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辛亥革命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工人阶级迅速发展壮大，马克思主义随着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在中国广泛传播，这就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促进了二者的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已在孕育之中。1920年初，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开一代新河的两位杰出人物——李大钊、陈独秀已分别在北京、上海筹建共产党早期组织。这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任务是“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他分别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帮助、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同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陈独秀任书记。由此揭开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迅速发展的序幕。

同年夏季，董必武收到一封上海来信。信是李汉俊写的，他告诉董必武，上海已经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希望董必武和张国恩也在武汉筹建同类性质的组织。董必武喜出望外，立即找陈潭秋商量。

陈潭秋，1896年生，湖北黄冈人。20岁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五四运动中，他是武汉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和领导骨干。武汉学生联合会组团到上海取经时，他是成员之一。董必武在上海湖北善后公会热情地接待了这批从家乡来的青年学生。经黄安同乡倪季端介绍，董必武认识了陈潭秋。期间，两人探讨了革命的策略、方法，交换了彼此对中国政局的看法，谈得非常投机。董必武把李汉俊带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书刊介绍给陈潭秋，令陈潭秋大开眼界。两人由此结下深厚友谊。董必武后来回忆说：

我第一次见到陈潭秋是1919年夏天。……刚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英语部毕业的潭秋来上海参观，经他同班同学倪季端的介绍，我们见了面，由于志同道合，我们一见如故，在上海期间，相互交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畅谈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抱负，同时商定用办报纸、办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 。

董必武回武汉创办武汉中学时，陈潭秋积极参加，并来校执教。两人密切来往，遇事互相商议，思想、感情更加接近。董必武将李汉俊的信意告诉了陈潭秋，陈欣然同意。

当时，武汉是全国仅次于北京、上海的大城市，工人人数近30万，生活、工作条件极其恶劣，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工人的罢工斗争不断发展。同时，随着新文化、新思想的传入和冲击，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思想在急剧地变化，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群众团体纷纷建立，如武昌仁社、武昌工学互助团、高等师范励学会、高等师范党社、女子生计社、女子实业社等。恽代英等在1920年春创办的利群书社，大量经销《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湘江评论》《觉悟》等进步书刊，团结了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强烈影响。一些进步刊物如《武汉星期评论》《新声》《向上》《端风》等相继创刊，董必武就曾为《武汉星期评论》写过不少文章。武汉，已不像过去那样沉寂。

在各种思潮激荡冲击中，如何引导人们选择正确的人生方向，向着未竟的革命迈进，这是董必武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他和陈潭秋等认识到，为了凝聚各种革命力量，有必要在武汉创建一个类似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收到李汉俊来信不久，刘伯垂来到了武汉。刘伯垂，又名刘芬，湖北鄂州人，老同盟会员。清末东渡日本留学时与李汉俊过从甚密，在东京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回国后，1918年7月到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军政府司法部当司员，因不满桂系军阀的把持，1920年夏离粤返汉，途经上海时，晤访了李汉俊，又拜见了陈独秀。陈独秀见他思想进步，有朝气，遂介绍他参加共产党。不久，陈独秀和李汉俊商议后，派刘伯垂到武汉帮助董必武、陈潭秋建立党组织。刘伯垂向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在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并吸收郑凯卿加入共产党。他向董必武介绍，郑凯卿是武昌文华书院的一名校工。2月份，陈独秀应文华书院邀请来武汉讲学时，郑凯卿负责照料陈的生活。讲课之余，陈独秀与郑交谈，发现他思想颇为进步，两人在几天的相处中甚为融洽。陈独秀认为应在工人中发展党员，郑凯卿就是一个。出于对陈独秀的尊重和信任，董必武答应吸收郑凯卿为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接着他们又吸收包惠僧参加。包惠僧，湖北黄冈人，北京大学文学系肄业，时在武汉当记者，他既是陈潭秋的同乡，又是张国恩在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思想激进，很自然成了发展对象。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和刘伯垂来到武昌抚院街董必武与张国恩的寓所，他们召开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第一次会议。会上，刘伯垂介绍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经过，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讨论了刘伯垂带来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草案。会议宣布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党武汉支部正式成立，推举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张国恩管理财务。议定每周开会一次，并决定租用武昌多公祠5号为党的机关所在地，对外以刘芬律师事务所的牌子作掩护。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不久又吸收了两名成员：一个叫赵子健，湖北黄安人，省立第一师范学生，是董必武介绍的；一个叫赵子骏，武汉的一个青年工人，由郑凯卿介绍的。1921年春，受董必武、陈潭秋的影响，在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的刘子通（1885年生，湖北黄冈人）和黄负生（1881年生，安徽省人），思想进步很快，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包惠僧此时离开武汉去广州，这样，在中共一大前，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共有九名成员 。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揭开了董必武革命生涯的新篇章，他以更加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投入了新的战斗。

随即，董必武与陈潭秋等又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时，共产党被叫作“过激党”，反动当局严厉禁止，因此不能公开，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则可以公开活动。通过研究会的活动，董必武、陈潭秋等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把他们引导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研究会曾发展到20余人，湖北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如黄负生、刘子通、施洋、许鸿（许凌青）等，都是研究会的成员，并由此进入革命的阵营。

青年工作是共产党早期组织工作的一个重点。为了开展青年工作，董必武和陈潭秋在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立即积极地筹建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后来曾多次回忆起此事。他说：“开始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学校见到陈潭秋与他谈，他赞成。……我另约了一些人（基本上是武汉中学学生）” ，“不久，我的最进步的十名学生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 。1920年11月7日，在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第一次会议，董必武、包惠僧、郑凯卿、刘伯垂出席了会议，当时已有团员十几人。董必武热情地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自从政治战争停止以来，科学领域里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变化。新思潮正在向我们扑面涌来。”他鼓励青年：“要投身到正在酝酿之中的新的运动中去。参加这场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我们应当去同现存的旧社会的各种不合理现象进行斗争。”他特别告诫青年：不要被庞大的封建反动的势力所吓倒，要勇敢地战斗。“我们不应当说我们人少，说我们的力量不足以着手改造社会” 。根据董必武、郑凯卿等人的提议，会议宣布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宗旨和主要任务是研究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的理想。11月14日，董必武又出席了青年团的第二次会议，向与会者讲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他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讲起，阐述工人阶级受剥削的奥秘所在，以及为什么要实现社会主义。同时介绍了湖北工会组织和近期发生的一些罢工事件。在董必武等人的关心、指导下，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不断发展，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广。在省立女子师范、启黄中学、省立第一师范、旅鄂湖南中学、中华大学、高师附小等都先后发展了团员，成立了团组织。

董必武、陈潭秋等所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深入工人中去发动和组织工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派郑凯卿去联络纱厂工人和人力车工人；派赵子健、包惠僧到郑州、江岸的扶轮学校当教员，联络铁路工人。董必武派武汉中学的团员和进步青年教师在武昌彭杨公祠办起“平民夜校”，他亲自去讲课，教工人识字，深入浅出地讲述工人阶级求解放的革命道理，对工人进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向工人灌输革命思想。1921年3月，董必武、陈潭秋等领导汉口人力车工人，开展了一场反对资本家增加车租的大罢工，一连七天，震动了整个武汉三镇。邓中夏撰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曾这样记载：“此次罢工甚为壮烈，车夫被捕，仍举行大示威游行，与租界巡捕冲突，以至流血。”经过斗争，资本家被迫让步，“决定两星期不加车租”，租界巡捕房也释放了被捕工人。

为扩大革命影响，激发群众的革命精神，1921年，董必武和陈潭秋领导召开了五四运动两周年纪念大会。大会在武昌的中心地域——阅马厂举行，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和近郊的一些青年农民都赶来参加。董必武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讲了话，号召青年把五四运动激发的爱国热情保持和发扬下去，为祖国和人民继续奋斗。会后，带领群众游行示威，喊出了“打倒军阀”的口号。在武汉三镇形成较为强烈的革命气氛，给广大群众以很大的鼓舞和革命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