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在何方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客慑于全国进步势力的反对，抛弃了袁世凯时期的政制，宣布恢复民国元年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副总统黎元洪接任大总统；恢复国会，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但北京政府的实权却掌握在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手里。1916年7月，护国运动中护国军在西南建立的军务院宣布撤销。同时，各省议会纷纷恢复。一时间似乎又回到了袁世凯解散国会前的政治局面，一些热心于资产阶级议会制的革命党人，又开始忙于议会竞选活动。9月，詹大悲和湖北其他一些革命党人回到武汉，按《临时约法》规定，他们也应恢复在袁世凯当权时被取消的省议员资格。当时恰遇湖北省议会议长覃寿堃辞职，董必武和张国恩等一方面为恢复詹大悲等人的省议员资格奔走，另一方面积极帮助詹大悲竞选湖北省议会议长，结果詹大悲以多数票获胜当选。当时，革命党人并拟推举董必武担任省议会秘书长。
但是，北洋将领王占元担任湖北督军兼省长，掌握军政大权，他敌视议会制度，视詹大悲为眼中钉。他唆使亲信声称詹大悲的议员资格是议会除名的，不能恢复，因此也就不能担任议长。董必武、张国恩等联合原革命党人，成立了政治商榷会，推举湖北竹山两湖书院出身的教育界名流郭炯堂为主任，詹大悲为副主任，与王占元抗争。由于王占元的百般刁难，詹大悲最终未能就职。
1917年2月11日，董必武和张国恩离开武汉再赴日本，参加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科的毕业考试。经考试成绩合格，3月31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向他俩颁发了法学科结业证书。4月，他俩返回武昌，在抚院街开设了律师事务所。他们经手的第一个案件，情况较为复杂，但经过他们仔细调查，周密研究，迅速代被告写了讼状，呈送当地法院后得到法官认可，判获胜诉。消息传开，董必武和张国恩在社会上赢得一定声誉，他俩的业务也迅速增多。
但是，董必武并未放弃革命信念，仍在关心着国内政局的变化。
这时，北洋军阀为争夺权力演出了一幕幕闹剧。1917年春，北京政府发生府院之争，黎元洪罢免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段祺瑞拉拢各省督军组成“督军团”，宣布脱离北京政府，“辫子军”首领张勋以“调解”为名进军北京，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后又逼黎辞职，拥立清逊帝溥仪复辟。段祺瑞利用张勋倒黎后撕毁与张勋的密约，组织讨伐张勋，以“再造共和”身份重新上台。
7月24日，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通电各省，宣布国会业已解散，“断无重新召集之理由”，《临时约法》随之废弃。这对当时幻想在中国实行议会政治的革命党人，无异又是迎头一击。孙中山、廖仲恺等立即发起“护法”运动，国会的许多议员南下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决议成立军政府，拥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随后，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发出通电，否认北京政府，号召北伐，护法战争正式开始。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所依靠的主要是西南军阀的力量。他任命黎天才为湖北省西北联军总司令。辛亥革命的重要领导人蔡济民被任为鄂西靖国联军总司令，并在湖北利川一带组织靖国军，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斗争。
董必武积极投入护法运动之中。1917年8月，应刚刚就任四川省长、力主反袁的张澜邀请，他与姚汝婴同赴四川，途中携带《杜诗镜铨》和《剑南诗稿》随时阅读。溯江而上，观赏到的两岸景色和逆水行舟的险阻，激发起他们对国家和个人前途的感慨与希望之情，互相吟诗唱和。从此，他喜好作诗。
11月，他俩到达成都，拜访了张澜。这是董必武与张澜的第一次见面，他们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姚汝婴被任命为安岳县知县，董必武随同赴任。途经简阳，正值熊克武与刘存厚作战，无法通过，两人折返成都暂住下来。过了旧历年，他俩又由成都去重庆。在重庆，董必武获悉蔡济民已于1918年1月在鄂西利川宣布独立，连克数县。他当即给蔡济民写信，询问详细情况。蔡济民很快复信，欢迎董必武和姚汝婴前往，共策护法大业。1918年3月，董必武与姚汝婴迅速赶赴利川。蔡济民非常高兴，任命他俩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部秘书。董必武与蔡济民过从甚密。由于秘书长张祝南在外面有外室，不大管事，司令部的大小公事都由董必武负责处理，他成为蔡济民的得力助手。
鄂西地区经济落后，为维持军队的供给，又不向当地百姓多征粮税，蔡济民部在利川种植了一些鸦片以充军饷。这引起了驻扎附近的四川援鄂军旅长方化南的嫉羡，他想除掉蔡济民，独占利川。由荆州一带溃败到施南的“靖国军”唐克明，则因其部下大都仰慕蔡济民并欲投奔而深恐自己的地位不稳，想伺机除掉蔡济民。1919年1月27日，唐克明以每月饷银两万两为诱饵，策动方化南向蔡济民部进攻。蔡济民以对方也是“靖国军”，为求地方治安和各方友谊，“宁死不开同室操戈之渐”，不予还击，并出面与之论理，结果被擒，当即被枪杀。
这时，董必武正奉命和姚汝婴到四川万县筹集军饷，闻讯立即赶回。当时人们尚不明白事件的真相，董必武在悲痛之余，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在当地邮局，他发现了唐克明与方化南勾结谋杀蔡济民的多封密电，弄清了蔡济民被害的真相。同事们对唐、方的行为无比愤怒，公推董必武去向孙中山和各方面申诉，惩办凶手，使蔡案得到公正处理。
董必武带着悲痛的心情奔赴襄阳向鄂西北联军总司令黎天才作了报告，又抵达武汉，在《大汉报》上发表了《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被害始末记》。然后转赴上海，经詹大悲等协助，晋见了孙中山，详细报告了蔡济民被害经过，请求孙中山查究此案，惩办凶手。随后又会见了章太炎等各方人士，诉说事由。孙中山先后致函方化南的上司黄复生和黎天才，令其“彻究”，又致函柏文蔚、吴醒汉，希望“文与兄等共筹为又香
兄伸愤雪冤，以彰公道”。“若首谋罪人证据既确凿无疑，兄等力如能及，则声罪致讨，加以惩治。”
但是，解决问题要靠实力，孙中山早在1918年5月被桂系军阀陆荣廷等排挤出军政府，正处困境，拥有实力者又不听从他的指示，因此无力制裁。章太炎等愤愤不平，亦无实力。因此，申诉最终没有结果，这使董必武大为失望、沮丧和愤怒。5月17日，他联合苏成章、姚汝婴等10人，在《大江报》上发表通电，再次申述蔡济民被害经过，请求社会为蔡昭雪，惩办唐克明、方化南等军阀。电文中说：
……蔡总司令济民被害案，罪魁铁证早经分呈。奉令查复会审，亦非一日，静待至今，讫无后命，辗转贴（瞻）顾，不胜凄惶。窃我西南起兵年余，原号护法。北政府之不法也，则临之以兵，犹且不惜。乃等身为护法军官，谋杀护法元勋，以便私图，其不法之罪又为西南所共愤，乃求传案审讯而不可得，岂不法仅所以禁北政府欤？蔡公宁死不战，曰：“求符护法之本义。”成等当时不敢以武力复仇，亦忍痛成死者之志，盖深信国法犹在，必无如此重件久延不办之理。乃时逾数月，杀人者不惟拥兵自若，且反加罪予成等，在利之家属妇孺何辜？非深匿山野，即被捕辱。法律之效用如此，则蔡公之死，毋乃太冤！而成等生受亡家之惨，更为大愚。倘蒙即予传案，一判曲直，成等虽受痛苦于前，犹作生全之望于后。如横行者终归无事，则成等一息尚存，断不能听死者长此含冤于九泉，家小竟因守法而俱尽也……
不久，又传来湖北靖国军中，武昌首义的元勋高固群被同党的“护国军”枪杀的消息。面对连续两起护法军内部残杀辛亥革命元勋的事件，以及孙中山等人拿不出有力的措施处理肇事者，董必武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联系到民国以来社会政治依旧、人民灾难深重，孙中山迭起迭仆、陷于困境的情况，董必武对孙中山只依靠旧军人进行革命的方法产生了很大的怀疑，觉得此路不通。
然而，中国革命的出路何在？如何才能在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呢？董必武尚无清晰的认识，在迷惑中，他开始重新思考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