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升华

鄂西靖国军因蔡济民被害而瓦解，为蔡济民长期申冤未果，董必武便滞留上海。这期间，他遇到了正在上海的好友张国恩。

当时，北洋军阀与南方革命军（实际大部分也是军阀）在经过几年混战后，双方正在上海议和。各省区的许多革命党人涌集上海，成立各省的善后公会，研讨南北议和停战后的所谓“善后”问题。湖北省也成立了善后公会，公推董必武、张国恩驻会主持会务，以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渔阳里的一所房子为会所。由于南北和谈陷入僵局，善后公会事务并不太多，这使董必武有了读书和研究问题的机会，也得以比较多地接触革命党人，交流情况与思想。就是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个对他后来产生了极其重要影响、促使他思想飞跃的人——李汉俊。1937年，董必武曾这样回忆这个过程：“那时候，南北政府的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中，因此我有了一点学习时间。我阅读了所有找得到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并饶有兴味地研究了凡尔赛会议的问题。……那时候，有一个名叫李汉俊的中国留学生刚从日本回来，在日本，他曾经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他跟我谈了这些问题，因此我对马克思主义变得非常关心了。”

李汉俊，湖北潜江人，1890年出生，辛亥革命先驱之一李书城的胞弟。12岁起到日本留学长达16年。在东京帝国大学工科读书期间，受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教授河上肇的影响，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1918年底，李汉俊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返回国内，与詹大悲同住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路北。他几乎天天来湖北善后公会与董必武、詹大悲、张国恩交谈，热情地介绍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并把从日本带回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拿给董必武他们看。此前，董必武在留学日本时曾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没有认真研究；在鄂西靖国军时也曾在一个外国教堂的报刊上获知俄国十月革命的一些消息，可是较少且多有歪曲。现在，正在思考中国革命出路的董必武，听了李汉俊兴高采烈的讲解和认真对马克思主义书籍的阅读，他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28年，董必武在《忆友人詹大悲》一文中，对这段经历作了生动的描述：

我们四人差不多天天见面，……由汉俊介绍的几本日本新出的杂志，如《黎明》、《改造》、《新潮》等，我们虽然看不甚懂，也勉强地去看。杂志里面有的谈哲学，有的谈文艺，有的谈社会主义。我们看中、日两国的杂志，觉得当时有一个共同倾向，就是彼此都认为现代社会已发生毛病了，传统的观念、道德、方法都要改变了，……就社会主义说，当时有的介绍无政府主义，有的介绍共产主义，有的介绍行会主义，……我们几个人当时都很欢迎这种新的运动，很爱看此类的新书 。

伟大的五四运动，进一步推动了董必武思想的发展。五四运动爆发后，董必武和詹大悲、李汉俊、张国恩怀着十分激动和兴奋的心情，密切注视着运动的发展。他们阅读报纸，互通消息，进行热烈的讨论。他们还十分关心家乡运动的发展，每天买来《大汉报》和《汉口新闻报》，了解武汉的动向。随即，董必武也投入这场爱国运动中，他和张国恩主持的湖北善后公会连续向社会各界发出呼吁：赞助学生运动，督促北洋政府改弦易辙，挽回外交失败。5月8日，他们在上海《新申报》发表公开电：

湖北省议会并转教育会、武汉商会、汉口各团体联合会鉴：外交失败，败亡间不容发，请亟起主张严惩卖国党，急电巴黎专使拒绝签字，并要求列强主持公道以图挽救。本日沪各界开国民大会，誓死力争。

10天后，又于18日在《救国时报》向全国发出通电：

各省省议会、商会、各报馆、各团体、广东国会公鉴：现值外交失败，国内和会忽告停顿，致对外益陷穷境，南代表蒸日书面提议八条，本会认为（是）解决时局之唯一方法。北代表犹袒庇卖国贼党，不肯容纳，是岂国民希望和平之初心所及料。务请一致主持公道，力促北方当局反省为盼。

面对青年学生赤诚爱国的呐喊，北洋政府非但无动于衷，而且还变本加厉地疯狂镇压。6月3日、4日，北洋政府在北京连续逮捕上街进行爱国演讲、宣传的学生800多人，北大校舍变成“临时监狱”。如此丧心病狂，激起全国人民无比愤慨。6月5日，上海工人总罢工，接着商人罢市（学生已于5月26日总罢课）。上海的“三罢”斗争尤其是工人罢工，使五四运动发生了质的变化，很快波及全国20多省100多个城市，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沉重的打击。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工人大罢工的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释放全部被捕学生，解除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6月28日，北洋政府代表没有出席和会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通过这场运动，董必武强烈地感受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感受到人民强烈的爱国心。在迷惑中探索革命道路的董必武，受到深刻的教育。回顾自己过去走过的坎坷道路，总结过去革命的经验教训，结合这一阶段的读书学习，从俄中两国革命成败的鲜明对比中，从“五四”到“六三”群众爱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他深刻地认识到：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方法迥然不同” ，孙中山总是依靠军阀的“路子不对头” ，讳言革命“代表社会上那一阶级的利益”，因而“缺乏广大群众的基础” ，“国民党一套旧的搞军事政变的革命方法，行不通了” 。他得出一个明晰而郑重的结论：中国革命“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必须像俄国那样实行“阶级革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

1926年11月，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九周年，董必武发表《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一文，在概述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影响时，略约地反映了他思想变化的轨迹。他指出：“中国以前从事革命工作的人，多半偏重上层的改造，而忽视民众的组织。辛亥革命，虽然颠覆了清朝统治，而民众的势力太薄弱，民众的组织太不完备，不能够拥护革命政府而铲除反革命势力，所以不久便与反革命派妥协而终于失败了。俄国十月革命，是世界被压迫民众自由解放的先声，也是世界民众势力表现发展的起点。中国从事革命工作的人，经了这番的教训，才认识民众的势力了，才晓得要得自由解放、和平统一，必须唤起全国被压迫的民众共同努力奋斗了。所以十月革命，在方向上，在方法上，都予中国革命以深厚的影响。”

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及上海工人声势浩大的罢工，都证明了发动民众力量的重要。董必武说：当时，“我和张（国恩）、詹（大悲）、李（汉俊）在这种形势下，估计中国还是要革命，要打倒列强，要除军阀，要建立民主制度，要唤醒民众”，但是，旧的革命方法行不通，“应改为一种能唤醒群众、接近群众的方法” 。

采取新的革命方法，遵循马克思主义，发动群众，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是董必武经过学习、反思、总结所得出的结论，标志着他已经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他思想的巨大飞跃。从此，他义无反顾地循着他认真研究、慎重选择的道路走下去。

思想认识明确后，董必武再也不愿干无益革命的糊涂事了。当时，孙中山痛恨桂系军阀的跋扈，又在策划“联段反桂”。6月，潘怡如由湖南来上海向孙中山受领任务，决定回湖南烟溪督促廖湘芸出兵讨伐桂系。董必武无意参与其事，他告知挚友：“老办法看来失败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必待新兴势力之参与，徒知利用军阀无济于事。” 潘怡如觉得董必武的说法有些道理，无奈已经接受孙中山的指示，“责任未尽”，还是回湖南去发动廖湘芸按孙中山的意图行动。不出董必武所料，“联段反桂”最终还是失败了。领悟革命新出路的董必武，则决心“从头来” ，开始迈上与从前大不相同的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