须出海一趟。

威廉其实是在淡化自己病情的严重性。在这次围城战之前，整个雨季都在野外露营已经损害了他的健康，他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平躺在行军床上，靠服用鸦片来缓解疼痛。他的部下和役畜的日子也很难过。在他们离开比德尔之前，柯克帕特里克就失去了两头大象和两头骆驼。现在，他的卫兵和仆人要么已经死亡，要么重病缠身，而常驻代表的英国医生乔治·尤尔也没有什么办法治疗他们。病情特别严重的是威廉的助手斯图尔特，他发着高烧，苟延残喘。他一直没有完全康复，熬到了10月，体力终于渐渐耗尽。

对尼查姆来说，围城于4月17日结束。他签署了一项条约，将道拉塔巴德 、艾哈迈德讷格尔和索拉普这些重要的要塞以及海德拉巴的大片领土割让给马拉塔人，这些土地的岁入为350万卢比。尼查姆只剩下一些残山剩水和一条无险可守的边境，还要支付2000万卢比 的战争赔款。在最后关头，马拉塔人同意将尼查姆需要割让的领土减少将近一半，但代价是把阿里斯图·贾赫交给马拉塔人。他被作为人质交到了他的老冤家、马拉塔首相纳纳·法德纳维斯手中。当时的海德拉巴历史学家古拉姆·侯赛因·汗留下了关于这两个老对手会面的记载：

纳纳对阿里斯图·贾赫说的第一句话是：“纳瓦布大人，你花了1000万卢比的钱（贿赂），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不是吗？而我花了70万卢比贿赂你们政府中的贵族，却有相当好的效果，甚至让我们能够愉快地会面！”

阿里斯图·贾赫黯然回答：“命运如此！”

“阁下，”纳纳继续说，“您之前承诺要让我裹着缠腰布、端着水罐去瓦拉纳西……现在战役的结果跟您预想的不同，那么您的打算是什么？”

“嗯，您为什么不送我去麦加朝觐呢？”阿里斯图·贾赫回答。

“如果神佑助我们的话，我们会把阁下送到麦加，把我这个罪人送到瓦拉纳西，这样的话你我都能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但首先，您必须接受我们政府的邀请，当几天客人，观察观察，享受我们的招待，好不好？”

“的确如此。”阿里斯图·贾赫回答。

然后，两位首相都起身，手拉着手，向［马拉塔］营地走去……从那里，他们一步步前往浦那。在浦那，阿里斯图·贾赫被囚禁在一座古老的废旧花园里，这是马拉塔人指定给他居住的。一千名按英国人的方式训练的手持滑膛枪的青年［来自德·布瓦涅旅的印度兵］和一千名阿拉伯雇佣兵被派驻在花园周围看守他，还有一些铺地毯的仆役、轿夫和仆人，总共约有一百名随从陪伴他。这些人都出身卑微，也只有他们被允许进入花园内的阿里斯图住地。每一个进出花园的人都要被搜身，任何有字的纸张都被没收。 ^[30]

1795年4月24日，威廉·柯克帕特里克和他的卫队一瘸一拐地回到了海德拉巴，比尼查姆的败军早了几天。他发现弟弟詹姆斯已经在常驻代表府等他。

兄弟俩上一次见面是在十六个月前，在东海岸的维济亚讷格勒姆一起过圣诞节，当时他们都很乐观，因为威廉的事业突然复苏，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提携下属的新权力来帮助弟弟。海德拉巴是一个重要的任职地，他们当时完全有理由相信，通过增强英国在那里的影响力，兄弟俩会有很好的事业发展机会。

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海德拉巴人遭受毁灭性的惨败，所以尼查姆国度能不能长期存续下去都要打个很大的问号。而英国人未能以任何方式帮助他们的盟友，这就摧毁了尼查姆对东印度公司的信任。现在他把雷蒙和法国人视为他真正的保护者，这就完全改变了18世纪印度的力量平衡。这就是后来大博弈 的前奏。这对东印度公司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当时英法正在交战，节节胜利的法国军队占领了比利时和荷兰，现在又威胁到意大利北部。此外，随着阿里斯图·贾赫被流放和监禁，英国人失去了他们在海德拉巴宫廷的主要代言人，宫廷现在由非常敌视东印度公司的贵族把持。威廉身患重病，需要离开海德拉巴疗养，安静地恢复健康。更糟糕的是，他的助手斯图尔特显然已经病入膏肓。在这种情况下，兄弟俩的重逢没什么喜气。

在尼查姆回国后的一个月内，局势就很清楚了，法国人成功地填补了曾经被英国人占据的地位。尼查姆说，他正在认真考虑解散驻扎在海德拉巴的两个英国营 ，并有理有据地向威廉指出，如果不能用它们来保护他不受头号敌人马拉塔人的伤害，那么以昂贵的代价来维持它们就没有意义了。5月13日，威廉和詹姆斯一起去拜见尼查姆，后来报告称：“他主要是询问和评论了欧洲局势……从他的整个基调中很容易看出，肯定有某个法国人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通过完全错误或高度夸张的描述，诱骗他产生了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任何势力都没有办法长期抵抗法国……” 威廉随后的报告中满是对法国势力在海德拉巴宫廷日益强大以及雷蒙的法国旅对英国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的详细描述。另外，尼查姆已经授权雷蒙将法国旅的兵力扩充到一万人。

11月，雷蒙迅速而高效地镇压了尼查姆年轻的儿子阿里·贾赫的叛乱。这之后，雷蒙的崛起更加势不可当。威廉给他在孟买的朋友乔纳森·邓肯写信说：

［仅仅］三年前［雷蒙］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游击队员，而如今他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的首领，拥有至少一万名步兵，还有一支装备精良的炮兵，有相当优秀的军官，那都是他的同胞和同党。我有理由认为，这个人非常敌视我国。你很容易想象，在许多方面，他都让我惴惴不安。

尼查姆为奖励雷蒙镇压阿里·贾赫的叛乱，将他提升到宫廷内部新的显赫地位，并授予他两个波斯语头衔：阿兹达尔·忠格，意思是“战争之龙”；穆塔赫瓦尔·穆尔克，意思是“国家里最勇敢的人”。 ^[31] 雷蒙还获得了一座庞大的庄园，位于紧邻海德拉巴的戈尔康达要塞的战略要地。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对英国人来说，海德拉巴的局势变得越来越糟。令英国人惊恐的是，在蒂普苏丹的岛屿要塞塞林伽巴丹，身为共和派的法国军官们组建了一个迈索尔的雅各宾俱乐部，“旨在制定与共和国法律相符合的法律”。这群法国革命者还在蒂普苏丹的都城种植了“自由树”。 ^[32] 英国人截获了“公民蒂普”与拿破仑·波拿巴的通信，发现蒂普苏丹正式邀请拿破仑访问印度，并解放印度、驱逐英国人。蒂普苏丹甚至派遣大使前往巴黎，并附上一份条约草案，建议结盟将英国人赶出印度。 ^[33]

此外，雷蒙不仅与为蒂普苏丹训练步兵的法国军官经常接触，而且与法国革命军在本地治里和毛里求斯的指挥部也经常接触。1796年12月16日，威廉用密文写信给总督肖尔，说他在法军营地中的密探发现，“雷蒙刚刚获得了法国督政府的委任；另外，在他的军营中也有人透露，蒂普苏丹已经向门格洛尔 运送了大量补给品，供预计随时可能到达该港的法国军队使用。这些传闻可能是假的，但它们至少表明了法国人在这里的愿望和立场”。

肖尔用密文回了信，问是否可以用某种计谋来“陷害”或诋毁雷蒙，使他在尼查姆的眼里显得可疑。这个建议也许说明柯克帕特里克兄弟已经有了这种秘密行动的经验。但威廉回答说，他认为这样做的风险太大，“更容易损害我自己的名誉，而不是损害雷蒙的”。 他建议，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消除雷蒙的影响力：与尼查姆谈判并签订条约，明确承诺在马拉塔人进攻时给予支持。只有这样，尼查姆才可能认为自己足够安全，可以不需要法国部队的支持。和以前一样，肖尔犹豫不决，最终不准威廉探讨签订这种条约的可能性。

当威廉的健康状况迫使他辞去常驻代表职务时，他的处境就是这样。到了1797年初夏，他知道，尽管英国在海德拉巴的地位岌岌可危，但他实在是病得太重了，无法继续担任这一职务。几个月来，他一直在告诉肖尔，自己患有严重的“风湿病和肠胃紊乱……我也许可以在海德拉巴继续工作一年，但病痛长期折磨我，频繁发作；我的四肢，尤其是双手几乎持续不断地疼痛。所以，我认为，在不仅需要大量的精神消耗，而且需要大量的身体劳作的情况下，我比死人好不了多少”。 到了1796年底，肖尔已经允许他在任何时候，只要他觉得有需要，就可以退居到海边。威廉在11月写给“英俊上校”的信中说：“我只等欧洲重新和平（我们在印度的所有政治都取决于此），就要看看换个环境对我这残破的身体有什么作用……好望角是我恢复健康的最好机会。”

但威廉等待的不仅仅是和平。在他离开之前，还有一件事需要和肖尔解决：让他弟弟接替他。自从1795年10月斯图尔特去世后，詹姆斯一直是威廉在常驻代表府的副手。对于一名卑微的中尉来说，他的职级有了很大的提升，毕竟他在到海德拉巴之前一直在一个不起眼的驻军地当指挥官，就在今天的安得拉邦与奥里萨邦边界的部落地带。但詹姆斯在海德拉巴如鱼得水，他那超凡的语言能力，再加上他对莫卧儿文化的本能同情和喜爱，对威廉来说极有帮助。

詹姆斯来到海德拉巴之后，立即与尼查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通过简单的礼节首先赢得了进言的机会，后来还赢得了尼查姆的信任。几年后，詹姆斯解释了他在海德拉巴取得成功的秘诀：“据说，马德拉斯的人们不知道我是靠什么魔法在海德拉巴宫廷达成我的目标。如果你想知道这个魔法是什么，我可以用几句话告诉你，那就是对老尼查姆非常尊重和恭敬，对他所有天真无邪的心血来潮和愿望都尽量迁就。”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詹姆斯在海德拉巴的冬天来临之际，决定为老人订制一条特殊的被子。“我很高兴听到给老尼查姆的被子已经在路上了，”他在寄往加尔各答的信中写道，“它来得正好，因为寒冷的天气刚刚开始，而老先生需要温暖的被服。你不知道，这些小小的关怀让他多么高兴。我可以说，通过这样的关怀，我已经得到了他的好感。”

詹姆斯还证明自己善于在这样一个派系林立、在战略上高度敏感的岗位上从事必要的情报工作。在海德拉巴宫廷，每个互相竞争的派系的间谍都在互相窃听。正如后来发生的事件表明的那样，詹姆斯在海德拉巴的头两年里，成功地在宫廷和法国军营中建立了一个广泛的间谍和联络网，向他通风报信的线人包括清扫工、后宫侍卫和尼查姆宫中的多位高级妃嫔、雷蒙的一些军官，以及尼查姆的宫廷史官和艺术家塔贾里·阿里·沙。

威廉对弟弟的表现肃然起敬，也有些惊讶。“我坦率地承认，”威廉在给肖尔的信中说，“不仅是我，就连他自己，对他在这一事业当中表现出的才华和能力也感到意外。在他单独主事的几个月里，他的才干刚有了用武之地，就施展得淋漓尽致。” 他和詹姆斯在海德拉巴常驻代表府共同生活的时间里变得亲密无间。威廉向肖尔坦言，他很确信，如果他的弟弟得到了常驻代表的职位，并且如果好望角的环境不能改善自己糟糕的健康状况以致他被迫从公司完全退休的话，弟弟一定会在经济上支持他。“我们兄弟感情极深，他对我的孩子们很好，而且他的条件比我的好得多，所以我与其在常驻代表职位上继续煎熬一两年，不如让位给他，那样的话我的生活反而更有保障。”

最后，詹姆斯被任命为代理常驻代表，实际上是得到一个试用期，有了证明自己的机会。而威廉则在1797年炎热夏天的某个时候前往好望角，去恢复健康。第二年1月，当威廉的身体还远未恢复的时候，他在安妮·巴纳德家被引荐给新任总督韦尔斯利勋爵。两人都敌视法国，而且都主张英国积极进取地统治印度，所以一拍即合。

威廉在得到韦尔斯利的军事秘书的职位不久之后，写信给他在加尔各答的朋友约翰·柯林斯上校，向他透露：“自从勋爵大人到达这里［好望角］之后，我与他进行了多次交谈。在这过程中，我详尽回答了他关于海德拉巴宫廷政治的所有问题……他虽然对印度事务没有经验，却消息灵通，知道很多。” 更重要的是，威廉写道，他已经说服韦尔斯利，必须与尼查姆签订明确的友好和支援条约，尽管肖尔一直不肯这么做。后来，威廉给詹姆斯写了一封长信，讲解如何与尼查姆谈判。几天后，韦尔斯利亲自写信给詹姆斯。詹姆斯对有机会与法国人交手感到非常兴奋，他回信说，新任总督“睿智而慷慨的提议”和“高明”的指示令他受宠若惊、激动不已。

他给威廉写了一封更加真挚的回信。“亲爱的威尔，我相信，无须赘言我对那位最值得尊敬的贵族［韦尔斯利勋爵］是多么感激涕零，感谢他对我的关照和善意。你懂得我的心，一定可以很好地理解我现在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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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ne Barnard（ed. A.M. Lewin Robinson）， The Cape Journals of Lady Anne Barnard 1797-98 （Cape Town，1994），p.263.

[2] Quoted in Sir Penderel Moon， The British Conquest and Dominion of India （London，1989），p.341.

[3] 马拉塔帝国（或称马拉塔邦联）是南亚次大陆上的一个近代帝国，也是印度历史上最后一个真正的印度教帝国。马拉塔人是来自德干高原西部（今天的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武士族群。他们在希瓦吉·蓬斯尔领导下反抗穆斯林统治后建立的帝国起始于1674年，终结于1818年，其鼎盛时期的疆域覆盖整个印度北部。莫卧儿帝国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马拉塔帝国的军事对抗。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于1707年去世后，马拉塔帝国大幅扩张疆域，但在1761年的第三次帕尼帕特战役中败给了阿富汗的杜兰尼王朝，不得不停止向阿富汗方向的扩张。随后，马拉塔帝国变为一个松散的邦联，由若干自治政权组成，包括浦那的佩什瓦、瓜廖尔的辛迪亚王朝、印多尔的哈尔卡尔王朝、那格浦尔的蓬斯尔王朝、巴罗达的盖克瓦王朝等。佩什瓦（Peshwa）原为马拉塔帝国的世袭首相，辅佐皇帝，后来佩什瓦成为帝国的实际统治者，领导帝国成为次大陆的霸主。再往后，佩什瓦自己也丧失了权威，成为马拉塔诸侯的傀儡君主。

1775年，东印度公司干预佩什瓦的继承，引发第一次英国-马拉塔战争，马拉塔邦联获胜。包括威灵顿公爵在内的敌手都高度评价马拉塔军队的战斗力。第二次英国-马拉塔战争（1803～1805）和第三次英国-马拉塔战争（1805～1818）都是英国获胜，最后马拉塔邦联灭亡。

[4] Anne Barnard（ed. A.M.Lewin Robinson）， The Letters of Lady Anne Barnard to Henry Dundas from the Cape and Elsewhere 1793-1803 （Cape Town，1973），p.99.

[5] Anne Barnard（ed. A.M. Lewin Robinson）， The Cape Journals of Lady Anne Barnard 1797-98 （Cape Town，1994），p.266.

[6] 现藏于National Gallery of Ireland，可见于Mildred Archer， India and British Portraiture 1770-1825 （London，1979），pp.226，152。

[7] Richard Wellesley（ed. Edward Ingram）， Two Views of British India：The Private Correspondence of Mr Dundas and Lord Wellesley：1798-1801 （London，1970），p.16.

[8] Quoted in Henry Briggs， The Nizam：His History and Relations with the British Government （London，1861），pp.9-10.

[9] 这在18世纪的英国不算稀罕，因为当时有多达三分之一的孩子是非婚生子。见Peter Laslett（ed.）， Bastardy and its Comparative History （London，1980）。——原书注

[10] 斯特雷奇家族有一幅精彩的肖像，他们排成一排在祈祷，女孩在一侧，男孩面向她们，按照年龄顺序排列。见Elizabeth French Boyd， Bloomsbury Heritage：Their Mothers and Their Aunts （New York，1976）的封面。——原书注

[11] Henry Dodwell， The Nabobs of Madras （London，1926），p.113.

[12] Henry Dodwell， The Nabobs of Madras （London，1926），p.122.

[13] Obituary in the New Monthly Magazine for 1836；Rev. George Oliver’s ‘Biographies of Exonians’ in Exeter Flying Post 1849-50；and a fle on the Kennaway family in the West Country Studies Library.

[14] Sir Jadunath Sarkar（ed.）， English Records of Mahratta History：Pune Residency Correspondence Vol.1-Mahadji Scindhia and North Indian Affairs 1785-1794 （Bombay，1936），p.111，Letter 65，James Anderson to William Kirkpatrick，Sindhia’s Camp，Shergarh，5 December 1786.

[15] Sir Jadunath Sarkar（ed.）， English Records of Mahratta History：Pune Residency Correspondence Vol.1-Mahadji Scindhia and North Indian Affairs 1785-1794 （Bombay，1936），p. 131，Letter 78，Cornwallis to William Kirkpatrick，Calcutta，1 March 1787.

[16] Charles Ross（ed.）， 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First Marquis Cornwallis （3 vols，London，1859），Vol.2，p.570.

[17] William Kirkpatrick，introduction to Select Letters of Tippoo Sultaun （London，1811）.

[18] 尽管兄弟俩在维沙卡帕特南写的书信都没有提到这一点，但在1793年，卡姆萨里（Kamsali）种姓的木匠正在忙着制作西方品位与东方技艺完美结合的最美丽产物之一，没过多久维沙卡帕特南就因为它而驰名国际：极其精致的家具，以及在檀香木和乌木上镶嵌的象牙，算得上是英国-印度镶嵌细工艺术令人眼花缭乱的杰出成就。对维沙卡帕特南家具的精彩研究，见Armin Jaffer， Furniture from British India and Ceylon （London，2001），pp.172-221。——原书注

[19] Sayyid Abd al-Latif Shushtari， Kitab Tuhfat al-’Alam （written Hyderabad，1802；lithographed Bombay，1847），p.156.

[20] M.A. Nayeem， Mugh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Deccan under Nizamul Mulk Asaf Jah（1720-48） （Bombay，1985），p.87. 关于非法聚会的报告，见Lala Mansaram，‘Masir i-Nizami’，in P. Setu Madhava Rao， Eighteenth Century Deccan （Bombay，1963），p.112。

[21] M.A. Nayeem， Mugh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Deccan under Nizamul Mulk Asaf Jah（1720-48） （Bombay，1985），p.95.

[22] Sayyid Abd al-Latif Shushtari， Kitab Tuhfat al-’Alam （written Hyderabad，1802；lithographed Bombay，1847），p.160.

[23] Gobind Krishen to Nana Phadnavis，20 February 1794. Quoted in Sir Jadunath Sarkar（ed.）， English Records of Mahratta History：Pune Residency Correspondence Vol.1-Mahadji Scindhia and North Indian Affairs 1785-1794 （Bombay，1936），p.ix.

[24] Quoted in Jean-Marie Lafont，‘The French in Lucknow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in Violette Graff（ed.）， Lucknow：Memories of a City （New Delhi，1997）and Indika：Essays in Indo-French Relations 1630-1976 （New Delhi，2000），p.179.

[25] 关于女兵营，见 Gavin Hambly，‘Armed Women Retainers in the Zenanas of Indo-Muslim Rulers：The Case of Bibi Fatima’，in Gavin Hambly（ed.）， Women in the Medieval Islamic World （New York，1998），esp. p.454。关于尼查姆的女眷乘坐带帘子的象轿随军行进，见William Hollingbery， A History of His Late Highness Nizam Alee Khaun，Soobah of the Dekhan （Calcutta，1805），esp. p.54。

[26] 这些关于贿赂和米尔·阿拉姆的奸计的细节出自 Gulzar i-Asafiya ，Chapter 3。 Gulzar i-Asafiya 的作者是古拉姆·侯赛因·汗，他的父亲是尼查姆阿里·汗的御医，陪同尼查姆去了哈尔达。所以这些信息比较可信。

[27] Quoted in G. Kulkarni and M.R. Kantak， The Battle of Kharda：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Pune，1980），p.59.

[28] K.Sajun Lal， Studies in Deccan History （Hyderabad，1951），p.87.

[29] K.Sajun Lal， Studies in Deccan History （Hyderabad，1951），pp.80-3.

[30] Khan， Gulzar i-Asafiya ，Chapter 3，notice of Aristu Jah，pp.158-78.

[31] See Gurbir Mansingh，‘French Military Influence in India’，in his Reminiscences：The French in India （New Delhi，1997），p.58. Also Jadunath Sarkar，‘General Raymond of the Nizam’s Army’，in Mohammed Taher， Muslim Rule in the Deccan （New Delhi，1997），pp.125-44. Also Herbert Compton（ed.）， The European Military Adventurers of Hindustan （London，1943），pp.382-6.

[32] Quoted by Anne Buddle in The Tiger and the Thistle：Tipu Sultan and the Scots in India （Edinburgh，1999），p.33.

[33] Kate Brittlebank， Tipu Sultan’s Search for Legitimacy：Islam and Kingship in a Hindu Domain （New Delhi，1997），p.28. Also Kate Teltscher， India Inscribed：European and British Writing on India 1600-1800 （Oxford，1995），p.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