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应北伐进军
1926年春，全国出现了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新形势：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在各地继续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经过两次东征和平定刘杨叛乱，得到了巩固，并因广西的归顺实现了两广统一；国民党二大后国共合作继续发展；冯玉祥国民军倾向革命并与奉系军阀分裂；北洋军阀内部争斗益趋激烈。各方面的情况表明，铲除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时机已经成熟。
针对国内政治形势，2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强调了进行北伐的紧迫性，确定：党在现时政治上的主要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指示“在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省党组织，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这次会议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接到中共中央指示后，董必武立即行动起来。为了迎接北伐，他特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在武汉设立政治委员会湖北分会，以加强对湖北地区革命工作的领导。随后，他前往长沙，策动唐生智归顺广东革命政府。
唐生智，湖南东安人，保定军校毕业，时任赵恒惕湘军第四师师长。他雄心勃勃，率部占据湘南和湘东株萍路一带，兼有水口山铅锌矿收入，刻意将所部扩充到两万多人，并从汉阳兵工厂购得大批枪支改善装备，军队每日操练八小时以上，实力远远超出赵部其他师。随着实力增强，遂萌取代赵恒惕之意，两人矛盾日渐尖锐。五卅运动后，湖南人民在毛泽东、夏曦等领导下，掀起讨吴（佩孚）驱赵（恒惕）运动，唐生智倒赵之意趋强。1926年3月，在湖南人民驱赵高潮中，唐令所部于3月8日向长沙逼近，武力威逼赵恒惕于3月12日辞职，并于次日任命唐生智为内务司司长，代行省长职权。但唐生智此时首鼠两端，一方面派其驻粤代表刘文岛与广州国民政府联系，另一方面通过吴佩孚的代表蒋百里和吴佩孚沟通，“没有公开代表民意的政治主张，而仍要假捧省宪，对于民众的22条（应为24条），斥为暴徒政策，置之不理”
，政治态度非常模糊。湖南地处中国南北交通要地，是北伐的必经之地，唐生智转向，将对北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董必武奉国民党中央之命秘密前往长沙，动员、争取唐生智。
董必武抵达长沙后，广州国民政府代表陈铭枢、白崇禧也于3月25日抵达长沙，他们一起和唐生智进行了多次晤谈。经过董必武、白崇禧、陈铭枢的说服、规劝，唐生智在吴佩孚支持赵恒惕旧部卷土重来的形势下，提出其所部扩编为一个军、由驻广东湘军所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二、第六军不进驻湖南两个条件得到满足后，遂宣布完全归顺广州国民政府，旋即被任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率部参加国民革命军，使北伐增添了一支实力较为雄厚的劲旅，粉碎了吴佩孚控制湖南、直逼广东的如意打算，为北伐顺利进军打通了道路。
在长沙，董必武还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夏曦、郭亮等商讨了迎接北伐的有关问题，达成了一致。他此行的两方面工作，均是完满。
4月上旬，董必武风尘仆仆返回武汉。他分别向中共武汉地委、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报告了长沙之行的经过和结果，并领导研究了如何发动工农群众策应北伐的工作，做了具体部署。不久，他又再下广州，向国民党中央报告湖北的工作，提出湖北策应北伐的建议，再次要求在武汉成立策应北伐的指挥机关，申请增加活动经费。为此，曾多次参加国民党中执委常务委员会议。几经周折，他的建议被接受。6月中旬，在领到一万元银毫经费后，董必武由广州经上海返回武汉。7月11日，湖北特种委员会正式成立，董必武担任委员会主席，刘孝澄、潘怡如任委员（刘、潘二人未到汉前由张国恩、吴德峰暂代）。其任务是：（一）破坏敌人军纪；（二）特别宣传；（三）侦察军事政治消息。此前，在5月，中共中央根据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决定中共武汉地委改组为湖北地委（后改称湖北区委）。董必武任中共湖北地委（区委）委员，主管军事工作，并继续担任中共汉口地委书记。这样，董必武身兼数职，全力投入了策应北伐的各项工作。
首先，大力发动工农运动。董必武和中共湖北地委通过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省农民协会，向鄂南各县派出北伐宣传队和军事特派员、农协巡视员或特派员。如先后派陈荫林前往黄冈，吴光浩去黄安、应城、黄陂、孝感，石炳乾去枣阳、江陵、京山、天门，张培鑫去汉阳、汉川，蔡以忱去黄梅，漆昌元、聂洪钧去蒲圻、咸宁、嘉鱼、通城等；加紧发展武长铁路、京汉铁路沿线及其附近县城的工作。在武昌，发动汉阳兵工厂、英美烟厂、申新纱厂、福新面粉厂等厂工人，准备在北伐军攻打武汉时，举行罢工，并为北伐军秘密组织了侦察向导队。同时，组织了码头工人、船工、人力车夫等，待北伐军攻城时，拆毁桥梁，沉没船只，切断吴佩孚军队的交通线。还通过省农协、省妇委相继出版了《湖北农民》《湖北妇女》等刊物，以宣传北伐的意义，将北伐的消息及时传送到人民群众中去。
经董必武催促，潘怡如、刘孝澄赶回武汉，特种委员会展开工作。配合北伐军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弄清吴佩孚军队在武汉三镇及其附近的布防情况。董必武和潘怡如设了一计，由潘怡如以治病为名，坐在四人抬的轿子里，到武汉三镇各主要道口、军事设施实地察看，绘制成地图，送交北伐军。经过侦察，发现吴佩孚把重兵摆在通湘门（今大东门），重武器布防在蛇山和龟山，企图固守武昌，并凭借长江天险控制汉口、汉阳。董必武和潘怡如根据武汉三镇地形和敌军布防，经过分析认为，武昌有高三丈多的坚固城墙，城外有两三米深的城壕，城内有蛇山居高鸟瞰全城，城郊地势平坦，此城易守难攻，因此，北伐军的进军路线应该是先对武昌城围困，再渡江攻取汉口、汉阳，最后围歼武昌守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俩的这一见解是正确的。董必武将搜集、侦察到的敌军布防情况和他们关于进军路线的建议，派人秘密送交北伐军。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推动下，6月4日，广州国民政府作出立即北伐的决定，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先头部队为援助唐生智部抵御吴佩孚军队的进攻，相继入湘作战。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遵照苏联顾问加伦拟定的“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北伐军集中进军两湖，于7月中旬占领长沙，北伐军总司令部于8月中旬迁驻长沙。董必武闻讯，立即组织并率领湖北各界代表团，冒着危险秘密通过吴佩孚军队的封锁线，到长沙欢迎北伐军。参加代表团的刘子谷回忆说：
我到长沙时，便去见董老
，他让我们先去见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同志，请他指示。李维汉同志那时在党内已负盛名，……他把北伐军到达长沙的情况和蒋介石的行动，向我们作了介绍，教我们在见蒋时应当采取的态度，并与有关方面联系约定会见蒋介石的日期。……当我们见到蒋介石时，就把湖北人民对北伐军的欢迎心情和准备的力量，以及吴佩孚部队在武汉地区的部署情况，向他讲了，敦请北伐军迅速前进。蒋介石站起来用宁波口音向我们致答辞，口里似乎含着什么东西，结结巴巴说不清楚，我们也不知他在说什么。事后，在长沙八角井（或八卦井）召开了军民大会。董老首先在会上讲了话，他说：“辛亥革命以后，国内大小军阀各据一方，互相战争，各自勾结外国帝国主义者，压迫、剥削人民，使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为了救国救民，必须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去的代表，也都作了发言，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士气，促进了进军的速度
。
8月下旬，北伐军向湖北进军。为更好地协调各方面的工作，配合作战，8月22日，董必武再次秘密到长沙，出席了在湘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党湖南、湖北执行委员联席会议。他和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联名提出了促进湖北党务、迎接北伐军的具体方案，为会议“照案通过”，成为开展当时湖北工作的指针。
在工农群众的密切配合下，北伐军连续攻克敌重兵据守的战略要隘——汀泗桥、贺胜桥，长驱直入，至9月2日，从东、西、南三面包围武汉。当日，前敌总指挥部唐生智、李宗仁等召开军事会议，根据蒋介石“以八军攻汉阳、汉口，以四军、七军攻武昌”的命令，决定由第四军、第一军第二师、第七军第二路主攻武昌，第八军、鄂军第一师攻汉口、汉阳。这一部署与董必武为首的湖北特种委员会的建议相悖。果然，自9月3日凌晨起，连攻武昌三天未克，损失惨重。5日下午，蒋介石在洪山召开军事会议，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决定对武昌围而不攻，先以全力攻汉口、汉阳。
与此同时，董必武为首的湖北特种委员会，大力策动吴佩孚部重要将领刘佐龙（萧耀南部第二师师长兼汉口公安总司令）起义反正。董必武亲自主持了这一策反的全过程，他一方面依据原有计划，发动和组织工人举行罢工，拆路拆桥；另一方面通过不同渠道争取刘佐龙早日反正，这项工作主要通过耿丹进行，而行动计划是耿丹随董必武去长沙慰问北伐军时秘密商定的。
耿丹，字仲钊，湖北安陆人。武昌首义的枪声一响，他就率陆军第三学生军参加起义，任学生军大队长，曾救过黎元洪一命。后任湖北军政府警卫团团长，刘佐龙时任军政府机要官兼禁卫军司令，两人一起共事。后来，耿丹弃军从学，到英国留学。1920年回国后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兼武昌商科学校教授，结识了在那里任教的李汉俊，参加了董必武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伐军攻克长沙后，耿丹以教育界代表身份随董必武、李汉俊赴长沙慰问。唐生智会见他们时，曾谈及驻守汉口的刘佐龙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倒戈，但需有人策动。董必武知道耿丹与刘佐龙有旧交，故要耿丹去联系。刘佐龙几经犹豫后，答应在北伐军攻打武汉时起义，但提出要求将所部扩编为军，由他任军长。董必武将刘佐龙的要求转达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唐生智等接受了刘佐龙的条件。同时，董必武还派遣共产党员龚培元以同乡同学的关系，做刘部第八团团长严敬的工作，使严转向国民革命军。后严又陪同龚培元见刘佐龙，对促进刘佐龙率部起义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9月3日，北伐军发起攻打汉口、汉阳。5日，刘佐龙率部起义，所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刘佐龙任军长，耿丹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北伐军顺利占领汉口、汉阳。
据一些回忆资料，董必武还曾对鄂东南大冶的吴佩孚北洋军和停泊在那一带江面的应瑞舰，进行过策反。
当时，中共湖北区委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及部分执、监委员被困在武昌城内。为便于公开开展群众工作，董必武在汉口、汉阳收复后，立即主持成立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驻汉口办事处，于9月6日在汉口电报局开始办公。不久，又将办事处迁至汉口联保里19号。同时，董必武继续领导湖北特种委员会，配合武昌攻城总司令邓演达，对武昌城内的宋大霈部六个营开展策反工作。邓演达指定宋部为北伐军攻城别动队，派老国民党员梁钟汉任该队总指挥。10月6日，董必武和刘伯垂利用汉口商会组织妇孺救济会救济武昌居民的机会，帮助梁钟汉化装过江，在武昌文昌门外纱布局秘密设立了指挥部。9日，邓演达与梁钟汉秘密约定，以次日2时向城内鸣枪为号，发起总攻武昌。攻城别动队以左臂缠白布、执白旗为标记，内应举事。董必武等还发动纱布局工人与之配合行动。北伐军遂由通湘、宾阳、中和、保安各门破城进击，于10日8时攻克武昌，全歼了守敌。
武昌城围困40天，粮食断绝。董必武立即同邓演达等指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组织工、商、学、妇团体和慈善机构，进城救济饥民。10月20日，董必武等组织武昌400多个群众团体的数万人，齐集武昌公共体育场，举行欢迎国民革命军大会，董必武任大会主席。大会在一片胜利的欢呼声中议决：追悼死难人民和阵亡将士，审判顽守武昌的北洋军将领陈嘉谟、刘玉春；清查逆党财产。
武汉三镇沸腾了，北洋军阀的统治结束了。董必武在圆满完成了湖北特种委员会使命后，投入了巩固革命成果和发展革命运动的斗争。
