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击国民党右派

国共两党的合作，开创了中国革命崭新的局面，推动着全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蓬勃发展。事实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作用，表明了国共合作的重要和必要。但是，国民党内的一些右派分子，从其阶级偏见和个人私欲出发，从一开始就不满意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不愿意与共产党实行合作，对工农运动始终怀着恐惧和仇视，不时跳出来干扰和破坏国共两党的合作。国民党一大时，方瑞麟、黄季陆以反对“跨党”为由而反对国共合作。1924年6月，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国共合作“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结果均遭到坚持国共合作大计的孙中山的申斥，其荒谬提议被否决。1924年8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郑重通告：“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谬极戾，无待于辩”；“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情形，益可以无疑”。但是，右派分子不但没有接受，没有收敛，而是愈走愈远。1925年春，覃振、傅汝霖等伙同已被开除出党的冯自由，乘孙中山重病之际，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接着，林森、张继等在上海成立“辛亥革命同志会”，邹鲁、孙科、吴铁城等在广州成立了“南堤小憩”俱乐部等右派组织。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这些右派分子更是无所顾忌，公开打出“分共清党”的旗号，破坏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事业。经过多次密谋和筹划，1925年11月，邹鲁、林森、居正、覃振、叶楚伧等十多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作出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共产党员、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职务等反共决议。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又出现新右派，戴季陶就是其代表。1925年六七月，他相继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鼓吹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戴季陶主义”立即在上海、广州引起很大反响，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捧之为“最高理论”，并逐渐集结起来。

经过国共两党共同努力而缔结的国共合作，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蓬勃兴起的革命受到严重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立即对国民党新、老右派进行了反击。

戴季陶主义一出笼，就遭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严厉批判和进步群众的有力谴责，戴季陶后来也羞答答地承认，其小册子发行后立即受到“很大的攻击”，“不能收圆满的效果”。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董必武在武汉大力开展了对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斗争。他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名义，发表了《共产党员加入本党问题》的报告，以大量事实有力地批驳了戴季陶等右派分子对国共合作和对共产党的攻击。

报告强调指出，由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才使国民党得以焕发生机，才使革命出现大好局面，强调不但不应非难共产党，而应加强国共合作。随后，董必武又指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委员会，在全省国民党员中开展“怎样防止醒狮派在鄂之实际活动”和“纠正戴季陶所著《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问题的大讨论，提出了《反对醒狮派国家主义》和《党的分化问题》的报告。1925年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指使的暴徒暗杀后，董必武又指示省党部秘书处就此事件向党员发出“特别训诰”，通告各级党部要严密组织，加强教育，注意揭露国民党右派分子在湖北的阴谋活动。并派遣“专员”分别到各级党部去进行督查，杜绝右派分子的扰乱。与此同时，董必武通过湖北国共两党组织，指导《武汉星期评论》《武汉工人》《湖北妇女》和《江声日刊》等发表文章，组织编印专门小册子，对戴季陶主义和流行于湖北的醒狮派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揭露其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破坏人民革命运动的反动本质，在思想上理论上宣传和维护了国共合作。

与西山会议派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必须对他们实行组织制裁，把他们从国民党中央清除出去，剥去其画皮。有鉴于此，董必武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名义，提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力争尽早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除西山会议派的党籍，用严厉手段对付叛党党员和西山会议派设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并建议国民党中央坚持两条原则：“凡未经中央正式承认之组织不能办理选举”，“凡未编入组织之党员无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用以防止国民党右派混入大会。

董必武等人的提议适应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其时，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11月，国民党中央向各省市党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省选派代表于11月15日前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接到通知后，推举董必武和蔡以忱、袁溥之、钱介磐为代表出席国民党二大。他们于11月15日前抵达广州后，又得知因许多省市代表未如期赶到，会期延至第二年1月1日举行。于是，董必武留住老战友詹大悲的寓所，等待参加会议。这期间，他注意了解国内外政治动向和各地工农运动开展的情况，感受很多。他结识了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尤其是结识了正在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广州也并不平静。当时，国民党右派戴季陶、王柏龄、贺衷寒、缪斌等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在黄埔军校成立孙文主义学会，进行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破坏国共合作的活动。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左派青年组成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正与孙文主义学会进行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扩展到了党、政、军各部门。董必武了解这一情况后，就和詹大悲、钱介磐等把在黄埔军校学习的湖北籍学员组织起来，成立了湖北革命共进会，并担任执行委员。其目的是教育这些青年明辨是非，维护国共合作，不上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当而误入歧途。这个组织对于抵制孙文主义学会的影响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了开好国民党二大，12月13日，董必武以湖北省党部出席国民党二大代表的资格，和海外各总支部、福建省党部出席国民党二大代表，一起发表联合通电，痛斥西山会议派，表示坚决拥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召开前夕，董必武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2月25日、29日召开的两次“谈话会”和31日召开的预备会议。他和邓颖超、陈其瑗、詹大悲、包惠僧等被推举为大会开幕词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对大会开幕词的审定。

1926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董必武出席了开幕式，并当选为各省区代表团联合办事处干事。在7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他与吴玉章、邓颖超等被推选为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这是大会主席团领导下的一个主要机构，负责审查大会各项报告，提出各项决议案的草案。

董必武代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向大会作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党务工作的报告》。报告内容包括湖北省国民党组织发展、宣传、工运、农运、青运、妇运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军事、财政、民政、外交、经济五个方面的问题。并向大会提出废除总理制，反对右派分子组织的“同志俱乐部”和“护党委员会”，开除叛徒党员，严厉对付反革命分子，肃清反革命军队等主张。大会对董必武领导的湖北党部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

虽然孙中山和廖仲恺逝世了，又有西山会议派的捣乱和分裂，但国民党二大是在五卅运动后出现反帝高潮和广东统一、革命继续发展的形势下召开的。出席会议的256名正式代表中，中共党员约100人，国民党左派占了多数。因此，维护国共合作，继承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呼声非常强烈。大会通过的宣言再次郑重宣布：接受“总理遗嘱”和一大所定的政纲，重申了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宣布要继续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会议期间，董必武获知了国民党右派在武汉大肆活动的消息。原来，以国民党元老自居的居正和张知本，乘董必武等到广州开会之机，窜到武汉兴风作浪，公开提出不承认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指定的、刘伯垂领导的汉口特别市党部，叫嚣要“解散”“取消”“由董必武、陈潭秋……等所把持”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并且竟然“另委”居励今、李西屏、曾尚武、项杰等“筹办改组”，“重新登记”，“另行组织”，一时颇为嚣张。董必武立即予以反击，在报刊上发表宣言、启事，公开严正否定居正等人的行为。指出：

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系受命于本党最高机关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合法组织，集合革命同志，以领导革命民众，努力于本省之国民运动为职志，只知遵守党纲，服从纪律，刚强淬励，不惧暴逆。此次北京少数分子之叛党行为，早经通电严加驳斥。近日报载北京伪会有取消省党部之荒谬言论，除剀切宣言，申罪致讨外，深恐各界人士为所蒙蔽，致乱真伪，用特声明，即希鉴案 。

同时，董必武又以湖北省党部名义，向国民党二大主席团报告了居正等人的破坏活动，请求中央宣布其决定无效。1月9日，董必武的革命战友詹大悲又向大会提出临时动议：“居正等反动分子既用上海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擅行宣布解散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应速由大会通电全国，声明其为不法举动，以维持湖北党务及各省党务。”这个动议立即得到董必武等十几名代表的支持。大会最后通过了“上海之伪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发出命令当然无效”的决议案，并通电全国。居正等国民党右派颠覆湖北省党部的企图被粉碎。

如何处理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二大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董必武旗帜鲜明地参加了这场斗争。1月7日，他和出席会议的湖北其他代表向大会郑重提出撤销被邹鲁、谢持等控制的上海、北京执行部的提案，被大会接受。大会决定，这些执行部“以时势以事理均无继续存在的必要”。经过酝酿和审查，提案委员会草拟了《关于弹劾西山会议审查报告书》，动议对西山会议派作出处置。13日，提案委员会将此报告提交大会讨论。汪精卫当即表态，声言他与蒋介石于昨晚曾经讨论了对西山会议派的处置办法，认为“西山会议都是一二人主动之事”，“那一二人主动的，自然应开除党籍，但其余有一时受惑或受人利用的，应该从宽处分”，“予以自新之路”。由于当时汪精卫反复表示要忠实遵循孙中山的遗志，被视为国民党的“左派”领袖，颇有一些号召力；更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唯恐同国民党的斗争会导致国共分裂，只讲团结，不讲斗争，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中共党团书记张国焘循此行事，主张迁就。所以，汪精卫和蒋介石商议的主张，虽曾遭到一些代表的非议，但大多人附议了，会议通过了汪精卫提出的修正案，把对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等开除一年党籍的处分，降为“用书面提出警告”。

参与提案委员会草拟并做了许多工作的董必武，对汪精卫的修正案颇为不满。他深知如果不予居正等应得的处置，他们还会继续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兴风作浪，不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不会稳固，国民运动在湖北难以大规模开展，而且会对全国的革命带来莫大的损失。于是，他和湖北省代表钱介磐、袁溥之、蔡以忱等商议，在大会的最后一天，即1月19日，又向大会提出“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案”。讨论时，董必武向大会剀切地提出：“本席以为对于像居正一般人的处分，大家试设想各地党务之前途，有否困难，即可得相当的意见。所以本席主张居正、石青阳应永远开除党籍。”董必武合情合理的提议，立即得到与会大多数代表的支持。大会最后经过表决，形成下列决议：（一）居正除列名西山会议外，尚列名北京同志俱乐部，经警告不理，且现尚在湖北捣乱，应予以除名处分；（二）石青阳亦列名北京同志俱乐部，且勾结军阀，亦应予以除名处分；（三）覃振、石瑛、茅祖权亦列名北京俱乐部，应予以警告，限两个月内向中央党部声明脱离；（四）邵元冲现尚在上海主持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予警告，令其立时停止进行；（五）叶楚伧除主持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外，复主持《民国日报》作反动之言论，应令停止职务，并将该报交出改组。董必武的努力成功了。这是他和其他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经过艰苦斗争，在国民党二大取得的巨大胜利。这个决议的作出，给予西山会议派沉重的打击，也是对居正等猖狂破坏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罪行的一次清算，从而在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巩固，使它在湖北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中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国民党二大最后的重要议程是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本来，董必武领导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工作成绩显著，以斗争坚定而著称，而且德高望重，理应成为候选人之一。但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中共党团书记张国焘，在酝酿候选人过程中，向汪精卫等表示不希望增加中共方面人数，因此，候选人名单中没有安排湖北省的名额。这引起湖北及其他省市代表的不满，纷纷提出应把董必武列为候选人。董必武见一些人极力争当中央执行委员，便说：“国民党人争当中委，不好安排，我们不选也是一样干革命。”钱介磐一向心直口快，马上说：“这不仅是你个人的事，是关系湖北党的问题。”在中共党团会议上，钱介磐当面质问张国焘：“你代表党中央，懂不懂为什么要选举国民党中央委员？湖北为什么不能选一个？辛亥革命武昌首先起义，牺牲了很多人，流了很多血，湖北不选一个人，湖北人民要问，你们怎么当的代表，为什么不提出来？我们怎么交待呢？你是中央代表，要懂得各地区及各个人对革命的贡献、价值。董必武同志跟孙中山革命多年，在湖北最有威信，他不要当选，是他的谦虚美德，你可是代表中央，该选不该选，你要对革命负责任啊！” 经钱介磬和一些代表的据理力争，张国焘遂接受了湖北代表的意见，代表中共方面向大会提议董必武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候选人。1月16日选举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当选的24名委员中，董必武以多数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这是对董必武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行动的嘉奖，是对他领导湖北国民党党务及革命运动作出重大成绩的肯定。并从更高的领导层次上，确立了他对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指导地位。

国民党二大闭幕后，董必武又出席了1月22日至25日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根据国民党党章第三十八条规定，作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董必武，负有代表中央指导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党务之责。

之后，董必武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驻鄂特派员身份返回武汉。他立即在汉口召开了湖北省国民党活动分子会议，报告了国民党二大召开的经过，传达了大会的各项决议，部署了工作。共产党员、时任国民党湖北省候补执行委员的刘子谷回忆说：

大会上，董老除了报告国内外形势和广州会议的情况外，着重指出广州会议左派占压倒优势，形势于我们有利；但国民党的右派分子仍很嚣张，随时都可能制造事端，必须看到他们的危害性。董老说：“我们一定要大力协助国民党健全地方组织，扩大左派队伍；特别要在各县开展农民运动，树立雄厚的革命力量，把国民革命推向前进。”显然，董老在那时已意识到我们在壮大革命统一战线的同时，必须把基本群众的力量组织起来，以防国民党右派的叛变 。

接着，董必武领导筹备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2月25日至26日，大会召开。董必武以国民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出席并指导大会，他向大会报告了国民党二大的精神，指导大会通过了接受国民党二大决议案、对本省政治主张案、发展农民运动案的决议案。改选和补选了省党部执、监委员。在董必武的指导下，湖北省党部执、监委员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绝对优势，与国民党二大陈独秀、张国焘的退让方针形成鲜明的对比。

根据国民党中央的决定，董必武没有再担任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半年后，他又出席指导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但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大革命高潮，他多方奔走，更加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