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晚上，驻守在武昌的清朝新军工程第八营的士兵，在革命党人策动下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一夜之间，起义军占领了整个武昌城。清湖广总督瑞澂在亲兵护卫下凿墙出逃，潜往江上的楚豫兵舰，清第八镇统制张彪亦慌忙逃往汉口刘家庙。不到三天，革命起义军占领了武汉三镇，武昌首义获得胜利。

消息传来，正在黄安家中的董必武异常兴奋，他首先把盘在头上的辫子剪掉，以示和清王朝彻底决裂，并马上向父母、妻子说明要立即到武昌投奔革命军，父母劝阻未成。他匆匆起身，日夜兼程，奔赴武昌。第三天，出现在武汉湖北军政府。

这时，武汉的革命秩序尚未完全建立。革命党人对于被迫充当湖北军政府都督的黎元洪，理所当然地持有戒备心理，同时由于汉口地域重要，遂成立了以刚从监狱出来的革命党人詹大悲任主任的汉口军政分府。10月13日，“当即假汉口旧江汉关道署为办公处，分设司令、参谋、军需、军政、军械、军法、交涉、稽查八处”。

詹大悲，字质存，1887年生，比董必武小一岁，湖北蕲春人。1907年在黄州中学就读，1909年与蒋翊武、宛思俨等筹办汉口《商报》，后又与蒋翊武等在1911年元旦组织文学社，筹划武装起义。当年7月，在他主编的《大江报》上刊登了著名的时论《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亡中国者和平也》，成为动员群众推翻清王朝的号角，立即被湖广总督瑞澂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混淆政体，扰乱治安”的罪名逮捕入狱。其时，董必武正在文高等学堂攻读，与詹大悲结识，并为他的壮举感动不已。

董必武到武汉后，立即找到詹大悲。詹大悲对董必武的到来十分高兴，安排他担任了军需部的秘书。从此，两人成为革命征程上的亲密战友。

清朝政府对武昌起义十分震惊，立即派遣陆军尚书荫昌率军前去镇压，但身居要职的荫昌并无指挥作战的才能，而且由袁世凯一手操练的北洋新军又不听他的调遣。10月27日，清政府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凯，任他为钦差大臣，“督办剿抚事宜”。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此时正在酝酿更大的阴谋。30日，他赴湖北孝感督师，命令冯国璋率北洋军向汉口发动攻势。敌情严重，詹大悲派遣张景良到抗清前线刘家庙担任前线总司令，并令在前线设置第一粮台。董必武奉派和军需部一些同志前去工作，专供前线士兵的用粮，并亲自参加了三道桥附近的战斗。

三道桥是清军进攻的重点地段。董必武生平第一次参加这种血与火的战斗。他亲眼目睹了动人的抗敌场面：革命士兵在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情况下奋勇抗敌；铁路工人数百人冒着清军的炮火，在喊杀声中拆毁铁轨，致使清军火车脱轨，死伤惨重；周围许多农民自动站在革命军一边，拿着扁担、锄头、大刀奋不顾身与清军作战；许多市民冒着炮火到前线为革命军送水、送饭，抬送伤员。董必武激动不已，深深感受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时过30年后，1941年10月10日他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纪念文章《辛亥革命三十周年》中，曾深情地回忆：

当时我们在汉口三道桥看见的革命军和清军作战的英勇，以及武汉市民男女老幼对革命军的帮助，那种自动馈粮食，送子弹，抬伤兵，踊跃欢欣的情形，是难以笔墨和口舌来形容的。守藩库和官钱局的是学生军，真是秋毫无犯。妇女投身革命者虽不多而能努力看护伤兵。参加革命队伍者都抱持着推翻清朝政府争取革命胜利的一颗纯洁的心 。

保卫汉口的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而艰苦。革命军终因武器太差、缺乏战斗经验，加之伤亡太大而被迫后撤。11月2日，汉口沦陷。27日，汉阳又被清军攻陷。此前，詹大悲为争取安徽革命党人来汉支援，乘船东下。10月底来武昌担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的黄兴因内部意见分歧，弃职东走上海。武昌孤城岌岌可危。这时，蒋翊武临危受命，担负起抗击清军保卫武昌的重任。董必武随军需部退至武昌，他协助蒋翊武的左右手潘怡如工作，“助之安抚城内外军民守城御敌”。蒋翊武为巩固沿江一带防线，从青山到金口分区设置兵站，董必武前往兵站担任秘书，监督电报，接济前沿，一直坚持到南北议和。

在保卫武汉的战斗中，董必武与詹大悲、潘怡如、张国恩、石瑛、姚汝婴等革命党人，过从甚密，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这种情谊，随着后来的风云变幻，益弥珍贵。

董必武在斗争中的表现，赢得了革命党人的普遍好评。1911年12月，同盟会湖北支部吸收他为会员。不久，他和潘怡如、张国恩等被推举为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部评议员。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这位真诚投身于民主革命的青年，迅速成熟起来，很快成为湖北革命党的重要成员。

南北议和后，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重心，由武装斗争转为政治斗争，政权建设成为革命党人的当务之急。1911年12月初，湖北军政府改组，董必武被任命为理财部秘书。

理财部是湖北军政府的几大支柱部门之一，部长是革命党人李春萱，与董必武同时担任秘书的还有革命党人姚汝婴、张国恩等。按湖北军政府颁布的《理财部暂行条例》规定，董必武的工作主要是两项，一是分配各课（科）文书；二是掌管关防事务。当时，湖北军政府的财政十分困难，本来就军用浩繁、兴政耗资，又有周边数省支援武昌援军的支费，而内库空虚，原有税收流散。董必武和他的同事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为筹措财源，他们从清查全省公款、公产和统筹办理收支入手，逐步制订和实施新的税务条例，征收新税。但是虽经他们全力以赴地筹款，仍难敷急用。为解燃眉之急，湖北军政府又设置国民义捐局，动员社会各界“慕义输捐”。

1912年初，董必武奉派以理财部特派员身份赴黄冈县（今黄冈市）募捐。当时虽然“革命”了，但政府官员外出依旧一般是乘轿子的。当董必武携带简单的行李准备出发时，课员早已为他雇好了抬轿，他当即谢绝，徒步前往。他的这一举动，迅速传播开来，一时成为美谈。在黄冈募捐期间，董必武还遇到一件颇为棘手的事。黄冈地方绅士中有一些清朝遗老，他们联名控告黄冈知事贪污。军政府委派董必武就地调查此案。他认真细致地进行了查核，结果发现该知事并没有贪污行为，实际上这位上任不久的县知事把钱用在组建革命军队上了，那些遗老出于对新政府的仇恨心理，故意诬告，企图把新任的县知事赶走，换上他们中意的官僚。董必武如实向湖北军政府作了汇报，并向黄冈政界宣布知事无罪。这样一来，就触怒了这些清朝遗老，他们勾结湖北军政府中的立宪派，反诬董必武包庇黄冈知事。董必武毫无惧色，坚持正义，使这一案件得到公正的处理。这件事，在湖北军政府内外引起轰动，革命党人对他的公正和大义凛然深为佩服，而立宪派旧官僚对此十分恼怒。

董必武依然如故，继续着自己选择的事业。由这场揭开中国历史新篇章的斗争开始，他成为一个献身中国革命的职业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