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新式学校

1919年8月，董必武离开上海回到武汉，与张国恩住在武昌巡道岭湖北省教育会内。

在上海时，董必武和张国恩、李汉俊、詹大悲商议如何发动群众的问题，“一致认为目前能够做的是办报纸和办学校两件事” 。他们最初属意办报纸，以为办报纸要容易些，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大些，便初步商定办一份《江汉日报》，拟定了办报章程、宗旨、组织办法及募捐章程。董必武从孙中山给他的100元路费中拿出40元，印制了股票、章程、宣言。当时，董必武认识的一位孝感人表示愿意出资。于是，他们商定，董必武、张国恩回武汉着手筹备报社，詹大悲前往闽粤边革命军中募股。但是，答应出资办报的孝感人缩手不干了，詹大悲的募股稍有头绪却因政局变化而成画饼，无有经费，办报计划遂告搁浅。

于是，董必武和张国恩便转而筹办学校。碰巧，董必武遇见了同住省教育会的文普通中学堂同学江文波，国立武昌高等师范毕业的黄安同乡倪季端，与董必武、张国恩同赴日本留学的刘鼎三、李缄三、刘质如。老同学相遇，格外亲热，大家议论起时局和个人的经历、打算等。董必武谈了创办学校的设想，当时除刘鼎三在省教育厅任视学外，其余人均无职业，故都极赞成董必武的主意，表示愿意与董必武、张国恩一起进行筹办。

经过进一步商议，大家认为办一所私立中学比较合适。这是因为办私立大学和专业中学，在资金、设备和师资方面要求比较高，难度较大。而办中学则相对容易，一是当时从高中级学校毕业的许多人找不到职业，师资容易解决；二是武汉的私立中学不多，招生也比较容易。于是，董必武和张国恩决定：“从办中学开始，然后徐图扩充。”

他们立即行动起来，逐步解决办学的一些具体问题。

关于校址、校舍问题。他们选择了湖北省教育会西北涵三宫南面的一所房子。这里过去曾办过学校，内有三间教室、一大间办公室和一个露天操场，还有可供学生食宿用的两排房间和一些剩存的椅子。房子虽然简陋，但只要修葺添置一下，应付前两年不成问题。

关于开办费和基金问题。当时没有别的途径搞到钱，他们商议开办费由创办人筹集解决。办学基金仅为着立案时查核之用，决定由董必武、张国恩找熟人担保。正巧董必武在文普通中学堂的一位同学雷大同从广州大元帅府回家，路过武昌闻知董必武筹办中学，主动表示愿作创办人，拿出120元作开办费，并推荐同乡刘觉民一起参加创办。这样，学校创办人由7人增至9人。经约定，除雷大同外，其余每人各捐20元作开办费。同时，董必武、张国恩找到同乡、汉口合太正山货行老板张平楷，请他出具了一张两万元的存款单据，随即报湖北省教育厅备案，解决了立案基金。当时董必武没有钱，为了支付个人应捐的开办费，在数九寒天把身上的皮袍脱下拿到当铺质当，才凑足20元开办费。

关于董事长和董事会问题。大家商定，学校创办人为董事会董事，董事长则推选湖北省议会议员郭肇明担任。这主要考虑郭是湖北省著名的教育家，曾任两湖师范学校校长，由他任董事长，省教育厅立案容易通过。

经商定，学校名称为“私立武汉中学”，推刘觉民为校长，当时他在私立中华大学任教，政治色彩不浓，不招人忌。另外，倪季端任教学兼监学，江文波任总务兼监学，各董事分担一门课程，董必武负责教国文课。其余课程聘陈潭秋等担任。

经过一系列紧张的筹划，1920年3月，私立武汉中学正式开学。第一批学生共两个班，主要来自黄安、黄冈、麻城等地。

关于兴办这所学校的目的，董必武在1966年4月4日接见武汉中学师生代表时回忆说：“当时我们办学校有个目的，对北洋军阀不满，有反抗军阀的民主革命的意图，想在旧社会里办点新事” ，即通过办一所与众不同的新式学校，培育新人。为此，董必武倾注了大量心血。名义上他不是学校的主事人，但如他说：“我除教国文课外，在学校职员中没有什么名义。因我是学校董事会的董事，教甲乙两班的国文，在校的时间很多，和学生经常在一起，我像有名义的职员一样，参与各种校务活动，职教员和学生对我都很尊重。陈潭秋同志任乙班主任，住在校内，也是和学生生活在一起的。我和陈二人在武汉中学学生中的影响最显著。”凭着渊博的知识、高度的责任心、导人奋进向上的新思想和人格的力量，董必武成为武汉中学的核心和支柱。

经过董必武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私立武汉中学当时在武汉办得颇为新颖，别具特色。第一，报考费和学费，比同类学校分别低1/6和1/3。第二，职教员低薪或不支薪，教员薪水比别校低1/2，职员薪水仅够伙食费。几位董事职教员不支薪，董必武就不拿薪水。第三，职教员素质上乘。教员的学问、资历和教学质量都是一流的，职教员对工作认真负责。第四，当时官方审定的中学国文课本都是文言文，内容陈旧，生涩难学。董必武首倡改革，国文课文、白兼用，招生考试允许用白话文。第五，率先实行男女合校，且男女同班上课，这在当时的武汉是破天荒的。第六，成立学生自治组织——学生会，凡学校兴革事宜，可以向董事会提出意见。第七，不仅要求学生学好功课，还引导学生阅读报纸书刊，督促学生关注和研究国内外时事问题。董必武通过恽代英主办的“利群书社”和其他渠道，购置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湘江评论》《武汉星期评论》等进步书刊供师生阅读。并指导编写《政治问答》，让学生了解时事政治。第八，注意学生思想品德的培养。当时在学校校政厅北墙上，书写一副对联，上联是：金石长不朽；下联是：丹青本无双；横幅是：朴诚勇毅。这是董必武亲自手订的学校校训。1966年4月，董必武到武汉视察时，又亲笔为重建的武汉中学题写了“朴诚勇毅干革命”的题词。并深情地对师生代表解释说：“武汉中学过去的校训是：朴、诚、勇、毅。朴，就是朴素，也就是艰苦朴素；诚，就是忠诚，诚实；勇，就是勇敢；毅，就是要有恒心、毅力，能够坚持。这次我给你们加了三个字——‘干革命’。”

由于以上特点，学校办得富有生气，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因此，学生从未对学校闹过学潮。学校初创不久，便在社会上赢得普遍好评，要求入学者愈渐增多，学校规模也不断扩大。1922年春，原校舍不够用，便把武昌武胜门外的彭杨公祠改建为学校二部。董必武为此到鄂西募集了700多银圆，解决了资金困难。二部建成后，董必武主动前去主持工作。此后学校一直保持了四个年级八个班的规模。

董必武担任国文课，诚如他自己后来说的：“我所以要教国文，就是考虑国文是搞思想的”，是为宣传新思想的。他不用北洋政府审定的课本，而是自己动手选编了古今中外一批有代表性、思想性、民主性的名著，来作为教材。如反封建暴政的《苛政猛于虎》，反封建礼教的《孔雀东南飞》，反映朴素唯物主义的《论衡》，渗透爱国热情的《离骚》，近代革命义士秋瑾、徐锡麟的诗文，外国的如莫泊桑的小说、易卜生的话剧等。曾在武汉中学亲聆董必武教诲的谢甫生回忆说：

为了歌颂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英勇革命行动，董老还给我们讲授了陈胜、吴广和金田起义的有关文章。他满怀豪情，用家乡的口语说：“拿扬叉和扫把的种地人，登高一呼，起义者就四方响应。”当他讲到金田村起义时，不胜感慨地说：“金田起义是当时整个农民阶级的要求，可惜遭到野心家从内部搞分裂，致使太平天国的革命功败垂成。”这使我们深深地认识到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极端重要性。

……

我记得有一次董老出的作文题目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这个题目的寓意很明显，所谓器识就是要有好的道德品质，广博的知识和正确的见解，换一句话说，也就是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然后才能写得出好的文章 。

教学育人，是董必武孜孜以求的办学初衷，也是他教学的一大特色。

身教重于言教，董必武尤其注意身教。他除在私立武汉中学教两个班的国文课外，还先后在湖北女子师范、第一师范、启黄中学兼过课。那时，一般的教师到外校教课都是乘轿子或人力车往返，而董必武总是步行。他生活非常节俭、朴素。一顶蚊帐，是1914年他到日本留学时用的，一直到1925年离开武汉中学时，上面补了许多补丁还在用。他在几个学校兼课，收入在当时还算可以，可他省吃俭用，经常拿出钱为家境不好的学生缴纳学费、购买文具。他不愧为青年的师表，在湖北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中国妇女活动家夏之栩，青年时代曾得到董必武的启蒙教育。她深有感触地说：“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湖北教育界的老前辈，是革命青年的良师。凡是聆听过他的教诲的人都尊敬地称他为‘董师’，董师之风，足以风世。”

辛勤的劳动获取了丰硕的成果。董必武后来自豪地说：“武汉中学第一批学生于1923年结业，1924年考入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即前国立武昌高等师范）的就有四名。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收生很严格，湖北的中学结业生常有一校一年没有被录取一名的。武汉中学一期就有四名被录取了，这证明学生课业是很优异的。” 尤其是经过武汉中学的教育，一批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许多人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骨干。

武汉中学是在斗争中坚持办下去的。它新式的教育方法和师生的进步活动，引起了湖北省教育会会长谢石钦等人的仇视。他竟勾结武昌警察厅，派出十几个警察气势汹汹地闯进武汉中学，诬蔑学校有不轨行为，扬言要查封学校。董必武和董事长郭肇明拿出省教育厅颁发的批文，当场予以驳斥，把警察赶了出去。

这件事使董必武认识到，必须与守旧分子和反动分子斗争，不驱除谢石钦，武汉中学就难以继续办下去，湖北的新式教育也难以发展。于是，他和武汉中学的其他教职员一起，联络武汉其他学校的一些开明、进步的教职员，提议改组湖北省教育学会。1920年秋，由董必武等80人发起，在武昌召开了全省教育工作者大会，共有132名代表参加，给谢石钦也发了请帖，但谢知道大会对他不利，不敢前来参加。参加会议的代表用大量事实揭露谢石钦侵吞公款、以教育会长名义到处阻挠学校进行改革的种种行径，并揭露出谢的会长之职，并未得到全省教育界的同意和官方的批准，属于冒充。会议决定：第一，不再承认谢石钦把持的省教育会，其所发的一切文告均告无效，教育会要交出印信，并组织专人清查谢石钦的账目；第二，筹备改组教育会，每个地区推选一名代表参加，由董必武等五人负责；第三，向全国教育界说明谢石钦把持湖北教育会，破坏教育的情况；第四，把上述决议呈报省政当局。会议开得很成功，有力地打击了谢石钦的气焰。

谢石钦不甘失败，指使其弟谢仲奇以“诬蔑名誉，妨碍秩序”为名，向武昌地方检察厅控告董必武、张国恩、黄负生、刘树仁等。地检厅于1920年11月19日开庭预审。

审理中，地检厅厅长首先问董必武：“谢之控告是否属实？”

董必武理直气壮地回答：“谢石钦无恶不作，谅贵厅亦有所闻。吾鄂教育界有些污点，必武等亦不忍说了。谢之冒充会长，有全省学界之通电及官厅种种不承认谢氏为会长之证据。”

这时，张国恩马上把证据呈送给地检厅长。

董必武接着说：“谢恨学界同仁追究太力，遂迁怒于必武等，并扬言将向官厅起诉，有谢氏之通电书可证。至于谢仲奇为何许人，本人实不得而知。”

谢仲奇涨红着脸，辩道：“我系教育会文牍……”

一言未了，地检厅长即严加制止：“不要你讲，此案原委本厅已调查清晰。董必武等确系学界好人，焉有妨害秩序之事？你可将原案自行撤销，否则本厅将查究冒充和诬告等罪。”并劝告董必武等不必与之计较。

谢仲奇面如土色，连声道“是”，灰溜溜地退了出去。

这场斗争的胜利，使武汉教育界的进步势力受到很大鼓舞。1921年10月，武汉及外地的50多所大中小学校共同发起成立了湖北教职员联合会，代行原教育会的职权。为彻底推倒旧教育会，董必武又联络湖北教育界知名人士于1923年秋召开全省教育界师生代表大会，改组教育会，推选吴德峰等10余人为委员，使湖北教育会掌握在进步知识分子手中。

1924年，湖北省议会指责武汉中学男女学生兼收，并为此专门召开会议，决议要省教育厅切实查禁武汉中学。董必武领导武汉中学师生，坚决顶住这种压力，继续走自己的路，挫败了守旧分子的进攻。

与此同时，董必武还非常注意开展平民教育工作，他和陈潭秋、张国恩、钱介磐、张朗轩等发起组织新教育社，成立湖北职业教育研究社和湖北平民教育促进会，依靠武汉中学和其他学校的一些师生，在武昌办起劳工学校、女子补习学校，向青年男女工人传授文化知识，进行阶级教育。并发动学生利用寒暑假回乡的机会，在农村办农民夜校或平民学校。为此，董必武花费了许多精力，同时也扩大了武汉中学的影响。

1925年，因革命斗争需要，董必武离开了生活战斗五年多的武汉中学。这所由他精心创办的新式学校继续保持了他倡导的办学特点，直至1928年被桂系军阀强制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