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起革命新高潮

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给予中外反动势力沉重的打击，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北洋军阀虽然血腥镇压了大罢工，但对工人的斗争仍十分惊慌和恐惧。他们加强了对武汉的统治，仅在武汉三镇就派驻了三个师的军队，并配置数千名警察日夜巡逻，实行白色恐怖，以野蛮、凶残的屠杀压制人民的革命斗争。

改变因二七罢工失败出现的低落情绪，唤起民众继续开展革命斗争，是湖北中共党组织面临的一个重要而急迫的问题。二七惨案后，董必武迅即邀请李大钊南来，到武汉中学和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会，讲演社会主义和妇女运动问题，鼓舞人们的革命斗志。但是，要产生广泛而强烈的社会影响，则需要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在当时严重的政治形势下，必须选择恰当的时机。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仔细寻觅着这样的时机。不久，机会出现了。

1923年3月10日，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洋政府分别照会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驻华公使馆，声明取消1915年袁世凯政府与日本政府缔结的中日条约及换文（即“二十一条”），提出收回旅顺、大连两租借地。14日，日本政府复照拒绝，北洋政府则默然了之。这立即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2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学联代表在上海举行会议，通电全国，号召各地学生奋起抗争，游行示威。

董必武闻讯后，觉得这是突破白色恐怖高压、复兴武汉地区革命的好机会。他立即与陈潭秋等商议，通过党、团组织，发动武汉学联、湖北教育会、汉口总商会、华商总会、武汉律师公会等，组成武汉各社团联合外交后援会。经过广泛发动和精心准备，4月12日，在武汉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国民大会。董必武参与了大会的领导。武汉工、农、商、妇、青、文教近50个团体和40多所大中学校的师生员工5万多人参加了大会。共产党员许鸿担任大会主要负责人，向与会群众报告了大会的起由、目的和意义；女共产党员夏之栩以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代表的身份，发表了慷慨激昂、催人泪下的演说，愤怒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大会最后议决成立武汉国民外交委员会，发表对日国民宣言并通电全国，强烈要求立即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旅、大。会后，群众高呼“誓死废除二十一条！”“誓死收回旅顺大连！”等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由于斗争锋芒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又与北洋政府的要求不相违，萧耀南除暗加戒备外，表面上也不加阻止，大会获得了预期效果。这次大会不仅呼应了全国的反帝运动，而且“一改‘二七’失败后的沉郁空气，使武汉人民的革命情绪为之一振” 。

此后，在董必武、陈潭秋等领导下，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再次勃兴。

国民党一大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明确反帝反封建是革命的两大目标。国共合作使中国革命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反帝斗争成为国民运动的一个主旋律。1924年7月15日，北京学生联合会等50多个群众团体，在李大钊等领导下，组成反帝运动大同盟，宣布为废除一切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而斗争。8月14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市民对外协会、工团联合会、广肇公学等群众团体代表，在上海沪北公学集会，成立上海废约大同盟。为与北京、上海等地的反帝斗争相配合，董必武和陈潭秋、钱介磐、刘昌群、任开国、陈时、张朗轩等，以湖北教育界同仁名义，发起组织武汉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9月5日，董必武在武昌中华大学主持召开各团体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成立“武汉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到会代表48人，讨论制定了大同盟简章，一致推举董必武为临时主席，董必武、陈潭秋等15人当选为执行委员。9月7日，是辛丑条约签订23周年纪念日，董必武以武汉反帝大同盟临时主席的身份，在武昌中心地域阅马场发起召开“九七”国耻纪念大会，50多个团体、各界群众数千人参加，董必武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并作了主题报告。他说：距今23年前，我国受八国联军威胁，缔结辛丑条约，在我国外交史上，是最大耻辱之事，为我国人民所痛心疾首。他强调指出：“此种条约利害之大，有如封豕长蛇，一日不废除，吾国本一日不能伸张，而吾国人亦无享平等幸福之一日”，号召各界群众为“废除种种不平等之条约，及谋人类之生存，谋国际外交之平等”而群起努力 。他的精彩演讲不时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又有十几位代表先后演讲，强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会后，群情激愤、举行了示威游行。大会再次激发了武汉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怒，焕发了各界群众的反帝热情。当时，汉口英租界租用期已满，董必武、陈潭秋将之与反帝斗争结合起来，多次建议收回汉口英租界，得到武汉各民众团体的热烈响应。

1925年5月，因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租界巡捕拘捕抗议暴行的学生，而引起上海人民反帝大示威。30日，英国巡捕竟在南京路向示威群众开枪，当场打死13人，打伤几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了席卷全国有1700多万人参加的五卅运动。

董必武立即领导武汉人民投入这一反帝爱国运动。他通过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发出紧急动员通电，组织各群众团体成立武汉中国工人罢工后援会，发动各界群众募捐，援助上海工人，号召全省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这一号召立即得到全省人民的响应。从6月2日起，武汉的工人、学生、商人相继罢工、罢课、罢市，举行示威游行。各校学生组织演讲团，上街演讲、宣传，“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的口号响彻武汉三镇。

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日益发展的反帝运动又恨又怕，但他们不甘心于失败。6月10日，汉口英国太古轮船公司一名董事竟操纵英国巡捕寻衅开枪，打死一名码头工人，打伤多人，并捕去8人。经过反帝爱国运动洗礼的武汉人民立即行动起来，11日，武汉码头工人宣布罢工。许多人力车工人和纱厂工人聚集在太古码头，青年学生也结队前来发表演讲，市民亦不断涌往。人越来越多，英国侵略者惊恐万状，调集停泊在长江江面的军舰，开到江汉关上侧的苗家码头，向聚会群众示威，并命令其租界“义勇队”、海军陆战队、商团，向聚集的人群开枪射击，当场枪杀数十人，打伤20多人，制造了“六·一一惨案”（即“汉口屠杀案”）。

美、日、德、意等国军舰也移泊英国租界江面，助纣为虐，明目张胆地恫吓武汉人民。

面对人民群众如火如荼的反帝斗争和帝国主义列强的联合进逼，北洋军阀在湖北的统治者萧耀南十分惊恐。他采取了向帝国主义谄媚、压制人民反帝斗争的态度，调集兵力保护租界，通令在武汉三镇紧急戒严，宣布不准举行示威游行，禁止各种报刊刊登反帝文章，禁止人民聚会，并搜捕、枪杀中共党员。同时，强令各学校提前放暑假，破坏武汉人民的反帝斗争。当时，驻武汉密探在给北洋政府的报告中说：“汉案继起，市民忿甚，学生尤为激昂，鄂都持严格主义，将各学校提前放假，勒令回籍，免滋纠纷。”又报：“汉口事起，人心动摇，较沪尤甚，萧督严加防范，对学生实行压制，对党人大肆搜拿。前枪毙之萧英，系因搜获共产主义之印刷品，现又枪毙潘义。”

在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压迫人民的情况下，董必武和陈潭秋、钱介磐等研究制定了新的斗争策略。“汉口屠杀案”发生当天，董必武、陈潭秋马上召集武汉各团体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各法团外交后援会，由其出面领导各界群众开展斗争，并通电全国，呼吁各省人民声援武汉人民的反帝斗争；同时电告北京段祺瑞执政府和湖北省政府，督促其向英、日政府提出外交交涉。这样既领导人民群众继续向帝国主义展开斗争，又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安全。针对萧耀南强令学生返乡的决定，董必武他们决定将计就计，通过党、团组织，派遣在武汉学习的各县大中学生，返回家乡开展反帝宣传活动，将反帝运动普及到全省各地。在进步青年学生的宣传和组织下，湖北各县甚至远在鄂西北的郧县，也成立了“沪案后援会”，推进反帝运动，使五卅反帝爱国斗争遍及湖北城乡。

经过一段时间的仔细准备，董必武和陈潭秋等又领导人民开展了新的斗争。6月21日，发起由各群众团体开展募捐的活动，抚恤死亡工人家属，再次激发人民群众的反帝斗志。同时与群众团体研讨提出“汉口屠杀案”的解决条件。7月13日，以湖北各法团外交后援会名义，就“汉口屠杀案”向英国政府提出五条先决条件和六条正式条件。先决条件是：（一）撤退英军舰，并解除英租界义勇队及巡捕武装。（二）英租界完全由中国军警驻扎保护。（三）赔偿伤亡及因本案所受之一切损失。（四）撤销太古公司在租界之行栈、码头及一切建筑物。（五）英领事声明担保不再有伤害、侮辱华人之行为。正式条件是：（一）收回租界，撤销领事裁判权，并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二）严惩开枪之负有直接责任者，及引起此次重大纷扰之主要人。（三）英军舰以后不得航泊中国内河，非依国际法不得航泊中国内海。（四）取消海关雇佣英人办法。（五）英人在中国内已设立之工厂，须完全服从中国法律。（六）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及本案发生地方政府道歉。这些条件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要求。虽然在当时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它喊出了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起到了教育人民、团结人民进行反帝斗争的作用，对于1927年汉口人民收回英租界提前作了思想动员的准备。

这期间，又传来英国帝国主义枪杀中国人民的惨案。6月23日，英、法军队在广州沙基开枪打死广州群众52人，重伤170多人。董必武被帝国主义的残暴所激怒，和陈潭秋等不顾萧耀南的戒严命令和白色恐怖，于28日至30日连续组织武汉各界群众举行示威游行。7月11日，经董必武和陈潭秋等发起组织，湖北各界群众在武昌和汉口分别集会，追悼沪汉粤死难同胞。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反帝集会。参加武昌大会的有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和汉口特别市临时党部、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湖北省女权运动同盟会、湖北省教育会、湖北省教职员联合会、武汉学生联合会、武汉商业联合会、武汉新闻记者团，和江陵、宜昌、襄阳、鄂城、钟祥等49县的旅省同乡会，共100多个团体或单位，还有50多所大中小学校的师生，共5万多人。会场布置得十分肃穆，白色牌楼上悬挂着悼念死难同胞的对联：

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男儿死耳，不为强暴屈；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天下悼亡，乃于公理伸。

会场气氛悲壮而昂扬，表达了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暴行的愤怒和坚决斗争的决心，在各界群众中产生了强烈震撼。

根据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董必武和陈潭秋决定利用“九七”国耻纪念日，再次开展反帝斗争。通过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向各县市发出通告，要求在9月7日前后，在全省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周”。这时，萧耀南在京沪和湖北全省舆论的谴责下，为了笼络人心，欺骗群众，进而操纵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特授意湖北退伍军官组织——将军团，发起“对英同志会”，组织“九七”水陆大游行。董必武等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动员全省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一致行动，发动群众参加这次游行。结果，在9月7日，整个武汉三镇包括长江水面出现了10多万人的游行队伍，“全国农工商学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媚外军阀”等口号响彻长江两岸。9月14日刊出的《工人之路》特号称：这次群众游行，“群众之热烈为此前所没有”。萧耀南企图粉饰自己，时机却为人民群众所利用。“九七”水陆大游行变成了武汉人民一次规模空前的反帝反军阀的示威运动。

封建势力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是中国革命的凶恶敌人。在领导进行反帝斗争的同时，董必武领导人民进行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20年代，北洋军阀内部倾轧甚烈，政权更替频仍，混战不休，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正当双方激战之时，直系将领冯玉祥从前线回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贿选总统曹锟，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常胜将军”吴佩孚仓皇南逃。冯玉祥组织国民军，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于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以中国共产党倡议的“国民会议”主张相号召。但这时被奉系和冯玉祥捧出担任临时执政府执政的段祺瑞，却拒绝孙中山的主张，提出要召开所谓的善后会议。两个会议，其内涵相去甚远。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全国立即掀起了反对善后会议的国民会议运动。董必武在湖北大力领导开展了国民会议促成活动。12月21日，国民会议湖北促成会成立，出席代表231人，代表121个团体。董必武和陈潭秋出席并参与了会议的领导。会议推选钱介磐、许鸿、何恐、郭述申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执行委员。会后，武汉各团体相继举行集会，发表宣言，揭露段祺瑞的真实面目，抨击所谓善后会议，宣传革命主张，引导群众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在当时颇显迷惑的政治形势下，这些活动起到了教育人民、引导人民的作用。

为了争取外力配合湖北省的进步力量，共同反对吴佩孚、萧耀南对湖北的黑暗统治，董必武与陈潭秋研究后，于1925年2月，与国民党左派人士潘正道西出四川。3月转程北上，到北京、辽宁、察哈尔等地，探察刘湘、段祺瑞、张作霖各派势力的动向。4月，又到张家口拜晤了冯玉祥，代表湖北人民表达了对吴佩孚统治的痛恨之情，要求冯玉祥对吴佩孚施加军事压力。这个要求虽然未曾实现，但对冯玉祥思想转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后来在抗战时期，董必武与冯玉祥又有多次接触。

五卅运动中，萧耀南充当帝国主义的鹰犬，董必武在领导人民群众把斗争锋芒指向英、日帝国主义的同时，还对萧耀南进行了揭露和斗争。他和陈潭秋联络武汉各团体散发了《卖国贼湖北督办萧耀南的罪状》，揭露了萧耀南牺牲国家和人民利益、讨好帝国主义的奴才本相，使人民群众进一步认清了他的反革命面目。

这年秋天，吴佩孚与奉系军阀相勾结，共同进攻冯玉祥国民军，为了筹集内战军需，吴佩孚决定加重税捐，并对食盐提价。董必武和陈潭秋等立即领导党、团组织，发动武汉学生、工商各界，在武昌阅马场召开有1万多人参加的大会，反对吴佩孚对人民的盘剥。萧耀南气势汹汹地调集大批军警包围会场，进行破坏和捣乱，以镇压相威胁，董必武毫不畏惧，领导大家坚持开会，并提出针对性十分鲜明的“反对军阀扩军备战！”“反对盐斤加价！”“反对一切苛捐杂税！”等口号。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由于工作做得细，社会各界团结一致，共同反对，最后吴佩孚被迫收回成命，其进一步盘剥湖北人民的这一阴谋破产。

处在人民声讨、四面楚歌的北洋军阀当局，并不善罢甘休，而是更加疯狂。1926年3月11日，湖北督理陈嘉谟用武力查封了湖北省农民协会，逮捕了省农协常委聂洪钧及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农民部干事，并通缉董必武。面对敌人的疯狂，董必武泰然处之，坚持斗争。当时，湖北各界正在筹备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大会，董必武为筹备大会总务处负责人，事务繁杂。他在秘密活动的情况下，妥善处置，周密地布置了纪念大会。

不久，出现了鲁迅先生谓之“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3月12日，日本军舰掩护奉系军队进攻大沽口冯玉祥的国民军，遭到还击。日本帝国主义立即纠集英美法意等国，以维护辛丑条约为借口，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列强并将20余艘军舰群集大沽口进行恫吓。大沽口事件充分反映了帝国主义的霸道行径。3月18日，在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市特别党部领导下，北京各界群众5000多人举行反帝大会。会后2000多人前往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请愿，段祺瑞竟下令卫队开枪镇压，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在武汉中学经董必武直接培养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为北京大学学生的宋照昺也遇害。噩耗传来，董必武十分悲痛，他亲赴武汉中学参加了追悼会。并沉痛地发表演说，赞扬烈士们英勇斗争的精神，痛斥段祺瑞的罪恶行径，并勉励大家：“烈士们是为反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死的，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应该踏着他们的血迹继续前进。” 接着，董必武策动在武汉全市开展追悼死难烈士的活动。许多学校都召开了追悼会，法科大学的一副挽联，道出了青年学生的激愤和革命决心：

羡诸君赴汤蹈火而不辞，山岳为之崩颓，风云为之变色；

幸同志执锐披荆其未已，魔障终当扫尽，革命终当成功。

3月31日，经过董必武等的布置，武汉群众在武昌阅马场举行紧急大会，追悼三一八惨案殁难同胞，并把斗争矛头直指北洋军阀吴佩孚。“推翻段祺瑞！驱逐吴佩孚！”的口号，反映了武汉人民的共同心愿。

经过董必武、陈潭秋等的组织和推动，经过一系列的革命斗争，湖北人民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运动，汇聚成为不可抗拒的强大洪流，为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