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反袁斗争

在人们辞旧迎新之际，一个改变中国几千年政治制度的新政权诞生了。1911年12月29日，独立的17省代表聚集上海，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人们欢庆千年帝制被埋葬，董必武也充满了喜悦。

袁世凯获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极为恼火。1月3日，他指使麾下的北洋将领联名通电，反对共和，以用武力拥护君主立宪要挟。这时，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尚未识破袁世凯的本来面目，为避免流血而取得共和，他们表示，如果袁世凯逼使清朝皇帝退位，拥护共和，当推袁世凯为大总统。袁世凯又操纵北洋将领向清廷摇旗呐喊，施加压力，2月12日清宣统皇帝在万般无奈中，发布谕旨，宣布退位。2月14日，孙中山履行诺言，向参议院请辞临时大总统之职，并推荐袁世凯接任。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宣布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改去筹划兴建全国铁路。目睹国内局势的这种演变，年轻的董必武感到十分迷惘，发出了“革命是这样的吗”的疑问。而历史恰恰证实了董必武的怀疑，辛亥革命由此宣告失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所窃取。

以宋教仁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本质认识不清，企图通过《临时约法》和议会来限制袁世凯，维护共和政体，而陷入了议会选举的“迷网”。为在即将进行的议会选举中成功，8月25日，同盟会联合其他一些小党派，扩大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被推举为代理理事长后，奔走于国会的选举。与此同时，各省也进行了议会选举。事情的发展，又一次出乎董必武的意料。对于竞选议员，他并不感兴趣，但在一些革命党人热心议会选举的热潮中，他也身不由己地卷了进去。他的出发点是想让更多的革命党人进入议会，以阻止旧官僚和立宪派上台执政。于是，董必武凭着自己的声望，到黄安县积极活动，使张国恩、赵光弼和其他革命党人，分别在黄安县当选为议员。而被黎元洪看中的旧官绅却落选了，这更引起了旧官绅和立宪派对他的忌恨。

在袁世凯一步步吞噬革命成果的同时，湖北军政府内旧官绅势力也日渐占优势。由清军协统（旅长）而被逼走入革命阵营的湖北都督黎元洪，与湖北立宪派首脑汤化龙狼狈为奸，安插亲信，排挤革命党人。随着革命党人日遭厄运，董必武也遭到排斥、打击。因工作成绩卓著，1912年10月董必武被擢升为湖北军政府财政司总务科长，但在1913年2月却被调离岗位，下派到宜昌川盐局任协理（副局长）。封建旧势力向他下手了。

1913年3月，国会选举揭晓，国民党获得多数席位。这是醉心独裁的袁世凯不愿看到和不肯接受的。3月20日，在袁世凯的指使下，正准备赴京出任责任内阁总理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枪杀。“宋案”震惊全国，暴露了袁世凯仇视革命的狰狞面目。此时，董必武正因母亲病危，请假在家侍奉母亲。他获知宋教仁被刺身亡的消息后，非常痛惜，陷入空前的苦闷中。他愤然于袁世凯的篡国和黎元洪排挤革命党人的倒行逆施，又加上母亲病重（不久病故），毅然决定弃职不归，与袁、黎之流决裂。

“宋案”犹如晴天霹雳，震醒了陶醉于“实业救国”的孙中山。他立即于3月27日从日本返回上海，召集革命党人会议，提出“非去袁不可”，号召各地革命党人兴师讨袁。但处于情绪低落的革命党人，内部意见分歧，有的支持，有的怀疑，有的还与袁世凯沆瀣一气。几经犹豫，在袁世凯咄咄逼人的形势下，7月，革命党人在江西、南京等地发动了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董必武和詹大悲、潘怡如、蔡济民等积极策动军队进行响应，但立即遭到久拟下毒手的黎元洪的血腥镇压，著名党人时倚方、何子舆、宁调元、熊越山等遭杀害，詹大悲、潘怡如、蔡济民等在日本友人帮助下逃离武汉。在袁世凯的镇压下，江西、南京的起义也很快失败，孙中山、黄兴等再次流亡国外。

革命失败引起董必武深深的思索，他认为革命需要有新的目标，要培养懂得革命的新人才，要组织新的革命队伍。但这一切如何实现呢？他一时回答不了，于是得出一个结论：“为了未来，我需要充实更多的知识。” 1913年秋，董必武先到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了几个月的英语教员，边谋生边寻觅继续革命的途径。后因黎元洪的大肆屠杀，董必武在湖北难以立足，又听说孙中山、廖仲恺以及湖北的田桐、居正等人正在日本筹组新的革命组织——中华革命党，而且这也符合他到国外学习更多知识的愿望。于是在朋友的资助下，1914年1月，董必武辞别父亲、妻子和全家人，同张国恩、张谐英一起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科，攻读法律。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廖仲恺等以日本为基地，继续筹划反袁斗争。孙中山分析反袁斗争之所以迅速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是因为国民党内部成分复杂，队伍散漫。于是决定解散国民党，放弃议会斗争，重建革命党。经过长时间的筹备，1914年7月8日，在东京召开了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并制定了誓约：（一）实行宗旨；（二）慎施革命；（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还规定，凡入党者皆“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要在入党誓约上署名按指模。也许是这些规定没有被原来的革命党人所理解，或许是有的人丧失了斗志，黄兴等一些人拒绝参加，当时加入者仅数百人。

正在东京学习的董必武，从挚友潘怡如处获得了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的详情，同时潘告诉董必武，由于受黄兴等人的影响，他自己还没有决定是否加入。董必武和张国恩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对孙中山坚持革命的立场和严密组织的措施，一致表示推崇和拥护，决心追随孙中山继续奋斗。他俩找到担任中华革命党党务部长的湖北同乡居正（字觉生），由他介绍，拜谒了孙中山，当面向这位革命领袖陈述了他们继续反袁斗争的决心，申请加入中华革命党。得到孙中山同意后，当场履行了入党手续，在誓约上签名按下手印。这是董必武第一次见到久已敬仰的革命伟人孙中山先生，他曾为1912年因去黄冈未能见到来武汉的孙中山而遗憾。如今愿望实现，他非常激动。1938年3月11日董必武在汉口《新华日报》发表《回忆第一次谒见中山先生》一文，叙述了当年拜见孙中山的情景：

癸丑失败 以后，我同我们同邑的张眉宣先生一路跑到日本去，当时中山先生得廖仲恺、胡展堂、陈英士、谢慧生、居觉生诸先生等之助，在日本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入党的党员要宣誓服从总理，要打指模。有很多的同盟会员不愿意这样干。实际上，也有很多的老革命党员在新的严重失败后，不愿意继续再干革命，借口拒绝宣誓和打指模而不入党。我同张眉宣先生经居觉生先生的介绍谒见中山先生。先生着现在所谓中山装的青衣服，容貌美秀而文静，如我们平素所看的像片一样。先生辩才无碍，指示中国的出路，惟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特别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想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先生对于那些悲观失望的老革命党员，深致惋惜。我和张眉宣先生在谒见先生后，都成为中山先生的信徒。先生这几句训示，永远活跃在我的脑海中 。

董必武积极参加了中华革命党的革命活动。

这时，国内的情况愈来愈糟。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并按其旨意修改了大总统选举法，使他成为终身总统。继而他解散了国会，独揽大权，但他并不满足，又企图复辟帝制。为换得帝国主义对他登基称帝的支持，竟于1915年5月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独夫民贼又一次把中华民族推向了黑暗和灾难的境地。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立即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在日本的孙中山组织海外的革命党人，迅速投入反袁斗争，他一批又一批地派遣党员回国策动军队讨袁。这年6月，董必武和张国恩也奉命回国，具体任务是策动武汉南湖炮兵起义讨袁。

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在妄行之际，已料到人民会反对，他预作布置，尤其对革命党人早有防范，他派遣大批密探，大肆侦缉和捕杀革命党人。董必武和张国恩从日本乘船一到上海，立即感受到白色恐怖的紧张气氛。他俩与在上海进行反袁活动的潘怡如等取得联系后，即登上江轮悄然来到武汉，见到担任南湖炮兵团团长的李愈友。李愈友是老同盟会员，也是董必武和张国恩的同乡和旧友。但是，武汉的白色恐怖更严重，袁世凯义子段芝贵担任湖北督办，他布置了许多暗探，对革命党人的活动监视甚严。董必武、张国恩很快就发现有密探跟踪，处境十分危险，经与李愈友商议，认为现在形势紧张，他俩宜暂时离开武汉回黄安隐蔽，起兵讨袁之事以后寻机再议。

在李愈友处，董必武获悉以前在湖北军政府的同事和友人姚汝婴正在四川武胜县任知事，便与张国恩联名给姚汝婴写了一封长信，鼓动他在四川策动讨袁。他俩恳切地写道：

……从愈友案头得读手书，莫名欣感。并闻篆擢武胜，从此甘棠政绩，由江汉而及峨嵋，尤为忭贺。前云从个人做起，乃充类之言。苟本身以外，绝无凭藉之质，舍求之己身，莫能为役矣。夷考各国进化之程，无不由一二先知先觉之士，当位在势，以谋其民族幸福为心，树之典型，播为风气，政府先善，而社会逐渐改良。惟美国为条顿民族之殖民所组成，其程度特高，国情安定，社会已良，而后产生善良之政府。其余各国，大率类是。历史所陈，吾国似亦莫逃其例。顾吾国执政诸公，为何如者？吾不问其居心是否为吾人谋幸福。而他国人所蒙之幸福，实非吾人所能梦见。此则不待比较而知之也。

吾国普通社会知识之幼稚诚无可为讳，然谓为更无有发荣生长之余地，非妄则愚。惟不扶植之而摧锄之，斯渐即于沉沦之耳。入民国以来，更觉有一惊心动魄之象，触于眼帘，即市井萧条，民气沮丧，沉郁惨淡，人以幸生苟免为心，而岌岌若不可终朝者是也。以此为基，而建国其上，喻以累卵，尤觉不切。而衮衮诸公，方以小民不能出痛苦之声，遂谓天下已呈太平之象。长沙 若再，能不为之痛哭流涕而长太息也耶？

人民良楛，以官吏为转移，诚如所见。今足下已官吏矣。登高而呼，则应者远；举手而招，则见者众。转移社会，匪异人任也。我欲善之，而彼固坏之，结果恐不能收效，所虑亦是。但我尽所以善之之方，终可有效。若因彼固欲坏之，而不能奏效，则非善之者之责，而固坏之者之责也。吾辈做事，做得一分是一分，彼坏之者可不必管也。因一顾虑坏之者，则无一事可做也。弟等此言，系局外人，恐尚未知局中人之苦，而蹈易言之弊，祈更有以教之为幸。教育确为救亡之第一策，为知事者，只与钱谷刑名平视之，则莘莘学子，已隐受其福矣 。

多么犀利的笔触和浓烈的情感啊！在国难深重、革命挫折之际，董必武敞开心扉与友人畅谈时局、革命信念和革命方法。从中可以窥见他对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的深深忧虑和焦灼的心情，表达了坚定的信念、不屈不挠的革命斗志和脚踏实地顽强战斗的精神，体现了他对友人的关心、期望和激励。这封信是已经发现的反映董必武早期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代表作。

虽然董必武和张国恩对白色恐怖的形势已经有了警觉，但厄运还是降临了。

他俩潜回黄安后，为躲过袁世凯密探的耳目，董必武特地到县高等小学校代四叔教课，边执教边等待时机。然而不久，一个在武汉活动的中华革命党人被袁世凯的密探逮捕下狱，在刑讯之下叛变，供出董必武、张国恩也是奉孙中山之命回国策动讨袁的。在武昌的李愈友从内部获知消息后，立即派人通知董必武。但董必武尚未来得及躲避，接奉湖北军务督办段芝贵密令的县知事王正廷，已率一个连的军队前来搜捕，正在上课的董必武当即被捕。张国恩则乘隙走脱。

案情非常严重，段芝贵和湖北巡按使段书云联名签署的缉拿令称：董必武“在日本奉乱党头子孙中山之命回鄂，担任串通驻扎南湖的炮兵团起来造反，反对袁大总统称帝”，命令拿获后“立即解省法办”。

董必武全家和邻里乡亲都十分为他担忧，他父亲和四叔立即奔走营救。县里教育、商界知名人士同访县知事，请求将董必武暂羁监狱，缓解省城，但王正廷以“案情重大，承担不了”为由，一口拒绝。黄州中学校长陈逵九，凭着他与巡按使段书云在清朝军机处同事多年的身份，径访王正廷，询问案情，特别询问是否有证据。在获知仅是凭一个中华革命党员的口供后，便一口咬定董必武是自己的得意门生，品学兼优，为人正派，绝不会为非作歹。要求暂不解省，如省方责问，由他担保。王正廷顾虑到陈逵九与段书云的关系，也考虑到地方知名人士的要求，应允缓解。陈逵九又马上兼程奔赴武昌拜见段书云，陈述董必武的情况，要求担保他。段书云碍于情面，又因没有董必武反袁活动的真实凭据，只得答应将董必武保释出狱，在家听候处理。

因案子没有最终了结，董必武的一切活动仍在反动当局的严密监视之下，不得离开县城。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无耻托词下，欣然接受“拥戴”，恢复帝制。次日，公然在北京居仁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他的这一倒行逆施，引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12月25日，从北京绕道回到昆明的爱国将领蔡锷联合唐继尧、李烈钧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分路出击。接着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浙江等省也相继宣告独立，反袁复辟的护国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袁世凯气急败坏，更加严厉地镇压和监视反袁活动。黄安知事王正廷又奉段芝贵、段书云密令，以“孙中山党徒，图谋不轨”罪名，再次把董必武及张国恩投入监狱。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和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郁愤而死。经黄安父老乡绅的营救，董必武和张国恩走出监狱。

虽然两次被捕入狱，备受折磨，但丝毫没有动摇董必武的革命意志。出狱后，董必武在家静养了一段时间，不久，他拒绝了劝阻，又辞别家人，与张国恩一起直奔武昌，继续投入了新的斗争。临行前，他赋诗一首，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和胸怀：

重违庭训走天涯，

不为功名不为家。

旋转乾坤终有日，

神州遍种自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