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讨“王”战争
中共一大后，董必武和陈潭秋一起返回武汉，向党员传达了会议精神，进一步完善了党的组织，成立了中共武汉地方工作委员会，研究确定了下一步的工作部署。
不久，他又进行了一次惊险的鄂西之行。这是配合孙中山北伐的一次军事行动。
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而重新奋起的孙中山，于1920年10月指令驻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了桂系军阀陆荣廷。1921年4月，孙中山返回广州，召开了非常国会，他被推举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就职后表示要继续与军阀和祸国者宣战，并实行北伐，以武力抗击北洋军阀。他的计划是，第一步彻底消灭桂系陆荣廷，第二步由桂入湘，进军湖北。为落实第二步的目标，孙中山相继任命了川、湘、滇、黔四省总司令和省长，并特派董必武的挚友詹大悲和彭臣川入川，协同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刘湘，率兵援助鄂西军总司令潘正道，一起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同时，孙中山又指示在湖南的李书城、蒋作宾等，成立“湖北自治筹备处”，联络湘军从湖南出师北伐王占元。
其时，董必武的故友潘怡如，再奉孙中山之命急赴四川催促出师。他由沪转汉，晤访了董必武，告知了孙中山的部署，请求董必武一起赴川促刘湘出兵。
董必武就此事与陈潭秋进行了商议，两人一致认为：王占元统治湖北五六年，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患，已是千夫所指，怨声载道。讨伐王占元是为湖北人民除害，应予赞助；同时，也不违背党的决议。中共一大向共产国际所作的报告中，就有团结所有的人，竭尽全力与全社会的敌人——北洋军阀进行斗争的内容。董必武还有更深的考虑，他已认识到，革命只依靠旧军队不行，但“革命是需要武力的，有文事必有武备”
。他还想再作一次争取和改造一部分旧军队的尝试，起码在这方面积累一些经验。另外，当时正拟扩建武汉中学，经费短缺，他拟前去募集一些经费。基于以上考虑，董必武在征得陈潭秋同意后，决心“再次施行一次旧的策略，把军队争取到革命方面来”
，遂以“湖北全省自治筹备处”代表的身份，和潘怡如一同赴川。
他俩乘船溯江而上，行至巫山后决定改由旱路西进。正逢潘正道、詹大悲率鄂西军，协同援鄂川军第一、第二军进至巫山。董必武和潘怡如对讨伐王占元的军队来得如此迅速非常高兴。他俩已无必要再去重庆，董必武即把湖北自治筹备处致刘湘的公函委托别人转送刘湘，自己则与潘正道、潘怡如、詹大悲一起跟随部队指挥作战。
讨伐王占元的战事开始是顺利的。7月27日，湖南援鄂军在湘军第二师师长宋鹤庚的指挥下，由岳州向湖北进军。王占元见讨伐军从鄂西、湖南两路袭来，势如破竹，其内部因争权夺利又陷入分裂，整个形势对他不利，于是在8月7日，急急忙忙致电北京政府，请求辞职，旋即由武汉逃走。湖北人民“驱王”的目标实现了。
但是，控制北洋政府的直系军阀，不甘心原有统治地盘的丧失。8月9日，北洋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孙传芳为长江上游司令。在吴佩孚的指挥下，北洋军气势汹汹反扑而来。
8月21日，潘正道以鄂西军总司令名义致函孙中山，报告所率部队即日起讨伐吴佩孚、萧耀南。9月初，战事进入关键阶段。鄂西军和援鄂川军东下向宜昌城发起总攻，相继攻克宜昌城附近的南津关、珠宝山、鸡冠岭、杨家桥等10余处要隘，从四面将宜昌城围个水泄不通，并曾有小部三次攻入城内，“屡进屡退，旋仆旋起”，“于两军错杂彼此互围时，……吴（佩孚）亦几被击毙”。但是，宜昌城城墙又高又厚，易守难攻，加之吴佩孚刚刚打败湘军，士气正旺。激战20余日，至9月下旬，仍未攻克宜昌城。这时，吴佩孚的援军又陆续到达，兵力大为增强，而鄂西军和援鄂川军屡战疲惫，后援匮乏，弹粮不足，再战恐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于是，经董必武等分析和建议，潘正道等决定率兵后撤。
这是一次非常艰险的撤退。吴佩孚的军队紧追不舍，他们选择崎岖的山路且战且退。“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他们走的就是“蜀道”。越过天柱山，退至南沱，又经太平溪，翻铲子崖，过秭归新滩镇、巴东，直退至巫山。“历数十日，赤足草鞋”，“经手掌崖约行一日，始登山顶，其崖如梯，每步约二尺许，立脚点只能着脚掌前半部，用手仰攀”。翻铲子崖时，董必武是由詹大悲的勤务兵“在后面推，另外还有一人拉，才上去的”
。
退到巫山，甩脱了吴佩孚的追兵，潘正道对撤下来的鄂西军加以整顿。潘正道、潘怡如和詹大悲要董必武任司令部的秘书长，董必武坚辞不受，而建议由詹大悲担任。后来詹大悲到夔府进行联络，董必武才代理秘书长之职，与潘正道一起率部到建始、夔府、施南一带活动。不久，潘正道为了补充军队的枪械和给养，前往重庆向刘湘求援；詹大悲去广州向孙中山报告情况。这样，董必武和潘怡如就担起了鄂西军和施南一带的行政事务。1922年5月，当潘正道返回鄂西时，董必武也收到中共武汉执行委员会
的指示，要求他立即返回。于是，他在同月离开鄂西返回武汉。
历时七八个月的鄂西之行结束了。这一次联络倾向进步的军队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军事活动，终因敌众我寡，又未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又以失败而告终。董必武从中更加体会到了发动人民参加革命的重要性。1928年4月，他回顾这段往事时说：“当时革命意识都很含糊，知道要解放民众，要革命，实不知道唤起民众参加革命。……我们在施南的一出滑稽剧，到民国十一年五月也就闭幕了。”
此后，董必武就集中精力于民众的发动与组织工作了。
鄂西之行的另一个目的实现了，董必武募集到700银圆，用之扩建了武汉中学二部，武汉中学的办学条件获得了很大的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