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撒革命种子

回到武汉，在继续执教的同时，董必武以更多的精力去进行唤醒民众参加革命斗争的工作。

当时，武汉正在爆发着一场反封建、争女权的学潮。

学潮爆发在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该校是武汉地区唯一的一所女校，长期为封建文人所把持，校长王式玉是武汉地区有名的封建学究，教师也大部分视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科学为“洪水猛兽”，偏重向学生灌输“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学校的办学宗旨是企图将青年女子塑造成所谓的“贤妻良母”。因此，对学生的思想、言行监督甚严。学生没有人身自由，平时不许出校门一步，星期六要由家人接回，星期一由家人送到学校签到。学生的来往信件须经学校“监学”过目，进步书刊被列为“禁物”，连女生剪短发也视为“有伤风化”。社会上贴切地称该校是“修道院”。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冲击了湖北女师。校长王式玉一面固守着封建道德礼教不放，一面也不得不请几位在社会上有名气的教师来校用白话文讲课，使该校培养的学生毕业后能用白话文教小学课程，以适应社会形势。1921年秋季，聘请了陈潭秋教英文、黄负生教国文、刘子通教伦理学和心理学。他们通过教学活动向学生进行先进思想的启蒙教育，介绍有关俄国十月革命和北京、上海、武汉五四运动的情况，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反对贫富悬殊等女学生们闻所未闻的新思想和新观念。还以“束胸之害”“剪发”“放足”等命题，让学生作文，引导学生起来反对封建礼教。使学生的思想逐渐活跃起来，学校那股令人窒息的空气被打破了。陈潭秋、刘子通、黄负生成为学生们最欢迎的老师，那些头脑“冬烘”的教员则受到学生的挑战，这引起校长王式玉和思想顽固守旧的老学究们的不安，他们叫嚷要“整顿学风”。1922年2月，新学期开始，王式玉便宣布解聘刘子通，理由是“宣传赤化”。一些思想先进的学生夏之栩、袁溥之、陈慕兰、徐全直等闻之极为愤怒，强烈要求学校挽留刘子通，并发动全班罢课。老奸巨猾的王式玉，采用分化手段阻止学生罢课，宣布谁签名罢课，就把谁除名。这一招果然奏效，一些同学怕签名罢课遭学校开除，纷纷退出罢课行列。结果只有夏之栩、袁溥之等12名同学签了名，只占全班同学的少数，后来又有几名同学复课，缺乏斗争经验的青年学生以罢课挽留刘子通老师的意愿告以失败。

董必武回到武汉，了解了湖北女师的学潮情况后，认为这实质是一场反对封建礼教和维护封建礼教的斗争，应支持女师学生继续斗争。经过与陈潭秋研究，首先把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夏之栩、袁溥之、徐全直等七八个学生，吸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她们成立“妇女读书会”，提供许多马克思主义和宣传新思想的书刊供她们阅读，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在武昌高等师范任教）等亲自向她们辅导，提高她们的思想觉悟。其次，提醒她们注意斗争策略。获得指导后，夏之栩等一方面在女师联系同学，继续向校方提出反对解聘刘子通，找校长王式玉进行说理，并组织了罢课游行，一直坚持斗争。另一方面向《武汉星期评论》等刊物投递文章，进行家庭访问等，述说女师学生受压迫、受愚弄的状况，向社会各界揭露以引起舆论的同情。

王式玉在内外压力下，加紧与官府勾结，通过省教育厅搬出督军和省长的指令，强行将刘子通驱逐出境。同时，唆使思想保守的教员到学生家游说，声言学校要开除“害群之马”。在放暑假时，王式玉竟宣布夏之栩、袁溥之、徐全直、袁震等因“违反校规，暑假后不能再回校读书”。

为了攻克女师这个封建堡垒，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一面安慰夏之栩、袁溥之等不要惧怕，鼓励她们坚持斗争，一面利用暑假给她们补课，帮助她们学好每门功课。在董必武、陈潭秋等的指导下，夏之栩等在开学那天，让别的同学把自己的行李带进学校，自己空手进校到原教室坐下听课。有的思想守旧的教师，企图用提问、作业、考试等刁难她们，由于有备，这一招未能奏效。

王式玉不肯罢休，正式宣布开除夏之栩等。董必武和陈潭秋对此早有预料，他们通知夏之栩及新涌现出来的李文宜等学生积极分子，立即掀起反对王式玉开除夏之栩等同学学籍的新学潮。在李文宜等带领下，绝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了斗争。她们包围了校长室，高喊：“打倒王式玉！打倒教育界的蟊贼！”等口号。湖北女师学潮愈闹愈大。

与此同时，董必武、陈潭秋等发动武汉中学与其他学校学生举行同盟罢课，声援女师学生；并到教育厅请愿，提出反对无理开除学生，反对解聘进步教师，驱逐腐朽顽固的校长王式玉等要求。同时请社会名流李汉俊、李廉方、陈叔澄、袁达三、刘觉民5人出面调解。教育厅不愿长达半年之久的女师学潮再延续下去，也害怕其他学校的学潮酿成更大的风潮，最后决定让王式玉辞职，夏之栩等“恢复学籍”，毕业文凭照发，但须到校外去补课。轰动武汉的“女师风潮”胜利结束。

1923年初，女师换了新校长，董必武被聘任国文教员。在他和陈潭秋等的培养、带动下，女师风气大变。在女师学潮中涌现出来的骨干夏之栩、袁溥之、陈慕兰、徐全直、钱瑛、周月华、马玉香、袁震等，思想上不断进步，后来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和妇女界的杰出人物。夏之栩后来回忆说，就是在这个时期，董必武等的教育，“给我们打下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思想基础” 。

之后，董必武又领导了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运动。事情的起因是，该校艾子良等进步学生因反对守旧势力压迫，要求改革教育而被校方开除，他们悲愤交加，溺水身死。董必武闻讯十分气愤，他为这几个学生组织了追悼会，并发表演说猛烈抨击封建旧势力，揭露该校实行旧教育对青年的毒害。接着，发动学生开展驱逐封建、守旧校长刘凤章的斗争。刘凤章被迫离职，进步人士郭肇明、留法学生居励今相继担任校长，董必武、钱介磐、陈荫林受聘到该校任教，第一师范的教育发生显著变化。1924年，董必武被聘任为第一师范训育主任，更便利于向学生施行革命思想教育。他指导学生成立学生自治会，并组织了一个吸引了许多学生参加的进步团体——“人社”，开办启明工读学校，同时附设印刷社、粉笔墨汁制造社、牙粉鞋粉制造社等，推动学生参加各项活动，使学校变得颇有生气，培养了陈定一、吴德峰、王平章、蔡以忱、张复初、刘仲衡等一批革命骨干，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发动学生的同时，董必武非常注意启发工人、农民的革命觉悟。他通过已经发动起来的青年学生，去发动工人和农民。在武汉，他指导学生创办工人识字夜校和平民学校，走访工人家庭，在节日与工人联欢等。既教工人学文化，又向工人讲解受剥削受压迫的原因，使工人明白自己的处境，明白自己的出路，奋起斗争。同时使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劳动人民，促进学生思想的进一步转化。

为把革命种子播撒到农村，董必武倾注了大量心血。黄安是他关注的一个重点。他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消息不断传回家乡，启发戴季伦、曹学楷、郑位三、汪子英等许多学生到武汉等地学习。1920年，又和张国恩动员黄安、麻城、黄冈、黄陂等县农村青年入武汉中学学习。他的弟弟董贤钰、张国恩之子张仁达和王健、雷绍全等30余名黄安青年先后进入武汉中学。董必武非常关心这些青年的成长，通过教学、谈话等方式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并通过实践培养、提高他们。1922年暑假，他派董贤钰、王健、雷绍全、王文风、王文焕等回黄安通过办夜校或串亲访友的形式向群众传播革命思想。次年暑假，又召集在第一师范学习的刘仲衡、张卓群、李镜堂、程亚主等组成“启人社”，到黄安、麻城等地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经过耐心的教育和实践锻炼，董贤钰、王健、雷绍全、张培鑫、戴季伦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杨朴、王文风、王度等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革命斗争的骨干。

然后，派遣这些党团员和许多进步学生返回农村发动农民。董必武教给他们具体接近农民的方法：（一）注意看房子，青砖房一般较富，要先找住茅草屋的贫苦农民；（二）先不作空泛的宣传，要与农民闲谈，从农民关心的切身问题谈起，逐步提高其觉悟；（三）帮农民办事，写信记账，助工助教，多给帮助；（四）领导农民斗争，开始选择容易取胜的事干，先小后大，注意大多数农民的要求。董必武总结的这些方法，青年学生在实践中行之有效，在发动农民、组织农民过程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且培养了一批农民积极分子，为中共党、团组织的发展打下了基础。1923年冬，董必武和中共汉口地委负责人研究，由董贤钰、王健、雷绍全等10人组成中共黄安工作组，返回黄安，先后发展郑位三、曹学楷、吴焕先等许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了党、团组织，到1925年10月，黄安党团员已有45名。董必武还把在武汉读书的麻城籍学生蔡济璜、刘文蔚、桂步蟾等培养吸收入党，并把他们派回麻城，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建立中共麻城特别支部。中共党、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了黄、麻地区革命迅猛发展。

1922-1923年，董必武还三次返回黄安。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上，曾在县城和高桥等地，向手工业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宣传革命，把带回去的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书刊广泛散发。针对当地情况，他为当地青年妇女办了一个“草帽传习所”，组织她们边劳动，边识字，灌输妇女求解放的道理。为宣传革命思想，董必武还指导黄安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创办《黄安青年》和《黄安通俗旬刊》。他并为《黄安青年》撰写发刊词，号召青年不怕困难，从一点一滴做起，进行革命斗争。

1924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武汉区委，成立直属中央领导的中共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和中共武昌地方执行委员会。5月，中共中央决定：董必武任中共汉口地委委员长（党的四大后改称书记），陈潭秋任中共武昌地委委员长。新建的中共汉口地委兼管汉阳、江岸、徐家棚3处党的工作。董必武充分发挥已有47名党员的作用，将他们分为6个小组，分别在汉口、徐家棚、汉阳、江岸、轮驳工会等开展工作，发动和组织工人进行革命斗争。同时，他还把在武汉大中学校学习的党团员派到荆门、钟祥、孝感、当阳、汉川、宜昌、竹山、竹溪、兴山、蕲水等地发动农民，建立党、团组织，并亲自培养发展了许鸿、蔡以忱、陈卫东、钱介磐、吴德峰等人入党，把革命火种撒遍全省。

经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人的努力工作，到1927年初，湖北中共党员发展到3500多人，遍及全省40多个市县。大革命时期湖北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的兴起，以及大革命失败后黄麻起义的发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都与董必武早期的革命活动分不开。他撒播的星星之火，势必燎原，燃起熊熊的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