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学大会
第八届未来学大会在哥斯达黎加举行。坦白讲，若非塔兰托加教授明确告知我理应参会，我压根儿就不会去努纳斯
。他还一针见血地说道，现如今，太空旅行不过是为了逃避地球上的诸多问题。也就是说，人在飞向群星的旅途中，会希望在离开地球的这段时间，最糟糕的事情已然发生并彻底了结。这一点我确实不能否认，我曾不止一次焦虑地往舷窗外张望——尤其是从一趟漫长的航程中归来时——想瞧瞧我们的地球有没有变得像颗烧焦的土豆。因此，我并未和塔兰托加教授争论这个，只是指出，我实在算不得什么未来学专家。他回答说，几乎没人懂得如何操作水泵，但只要听到有人大喊“看好水泵！”
，我们定然不会袖手旁观。
未来学协会的理事们将年度大会的举办地定在了哥斯达黎加，今年的议题将专门讨论人口爆炸问题，以及控制人口爆炸的可行举措。哥斯达黎加自诩是目前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想必单单这一现实就足以激发我们的商议热情，促使大会圆满成功。不过，有些愤世嫉俗者指出，也就只有努纳斯的希尔顿酒店有足够多的空房容纳所有的未来学家，以及两倍于此——这点自是毋庸多言——的记者了。鉴于这家酒店在我们会议期间被彻底摧毁，所以我说这里的居住体验绝对一流，应该不会被扣上虚假宣传的帽子。这话从我这么个坚定的贪图享乐之人口中说出来还是相当有分量的。因为，实话实说，我放着温暖舒适的家不待，非得去外太空遭大罪，纯粹是受责任感的驱使。
哥斯达黎加的这家希尔顿酒店有着4层高的平坦基座，往上还有106层直插天际。在基座的顶层上，有网球场、游泳池、日光浴室、跑道、旋转木马（同时也作轮盘赌轮之用）、射击场（你在那里想开枪射谁就射谁——的肖像，只要提前24小时预约即可），还有圆形露天音乐会剧场（装备了催泪瓦斯喷洒器，以防观众失控）。我被安排住在100层，从房间里只能看到盘绕在城市各处、褐中带蓝的阴沉雾霾的上部。房间里的一些家私陈设让我颇感困惑，比如镶嵌翡翠和碧玉的浴室一角斜倚着一根10英尺
长的撬棍，再比如衣柜里那件卡其布做的迷彩斗篷，还有床底下那袋压缩饼干。浴缸上方，在毛巾旁边挂着一大卷标准登山绳索。我走到房门前，给那把超级耶鲁安全锁上三重锁的时候，才注意到门上还有张卡片，上书：
本房间保证无炸弹。
——酒店管理层
众所周知，如今的学者分为两类：大门不出型和四处逛荡型。大门不出型遵照传统方式搞研究，四处逛荡型则根本坐不住，他们热衷于参加你能想象到的所有国际研讨会或专题研讨会。第二类学者很容易辨认：西服翻领上总是别着一张名片，列出了他的大名、职级和所在大学；兜里总是揣着一张航班起降时刻表；皮带扣乃至公文包上的搭扣都是塑料的，而非金属的，以免在机场扫描安检仪搜查乘客是否携带武器时，不必要地触发警报。四处逛荡型学者通常在公共汽车、候机室、飞机和酒店酒吧里阅读文献，以便跟进本领域的最新进展。地球上近来的许多风俗，我自然是茫无所知，所以我在曼谷、雅典和哥斯达黎加机场都触发了警报，因为我有6颗牙齿做了汞齐填充
。我本打算在努纳斯用陶瓷牙替换掉，但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严重出乎意料，此事便彻底落了空。至于登山绳索、撬棍、压缩饼干和迷彩斗篷之类的，美国未来学家代表团的一名成员耐心地跟我解释说，现今的酒店采取的安全防范措施是前所未有的，房间里配备上述任何一个物件，都能极大地延长住客的预期寿命。我太蠢了，怎么就没把这席话当回事呢！
会议定于第一天下午正式开始，当天上午我们都收到了完整的会议日程。会议资料印刷精美，装订考究，附有大量图表和图解。我尤为好奇的是一本压纹的天蓝色配给券，每张券上都印着“性交一次有效”的字样。
当今的科学会议显然也饱受人口爆炸的困扰。由于未来学家数量的增长与全球人口增长成正比，所以大会的特征就是拥挤和混乱。口头宣读论文是绝无可能的，与会人员必须提前阅读。但是，当天上午大家压根儿就没时间读任何东西，因为酒店管理层请我们免费喝酒了。除了有人朝美国代表团丢了几颗烂番茄之外，这场小型仪式举行得还算完满。我啜饮马提尼的时候，听见合众国际社
知名记者吉姆·斯坦特说美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的一名领事和一名三等随员在黎明时分被绑架了。绑架者宣称，必须释放所有政治犯，才能赎回那两名外交官。为了表明他们是动真格的，那些极端分子已经给大使馆和各政府机关分别送去了人质的一颗牙齿，并承诺将会对解剖进行升级。不过，这个不幸事件并未破坏上午聚会的融洽气氛。美国大使本人就在现场，还就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发表了简短致辞——虽然简短，但在他讲话期间，有6名肌肉发达的便衣刑警将他围在中间，还把枪口一直对着我们。我对此深感不安，尤其是站在我身边的那位皮肤黝黑的印度代表忍不住要擦鼻涕，便将手伸进后裤兜里去掏手帕的那一刻。事后，未来学协会的官方发言人向我保证，这项安保措施是必要且人道的。保镖们用的都是大口径、低穿透力的武器，亦即客机上的保全员佩带的那种，以免伤及无辜。过去经常发生一种情况，子弹击倒即将实施刺杀行动的刺客以后，又击穿了五六个人，而那些人谁也没招惹，只是恰巧站在刺客正后方而已。尽管如此，看到身边的人在猛烈火力下瘫倒在地——即便这只是出于误会，并以交换外交照会和官方道歉而告终——不是什么愉快的事。
不过，与其试图搞懂人道主义弹道学这个棘手问题，倒不如解释一下为什么那一整天我都没法熟悉会议材料。那之后，我匆忙换下溅满血的衬衣，去酒店酒吧吃早餐。其实我通常不会出门吃，我的习惯是早上吃一颗煮得半熟的鸡蛋，但这家酒店尚未便利到能把半熟的鸡蛋送到客房里，还不会凉得让人反胃的地步。毫无疑问，这是大都市酒店规模不断扩张的结果。如果厨房和客房相隔一英里
半，那就没有任何办法能让蛋黄保持温热。据我所知，希尔顿的专家们确实研究过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用超音速移动的特殊升降机，不过，它在密闭空间里产生的音爆无疑会震破所有人的耳膜。当然，你也可以叫自动厨师把生鸡蛋送上来，再让自动侍者到你的房间里把鸡蛋煮到半熟，但那样做最终会导致住客自己提着鸡笼进出酒店。所以我才去的酒吧。
每家酒店95%以上的住客是去那里参加研讨会或行业例会的。没在翻领上别着名片、没在公文包里塞满日程安排和备忘录的散客，就像沙漠里的珍珠一样罕见。除了我们，同期在哥斯达黎加举办的会议还有学生抗议运动资深委员全体会议、自由文学出版商例会和火柴盒收藏家协会大会。按照惯例，同一个组织的成员会被安排住进同一层的客房，但酒店管理部门把我分到了第100层，显然是为了向我表达敬意。这一层有自己的棕榈树林，林中有个女子管弦乐队一边演奏巴赫，一边表演精心编排的脱衣舞。即使没有这些景致我也无所谓，但遗憾的是，没有别的空房了，所以我不得不听从他们的安排。我刚在那层的酒吧里坐下，就有个肩膀宽厚、络腮胡乌黑发亮（那胡子就跟菜单似的，他最近一周吃过什么，在上面一目了然）的家伙从肩上卸下一杆重型双管枪，把枪口杵到我鼻子底下，粗鲁地笑着问我这杆“教皇射杀器”怎么样。我听不懂他什么意思，但也知道最好别搭茬。在这种情况下，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保持沉默。果然，他接着就向我透露，这杆大威力连发枪配备了激光自寻目标式望远瞄准镜、三连发扳机和自动装弹器，专为刺杀教皇而定制。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正仔细地瞄准一个身穿长袍、头戴圆顶小帽的人体模型。他说他已经是个出色的枪手了，马上就要前往罗马，开启一趟伟大的朝觐之旅——去圣彼得大教堂射杀圣父
。我一个字也不信，但紧接着，他边喋喋不休，边挨个儿给我看他的机票、酒店订单、游客专用弥撒书、美国天主教徒朝圣行程表，以及一包弹夹，每颗子弹头上都刻着“十”字。为了节省开支，他只买了单程机票，因为他完全能预料到，暴怒的礼拜者们定会将他碎尸万段——这种预期似乎让他变得兴致分外高昂。我立刻猜到，这家伙不是疯子就是职业的恐怖主义狂热分子（当今世界这种人并不鲜见），但我又错了。尽管他不得不反复从高高的吧台凳上爬下来，因为那杆枪总是滑落到地上，但他仍然滔滔不绝地向我表示他其实是个虔诚忠实的天主教徒，他精心策划的这次行动——他称为“P行动”——将是一次伟大的个人牺牲，他希望借此唤醒世人的良知。还有什么能比如此极端的行为更能唤醒良知的呢？他的行为与《圣经》中亚伯拉罕受命对以撒所做的事
毫无二致，只不过实施的对象截然相反，因为他不是要杀子，而是要弑“父”，并且是一位“圣父”。同时，他向我解释说，他会臻于一名基督徒所能达到的殉道的最高境界，因为他的肉体将遭受极为残忍的折磨，他的灵魂将永世堕入地狱——这一切俱是为了打开世人的眼睛。“真的，”我心想，“像这种让人大开眼界的狂热分子确实太多了。”他的理由并未使我信服。我找了个借口告辞，然后就去拯救教皇了——其实就是将该阴谋透露给别人——但我在77层的酒吧碰到了斯坦特，他不待我说完就告诉我，上一拨美国游客献给哈德良十一世
的礼物中就有两枚定时炸弹和一个木桶，桶里装的并非圣餐葡萄酒，而是硝化甘油。直到听说当地游击队最近给大使馆邮寄了一只到现在也不知是谁的脚时，我才稍微理解斯坦特为何无动于衷。我们交谈之际，他被人叫去听电话了，好像是罗曼娜大道上刚刚有人自焚以示抗议。77层的酒吧与我那层的氛围全然不同：这里有许多赤脚的女孩身穿长及腰部的渔网装，有的还在身侧佩带军刀；还有些女孩扎着长辫，依照最时兴的式样，将辫子系在项圈上，有的项圈还带尖钉。我不确定她们到底是女火柴盒收藏家还是自由文学出版商的秘书——不过从她们分发的彩色印刷品来看更可能是后者。我往下走了9层，来到未来学家们下榻的楼层，在那儿的酒吧里与法新社的阿方斯·莫万喝了一两杯；我最后一次试图拯救教皇，但莫万对我的说辞泰然处之，并说上个月还有个澳大利亚的朝圣者在梵蒂冈开枪了呢，虽然是基于迥异的意识形态吧。莫万想采访一个叫曼纽尔·皮尔于洛的人。这位皮尔于洛同时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法国国家警察局、国际刑警组织和其他各种各样的警察组织通缉。看样子，他创办了一项业务，为公众提供一种新型服务：给革命组织提供炸药方面的专业咨询（他的化名“轰炸博士”可谓尽人皆知）。皮尔于洛为自己的工作超越了党派范畴而深感自豪。一个漂亮的红发女郎来到我们桌前，穿着睡袍似的服装，上面满是弹孔；她是游击队派来的，任务是带一名记者去他们总部。莫万跟着她出去的时候，递给我一张皮尔于洛的传单，我从中了解到，那些外行早就该淘汰掉了，他们非但不负责任，还错误百出，既分不清硝酸甘油炸药和麦宁炸药，也分不清雷酸汞和简单的比克福特引爆线。广告中写道，在这个高度专业化的时代，切勿擅自尝试做任何事情，而是应当信赖那些获得认证的专业人士的专长和诚信。传单背面是服务项目清单，报价标的是最先进、最文明的那些国家的货币。
这时，未来学家们开始往酒吧里聚集，但其中有位叫马什肯纳苏斯的教授跑了进来，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声称他的房间里有颗定时炸弹。酒保显然早已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当即不假思索地喊道：“快躺下！”接着钻到了吧台下面。不过，酒店侦探很快就查明这是某个同事对该教授搞的恶作剧，放入他饼干盒里的实则是个普通闹钟。兴许是英国人干的，只有他们喜欢开这种幼稚玩笑。斯坦特和同样来自合众国际社的J. G. 豪勒拿着美国政府就外交官绑架事件发给哥斯达黎加政府的备忘录进来以后，大家很快就把这茬儿忘干净了。备忘录的措辞与所有此类官方公报如出一辙，牙齿和脚的事都只字未提。吉姆告诉我，当地政府可能会采取严厉措施；目前掌权的阿波隆·迪亚兹将军倾向于鹰派立场，亦即以暴制暴。国会已经制定了反击提案（国会永远都在召开紧急会议）：从绑架者要求释放的政治犯嘴里拔掉双倍数量的牙齿，然后寄到邮局候领处，原因是不知道游击队总部的地址。《纽约时报》航空版登载了一篇社论（署名舒尔茨博格
），呼吁人类保持理智、团结一致。斯坦特透露并嘱咐我严格保密，政府征用了一列火车，正运送秘密军用物资——全是美国财产——途经哥斯达黎加领土前往秘鲁。不知怎的，游击队尚未想到绑架未来学家，毕竟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么做肯定更明智，因为当前在这个国家的未来学家远比外交官多。
逾百层高的酒店就是个庞大的有机体，舒适放松又与世隔绝，外界的新闻层层渗入其中，显得就像发生在地球另一面那般遥远。到目前为止，未来学家们还未陷入恐慌；希尔顿的订票服务台并未被预订回美国或其他地方航班的住客挤爆。正式宴会和开幕式定在2点举行，可我还没换上正式晚礼服呢，于是我急忙冲回房间，换好衣服，乘电梯下到46层的紫厅。到达门厅时，有两个绝色美女走上前来，她们穿着袒胸的宽袍，胸脯上文着勿忘我和雪花的图案，递给我一个亮闪闪的文件夹。我看都没看就步入了大厅，此时仍然空无一人，一瞅桌子，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不是因为酒席太过奢侈，而是因为一碟碟开胃菜、一堆堆调味肉酱、糕点模具，甚至沙拉碗，所有东西都摆成了一目了然的生殖器形状。我一度以为是我的幻觉，但不知哪里的喇叭正在播放一首歌曲，在某些圈子里很流行，歌词开头是：“想玩转艺术，先暴露私处。评论家宣称，阴茎或外阴对他们构不成冒犯。”
第一批赴宴者漫步而至，虽然都是年轻男子，但他们无不蓄着浓密的络腮胡，有的穿着睡衣，有的什么也没穿。6名侍者端上来一个蛋糕，我用余光瞥见那个下流至极的甜点时，心中的疑云才彻底消散：我不小心进错了大厅，坐到了自由文学出版商的宴席上。我借口找不到我的秘书了，便匆忙离开，乘电梯又下了一层，来到真正的紫厅（我方才进的是淡紫厅），那里已经人满为患。招待会朴素得让我大失所望，但我还是尽力掩饰住了。这是冷餐自助，且椅子都被搬走了，没有地方可坐，所以要想在这种场合吃到东西，必须眼疾手快，尤其在抢食那几道丰盛菜肴时，因为其周围更是挤得水泄不通。未来学协会哥斯达黎加分会的代表奎洛内先生面带迷人微笑地解释说，考虑到大会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人类即将面临的全球性饥荒，任何形式的铺张浪费都相当不合时宜。当然，也有怀疑论者认为协会的拨款肯定被削减了，唯有此，宴会的断崖式节俭才能解释得通。记者们早已习惯不吃东西也照常工作，在我们中间来回穿梭，找机会对各个国家的预言大拿做现场采访。美国大使没露面，只来了个大使馆的三等秘书，而且带着一名身材魁梧的保镖；他是唯一穿无尾晚礼服的人，估计是因为睡衣里面很难藏得住防弹背心。我了解到，本市来的嘉宾进大堂时会被搜身；据说已经搜出了一大堆武器。大会要到5点才开始，这意味着我们还有时间休息，所以我回了趟我在100层的房间。刚刚吃的卷心菜沙拉太咸了，我渴得要命，但由于我那层的酒吧已被那些学生抗议者兼炸弹客及其女友们占领，而且我说什么也不想再跟那个大胡子教皇党人（也可能是反教皇党人）交谈了，只好从浴室水龙头接了杯水凑合着喝下。眨眼间，灯尽数熄灭，而电话呢，无论我拨哪个号码，那头都是自动播放长发公主
的故事。我想乘电梯下楼，可电梯也坏了。学生们正在大合唱，和着音乐节拍开枪射击——希望是朝另一个方向。即使在最好的酒店里，这种事也时有发生，但这并不会使其恼人的程度减轻分毫。不过，最令我困惑的是我的反应。自从与那位教皇刺客交谈后，我的心情一直差得很，可现在，情绪陡然好转。我在房间里四处摸索，撞倒了某件家具，然后在黑暗中放肆地咯咯大笑；即使膝盖磕到了行李箱，也丝毫没有减弱我对全人类的善意。我在床头柜上找到之前叫人送上来的早午餐的剩饭，拿出一个大会文件夹，卷起来，把剩下的黄油塞进去，然后用火柴点燃：就算是制成了一支火把——它噼啪作响，浓烟直冒，但光线够亮。毕竟，我还得再消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因为电梯坏了，所以至少得拿出一小时走楼梯。我坐在扶手椅上，靠着椅背，饶有兴致地观察着自己内心的起伏变化。我很开心，从未这么开心过。脑海中涌出无数个解释出现这种奇妙状态的原因。虽然房间突然陷入地狱般的黑暗，充斥着自制火把散发的恶臭和灰烬，完全与世隔绝，电话一接通就讲童话故事，但说实在的，这里在我看来就是地球上最美好的地方之一。此外，我还有股不可遏止的冲动，想要拍拍谁的脑袋，或者起码得紧握一个人的手，脉脉含情地久久凝视对方的双眸。
哪怕面对不共戴天的死敌，我也愿意拥抱和亲吻他们。黄油在融化，咝咝声和噼啪声不绝于耳。虽然火把一灭我就得重新点燃卷纸，就会烧伤手指，但一想到黄油爆燃可以噼啪飞溅，让火焰忽明忽暗，我就觉得滑稽，忍不住放声大笑。在摇曳的火光中，我哼着从前轻歌剧里的咏叹调，全然不顾令我作呕的刺鼻浓烟和顺着脸颊淌下的泪水。我刚起身就被绊倒了，脑袋猛地撞到地板上的行李箱；头上肿起一个鸡蛋那么大的包，但这只能让我的心情好得无以复加（在允许的范围内）。我咯咯笑着，被灼热的浓烟呛得喘不上气，但我的兴致丝毫没有降低。我爬到床上，虽然已是下午，可床还未铺好。女侍者们失职了啊——但她们在我眼里无异于我的亲生骨肉：对于她们，我只会吐露甜言蜜语和父爱满溢的儿语。我突然想到，即使在这里窒息而死，那也是任何人都梦寐以求的最有趣、最惬意的一种死法了。这个念头显然违背了我的天性，使我猝然清醒了许多。我内心生出一种怪异的分裂感。和以前一样，我的灵魂充满了光芒和慵懒，充盈着包罗万象的柔情，以及对世间万物的爱，双手急切渴望爱抚和抚摩某个人——不管是谁都行——但身边并无他人，我便开始爱抚自己的脸颊、深情地轻抚自己的下巴；右手伸向左手，与之热情相握。就连双脚也急切地哆嗦着想要加入。然而，透过这一切，内心深处有个求救信号在不停闪烁。“不对劲！”意识中一个遥远而微弱的声音喊道，“小心，伊扬，小心行事，保持警惕！这种绝妙心境是不可靠的。快，一二三，摆脱这种状态！别跟个奥纳西斯
似的瘫坐在那里，被浓烟熏得泪流满面，头上顶着个大包，心里却被博爱填得满满当当！这是陷阱，有人在暗中搞鬼！”但我动弹不得，喉咙干得厉害，耳朵里的血管也咚咚直跳（不过，这些毫无疑问皆是由突如其来的幸福感所致）。我渴得实在难受，便起身又接了一杯水。我想了想宴会上那道咸得过分的卷心菜沙拉，还有糟糕透顶的自助餐，然后，为了验证一下，我又想了想那几个头号死敌——J. M. 、H. C. M. 和M. W. ，却发现除了想拍拍他们的后背、给他们每人来一个友好的拥抱、同他们聊几句客套话和交流一点儿志同道合的想法之外，我对他们再无任何其他感觉。这下我才算真正想明白了。我一手扶着镀镍水龙头，一手拿着杯子，僵在了那里。接着，我慢慢拧开水龙头，接满杯子，举起它，然后挤出一张诡异的鬼脸——我能从浴室镜子里看出自己在奋力挣扎——把水倒进了下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